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北岛：卡夫卡的布拉格

渡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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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北岛

编辑｜渡十娘

北岛

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北岛是今天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自1987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2009年创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Praque by Dusan Djukaric

迈克在电话里叮嘱我：“别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果然，一出海关就看见了，他举着牌子，头在人群之上浮动。他又高又瘦，一脸疲倦而温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乐家，帮布拉格作家节接送客人。我们坐进他那辆老掉牙的斯克达，点火，车连咳嗽带喘地出发了。他英文差，问我会不会德文。我说不会。他说他月底要到德国演出。我问他用什么乐器。他说了个德文词，用手比划。钢琴？不。管风琴？他拼命摇头。我问他一般都在哪儿演奏，他说主要是为病人。医院？不。疗养院？他拼命摇头。但愿不是殡仪馆，我心想。我放弃了对他生活中两个重大细节的好奇心，看窗外风景。

这是我第四次来布拉格。

1989年夏天我在西柏林。迈平夫妇开车从奥斯陆出发，把我捎上，再穿过东德进入捷克。过了边境，开进头一个捷克城市吃午饭。女服务员不会英文，我们用国际语言加俄文单词，点了可乐和匈牙利牛肉汤，好歹填饱了肚子。一结账，我们乐了，几乎等于是免费的，头一回体会到西方游客的优越感。

越过沃尔塔瓦河上的桥进入布拉格市区，天已擦黑了。我们把车停在繁华大街上，迈平给一个叫奥尔加（Olga）的汉学家打电话。她丈夫说奥尔加带孩子去乡下度假去了，欢迎我们到他家住。他是个建筑师，对布拉格了如指掌。我们晚上出去喝酒游荡，他带我们看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们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布拉格的美独一无二，特别是夜里，古老的街灯引导夜游者迷失方向。灯光下，阴影转动，回声迭荡，似有幽灵出没。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说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可以触摸。

那正是蓝丝绒革命前夕。马丁（Martin）是奥尔加在布拉格大学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的编辑。他当时正忙乎秘密串连搞联名信，要把前国王的侄子推出来，恢复帝制。他也找我们签名，我不喜欢帝制，拒绝了。

四年后，《手枪评论》请《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到布拉格开讨论会，还请来好管闲事的李欧梵教授。这两份当年的地下刊物1989年后的命运完全不同，一个名正言顺，一个扫地出门。我们先在《手枪评论》编辑部开讨论会。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端着香烟，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只有迈平眯眯笑，话不多。我忘了我说什么了，肯定也语无伦次。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三访布拉格是1995年春天，我那时住巴黎，应迈克的声声呼唤自费参加布拉格作家节。迈克是我老朋友，纽约人。为了寻找诗歌的精神家园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贫不说，保守的英国诗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伦敦的卡夫卡。1991年他创办了布拉格作家节。那时迈克在一家英国公司听差，那公司主办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国际书展，捎带个作家节。那些人看起来个个都是迈克的老板，颐指气使，支得他团团转。

迈克总是带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让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轻人，感受一下青春气息。可那音乐实在让我肝儿颤，震得连酒杯都端不稳。那时迈克正闹婚变，又受尽那些英国商人的气，在强光灯的闪射下，他哭丧着脸。我叹了口气，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这回把他逗乐了。他用浓重的伦敦腔骂道：“我他妈的成功？成功个屁！”

Oil Paintings of Prague by Yuriy Shevchuk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老城广场旁的一栋楼房里。虽然他们几次搬家，但离他的出生地都不远。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引述了卡夫卡对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中学，我们对面的那边的建筑是大学，左边再过去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一辈子”——卡夫卡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都局限在这小圈圈里。”

卡夫卡出生的楼房于1889年毁于大火。1902年重建时，仅有部分保留下来。1995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这房子外面的墙上。作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终于被捷克当局接受了，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革命批评家”。

在卡夫卡出生头一年，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广场北边开了个小杂货铺，先零售，后批发。卡夫卡在一封未发出的给父亲的信里写道：“……而自从你让我处处害怕，对我来说店铺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个好去处了。首先让我又羞又恼的是你对雇员的方式……而你，我见识了你在店里叫喊、诅咒、大发雷霆，在某种意义上，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哪儿都无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后德国人，再就是犹太人，全面淘汰，最后除了你谁也剩不下。对我来说，你为莫名其妙的事大发脾气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个人而非理性之上。”

1889年至1893年间，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r the Minute）的楼房，他的三个妹妹都出生在这儿。后来这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国小学。很多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记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大概从未得到过的粗暴的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在给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里，卡夫卡讲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学校的细节。“我们的厨娘，一个又小又干又瘦、尖鼻塌腮、蜡黄结实、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领我去学校。”上学的路上，厨娘总是威胁要向老师告状，历数他在家的“罪行”。同样的威胁重复了差不多一年。他觉得去学校之路如此漫长，什么都可能发生。“学校本来就是一种恐怖，厨娘非要雪上加霜。我开始恳求，她摇头，我越是恳求越是觉得我恳求的价值更大更危险；我赖在那儿不动乞求宽恕，她拖着我走；我威胁要通过父母报复，她笑了，在这儿她是至高无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门框基石，在得到她宽恕前不肯动。我拖着她的裙子（这也给她造成麻烦），但她一边拖着我，一边发誓告状时罪加一等。眼看晚了，圣詹姆斯（St. James）教堂的钟敲响八点，可以听见学校铃声，其他孩子开始跑，我最怕迟到，我们也跟着跑，‘她告状，她不告状’这一念头纠缠着我；事实上，她从没告过状，但她总是掌握似乎在不断增长的机会（昨天没告状，而今天我肯定会的），她从未打消这主意。有时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气得跳脚，一个女煤贩子常凑在旁边看热闹。米勒娜，多么愚蠢，我怎么属于你，与厨娘、威胁及无数尘埃在一起，这三十八年尘埃飞腾，落在我肺里。”

Oil Paintings of Prague by Yuriy Shevchuk

某部委招待所就在老城广场附近，1995年来布拉格时我就住在这儿。房间还算干净，设备陈旧结实，电话最远只能打到楼下柜台，让人想到蓝丝绒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岁月。看门的老头显然是打那时候过来的，昏昏欲睡，带着过渡时期笨拙的笑容。

我匆匆洗漱下楼，斯坦尼斯拉夫在门厅等我。我们交流有障碍，他比划说要去哪儿哪儿，我点头说是是。我们穿过老城广场，他停住脚，悄悄说史考弗瑞奇（Josef Skvorecky）在那儿，一脸崇敬。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捷克小说家，住在加拿大，星期四晚上和我一起朗诵。我被领到市政厅，出示请帖。一进门可傻了眼，人家全都衣冠楚楚——男的西服革履，女的长裙粉黛，只有我蓬头垢面，皮夹克牛仔裤球鞋，还扛个大书包，像个逃难的。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跟上了三楼，来到大厅。

市政厅是布拉格一景，可上溯到十三世纪。七百年了，经历了多少朝代多少生死。

市长大人讲话，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拿迈克的小个子开玩笑。迈克接过这个玩笑，和他刚出版的诗集《消失》（Disappearance）连在一起。消失，多好的主题，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他的女朋友、作家节副主席伏拉斯塔（Vlasta）站在他旁边。她四十来岁，很苗条，热情外向。迈克提到捷克诗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今天晚上就是纪念他的专场朗诵会。迈克讲话时昂着头，闭上眼睛，好像在缅怀消失的诗歌和死者。

散场后，迈克跟我紧紧拥抱，并把伏拉斯塔介绍给我。我对迈克说：“你看，我早就说过了，你不是真的很成功吗？”

我喜欢在布拉格街头闲逛。往返于招待所和剧场，必经老城广场。正值复活节前夕，露天舞台围满了游客，摊贩在推销彩蛋、传统的木制玩具和水晶器皿。我去服装店，给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为对付每天晚上各国使馆的招待会，免得再丢人现眼。和五年前相比，布拉格变了不少，越来越商业化，到处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的广告。但看得出来，捷克人还是有一种自信，没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完全转向。满街都是漂亮的捷克姑娘，让我眼花缭乱。她们有一种不谙世故的美，这在美国西欧早就见不到了。现代化首先消灭的是这种令人心醉的美。

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美国年轻人住在布拉格，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刊物。迈克跟我解释说，这儿生活费便宜，他们可以逃避美国的生活压力。再说，布拉格像三十年代的巴黎，有人说是来寻找艺术灵感的。“可我怎么就没见一个成气候的？”迈克摇摇头，说。

他带我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和家。我们离开旅游区，街上人很少，弯弯曲曲的小巷让我想起北京的胡同。迈克抱一堆书，梦游似的边走边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伏拉斯塔爱我……我在布拉格根本找不到能深入谈话的人。在今天，谁还需要深入的谈话？一切都是表面的，光滑的，假装快乐的……捷克作家多半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喜欢一个老外当作家节的头头。到哪儿我都是老外。英国人更可怕，势利保守自以为是。要说纽约是我老家，可家没了，我怎么住得起那儿的旅馆……”

我从节目单上看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字，她要和另两个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因（WilliamStyron）、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作家节“纽约，纽约”的节目中亮相。我跟苏珊有几面之交。她请我到她家做客，并约好出去吃晚饭。阴错阳差，让我给误了。

早上我查地图，终于找到“地球”（Globe）书店，每天上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书店以英文书为主，附带咖啡厅。几台计算机沿墙排开，是供顾客上网发电子邮件的，没有椅子，顾客只能像鸟一样站着，免得赖在那儿不动。我抽空钻过去，也想试着跟上这新时代，却不知道怎么用。请教旁边的美国小伙子，他麻利地用光标把我引进迷宫，一下卡住了，进退两难，顿时一身冷汗。

一个挂满照相机的人跟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他叫若萨诺（Rossano），是作家节的指定摄影师。他毛发蓬松，眼睛跟镜头一样亮。他要给我照相，只能从命，跟他满街跑。他照相的方式特别，要不让我站在教堂前的石墩上像个受难者，要不把我关进电话亭像个囚犯。他来自佛罗伦萨，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热情爽朗。为什么住布拉格？很简单，他娶了个布拉格姑娘，刚生了孩子。说到这儿，若萨诺长叹了口气。

记者招待会快结束了。咖啡厅挤得满满的。苏珊・桑塔格坐在主席台上，被记者的各种问题围追堵截，从科索沃战争到全球化问题。她刚下飞机，看起来一点儿倦意都没有，词锋犀利，得理不让人。等迈克宣布散场，我过去跟苏珊打招呼。好极了，她用手拨开滑到前额的一绺白发说。你看明天晚上怎么样？就我们俩，吃饭聊天，没有记者，没有采访，没有照相机。一言为定。

Oil Paintings of Prague by Yuriy Shevchuk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让我们走。这个妈咪有爪子。人必须得排好队，或者，我们必须在维谢赫拉德（Vysehrad）和城堡两处点火，然后我们或许才能离去。

——摘自卡夫卡给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尔斯大学创建于1348年，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1882年分成德国大学和捷克大学。卡夫卡于1901年在德国大学注册，他学习成绩平平。学法律对他来说是权宜之计，犹太人只能选择法律和医学这类务实的专业。

在给友人的信里，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经验：

那时我们住在泽特纳嘎斯(Zeltnergasse)。对面是一家服装店，卖衣服的姑娘总是站在门口。我二十刚过，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应付头一次全国通考，整天忙于我看是毫无意义而且伤神的死记硬背。那是夏天，热极了，难以忍受。我在窗口，讨厌的罗马法历史总是在我牙齿间。我们终于通过手势联络上了，晚上八点我来接她。可我到的时候，另一个男人已经在那儿。唉，总是如此，我怕整个世界，也怕这个男人。而那姑娘从男人那儿抽出胳膊，做手势让我跟着。我们来到斯楚策宁瑟尔（Schutzeninsel），在那儿喝啤酒，我坐隔壁桌子。接着继续溜达，我尾随在后，到了那姑娘在跳蚤市场附近的家。那男人离开了，姑娘消失在房子里，我等了一阵，直到她又出来。然后我们去了克莱恩塞特（Kleinseite）的一家旅馆。到旅馆以前，这一切迷人激动令人作呕，在旅馆里也没有什么两样。

凌晨，依然又热又美，我们穿过查尔斯桥回家。我，当然幸福，这幸福的含义仅仅在于我那呻吟的身体终于平息了。而最主要的，这幸福在于整个事情并没有更令人做呕，更肮脏……

1904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卡夫卡开始写《一次斗争的描述》的初稿。他在当时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一本书必须是我们中间冻结之海的斧子。我相信这一点。” 在这本书里，我——叙述者描述了他在夜里的漫游，和一个同学一起，穿过寒冷荒凉的布拉格。而他别的作品都没有像这本书那样，布拉格扮演如此中心的角色。卡夫卡通过夜游所涉及的布拉格的名胜古迹，除了少数毁于战火，和今天人们目睹的几乎没有区别。

查尔斯桥（Charles Bridge）是布拉格最古老最著名的桥，跨越沃尔塔瓦河，连接老城和对岸。这桥的前身毁于洪水和解冻的冰流。1357年，查尔斯四世责成建筑师建起这座桥。

除了1890年有两个桥洞被洪水冲垮外，它从历代的战火灾害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卡夫卡在1919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和奥特拉（Ottla，卡夫卡的妹妹）一起。她的英文老师领着她。过码头，石桥，马拉・斯特拉那（Mala Strana）新桥，回家。查尔斯桥上的令人激动的塑像。桥在夜里空旷时奇特的夏夜之光。”他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

每人心中的魔鬼在把夜啃垮，无所谓好坏，这就是生活：若无魔鬼，你不可能活下去。故你诅咒自己的是你的生活。这魔鬼是物质（从根本上极美妙的那种），已经给与了你，你现在非用不可……在布拉格查尔斯桥上，在一座讲述你的故事的圣像下面有一种解救。这圣人驱赶魔鬼耕地。当然魔鬼依然狂怒（因此有了过渡时期；只要魔鬼不甘失败），他露出牙齿，用扭曲阴险的表情回望它的主人，痉挛地缩回尾巴，而它被轭具所制服……

Oil Paintings of Prague by Yuriy Shevchuk

我站在牛奶餐厅（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灯火闪烁的查尔斯桥近在咫尺。这个咖啡厅过分奢华，有一股暴发户的味道。我在读一本英文版的书《弗兰兹・卡夫卡与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萨弗尔纳（Harald Safellner）。书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约翰尼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们，他的朋友们，‘幸福的一小撮’……我们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节进展顺利。作家一个个上台下台，听众掌声起落，剧场挤得满满的又一下子空荡荡。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一定会觉得作家节是件可笑的事，说不定会为此写部小说呢。今天整个的活动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说家史考弗瑞奇同台朗诵。我怎么被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这是迈克的主意。他告诉我，他原计划是安排我和哈维尔一起朗诵。为此他前往总统府，而哈维尔的顾问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有人对他说：“你疯了？怎么能让捷克总统跟一个中国流亡者一起朗诵？”

下午在国家电台接受采访时，主播人告诉我，1968年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九号播音室由于位置偏僻，仍在发出反抗的声音。俄国人花了两天的工夫，最后才找到这儿。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史考弗瑞奇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1968年苏军入侵后不久，史考弗瑞奇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史考弗瑞奇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 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史考弗瑞奇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9点40，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让苏珊先下车，把要价的一半塞给他。他用捷克语破口大骂，好在听不懂，否则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转达了意大利人的请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苏珊接过名片，叹了口气说，每回我接受邀请时，总是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媒体。提起哈维尔，苏珊说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而她总是为他辩护。上次她来布拉格，哈维尔请她单独到一家饭馆吃饭，旁边坐几个保镖。她真想问哈维尔一些真实想法。

“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问不出口。”苏珊说。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说，“作为作家，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那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时分，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灯跟布拉格之夜调情。苏珊突然说：“是啊，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空洞’（emptiness）吗？”我建议再去喝一杯。拐进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我们东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说起我女儿、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问题；苏珊说起她的学历史的儿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苏珊回旅馆，布拉格的街灯让我们迷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