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松仔园，USC行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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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熊景明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顾问，并负责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40年代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写在前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全体同仁为傅高义教授突然离世感到震惊，深表哀恸。

1963年，傅高义教授等中国研究学者，在香港设立了这个中心。当时称为大学服务中心。1988年傅高义教授参与促成中心纳入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找到永久归宿，为海外及大陆的学者提供学术服务。傅高义教授从1992年到2015年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数年来，中心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中国研究数据馆藏，其使用之方便及其热忱服务，受到海外及大陆学者的称道，获得中国研究者的“麦加”之美誉。傅高义教授一生的成就之中，包括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建立与发展。

傅高义教授最近一次访问中心在2020年1月。当年他以89岁高龄，三次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学术讲话，和中大同仁及研究生交谈。他一贯的诚恳、睿智和幽默令人倾倒，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们将永远对他心怀感激。

一对师生。2004年，香港船湾水库大堤。两人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义教授（1992 – 2015）；戴慧思教授（2015 – 至今）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任校长李卓敏远见卓识，舍市区而选郊野荒坡建校，而今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海边高速建成后，校门前山半腰的大埔公路不再车马喧嚣。春意浓时，驾车驶过，路旁一树树洋紫荆花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出校门向右驶行约十多分钟，可来到大学的“后花园”，俗称松仔园的大埔滘郊野公园。

与中文大学同一年在香港设立，为中外学者提供学术服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简称USC），1988年并入大学。从此，周六下午约上访问学者前去郊游成为中心的惯例，香港人称为“行山”。松仔园离学校近，去得最多。每来到，作为导游的我，都会骄傲地告诉大家，香港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从空中望下来，九龙半岛和香港岛竟然绿色为主，自然覆盖的面积占整个香港的75%，从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制定以来，香港一共建了24个郊野公园，使得将近40%的土地上郁郁葱葱。松仔园是其中一个，180种亚热带植物在这里生长，是这里的主人。

傅高义教授与熊景明，香港大埔滘松仔园（摄影：汪永晨）

10月中到翻过年去的5月初，是香港的行山季节。即便又阴又雾，来到大埔滘，灰暗的天空之下，大自然依然楚楚动人。穿行于林间小道，袅袅轻雾林间漂荡，缓缓淡开，又轻轻聚拢。远处群山在虚无飘渺的氤氲中，若隐若现。春天的松仔园最动人，路边高大的枫树端，不久前在风中颤抖的干枝，突然间吐出片片新叶，繁星似地撒向枝头。香港没有金色的秋天，却有殷红的春天。一丛丛新冒出来的叶片，皆红色。

访客来到中心，通常说不上三句话，我就发出周六行山的通知。90年代初，一位大陆作家初次访问中大，和我商量她演讲的日期，我说咱先说玩的事吧。她觉得此人不够专业，但值得交朋友。重庆大学一位校长来访，我照例约他去行山，他冷冷地说：我不去了，我在重庆天天爬山。作家莫言到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主人问我能否协助接待。那还用问，自然带他去大埔松仔园。一路听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小时候趴在地上吃泥巴，后来身体抵抗力特强，五毒不侵。莫言诚恳朴质，风趣诙谐，令人舒服。

学者组成的远足队通常一路高谈阔论，我不断指指点点，提醒众人留意四周美景。又一次张鸣和李昌平两人分别脚疼腰痛，向我告假。我劝他们还是去吧，不到半小时就爬到坡顶，众人沿山路绕一圈，你们在小河边树下谈你们的国家大事。两小时后我们回到原点，两人正兴致勃勃地辩论土地资源向资本转换的问题。有人说，你们中心真周到，每次你走在前面带路，关教授在后面压阵。其实我没有担负领队的服务精神，只是自顾自，喜欢看小路在跟前蜿蜒，引至一处处新鲜。关教授倒的确在照料大家，担心有人掉队。有一次，走着走着，不见了来自美国和瑞典的两位学者。关教授小跑着折回去找他们。走岔路的人找到了，而关教授崴了脚。他从来都是那种给人做榜样的师长。

2008年，USC国际研究生研讨班，香港大埔滘松仔园

大埔郊野公园有四条行山径，依长短为红路，蓝路，黄路和啡路。30年来，我们去过不下一百趟，走的几乎都是蓝路。连路上停下休息聊天的时间，差不多三小时。蓝路也最美，沿小溪而行，路边大树上粗粗的藤蔓垂下，像是电影《泰山》的场景。身边静静流淌的溪水，待山势渐高，落到谷底。山道转弯前数十米，小河两岸横着两条木头。一次，有位同行的美国年轻博士提议说，谁敢过去我就跟上。我没多想，跨上“双木桥”，走了一个来回。轮到他，走了不到一半蹲下来，变了脸色。我过去将他牵回。一丈多深的谷底，掉下去后果不堪。再次来到，我打算表演一番，被关教授禁止了。

傅高义教授与熊景明等，香港大埔滘松仔园（摄影：汪永晨）

2000年初，一位南京的历史学家来访，面色红润，体格匀称，一点看不出心脏弱，膝盖有事。约行山，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召唤。那年和傅高义去行山，他年过七十，走得不快，末了才告诉我说，准备做换膝盖的手术。耶鲁大学的戴慧思教授（Deborah Davis ，现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每次来中心，都将行山计划列在行程中。有一次她计划中去行山的日子下起小雨，就我们两人，如丝细雨，轻吻人面，飘飘洒洒，未令春服湿透。小径上落叶堆积，踏上去软软的，清香而有弹性。清凉恬静的感觉和这天的风景一道存在记忆中。

戴慧思教授与熊景明，香港大浪湾

林中居民有猴子，不多，偶然露真容，引来路人的大呼小叫。一次袁伟时，Lung Yingtai，Qian Gang等人来到中心，我们中午偷跑到松仔园野餐。登林道至坡顶，左拐沿小路行，路旁溪流湍湍，飞跃石间，水清见底。一行人围溪边树下木桌而坐，三明治的味道引来不速之客，一只猴子。大家拿相机对准它，它镇定自若，模特儿似的，任你拍。它的同类通常没这么礼貌，见到手提塑料袋的行人，从树上跃下，不待你反应过来，已夺而远逃之。一次关太太遭劫，转眼之间，只见劫匪坐在大树顶上，淡定地享受嗟来之食。关太太不敢肯定袋子里是否有她的门钥匙，大家只能树下耐心等待。猴子好像听懂了，将塑料袋翻过来抖了抖，落下来的没有钥匙，只有几小块巧克力。我捡起一块塞进口中，关教授严肃地说，猴子的爪子有细菌。已经太晚了。我被猴子偷袭过一次，幸而捏紧袋子，同时大声呵斥道：快走开，袋子是空的。同伴大笑。当天都是内地人，一路讲国语，我却用英语对猴子说话。猴子非我族类，纯属本能反应。

香港朋友笑称我南蛮子，到了山中，更像回到家乡，“疯”是自然。一次，林子空地上，我带大家一道玩小时候的游戏“求人”。分为两组，手拉手横排对面站，一组迈步前进，另一组倒退。来回反复。前进的一组唱道：“我们要求一个人”，“你们要求什么人”，“我们要求XXX”，“什么人来接送他”，“就是我来接送他”，被选中的两人比力气，看谁将对方拖动。兴致高时，众人表演节目，内地学者通常都大大方方高歌一曲。关教授曾禁不起大家一再要求，唱了粤剧“帝女花”选段。

1997年春来到松仔园﹐渔农处公园管理站米字旗高悬﹐加州大学的教授Rick Baum当即露出政治学家本色﹐打算拍下将成遗迹的景致。幽谷无风旗不展﹐众人陪他等了一阵，作罢。次年来到，同一竖旗杆上，红色的特区政府旗帜高悬。马照跑，舞照跳，山光水色依旧。如此巨大的变故，未消减几多港人对政治的疏离。而今过去20多年，不一样了。。。。

见证社会变迁的是住家。顺路边林道而上约数百米处，有一户人家。九十年代初，主人家常在门口支一张台。木瓜﹑丝瓜﹑金桔和林林总总园中瓜果，供品似地陈列于上。路人取走水果，将零钱留下即可。来自新西兰的罗曼英教授在香港长大，据她说，当年和中大同学来行山时，常与园主阿伯聊天。他指给同学看从各地引来，栽培于园中的花花果果﹐开心又自豪。2000年左右，阿伯故世，儿子将果园出售。新主人把一园花木斩净砍绝。若非麦理浩时代立下法规，香港人严格遵守之，郊野公园大概早已面目全非。

与多年不见的中心访客相遇，聊起来，一道行山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为鲜活。等将来大家老得爬不动山，许多温馨的记忆会依然相伴。忘不了伫立树下仰望，溅满雨水的一株株嫩绿﹑粉红在天空衬托下晶莹剔透，显示出无限生机。

文章曾发表于《南方周末》，并获选入《2019年中国随笔选》，由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