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另一种中美故事——读《走出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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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格屏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邱格屏，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政治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法学教授，研究犯罪学。现居上海，属于“新中国最幸运的一群人”。

在读这本书之前，熊景明老师给我发过几篇作者单伟建的文章，那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理性、平和、简明扼要，所以我向熊老师打听“此乃何人”。熊老师给我发了个链接，让我在网上购买此人的回忆录。当时我在酒店隔离，熊老师一方面是为满足我的好奇心，一方面也是希望这本书带给我一些乐趣。

翻开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历史书。

作者说，他写英文版只花了半年时间，而写中文版花了整整一年，两倍于英文版。对此，作者自己给了几个解释，而我看书的时候，感觉除了作者列出的解释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花了一些时间去考证一些历史事件，而这其实很费时日。我没有看过英文版，只是从作者的自序里看到“英文写作跟口语差不多”，我想，大概作者也意识到英文版读者对中国那一段历史并不熟悉，英文版更注重故事性、可读性，但中文读者中会有很多文革亲历者，甚至有作者当年的同学和战友，所以，这些读者自身就是故事的主角，他们会在这些故事里寻找自己及那个时代的影子。

《华尔街日报》评论

我之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比绝大多数人的文革自传甚至文革研究作品更能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我想，这跟作者写作思路很有关系。作者看似简单地讲述一个个故事，但故事背后的逻辑却异常清晰，贯穿这些故事的是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这本书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很多年来，我已经不读关于文革的著作了。硕士学习的三年期间，我几乎读完当年系里阅览室的全部文革书籍，有纪实文学也有个人自传，有学术著作也有文革笑话，有中文作品也有英文文献，但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多，真正触动心灵的少。大概我读的第一套文革作品就是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和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总觉得后来读的诸多作品或者深度不够，或者情绪大于理性，“控诉”总是主基调，看多了便让人渐渐麻木了。

《走出戈壁》的笔触轻松，看似平淡，却时不时便触及心头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或者击中笑穴或者戳中泪点。读到“屯垦戍边”这一章的时候，我跟熊老师聊天：“这个单伟建一定情商很高，因为他常常在描述某个场景的时候不经意地说出一句直击心灵的话。”比如，作者在描述去内蒙古兵团在北京火车站的离别场景时说：“还有一些男女青年依依不舍地手把手。我从未见到男女之间如此亲密，很惊讶他们丝毫不知害羞。”这不仅让我们看到那个15岁少年的俏皮，也让我们重回那个处处带着男女禁忌的时代。站在今天的角度，读到这句话不免让人会心一笑，这笑里有酸楚有庆幸，更多的是理解。

不过，尽管作者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时代对制度对某些人的控诉，我在阅读时心情也一直保持轻松，但眼泪并没有少流。每当看到作者处于某种非人生活的状态——比如挖马铃薯时十月天睡在没有遮挡的坑里，修大渠连续31个小时不眠不休，打芦苇时以铺点儿芦苇的冰面当床……，我便一次次去确认作者当时的年龄，每次确认完，心便一阵生疼，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因为我的儿子此时正好是作者初到兵团的年龄，却是个偶尔还会跟妈妈撒娇的孩子。我在想：如果那个干活的少年是我的孩子，我是不是会疯掉呢？其实，谁又知道作者的妈妈在多少个夜里泪水打湿枕巾，多少次把即将滴落的泪水合着窝窝头一起咽下。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不需要讲大道理的，它透过日常生活折射出人性。

这更是一本教育学著作。

17年前，我的孩子出生，此后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12岁去美国读书。在这12年里，我为孩子写了95万字的“成长记录”，除了记录他的成长过程，更重要地是思考如何陪着孩子长大。在孩子去美国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人生最重要的是“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目标”。

我们随便问问身边的人有什么人生目标，大多数都能回答一二，但是，像作者这样为了目标去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的人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屈指可数吧。

作者对时间的管理体现在众多的细节上，比如他不愿意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生命，只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点有收获的事情。除了阅读，作者也会花时间跟战友们聊聊天，也会在周末去连里或者团部串串门，但他的好朋友们都是经过甄别的，是“三观一致”的同路人。在内蒙兵团，绝大多数人的时光是需要被“打发”的，但作者不是，他是个时间不够用的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那个“一小时串门”的社交计划。为了“人缘”不得不“抠”出来一个小时，不能少，但也绝不能多。

然而，作者最令人折服的却是他对情绪的管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生活在别人对他的前途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环境里，有好事，他提醒自己不要喜形于色，遭遇不公，他告诫自己在人前吞声忍泪，真是太为难他了。尽管我一直提醒我儿子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也一直希望自己顺境不喜逆境不忧，但做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想想作者第一年被人从推荐上大学的名单上划掉之后那种锥心的疼痛，分明能感受到苦水流进他的心里，但他却要像没事人一样祝贺别人。那个暗夜里，作者应该成熟了好几岁。幸好作者是个高情商的人，不仅有悲天悯人之心，更有跟他人共情的能力，所以无论遭遇任何挫折，他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结果，对别人没有怨恨，于自己也不懈怠。

虽然作者在世行面试时说自己没有未来十年甚至五年的目标，但我却相信那一句“我的野心没有止境”。从成长的角度来说，人需要有目标，又不能有过于清晰的目标，要把目标永远都放在远处，又要每日都想着踮起脚尖去够着那个目标。因此，“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便是在为达成目标铺上垫脚石。人生其实是诸多偶然中的必然！表面上看，我们做了很多计划，最后都赶不上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跟那些变化相遇。正因为如此，我总是提醒学生们：“做最好的自己，其他的交给上帝！”

因为的疫情，让我有很多时间阅读和思考，作为对中国文革略有认知的人，我对美国BLM、香港黑暴等运动特别有感触，前段时间跟我的师父讨论这些议题，我说：“从动物性到理性，每一代人重新来过！”师父回给我“至言”两字。诚然，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我认为有过来人指引的年轻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如果我们注重一代代人的传承与反思，或许结果会乐观得多。作者1982年秋在电报路（Telegram Avenue）上遇到那个激进的美国左翼青年时说的那句话——“把你发配到戈壁滩种几年地，你就明白了”适用于一切狂热分子。如果年轻的一代能够从作者和他的战友们的经历中明白国家的稳定对自己的成长多么重要，明白大众的理性对国家的稳定是多么珍贵，作者一定会觉得自己在这本书上花再多的精力都不为过。

仅以这些文字庆祝《走出戈壁》的简体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