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欧洲生活剪影

渡十娘出品渡十娘

做公众号里的《纽约客》

戳蓝字一键关注渡十娘

转发也是一种肯定

文字｜陈力川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陈力川，1956年生于哈尔滨，旅法学者，博纳富瓦诗作译者，《今天》海外通讯编辑。

一、理发

我不喜欢理发。每次理发都有被人劈头盖脸“修理”一番的感觉。坐在理发馆的转椅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很像一只将要被宰割的绵羊。每到头上的这堆乱草长得不得不锄的时候，我就提前对妻子殷勤一番，没有几次，她就明白我想请她给我剪头了。

让妻子理发的好处不仅是省钱，还有看着什么地方不顺眼，请她修补一下是不会被拒绝的。当然你先要豁出去，让她在你脑袋上练出来，头几次有不顺眼的地方，只能将就，补救是来不及了。请妻子理发也不是只有好处，脖子，耳朵肯定要多冒一点儿风险，特别是当她不顺心，或者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再就是要对理发的概念稍作一点儿修正，例如不妨叫“拔毛”。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头发还是被剪下来的。尽管有许多不便，我还是喜欢请妻子“捉刀”，这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次痛苦的经验。本来上理发店挺好，不仅有一种被侍候的感觉，而且还可以避免把家里搞得到处都是头发碴儿，直到有一天我的脑袋成了理发师的创作园地。

那天去理发店以前，我特意把头发梳理整齐，结果走进理发店，人家看都不看一眼，就把我请到一边洗头，湿淋淋地回到座位上，活像一只落汤鸡。一位女理发师走过来端详了一下，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客气地说“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您看着理好了”。这几乎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后悔的一句话（肯定还有很多更后悔的话要在别的时候才能想起来）。

我请她看着理是客气，人家可当真。喀嚓喀嚓几剪子，额头上面的头发早已大片落了下来。头上虽感到轻松，心情却沉重起来，于是我安慰自己说最多不过理个小平头，可是她理来理去，只理前面和两侧，就是不碰后面。正当我忍不住要问她的时候，她却说“完了”。镜子中的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前面秃头秃脑，后面长发垂肩，越看越别扭。女理发师身子往后一仰，露出得意的笑容问我：“怎么样，满意吗？”我气得差点儿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忍了半天才对她说：“前面是完了，可后面也完了吗？”她说，“都完了，这是新流行的发型，要的就是前短后长。”我说让别人流行去吧，我不是艺术家，不追求时尚，可她说这是她的创作，不能改动。说着一只手优美而熟练地一挥，在我的脖子后面喷了点儿香水，那动作就像是在她刚完成的作品上签了个名。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再也不上理发馆了。可下次不来容易，这次怎么回去呢？回家的路上我就怕行人看我的头，好在天已经半黑不白，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操起一把剪刀，对着镜子把后脑勺的长发剪掉。那滋味简直比到人家作客没吃饱，回到家再做饭还难过。没吃饱还可以忍受，这“不能改动的作品”实在让你忍无可忍。

法国人把烹调、酿酒、插花、做糕点看作艺术，这有道理。在每年一度的“美发美容沙龙”上，美发师通过变幻发型来张扬个性，或用假发装扮神话或历史人物，的确让人惊奇。不过一个普通的理发师把顾客的脑袋当创作园地实在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二、看牙

一天上午十点我和牙医有约。在诊所等待的时候，我随手抄起一本叫《朝圣者》的杂志，看到一篇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文章：“土耳其不在欧洲”，文章提出欧洲的边界线应该按地理划分还是按宗教划分的问题。德斯坦反对欧盟接纳土耳其的谈判。在他看来，欧盟是基督教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区。我正看得出神，忽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走进去乖乖地倒在躺椅上，刚想整整身子躺平，女牙医已经把冰凉的牙钻插进了我的嘴里。

“我非常喜欢中国茶，在巴黎什么地方能买到好的中国茶？”女牙医从口罩后面问道。

我用喉咙呜噜了几声，想告诉她我现在没法说话。可这几声呜噜好像足以回答了她的问题，她接着又问：

“我也喜欢吃中国菜，巴黎最好的中国餐馆是哪一家？”

这次不等我呜噜，她又问：

“太极拳是中国人教得好，还是越南人教得好？”⋯⋯

这种有“口”难言的情况不久前我还碰到过一次。我们请朋友一家人吃饭，他太太偏偏在我把一块鸭肉放进嘴里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把那么大的一对羚羊角从南非带回来的。我想把鸭肉吐出来回答她的问题，可大家的目光又把它堵了回去。我只好狼吞虎咽，差点儿没噎着。等我终于可以说话了，人家可能等得不耐烦，话题不知怎么又从羚羊角转到数码相机上去了。

“好了，两个星期以后再来。”口罩后面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牙钻终于从我的嘴里拔了出来。我刚想跟她谈中国茶、中国菜，还有太极拳什么的，她却打发我赶快去付钱，后面还有人排队呢，好像刚才压根儿不曾问过我那一大堆问题。

我满肚子委屈走出诊所。回到办公室，接到荷兰廖先生的电话，他刚从海牙到巴黎，中午约我一起吃饭。跟廖先生走进ENTRECOTE餐馆坐定，我才发现这家餐馆只有一道招牌菜，就是牛排。被钻过的牙还在隐隐作痛，好像提醒我它吃不动，可肚子咕咕叫，好像告诉我它胃口很好。反正退出去是来不及了，廖先生已经开始叫菜，我只好硬着头皮点头。“这家牛排是巴黎最好的，不提前打电话订位，要排队等很长时间。我每次到巴黎都来这里。”廖先生看见我只用炸薯条蘸调味的肉汁吃，好意地向我介绍。

接着廖先生告诉我他要在上海投资开一家专门吃鸟的饭店，养的都是活鸟，客人看好哪一只，厨师就烹给他吃哪一只。饭店的名字都起好了，叫“鸟从哪里来？”

“使不得，使不得。”我不顾牙疼连忙阻拦。“鸟是有魂的，吃不得，更不能纵容别人吃。”

“谁说鸟有魂？”廖先生莫名其妙地问。

“《红楼梦》里黛玉说的，‘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廖先生越听越莫名其妙。不用说，这顿饭吃得不投机。女侍者来收盘子的时候，除了惊讶，还面有愠色。一般顾客都是把牛肉吃光，把薯条剩下。她一定是第一次见到吃光薯条，没碰牛肉的。“不吃牛肉，干吗要跑到我们店里来呢？而且还打电话定位，神经病！”她一定这样想。

“你们的调味汁做得真好，都放的什么东西？”我想找一句恭维的话说。

“这是商业秘密，我不能告诉您。”她冷冷地回答。

我本来并不是真对调味汁感兴趣，只是为了对没碰牛肉表示一点歉意，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回到办公室，我忽然后悔没对廖先生和那位女侍者解释清楚，谁没治过牙，他们会不理解吗？那位女侍者也就算了，随她怎么想，可对廖先生实在有些失礼。

很久以后，我接到廖先生从中国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没因上次牛肉的事儿生气，反而谢谢我劝阻他在上海开吃鸟的饭店，我以为他终于明白鸟魂是怎么回儿事了，他说：“萨斯病，禽流感一来，鸟没人吃了，好多饭店都关门了，我多亏没开什么鸟店，要不就赔惨了。”

三、西班牙侍者的幽默

2003年复活节的假期，我们全家人去西班牙旅行，第一站是马德里。到的那天中午，我们从西班牙王宫出来，走进一个名叫Casa del Roque的饭店。落座后，我通过学西班牙语的儿子与一个年轻的侍者交谈起来。我问他见没见过卡洛斯国王和索非亚王后，他说还没有，不过正打算化妆成乞丐觐见国王。我明白他指的是每年卡洛斯国王和索非亚王后在马德里王宫为三十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洗脚并赐饭的事。我说乞丐也不是说当就当的，要以乞丐的身份觐见国王，恐怕也要通过资格审查、验明正身吧！他说如果西班牙经济继续衰退下去，他就不需要化妆了，反正离真的乞丐也不远了。我说像他这样风趣机灵的人想沦为乞丐可不那么容易。

吃完饭我跟儿子说结账。儿子用西班牙语要“Cuenta”（帐单），那个侍者假装听不懂我儿子的西班牙语，回问：“Como, Whisky ?”（什么？威士忌）。儿子重复“Cuenta”，侍者重复“Whisky？”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的时候，手里果然端着四个小杯子。我的女儿连忙摆手说她不要，侍者以命令的口气说：“尤其是你，必须喝。”女儿战战兢兢地端起酒杯闻了闻，没有龇牙咧嘴，舔了舔，她笑了，原来是苹果汁。这顿饭我们吃得高兴，连小费都跟着开心。

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了马德里索非亚王后艺术中心，这是由一家医院改建的现代艺术馆，收藏了许多毕加索、米罗、达利、费尔南多－佐贝尔（Fernando Zobel）等西班牙现当代画家的作品。参观美术馆看似轻松，实际上很累，两条腿不知不觉地沉了起来。我对两个孩子的耐心早已感激不尽，不等他们叫嚷，赶紧见好就收，带他们来到咖啡厅小憩。这时一个侍者走了过来，我以为他要问我们喝点儿什么，不料他却问我儿子喜不喜欢现代艺术。儿子回答得很干脆：“不喜欢。”这个侍者说他也不喜欢，不过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翻一翻这家美术馆的画册，保准倒头就睡着。说着还建议我儿子也买一本试试。我在欧洲参观过很多美术馆，还真没见过这样推销画册的。

我们到塞维利亚正赶上圣周，天天都有忏悔者的游行仪式，他们戴着黑色的蒙面高帽，抬着圣母雕像和耶稣受难的灵台穿过城区，进入教堂，样子说不上是虔诚还是可怕。我揣想中国文革时戴高帽游街是不是从西班牙学来的。看完“游街”，我们进到一个酒吧，里面挤满了就着各种小吃（tapas）喝酒的人，四周摆着几尊圣母像。我问招呼我们的侍者，在圣母像前开怀畅饮是不是有失恭敬？他回答说：“这您就不懂了，塞维利亚是一个矛盾的和谐体，圣母和酒并行不悖。看来您要再多喝几杯才能理解这一点。”说着，不等我说话，顺手又给了我一杯啤酒。

我早就听说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有两道名菜，一道叫公牛尾（Le rabo de toro），一道叫盐壳鱼（Le pescado a la sal）。公牛尾先煮后烤，又嫩又脆。盐壳鱼是用海盐做的硬壳将鱼包起来烤，盐的滋味通过蒸汽进到鱼里，吃起来好像鱼肉本身的咸味。我在格拉纳达的Bib-Rambla广场的一家餐馆的菜单上看到这两道菜，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可点菜的时候，我和儿子在公牛尾和盐壳鱼之间却犹豫起来。侍者说只要回答他一个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我们同意这个办法。侍者问：“你们两位，谁的性格急躁？谁的性格温良？急躁的吃盐壳鱼，温良的吃公牛尾，这叫缺什么补什么。”说着将这两道菜的名字记下来，扭头就走了。上菜的时候，我要了盐壳鱼，儿子要了公牛尾。那个侍者对我们挤了挤眼睛，会心地一笑。

四、礼貌的冷暖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喜欢去山上度假。山上空气好，有益于健康；山上的人有礼貌，也有益于健康。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如果你敢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人家不是觉得你不怀好意，就是认为你精神出了毛病。可是在山上，陌生人之间打招呼问好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头一、两次与在上里远足的人交臂而过，听到人家主动问好，我还觉得奇怪，回答得也很别扭。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还沉睡在城市人的冷漠之中，所以再见到陌生人，不等人开口，就主动问好。偶尔遇到被我问得莫名其妙的人，或不知答礼的人，我也不怪罪他，我知道这是一个刚从城市来的人，还不懂山上的规矩，就跟我开始的时候一样，一会儿，他就会“文明”起来的。城市使人疏远，自然让人亲近。令人不解的是，城市是文明的产物，可是为什么人在大自然里比在城市里表现得更文明呢？

去法国人家里作客，见面时和离开时的感觉，冷暖差别很大。几乎与所有欧美国家一样，与法国朋友见面要亲面颊，女人和男人要亲，女人和女人也要亲；男人和女人要亲，有时男人和男人也要亲。这个礼节既让人觉得温馨，也增加人的亲密感。遇到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入乡随俗，被动迎合一下（也有中国人不分时间场合，变被动为主动，把人亲得直吐舌头）。要拿揑好亲面的分寸并非易事，难就难在脸颊要贴得不近不远，既热情又含蓄；嘴唇要发出轻轻的声音，不腼腆也不夸张。无论亲了多少次，我们中国人始终觉得不习惯。尽管不习惯，我们还能接受。然而法国人送客的方式却叫人非常难受。无论多么好的朋友，他们送客都不出门。走到门口，亲亲脸颊，说声再见，等你刚走出去，房门嘭的一声就关上了。无论刚才脸贴得多么亲热，都让人一阵心寒。不像我们中国人，送客至少送下楼，如果还依依不舍，就“送君送到大路旁”，如果仍然难舍难分，索性把客人送到家，这在法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将一位法国朋友送到家，又乘同一辆车回来，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他从未见过这么傻的人。

五、孩子的诗意和逻辑

我的儿子小名叫乐乐。他四岁那年，我们搬过一次家。有一天我为新居安窗帘帐幔的时候，一颗螺丝钉脱手掉在地上，我朝着螺丝钉落地蹦蹦跳跳的方向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

“爸爸，你找什么？”乐乐跑过来问我。

“一颗螺丝钉。”我说。

“是这个吗？”乐乐指着我脚下的螺丝钉问道。

“嘿，你的眼睛真尖。”我脱口说道。

“眼睛尖不会把人的脸刺破吗？”乐乐认真地问道。我一时答不上来，心里纳闷我们大人怎么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乐乐四岁那年圣诞节，我们吃完圣诞饭对他说：“睡觉前把鞋子摆好，夜里圣诞老人会把给小孩的礼物放在鞋子上。”这是西方人哄孩子的说法，鞋子要摆在壁炉前面，因为圣诞老人是从壁炉下来的。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壁炉，就只好略去了这个细节。晚上我们送走客人，拿出准备好的礼物，朝乐乐的鞋走去，这才发现乐乐摆好的鞋不是一双，而是三双，整整齐齐摆了一排。我们只好把包在一起的礼物打开，重新包了三份，放在三双鞋上。第二天早上，乐乐看到三双鞋上果然都有礼物，后悔昨夜他只找到了三双鞋。我心里想，多亏他只找到了三双，否则黑灯瞎火的，临时上哪再给他买礼物去，圣诞老人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乐乐四岁半那年，有一天肚子疼，医生怀疑是急性阑尾炎，让他住院观察，看是否需要手术。傍晚我陪他坐在医院院子的长椅上，寂静中不时传来鸟鸣。乐乐用手捂着肚子，抬头看着梧桐树上的麻雀快活地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

“爸爸，鸟是不是不喜欢人？”乐乐忽然问我。

“谁说的？”我反问他。

“我那么难过，为什么鸟那么高兴呢？”

鸟不知道这里是医院，鸟不知道病人的痛苦，鸟没有同情心，鸟也不快乐，我们听不懂鸟语⋯⋯我几乎想出所有可能的回答，可我不是鸟，怎么能代替鸟回答这个问题呢？

第二天，乐乐肚子不疼了，医生诊断不是阑尾炎，可以出院。乐乐一蹦一跳地穿过院子，经过昨天坐过的那把长椅，他抬头朝树上看去，好像希望昨天的鸟还在那儿跳来跳去，可是树上一只鸟也没有，他的脸顿时失去了方才的笑容，“我说鸟不喜欢人吗！我肚子不疼了，鸟也不叫了。”他不高兴地说。

五岁那年，乐乐很喜欢说“不太多”这几个字。从迪斯尼乐园回来，我问他“今天迪斯尼的人多不多”，他说“不太多”。从幼稚园回来，我问他“今天午饭吃得多不多”，他也说“不太多”。有一天，我的老同学路士栋来家里作客，他问乐乐几岁了。乐乐回答说：“五岁一点儿，不太多。”路士栋被逗得哈哈大笑，纠正他应该说“五岁多一点儿”，乐乐说“多一点儿，就是不太多”。

乐乐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他说春天生的人性格活泼、乐观，就像他和妈妈一样（乐乐和他妈妈是同月同日生人，据说这种情况是百万分之一）。他问我是什么时候生的，我说秋天。我正准备他问我秋天生的人是什么性格，他却问道：“春天在前还是秋天在前？”我说：“当然是春天在前，秋天在后，俗话说春夏秋冬！”“那我是春天生的，你是秋天生的，你怎么比我大呢？”我再一次被孩子的逻辑问得哑口无言。

乐乐上初中那年，一次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吃饭。话题谈到我们家谁起得最早。我说我睡得最晚，起得也最晚，这是个坏毛病，晚上为了任何事都可以牺牲睡眠，早上为了睡眠可以牺牲任何事。我还说他和妈妈的习惯好，早睡早起。乐乐说：“我和妈妈起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所以太阳起得比我们更早。”一句话使太阳也成了我们家的人。

乐乐上高中那年开始喜欢天文物理，有一天他看完一本《太空》杂志，对我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我回答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也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沉默了半晌，乐乐说：“我们都不理解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区分科学和艺术的，在他那里一切是一个整体，到了我们这里，分成不同的部分。我们永远看不清上帝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说我们也永远猜不透上帝的心思，这句话没有说出口，我一下子意识到孩子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