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天津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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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景明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著

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982年，俄勒冈大学的历史教授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到北京来查找资料。受叶娃委托，带了一罐咖啡来给她在北京的父亲。两年后，两人结为夫妻。这名真诚的历史研究者就像冥冥之中被选中，走进一个印证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家族，写出这本非同凡响的民间历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从个人与家庭的遭遇看民族的兴衰，亦窥见政治后面的人性与文化。

二十年磨一剑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评价此书道：“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舒发怀旧的咏叹，它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普通人写家族史，以记载家庭变迁，描绘家人故事为主，国家和社会是场景，是个人命运之所系。不乏许多经历大动荡，深受其苦的人，希望以本人及家庭的遭遇阐述大是大非。但以写家族的小历史展示国家与社会的大历史，需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研究的功力，能找到足够的资料，肯付出经年累月的努力的作者。周锡瑞负起这一使命，不仅因为他具备这些条件，并且兼有“非我族类”的局外人视角和自家人接近采访对象的便利。

作者提到西方中国研究学术圈中流传的说法，研究苏联的学者往往因为不喜欢苏联而进入课题；相反，从事中国研究者则多因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文化，那研究起来才有意思”，那是真的。他后来并爱上了一位中国女性，结为终身伴侣。他强调对历史必须有“同情的理解”。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即是“怀着温情与敬意”。用冷静的态度，写出一部有温度的家族史。

成为世家的洋女婿，并没有令他觉得坐拥独特的资源，可加利用。此时，周锡瑞专心研究太平天国。1987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九十年代初，他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为居住在美国的外孙女写了一部自传，回忆童年的大家庭生活、求学、婚恋、事业。十八年的监禁未能夺其志。周锡瑞被深深打动，决定在妻子协助下，写写天津的这个大家族。

1995年春，他们来到叶家在安庆的“叶祠”。从远房亲戚处得到了1944年版的《叶氏族谱》。望族修谱本是传统，这部典型的“四旧”，幸而躲过“文革”劫难。族谱通常只扼要地记载本族的世系繁衍，除非有达官贵人才会书写他们的事迹。叶家正好有两位光宗耀祖的成员，晚清的官员叶坤厚、叶伯英。族谱内有两人十分详细的年谱。皇天不负有心人，周锡瑞后来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叶坤厚的二十卷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

书出版后周锡瑞接受传媒的采访，兴冲冲地谈到这些资料的发掘。我自己写长辈故事，花许多时间去辨认曾祖父、祖父、外公留下的著作、诗文、碑刻，请教熟悉古文的专家，过程令我叫苦连连。母语并非中文的周教授，从未听他抱怨。对他而言，困难就是挑战。

1994到1995年他们夫妇开始收集家族成员的资料，采访众位长辈，到他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的学校查档案。叶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了父亲个人档案，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曾经对他们打开的个人档案柜，之后又被锁上了。口述史为本书添加了丰富内容，采访得以在他们健康、健谈的时候完成，实属幸运。从动念头到英文版2012年出版，一共花了二十年。这部书的出现，似偶然，又非偶然。

周锡瑞

设身处地看历史

本书回顾了叶氏一门自晚清至共和国六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叶家于“14世纪在战乱中迁居安徽安庆，先祖中有人科举功名发迹于晚清，19世纪因为参与抗洪、平乱开始平步青云，族中多人担任朝中官员”。颇有意思也颇不寻常的是到我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叶家这一支人才辈出，有科学家、民主党领袖、政府高级干部，令故事得以生动地展开。各人起伏的人生超过文学作品创作者的想象；他们的思想、行为之耐人寻味，值得社会科学家去研究。

《叶》第一部分开篇第一节为“逃避长毛”，讲述了安庆这样一个“慵懒、保守、生活舒适的地方”，被太平军占据八年以后，仅留下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普通农民，工商人士都逃走了。百姓加入清军试图夺回城池，一次交战中曾有一万六千人丧生。叶家逃到山中避难两年，再也没有回去。当年我读的中学历史书上，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虽败而荣。近二十年来各种研究指出这也是一场血腥的内乱，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令安徽省人口减少百分之六十，上千万人死于非命。叶家先人的经历与记述，立此存照。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读者“走到”官员朝拜的队列中，感同身受其处境。《叶》更进了不止一步。叶坤厚（1802-1889）留下的二十卷诗文中，不仅记载了他的日常，也表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细读这珍贵遗作，周锡瑞看到：“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护秩序。”看得出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小心地避免碰撞中国人的爱国心。他想回应“中国近代历史通常被描述成抵御西方侵略的历史”。对书中两位在内陆地区做官的主角，大规模的内乱才是最大威胁，对朝廷和百姓均如此。叶坤厚在河南平乱前后约十三年，平叛需要的费用得从农民那里去征集，赋税加速贫困，令一些人参加叛乱，恶性循环。

为写关于我祖父的文章，我去云南省档案局查了1932-1948年间他出任的各县档案，主要是与省政府来往的公文。我惊讶地发现，那时县里的工作就是两个重点，剿匪和禁烟。董时进写过一本非常棒的家族故事《两户人家》，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垫江农村。对农民而言，最大的威胁也是匪患。

研究妻子叶娃的两位先辈为官的一生，作者看到发扬儒家的仁慈是复兴时期清朝官员的长期责任，也就是施仁政，救贫疾苦，为孤儿寡母设立慈善机构，赈灾、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治民如治家，做官如做母。”达成理想的目标，谈何容易，为官者的困顿，乃至绝望，古今不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避免落入家族资料隐恶扬善的陷阱，他计算两人的收入支出，指出他们从自己支配的政府项目款项中获利不少。那些深宅大院，古董书画哪里来？当然，他们也捐善款，建祠堂。这些善举平衡了他们的内心。

高祖叶伯英，官至清廷陕西巡抚。书中转述年谱上许多情节罕见而有趣，例如他为远道前来的目击证人成立等候讯问处，提供住宿饮食及医疗服务。还有他被慈禧、光绪接见后逐字逐句的记录。十岁的小皇帝对跪在面前的这位近六十岁的臣子说：“你到任后要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督率属员尽心办理民事。”可怜的天才儿童。

叶家合影

叶家五兄弟

书的第二部分“中华民国”，写了叶娃的祖父及父亲一辈的经历，以“笃”字辈五兄弟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祖父叶崇质完成这个家族从官变商的转变，三房妻子，十二个孩子。大家庭的故事比巴金的《家》《春》《秋》还精彩。貌似保守的父亲颇有远见，1930年代将五个儿子送到当时中国著名的新式学校南开中学。故事围绕这五人的经历展开。

这所1904年由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学校，和大陆今天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异曲同工。学生来自上层，采用双语教学，许多老师是“海归”。南开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戏剧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学生自办报纸。还有社会调查课，参观工厂、监狱回来写调查报告。体育是南开的强项，校篮球队“南开五虎”赢得全国冠军，暴得大名。周恩来便是南开的杰出校友之一。教育的宗旨兜兜转转一百多年，如今还在寻寻觅觅之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迅速地进入学校，最有吸引力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它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那么契合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负的现实，共产党的抗日口号令年轻人热血沸腾。“这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学生走出课堂，到农村宣传抗日。与带着使命感参与救国的实际行动比起来，上课、考试太没意思了。”正值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时期，男女之间的倾慕，也成了推动彼此走向革命的动力，留在叶家兄弟美好的青春记忆之中。

抗战前夕，叶家五兄弟中，三人已经加入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连非常注重学业的叶笃正，也被卷入政治活动。我的姑妈当时就读昆明的名校南菁中学，和大陆许多城市的好学校一样，老师中不少共产党人。她高中毕业就到“山那边”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了。革命凯歌高唱的时代，那些呼吁学生要以学业为主，不应当卷入政治的声音，苍白无力。在高尚的目标感召之下参与革命的富家子弟，并没有因为备尝艰难困苦而退缩。叶笃义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被冤枉，被折磨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老年的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

五兄弟均品学兼优，后来都考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流的高等学府。动荡岁月，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中，有的选择加入共产党，有的加入国民党，有人宁愿远离政治而专心学业。当时以为只是一时的决定，后来影响终生。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叶家五兄弟全部站到共产党一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叶笃正，五十年代初也选择回归，想来家庭的向心力起了作用。五兄弟的思想和人生道路各有千秋，代表了这个时代政府内外不同类型的精英人士。周锡瑞在访谈中说：“在历史中的个体选择也是如此，不要把个人选择完全政治化，只要仔细追问下去，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由和动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个人都为中国结束多年战乱，进入可贵的和平时代而松了一口气，甚至欢欣鼓舞。对政治和知识精英而言，虽然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要人人过关，但运动一年半载过去后，气氛还算宽松。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城市的公私合营和他们没多大关系。记得“文革”期间我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到家中与他聊起1957年初，两人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这位任昆明人大常委的技术权威感叹道：“那是黄金时代的顶峰。”之后我们背地里称这位伯伯为“黄金时代的顶峰”。

新政权成立至1957年前，叶家五兄弟基本学以致用，各得其所。小孩一代的日子令人想起歌颂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年人虽受政治运动困扰，但在各自岗位上都能发挥所长。如果故事在这里打住，这个得天独厚，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多么令人羡慕。而现实中，幸福何其短暂，历史的列车驶入歧途，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甩将出去，跌得遍体鳞伤。叶家几兄弟都在其中。

讲述“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各人经历的两章，分别只三十多页，尽显作者功力。其中三百多字谈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后果，是对迄今相关研究最完善的总结（377页）。看1991年不再年轻的兄弟合照，一个个文质彬彬，气度不凡，苦难似乎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作者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先生，在监禁中前后度过了十八年。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他都尽可能寻找个人的价值。他在狱中完成《物种起源》和《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翻译。来自小家庭及大家庭的亲情，相濡以沫，心中不灭的信念支撑他们熬过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一个美国人，用这本书讲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本文作者熊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