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妈妈的礼物 —— 故乡打拉池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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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晓燕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王晓燕，1980年生于打拉池，一个地处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边界的小山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伤痕》《妈妈小时候》《走向教育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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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有一双高跟鞋，深蓝色平绒鞋面，方口拉带，塑料鞋底，配着一条盛开似的喇叭裤，擦着地面发出嗒嗒的声音，真是美丽极了。可是妈妈平常很少穿这样的鞋，她更多穿在脚上的是自己手做的平底布鞋。这双高跟鞋被装在一个纸盒子，塞在衣柜的下面。

我很羡慕妈妈有这样的高跟鞋，放学在家的时候，我总是会偷偷地拉出鞋盒，将它们套在我的小脚丫上，像踩着两条高跷一样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提前享受自己将会长大的模样。

有一天，破烂换杂货的小货郎“咚咚咚”地摇着拨浪鼓来了。我匆忙冲到妈妈收拾破烂的筐子里翻腾，掏出一些玻璃罐子、塑料瓶、小铁丝之类的东西，兜在怀里就往外跑。货郎爷爷用手指一件件地检查过我的东西，放在手里掂一掂，就问我：“小丫头，想换些什么啊？”

我用眼睛快速地浏览着他小车上的小商品，觉得样样都好，最终决定要一双粉色的塑料凉鞋。于是我告诉他，我要那双粉色的凉鞋。货郎爷爷用手里的杆秤称一称，笑咪咪地说，“要换凉鞋这些东西还不够，需要再加一些来。”他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废旧东西。我摇头说没有了，就这些了。他说那换不了，分量不够，让我再想想能不能再添点什么东西，比如破了的、或者不穿的塑料底的鞋也是可以的。我脑子里马上想起了妈妈的那双塑料底高跟鞋，果真符合他刚才所说的，经常不穿，而且也正好是旧了。

于是我赶紧跟他说，“有的，有的，你在这里等，我去拿给你。”货郎爷爷很满意地收下了我拿来的鞋，摇着拨浪鼓就走了。

我穿着崭新的粉色凉鞋，欢快得像是要飞起来。可惜没穿上几天，凉鞋鞋底就从中间折成两截了。我真后悔，怨恨自己是因为走得太多，才损坏了它。可妈妈说那是因为塑料鞋底本身太硬，迟早要断掉的。就这样，这双粉色的凉鞋也很快就归入了妈妈堆破烂的筐子里。对于被我偷偷拿去换鞋的她的那双高跟鞋，妈妈觉得很可惜，很舍不得，但事已至此，她并没有责怪我什么，只是说，以后不可再拿家里能用的东西去换货郎爷爷的东西。

妈妈的那双无辜的高跟鞋，真是可惜掉了。

到了夏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巷子里又来了换香瓜水果的菜贩子。他们驮着一路飘香的香瓜瓜，一路喊着：“新麦子换香瓜嗷，麻子胡麻换香瓜嗷！”

不等换瓜人的车子走近，我和二哥已经端好一大碗新麦子等候在家门口。可是一大碗麦子只能换得一个小小的甜瓜，难以填满我们贪婪的肚皮。换瓜贩子在巷子里来来回回地喊，我和二哥端着麦子在家门口来来回回地跑。一个夏天还没过完，妈妈新粮仓的肚皮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憋下去了。

当然还有很多拿破铜烂铁、麦子、鸡蛋换不来的东西。比如那只银色的小闹钟，静静地站在百货商店的玻璃柜里，圆圆的钟盘上永远地跑着两支小针。我喜欢它已经很久了，连做梦都想着要被它清脆的叮铃声叫醒。妈妈早就答应要买给我了，但一直等到秋天的时候，她卖掉了秋收红萝卜和苞谷得来的钱，才买到了这只昂贵的小闹钟。

我真是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真是这世界上最富足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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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那年的暑假，为了能让我有一个安静的专心学习的环境，来年顺利考到县城最好的初中，妈妈顾不得让我帮她干农活，毅然亲自送我去城里的小姑家过暑假，原因是小姑家里没有农忙，清净干净，可以和表弟一起专心学习。

顶着炎炎的烈日，妈妈徒步送我去姑姑家。我背着沉重的书包，妈妈背着送给小姑家的蔬菜瓜果、干粮之类的东西，我们像沙漠里行进的两只骆驼，浑身冒烟似地往前走。七月的骄阳赤裸裸地炙烤着大地，大地伸展着长满皱纹的干枯的皮肤，裂开了口子，向上喷着热气。中途经过一条灌溉的水渠，我俩都因太累，脚太困，坐在路边脱下鞋袜洗起脚来。

我至今难以忘记那清凉的水从脚趾间滑过的感觉，忘不了坐在溪水边回头望远去的村庄的摸样。炎日照射溪水发射出明亮清清的光，映在我们被晒得通红发黑的脸上，我欢快地像只林间跳跃的小鹿，世间还能有比那一刻更清凉，更快乐的时刻吗？

事后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在送我去姑姑家专心学习的那个暑假，妈妈曾因农活太累，黑白不分地干活，曾有一次误把月光发白的黑夜当成黎明，一个人夹着镰刀去田里割麦……当我听她无意述说时，泪眼婆娑里，一股清凉的泉直入心田。我知道，我欠妈妈的，是一辈子偿还不完的，而她所给予我们的，也从来是不要求偿还的。

爸爸烧伤那一年，大哥十七岁，中学还未毕业。等第二年爸爸从医院回来，大哥就十八岁了，中学毕业就不愿再上学了。再过一年，等刚满十九岁，他就和几个好伙伴应征入伍了。

大哥生性温和，并不代表他没有青春的叛逆，单就他不爱学习就着实让妈妈难以甘心。妈妈终日地与土地为伴，无怨无艾，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兄妹三人能脱离泥土的勒绊，过另一种更有可能的生活。可是大哥太过于贪玩，总是将妈妈的苦心置于闲旁。爸爸的受伤吸走了妈妈几乎所有的时间，在她奔波于医院和家的那一年，大哥正上初三，反倒得了更多的自由与空闲。或许是爸爸的受伤让他有了退缩的理由，或许是真的贪玩荒废了学业，初三毕业那年，大哥终于是与学业无缘了。

但妈妈不死心，她对大哥总是怀有一种不可放弃的期望与向往，所以当大哥提出要应征当兵时，她爽快地就答应了。在她看来，当兵或许是一条比求学更有前途的康庄大道。

那年的冬天很冷，大哥穿着崭新的军人服出发了。待出发后，我们才知道新兵是去了西藏（很奇怪在这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从村子东头一路哭到了村子西头的家中，加之村里一位长者对西藏人间地狱般的描述及生活艰辛的万般渲染，更加催爆了她眼底的泪水火山。我和二哥不解地围在她身边安慰她，不明白妈妈在那样撕心裂肺地在哭什么，那么伤心。倒像是大哥活生生地被人拐了或者绑架去了，再也不能相见。

也许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的缘故，妈妈对大哥的爱似乎多加了一层期许的。她希望大哥能有条好的出路，但当他真正离开家走了之后，在她那里，像是大哥被人抢去了，永远要失去了一样。

大哥的确是去了西藏，刚开始是在一个叫“当雄”和另一个叫“羊八井”的地方来回拉练训练。等大哥在部队刚安顿好，我们接到了他寄来的第一封家信。妈妈高兴得了不得，叫我和二哥给她把信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直到信纸都褶皱得变蔫了，直到第二封信的到来。

此后，和妈妈一起等待大哥的来信便成了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每天下午的时候，她都要跑去村委会看看有没有新的来信，接到信后就马上催促我读信、写回信给大哥。每次都是她口述大意，我来执笔，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在外照顾好自己，团结战友，听领导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她总是不说出，而是每次在口述完，在我代写的信的最后面，都会战战兢兢地用铅笔写上六个字：“儿子，妈妈想你。”悄悄塞进我准备寄出的信封里。有一次，我不经意间看见她俯在炕头上，用尽浑身力气和注意力在写这几个字，她那样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握着铅笔生硬又笨拙的姿态，像个幼稚的女孩。

她是多么想念她的儿子啊。

一次她听到大哥的来信上说部队的一位领导对他很好，很关心，就想感谢一下。但她不会写字，即使会写，也是觉得不知如何表达，于是就很客气地请来了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妈妈请他坐在我家的高桌前，准备好纸和笔，然后就和爸爸在一旁说着内心想表达的话，大意就是我们的儿子年纪尚小，头次离开家门，来信得知您对他关心，我们真的很感谢您。最后，还不忘再加一句，孩子在外，不懂规矩之处，希望您严加管教，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要客气。第二次大哥来信又说哪位领导对自己很好，很照顾关心，妈妈听了更是高兴，她心里有个期盼，期盼大哥能在部队留下来，再也不要回到受苦的农村，不要回到她的身边。可是，她在心里又是那么想念大哥。

每次大哥来信，妈妈都跟过节一样喜悦，她边忙着农事，边听我给她转读信上的内容。尽管信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而且每次到最后都是同样的内容。加之大哥纸上有限的表达，贫乏无味的信在我读来只是一堆文字，但在妈妈那里，却如饮甘泉，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等忙完家务闲下来的时候，她也会坐下来仔仔细细地拿着大哥的来信一遍又一遍地看，看过几遍还会指着字自己连蒙带猜地读起来，好多的字都是唱歌般地跳过去，也不知道她到底能看懂多少。

远在西藏的大哥，是妈妈无尽的牵挂与思念，但也是她一个美好的憧憬与期盼。大哥进藏当兵的那几年，家里的生活真是苦极了，但有个在外的希望，对于沙漠中劳作度日的妈妈来说，真是比清泉还要甘甜的一个安慰。

至于那只令我骄傲的小闹钟，后来也被我大卸八件却再也安装不回去了。那是妈妈用积蓄了一个夏天和秋天的庄稼的生命，用她的劳作与汗水交换得来的钱专门为我买的，希望它每天早晨叫我起床，希望我每天满心欢喜。可是当看到我好奇地把它变成一堆散落的发条与零件，再也不能复原时，妈妈又何曾责备我什么呢？

妈妈给予我们的爱，不需要任何意义上的回报。它只是一个礼物，教会我们要对生活永怀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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