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谈谈美国政治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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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德州老刘

编辑｜渡十娘

在美国政治中，要听明白政客讲话，除了要听他们说什么，还要看他们想说什么——他们要把主张用选民能产生共鸣的语言包装起来，用有号召力的口号动员选民。反“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动员口号。要多少了解一点美国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问题的具体含义，才有希望理解美国政客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过去一百年，美国每次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都会指责民主党候选人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今年大选也不例外。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讲，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即美国政治语境中的“社会主义”称谓跟前苏联的列宁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毛氏社会主义不相干。在美国反“社会主义”的主要是三种势力。一是维护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他们把最低工资、工人退休金、失业救济、全民医保等政府干预措施都称为“社会主义”。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把无神论、堕胎、世俗化、严格政教分离、妇女平权等都称为“社会主义”。三是白人至上主义。他们把族裔平等、跨种族通婚、有色人种移民都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对立面，塑造出两种反差鲜明的政治脸谱：“保守主义”等于维护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保守基督教信仰；“社会主义”等于激进变革、高税收、重新分配财富、无神论。比如，1950年代兴起的“运动保守派”（Movement Conservatives）强调个人自由，目标是废止“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政府规范经济活动、最低工资制、工人退休金等。

今年大选之后，一位记者去采访川普总统的选民，问一位白人中年妇女为什么支持川普总统。那位选民说，因为“拜登是社会主义者”。记者问她，什么是“社会主义”？她回答：“凡是不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种族，又不是黑人，就是社会主义者。”这反映了很多美国底层选民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在美国政治中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跟白人至上主义和排外纠缠在一起。

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内战后的南方重建时期。美国的建国理想是“人人生而平等”，显然奴隶制不符合这种平等理想。美国独立初期，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等5个州禁止奴隶制，纽约、马里兰、新泽西、弗吉尼亚、乔治亚、南北卡莱罗纳等8个州允许奴隶制。建国后，不断出现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当时流行一种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是把奴隶制说成“必要的恶”。这种理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黑人属于低等种族，不能跟白人平等，虽然奴隶制不好，但是一种不得不为的制度安排，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暴力和动荡。另一层意思是说，“国父”为了缔造美国，不得不跟8个蓄奴州妥协，否则就建立不起联邦。这种理论至少承认奴隶制是一种“恶”。直到去年，阿肯瑟州参议员Tom Cotton还在讲，当时南方维护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

到内战前夕，北方各州已经先后立法废除奴隶制，形成南北对立局面。南方白人以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理论为奴隶制辩护。比如，当过美国副总统的 John Calhoun说奴隶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积极的善”。在他看来，人群分高低贵贱贤愚，社会等级依此来划分，低贱愚昧的群体付出劳动，高贵贤达的白人精英收获劳动成果；这种安排具体到不同种族上，就是奴隶制。当时，南方最强有力的辩护是把奴隶制说成上帝的安排。比如，南卡莱罗纳州长James Hammond说：“美国奴隶制不但不是罪，而且是上帝通过摩西给的特别诫命，并得到基督恩准。”在他们看来，奴隶制是白人至上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也是美国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方战败后，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不再流行，但白人至上主义的传统并没有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变成一种维护内战前南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保守主义。它强调南方各州自己决定种族关系，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并把这种理念说成是“国父”建国的“自由”理想。在这种语境中，“自由”就成了南方等级社会中，按种族和阶层划分的人群各安其命。1871年，欧洲爆发“巴黎公社”，在美国引起恐慌，右翼保守势力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白人至上主义跟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在美国政治中首度合流。三K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全国有400万党员，主要使命之一是“反共产主义”，把犹太人和有色人种当成“共产主义”分子。此后近百年，美国政治中的右翼把最低工资制、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退休金等都贴上“共产主义”和“社會主義”的標簽。

冷战时期，美国民众有个共同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民主党和共和党主流在民主理念和经济政策方面形成诸多共识，被称为“自由派共识”（liberal consensus），以进步的自由主义对抗苏联式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文化、宗教、经济、政治领域的保守主义开始集结，结合冷战时期的内外环境，重塑保守主义话语：只要政府干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就会导致扼杀个人自由、毁灭美国的繁荣。不过，在冷战初期，即便在共和党中，这种极端保守主义也是少数派。大部分民众，包括大部分支持共和党的民众，认同“罗斯福新政”留下的政策。在学术领域基于理性和常识的论辩中，极端保守主义也漏洞百出。这种情况下，他们转而诉诸民众的信仰和情感。冷战使得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借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能获得团结选民的显著效果。

朝鲜战争爆发后，共和党中的右翼开始传播各种谣言，称民主党勾结外国势力要在美国和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参议员麦卡锡致电杜鲁门总统，指责他保护美国政府中的共产主义内奸，说民主党上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床。麦卡锡甚至攻击美国军队偏爱共产主义分子。在文化界和宗教界，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William Buckley指责支持“自由派共识”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是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工具，正合伙迫害有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美国人。他们把支持进步、平等、政府福利的人统统称为“自由派”(liberals)，把他们描绘成要把美国变成苏联那种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6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Barry Goldwater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维护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恶...追求正义的温和不是善。” 这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可以采取极端措施。

美国政治中的这种极端保守主义不同于主张渐进改良、政府有限干预的古典保守主义，或进步的保守主义。他们颠覆林肯以来的主流思想，把美国历史描述成民众从内战开始道德堕落，推崇回到过去那种自由自在、小政府、各州自治、低税收的时代。民权运动前后，他们为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辩护，指责联邦政府保护族裔平等是侵犯州权，摧毁美国的立国价值。Buckley甚至反对妇女和少数族裔拥有投票权，称之为哗众取宠，认为白人统治有色人种是天经地义。当时，右翼保守主义者把取消种族隔离称为“共产主义”，把所有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包括爱森豪威尔总统，称为“共产主义者”。肯尼迪任总统期间，跟他担任司法部长的弟弟一起推动在南方大学中取消种族隔离，派联邦执法人员护送黑人学生入校，遭到大量白人围攻。当时，很多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汽车上贴着一句流行标语：“卡斯特罗兄弟搬进了白宫”，把肯尼迪兄弟比作卡斯特罗。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政府减税、削减福利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低层白人成了主要受害者，不断积聚不满，白人至上成了他们的精神鸦片。右翼保守势力把底层民众的不满引向移民、少数族裔、“社会主义”，把有色人种和移民描述成不劳而获的福利寄生虫，把低层民众的贫困化归咎于税收、移民和社会福利等。事实上，美国底层白人跟其他族裔的低收入民众一样，都是社会福利的受益者。用简单的政治承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头脑简单的人群才会相信。所以右翼保守势力把目标瞄准低教育水准的选民群体，让他们相信这些积累多年的问题有简单的解决办法：降税、排外、消减福利、反移民、反职业政客等。2016年大选，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川普身上意外获得成功。

川普总统四年，右翼保守势力甚嚣尘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口号越来越脱离现实。疫情期间，在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中，保持社交距离也成了“共产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内对外都面临新的挑战，当年里根总统反“社会主义”的名言警句，被得过且过的政客重复了几十年，已经成了跟美国的现实问题脱节的陈词滥调。如果右翼保守势力在意识形态上不抛弃白人至上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在政策层面不放弃反全民医保、反种族平等、反移民等过时政策，继续把政府对民众的公共责任攻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但无助于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而且会加剧阶层分化和族群矛盾。或许，川普总统在今年大选中的失败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

一百年来的美国政治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化的进程，而是一个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让普通民众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的历程。这是社会进步。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健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种进步。在两大政党中，没有主流政客主张实行苏联式的公有制和权力专政。在大选年，共和党候选人会继承传统的选举策略，攻击对手为“社会主义”。作为观察者，我们要看到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像杜鲁门总统曾经指出的那样：他们讨伐的旗帜上写着“打倒社会主义”，但真正的意思是“打倒进步”。如果没有这种进步，美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不会生活得比今天更有尊严，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