渡十娘｜苏炜：我的“美国父亲”——傅高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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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苏炜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1953年生于广州。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定居美国，先后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曾任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磨坊的故事》，中篇小说《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人物传记《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耶鲁札记》等。

苏炜和傅高义的合影

小引：

正在忙大学期末的各种杂事，忽然惊闻傅高义老师骤逝的恶讯，一时震愕、悲伤、哀痛难忍！一直念叨着近时要设法赴波士顿剑桥和傅老师夫妇一聚，却因为疫情而迟迟不能动身，转眼就天人永隔了！不久前还看到他参加线上论坛，就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侃侃而谈，精神健朗，思路清晰，未曾想这是他留世的最后影像。

这篇文章本是傅高义老师为我一本待出的自选集写的短序。熟悉的友人会知道我与哈佛傅高义先生曾有很深的师友之谊，但其中的聚合因缘，其实是一段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一般很少向人言及。一如下面两文所言述的: 多少年来，我们之间一直以父子相称——他波士顿哈佛的家，就是我的家（近年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邀我们一家再回去小住）；他到耶鲁出席学术活动，见到我也总是说：我是顺便来看看我的中国儿子啊。对于我，他不但是当世仅有的、几乎无以替代的，在学问深度上和文化感情上能够自然通畅地打通美中日三国领域的顶尖学问家，更是改变我个人人生走向、让我重塑生命形态、重造生命视界的一位“贵人”和亲人。他的骤然离去，于美国汉学界，可以说是自费正清离逝之后最大的一个空洞缺失；于我个人和家人，就是丧父之痛与丧亲之痛啊！哀痛言拙，此两文记述的就是这一段两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中美老少情的渊远故事……

 苏炜

 2020年12月21日

我的“美国父亲”——傅高义老师

傅高义先生

傅高义老师下面的短序，是一年前傅老师造访耶鲁时，听说我要出这本散文随笔自选集向他求序，他满口答应，回到哈佛后很快就用英语写完传给我的。中文翻译初稿是内人刘孟君做的，我作了简单的修订。 

这个“中国儿子”和“美国父亲”的说法，却真实地发生在2004年春，在哈佛大学为傅高义老师荣誉退休举办的盛大酒会上。当时傅高义老师几十年间培养教育的学生（很多位都已是各大学的名牌教授和社会各领域的“大腕”角色），从全球四面八方跨州过洋的回到哈佛来庆贺他的荣退。酒会上，傅老师搂着我，向所有来宾介绍——“这是我的中国儿子”。我当场热泪盈眶。当时我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2003年10月），我向大家述说着自己和傅老师久远而亲近的交往，谈到自己尚未走出的失父之痛，动情地说：傅老师，你当然就是我的美国父亲！自此以后，每次见面，我和傅老师都会笑着以这个“儿子”和“父亲”的称呼，相拥问好问安。 

傅高义老师今年（2019）已年近90了。傅老师的成就和名声这里无须我多言，我和傅老师夫妇以及我们两家人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这里也很难一一细表。我这里只想简单说明两点：一、傅高义老师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决定了、也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第一位关键人物。他在上述短序里回溯的198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也枯木逢春的年代。那样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了一些到访的外国教授的身影。最早出现（1979年秋）在中大校园的洋人面孔，其实是傅高义老师的哈佛学生、时任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助理教授的林培瑞老师（Perry Link），他在做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和翻译，他是因为读了学生杂志《红豆》而主动联系到我这个主编的。我记得第一次由学校外事办安排的我们“和外国教授见面”，是让我领着《红豆》编辑部的编委们（记得有陈平原、毛铁等多位同班同学），敲开了林培瑞老师当时住的小洋楼的门。因为陈设简陋的屋子里没有更多凳子椅子，我是蹲坐在小凳子上和第一次见面的“洋教授”谈话的。一开口，就让我们吃惊不已——林培瑞老师的中文竟然字正腔圆！（后来我知道，他和他的老师傅高义，都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亲自调教的中文班高足。）日后我把林培瑞引荐给学校文工团，他和中大博士生一起搭伴上台讲相声，我们才知道，林培瑞还是真正在北京向侯宝林拜过师的第一位“洋人弟子”，这些，都是后话了。这以后，我们和林培瑞老师有了更多的个人交往，他成为了可以和我们盘着腿一起挤在学生宿舍里喝茶聊天的好朋友，这是傅老师上述回忆里提及我“很愿意”也“很敢”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前因。1980年夏天，傅高义老师作为访问学者造访中山大学的时候，热情迎候、接待他的他的学生——林培瑞老师却正利用暑假到北京做访问和研究的工作，他便郑重其事地把我领到傅高义老师面前，把在校园里接待、帮助傅高义的任务，认真委托给我，因此这才有了我和傅高义老师夫妇的结缘。我们当时相处得很愉快，但当时具体帮助傅老师夫妇做过什么事情，现在已经有点记忆不清了。

记得曾带他认识我的中文系同学，带他们夫妇俩造访过我广州东山的家，等等。通过一个夏天的交往接触，傅老师在临离开中大前夕郑重地约我谈话，在说了很多感谢的和鼓励的话后，明确主动地向我提出：你应该争取机会到美国留学，你就申请去哈佛，我可以给你作推荐。我当时很感吃惊意外，马上回答说：可是我的英语很差，我的英语听说读写水平，几乎等于零啊。傅老师甚至马上送我两盒空白录音带，带我去见外语系的加拿大专家琳达，要求她亲自给我做英文辅导。林培瑞老师随后从北京回到广州，听闻了傅老师热心推荐我去美国留学，这才告诉我：过去这几个月间，通过你认识我的好几位同学，已经私下联络我，希望我推荐他们赴美留学，可是从来没见你提及。现在既然傅老师热情推荐你去哈佛——哈佛是首先要求“托福”成绩的，英语入门的门槛很高，你就不如申请我们的加州大学（UCLA）吧，我给你作推荐。UCLA的语言系很牛，不承认“托福”成绩，录取后要先通过他们自己的考试，这反而在英语水平上给你一个缓冲变通的机会。 

“现成的到美国留学的机会？”“还有两位美国教授主动给你推荐？”在1980年代初年，从旁人看来，这无异于“天上忽然掉下的馅饼”。可“赴美留学”之意，却在我心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暴。当其时，我正陷入一场学生时代激情澎湃的热恋之中， 同时刚刚写出了自己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已定于1982年春在《花城》杂志刊发的《渡口，又一个早晨》。当时我的“作家梦”正酣，“恋爱梦”正甜，而恰恰是 “留学梦”从未萌发过、进入过哪怕“大脑皮层”的表面。可是，只要自己点头首肯，在当时情境下难于上青天的“赴美留学”之大梦，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兑现，“Why not?”——干嘛不呢？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询遍家人、亲友、同学，都如此诘问。我最后的选择是——这也就是我人生里程中发生的根本性转折：狠狠一咬牙，赴美留学去！这一下子，另一种质询又电闪雷鸣而来：”“为什么要走？” “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上要发表，成大名的机会在前，这时候你走个什么劲呀？”“你一个学中文、写中文的人，到美国留学？学个什么呀？”我当时如是回答：“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捏巴起来。”“如果再也捏巴不起来呢？”“那也活该。”

自然，上了年岁，傅老师上述短序里某些记忆细节也不尽准确。比方，傅老师谈到我陪同他一起回到我下乡当知青的海南岛农场的故事，其实不是发生在1980年我刚刚认识他们的那个夏天，而是在1987年，那已经是我自美国“海归”北京、在社科院文学所任职的第二年。过去年间，我曾有两年时间在哈佛担任他当时写作的《中国广东，改革的第一步》新著的中文助理（详见后述），这一次，是利用他访问中国时，我亲自陪他到海南岛做田野调查，回到了我当年下乡的儋州西培农场（儋州，也是先祖苏东坡贬谪的地方）。又比方，傅老师提到和我家人的更多接触，已经发生在我1986年“海归”回国以后。他以为我的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是因为帮我在广州接待过他们夫妇俩的其中一位姐姐，曾经请在广州做人类学老人问题调查的傅夫人，住到她工作的华工大校园宿舍的缘故。至于上述短序，把我是在哈佛还是洛杉矶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弄混了，则是老人家记忆的偏误所致。我是1982年春赴洛杉矶加大（UCLA）留学，获硕士学位后应傅高义老师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担任研究助理，曾先后在傅高义老师家居住达两年半之久。我们朝夕相处，每周五至少一起吃一次“中文晚饭”（由我负责叫外卖，傅老师要求我邀请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学者和他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只说中文），今天好些位名满天下的业界“大咖”们，如经济学家樊纲、钱颖一、蔡金勇等，当年都曾是傅老师家“中文晚饭”的常客。有趣的是，我还在傅老师家里，也陪同接待过如韩国、日本高官等声名显赫的客人呢。

苏炜80年代在哈佛

也许是由我开的头，自我1986年中离开哈佛后，傅老师在哈佛校园内的家，就真正成为了到访哈佛的中国作家、学人们的羁旅驿站，许多知名作家、学者都曾短期在傅老师家落脚小住。可以说，傅高义老师对中国了解深、用情深，近些年各种关于中国的著述论著都能理据充分、独具史识价值，与他在中国交游广泛，拥有众多如我一样的“中国儿子”般的中国好友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前后，就曾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过去年间的一般西方汉学家，都习惯以一种“局外人”（Outsider ）的身份来审视、研究中国，能真正从“局内人”（Insider）的角度——也就是“站在中国看中国”、“在中国语境内深入了解中国”的角度，是极少极少的，这是他今后做中国现、当代社会研究，要努力的方向。

傅高义先生著作 《邓小平时代》

我想，《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广受中外学界的肯定和关注，就与他采取的这种广泛采访接触中国朋友以掌握第一手材料，尽最大可能“站在中国看中国”的视角有关。当然，他也听到对此书众多的批评意见，每次向我言及，他都显得虚怀若谷，一方面坚持己见，自信自己的基本判断；一方面又很欢迎给他“挑刺”，帮他找问题，以更好更深地理解中国。对很多相关中国的话题，有时候他也会突然深夜给我打电话，向我提出具体咨询。

我这个“中国儿子”和我的“美国父亲”——傅高义老师几十年间的交谊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在这里很难一一细述。上面略举的两点，就算是回忆瀚海里的几朵小浪花，也算这书记叙自己人生履痕轨迹的小书的一个新异有趣的引子吧！    

2019年5月25日于耶鲁澄斋

附：               

我们的“中国儿子”  

——为苏炜的中文著作序

傅高义 （Ezra F Vogel）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     

傅高义先生在书房。图后对联为政治家李锐所写

当1980年我第一次能够踏入中国去做研究的时候，我和我太太Charlotte Ikels （艾秀慈）教授住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我们作为大学的客人在中大校园住了两个月。在那期间，我们可以参加中山大学的一些活动，并对广东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参观学校、公社和工厂。

就在1980年的那个夏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苏炜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苏炜当时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他是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的主编。他很有文学才情，已经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我和我太太看到，那时的苏炜有很多朋友，在中山大学的各种活动中表现很活跃。那时候，正是1977年恢复高考不久，一些大学的教材还没有全面修订，大学的许多建筑也比较老旧，正在修复中。苏炜向我们介绍了大学生的生活。那时八个学生住在一间宿舍里。学生的伙食非常简单，穿着也非常朴素。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在播报新闻。校园里没有电视，当然更没有手机。

在我们抵达中国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那一年进入大学的。但是苏炜却不同，他在那个年龄时像很多其他同龄人一样正在农村插队，他和众多在农村插队的学生一起准备高考，最后通过考试才进入了大学。虽然苏炜的年龄比那些高中一毕业就上大学的学生大一些，但是他的气质仍然像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总是带着渴望学习的光芒。

苏炜成长于广州一个大家庭。我们后来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家人。他们当时住在广州一个比较简陋的家里。他的家人看起来都是知识分子，他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这一点不准确，见编后小记）。当时的大学生都很害羞，不习惯也不太敢跟外国人打交道。苏炜却很愿意与我们见面，帮助介绍中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他的“下乡知青”的经历。他解释说，他当“下乡知青”，是因为他当时被下放到海南岛的一个农场。我和我太太后来得到许可，可以去海南岛参观；而苏炜也被允许陪同我们一起去海南，回访他当时下乡的一个有名的国营农场。那里有一个国家热带研究所，位于苏炜下乡的农场附近，对许多国营农场的橡胶树进行研究。

苏炜带着我一起回到了他曾经下乡的村子。那是苏炜离开已经四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去。当一个老农看到苏炜时，立刻大叫“苏炜！”然后紧紧抱住他，就像抱住一个多年不见的儿子。他看到苏炜非常得高兴，苏炜也非常得高兴。他们真的像是分别了多年的父子一样。

我在中山大学认识苏炜几年以后，苏炜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以后，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他来到哈佛大学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一点记忆有误，见编后小记）。

苏炜在哈佛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住在属于我和我太太的房子的一个房间里。那时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住在别的地方。我和我太太真的把他视为我们的儿子。即使苏炜已从中山大学毕业，并且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他仍然保有一个年轻男孩的活力和好奇心。那时苏炜又继续发表了一些小说，他用中文和我谈话，通过帮我阅读他写的小说，来教我学习中文。 在哈佛期间，苏炜有很多朋友都是中国学生。他的房间成了中国同学晚上聚会的最佳地点。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美国的生活和在中国的经历。

苏炜还在继续写他的小说和散文。我和太太都为他能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感到非常骄傲。我从我们的耶鲁朋友中听到，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老师。我们也为他的长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并正式出版感到异常兴奋，同时我们也为他中文精选文集将要出版，感到由衷的兴奋和骄傲。我们仍然认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干儿子”。

2018年5月23日于哈佛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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