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李公明：家族故事中的历史反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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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书记：家族故事中的……历史反光镜

作者：李公明

多年前读刘小磊主编的《历史的反光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十七篇文史随笔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起云涌，对这个书名因此记忆很深。近日读了两部刚出版的家族故事，熊景明《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和何倩《百年家国：唐家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 月），马上想起了“历史的反光镜”这个说法，深感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家族历史、个人故事就是无数面可以折射出历史真相的反光镜。或者用台湾作家杨照的话来说，他的《一百年的漂泊：台湾的故事》（三联书店，2016年）是“台湾史的侧颜”，那么“历史的反光镜”就是要把那些被“正颜”过多遮蔽了的“侧颜”展示出来。

熊景明之前写过一本《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那是凭着记忆写自己认识的亲人。现在这一本《长辈的故事》则更多是根据资料、做考证研究写她的曾祖父、祖父、外公、干爹等人。

“作者既不凄绝，也没有愤恨，而是冷静、客观、轻描淡写地勾画了苦难中的欢笑、绝望中的希望，还有家族和亲友的大小故事、新旧历史，错综交织成中华民族上世纪的一幅缩影。”（陈方正，见该书封底）“这部家族记忆史，透过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了西南边陲城市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间的政治风云和新旧冲突，时代风暴对一个大家庭的深刻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一群人仍恪守传统美德，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彼此温暖、造福社会。”（见该书封底）   

故事还是从她父母亲开始讲述，但是整个家族的灵魂人物是她的曾祖父熊廷权，她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曾在四川、云南任职的地方官，《云南通志续编》有关于他的记载：光绪癸巳（1893）举人，戊戌（1898）进士，先后在四川、云南任官职，“有才能，通治术，洞悉边要，由牧令晋至府道，以循良称。晚年主讲省会明伦学社，以诗古文，提倡后进”。（见熊景明《长辈的故事》，285-286页）

熊廷权无疑是整个家族的灵魂人物，陈方正在序言中对其一生概括是“不但进西藏协同平定叛乱，在腾冲和英国人折冲樽俎，更倾力于子女教育，送他们多人出国留学，培养出其后两代十数位在云南地方和国共两党任职的才俊。这无疑是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之间，一位偏远省份的士大夫如何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之最佳写照”。因此，正如王鼎钧说的，“只有大家庭的背景，才产生这样的故事。平静叙述，没有怨尤；写传统与革命的冲突，举重若轻；写母亲多诗笔，写父亲多史笔”。（见封底）

何倩的《百年家国：唐家故事》根据前辈日记、口述、手稿、族谱、地方志等史料以及学界研究著述（详见述书后“参考文献”），系统整理和讲述了她的母亲家族——广西桂林灌阳县唐家的故事，“中法战争—甲午风云—抗战烽火—教育报国”是这一家族传奇故事的主线。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在历史漩涡中跌宕起伏，由于人物众多、历史情景的变化转换丰富，在写作结构上全书分四部、九十多章。

帮助读者阅读，“编辑推荐”这样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唐景崧中法战争请缨作战，甲午保台孤臣泣血，内渡回桂湘江奇遇；唐镜澄随唐景崧抗法、保台，秘密掌管江湖武装，涉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事件；唐超寰随李明瑞北伐，率部参加南宁保卫战，1949年助力南宁解放；唐现之师承陶行知，为广西教育界“八怪”之一，筹办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唐肇华为李四光、余青松、丁绪宝爱徒，夫妻携手抗战，终身执教育才；唐荣珍随夫奔赴抗战前线，亲历台儿庄大捷.....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23188/）

这的确是一部涉入中国近现代众多历史事件的家族故事，作者自述通过“这次深入发掘，撰写家史，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我的家族。真正的家国情怀，从越南到台湾，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一代又一代的热血、勇敢、精忠报国”。（151页）读完全书可以明显感受到，整部书字里行间最突出的叙事话语就是一种强烈的、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书前的主要人物表介绍了主要先辈的简历和与作者的关系，对读者也很有帮助：唐景崧是作者的外高族祖，清代同治四年（1865）进士、翰林，甲午时期的署理台湾巡抚；唐肇华是作者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唐现之是作者的大外公，唐肇华的嫡亲堂兄，广西著名教育家；唐镜澄是唐现之和唐肇华的祖父，光绪年间的台湾台中厘金局总办、安平税关局长，曾协助唐景崧在越南战场抗法、在台湾抗日保台。

在时代风云中的长辈故事是时代缩影，许多历史记忆在今天听起来既是惊心动魄，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思考更是发人深省。所谓见微知著，历史的细节往往不仅是呈现了微观的真实性，而且时常更能真实地反映出宏观历史的本质属性。放在历史的巨大漩涡中，个人命运的偶然性其实常常是必然的。还有就是所谓“小历史”与“大历史”的问题，前者可以理解为个人的经历、地方性的社会景观和日常生活的常态变迁，也就是“局部的”历史；后者则是全局性的历史，国家的治乱兴衰、改朝换代，重大的典章制度、事件和人物。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得更直白，前者是“民史”，后者是“国史”，而首先不是人们常说的微观史与宏观史的区别，也不是人们喜欢使用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别。当年梁启超说旧的二十四史“只能谓之廿四家谱”，也就是说在旧史学中所谓的朝代史、国史其实只是皇帝夺权、统治天下的“家谱”。陈黻宸和邓实更是大力提倡写“民史”，甚至要探讨“民史”与“民权”的关系。（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第6-7页）那么，应该说民史、家史不是“小历史”，正如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超民在给熊景明写的序言中说的，家族的小故事所反映的就是民族的大历史；他还提醒读者要警惕“统治者会利用权力刻意湮没、歪曲、铲除历史的记忆”。

谈到“家史”，想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有过大讲“家史”的群众性运动，那是作为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三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三史”指的是家史、村史和社史，其核心目的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在编写“家史”的过程中，经常请“三老”(老贫农、老干部、老党员）给青年们讲“三史”。“家谱”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大读红色家谱，提高阶级觉悟、鼓舞革命斗志”“续红色家谱、传革命精神”的口号成为各种出版物和宣传画的题目。例如宣传画《续红色家谱 传革命精神》（作者：冯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以王式廓著名的素描作品《血衣》为背景，主体人物是“续红色家谱”的老、中、青三代农民形象，以《血衣》所召唤的阶级复仇来诠释要通过续写“红色家谱”来传承的“革命精神”。这种联想本身当然就是一种历史记忆，关于“家史”的时代印记，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不应忘记的。

另外，家族故事、家史的撰写过程与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关系极为密切，毋庸赘言，但是要警惕的是由于叙述的主角是家族亲人，容易产生隐恶与溢美问题。或者不是隐恶或溢美，而是从叙述者到写作者在无形中都受到各种人格共性模式的影响，就如游鉴明研究员所指出的，许多受访人对前辈的记忆、描述来自雷同的模式，从刻苦勤俭、知书达理、宽厚善良、治家严谨、乐善好施、排难解纷到读书报国、精忠报国，在新旧交替时代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倡言平等，所有这些叙述都有可能是在传统框架、时代价值观念、社会期待、受访人与被塑造者的实际相处乃至采访人的诱导中受到影响和指引。（参见游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形象》，载定宜庄等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还有就是类似家族故事这样写作体裁的属性问题。1976年出版的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家族史小说《根：一个美国家庭的历史》（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引起轰动。作者根据外祖母的家族故事叙述和多年的考证研究，追溯祖先昆塔·肯特如何从非洲西海岸被掳掠到北美当奴隶，以及其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生活历程。但是关于这部作品的基本属性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却有不同意见。在图书宣传中它被列为“非小说类畅销书”，1977年4月作为“非虚构的历史作品”获美国国家书籍奖金委员会历史特等奖，有些评论也以历史著作的学术要求对其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从读者反馈来看更多是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认为是一部融合了家族故事的历史题材小说，不少评论家也把它归入美国黑人文学。

或许这也反映了学者与一般读者的阅读偏向，而我更愿意读到的是有严谨考证作为基础的感性叙事。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家庭记忆中的历史”就是一条通向“世界历史的私人通道”，“它使得家庭小说成为一种打破虚构文学和纪实史料之间明确界限的混合文学类型。……‘家庭小说’的重要结构特征是对交互存在的个人、家庭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承认，而这一点同样也是其认知策略和情感状态的基础”。（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4页）他最后的结论是：“对回忆的处理是一项跨越几代人的重大历史工程，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一项保存痕迹和再想象的历史任务，它还将家庭史转换成了一种文学形式，即一部续写、重写的家庭史并且借此归还未来的小说。对过往的回忆和想象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介入未来和下一代人的生活。最后一点需要认识到的是，人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却可以由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讲述。”（同上，74页）我认为最后一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无数面的历史反光镜可以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来铸造。

回到眼前的这两部家族故事，它们叙事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边地区域性，正是区域史研究的很好史料，也是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历史的“侧颜”。

民国初年唐继尧主政云南，推行县自治，创办自治讲习所、组织编写《云南全省地方自治所讲义》，其中第三种《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由熊景明的祖父熊光琦撰写。他在“序言”中写道：“县制之精神，在融官治、自治为一气；其所规定，纯重民治主义。”“夫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制之应分立；财政之应分别，国家统一经理，稍有政治常识者之所知也。”因此，必须直接选举县长：“共和国家，主权在民，本省此次改革县制，主旨专在扩张民权。本制已处处予人民以参与县政之实权，以期达到全民政治之希望，则一县之行政长官，自应统由县民直接选举，固不仅县长然也。县长民选，其在今日，实已成为天经地义而无待考虑者矣。”（《长辈的故事》，315页）对于民间组织，强调自治团体自有其人格，即以自己的生存活动为目的，“自有其意思，自有其事务，虽对于国家随时履行义务，而终以保自己的生存活动为目的”。关于县财政，则认为“须先明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分。夫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同为国民经济，缘不论何项税收，直接、间接取之民之脂膏”。虽然是纸上“释义”，但是这位年轻人并非不知现实中旧政制之弊：“旧制萃行政、司法、财政于县知事之一身”，其余人员类皆以胥吏充之，而县议参两会皆形同虚设，“若夫凭借司法权、征收权勾结士绅，蝇营狗苟，枉法贪赃以鱼肉吾民者，则比比皆是，事实具在，何难稽证。而犹有曲为掩护，力争此官僚式、书办式之旧制为善者，不佞诚不解其所目之安在也”。（316页）已经说得太明白了。

熊景明说，“消灭帝制建立共和的激情，激励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推行县自治运动，相当于挑战整个官僚体系，仅靠改革者良好的愿望和努力，几无成功的希望。自治后面的理论基础‘民权’，颠覆了数千年制度稳定的根基‘皇权’。近百年后的今天，也未曾深入人心。”（317页）值得注意的是，熊光琦当时的政治身份是中共党员。熊景明认为，祖父这位共产党员被委以重任，编撰省政府县自治运动的重头文件，或许表示当时国共在人才与人事上的合作，或许云南的土皇帝不将党派斗争当回事。（同上）

关于唐继尧与云南自治运动的关系，也有历史学家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云南自辛亥革命以后，事实上就一直处于与中央政府隔绝的半独立状态，民国九年以后唐继尧在云南宣布了废督和自治，其性质是属于以军阀自保为目的的割据运动，而不是像其他省份是以民间人士反对军阀、标榜民治为目的的自治运动。（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28页）若以此而观之，熊光琦撰写的这份《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则更有其珍贵的价值与意义。

熊光琦在历史上留下的另一份重要文献是考察报告及施政建议——《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收入1933年龙云主编的云南丛书之《云南边地研究》。1930年熊光琦到瘴疠之地的澜沧县任县长，上任后以半年时间“周咨博访，切实考虑”，然后制订了这份分两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是建设县城及周边区域，修路、办教育、垦荒地、土司地位变通自治；第二步归化土著，变通官制，分区垦殖，统一财政，减轻边民负担。对此两步计划，有详细的说明、实施方案及时间表。“总而言之，欲谋澜沧全部发展，以巩固西南国防、边防，舍此两步办法，实无其他再胜良策。就琦理想，倘能将此整个计划，见诸实施，预计民国二十一年可将全县户口调查清楚，警卫办理完善。再于调查户口时，更进一步，实行分区编组乡、镇、闾、邻，特别注意普及教育，训练人民。至二十二年，道路亦已修筑成功。二十三年，开垦已毕，此时有六十万亩之田地升科，应计议二期开垦办法，即可就此将全县土地测量完竣。经此数年经营，土司势力，当渐分化，人民训练，亦近成熟。更复加紧工作，按照《县组织法》、《区乡镇闾邻自治法》，积极筹备自治。迨二十四五年，此蛮荒不毛之区，已缩短进化过程，成一完全自治之县矣。此非光琦全凭理想，夸大其词，为治之道，因时因地，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全在治法与治人为何如耳。惟是凡事以时机之关系为最要，倘时机不熟，或进行中时机又有变化，则兹所计议，即不能预必其结果矣。”（《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尾语”，见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72-573页）

林文勋在该《汇编》前言中认为熊光琦“曾担任边地官员，洞悉边情，有的放矢”，因此其开发方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同上，11页）谈到“借鉴意义”，当年熊光琦说“明知结果终亦不过徒托空言，无实现之可能……后有同志或能采集部分，见诸实施，则在光琦亦可云不负此行也”。（同上，550页）对此熊景明的担心是，“八十年来，大概没有一位澜沧地方官员参考过这份计划书”。（《长辈的故事》，321页）

何倩在《百年家国 唐家故事》中讲述了“父辈那段孤立无援、悲壮惨烈的抗日保台史”，作者在第二部“甲午—台湾”的开头引述了胡适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二天的《题唐景崧先生遗墨》：“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读后自言“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作者说因为胡适的父亲胡传（甲午时的台东直隶州知州）与陈寅恪的舅父俞明震（甲午时的台湾布政使），当年都追随景崧公参加了甲午战争中的抗命保台。（28-29页）这一开头就令人动容。可惜的是没有加上一幅插图，那面长方形的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不忘中土、臣服中朝。（图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49页）看此图，更可以明白胡适诗中“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的意象是如何与“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87年5月，唐景崧正式到台任职，成为刘铭传治台的得力助手。刘铭传在台期间，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31页）这是准确而概括的表述。有历史学家把刘铭传在台湾所实施新政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一，加强防务；二，交通建设；三，工矿；四，商务；五，兴市；六，抚垦；七，清赋；八，教育。然后指出“清末台湾的建设是中国当时自强运动的一部分，也有其特色”。所谓特色，指的是大陆的自强运动以创办军用工业为先，台湾却是军用和民生并重，从一开始就重视民营。结果是台湾在清末经过二十年的经营，出现了全中国最早的自办电报业和新式邮政、最早营运生产的新式大煤矿、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第一台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所洋学堂，更出现自己经营并且敢与外国人竞争的轮船公司，也出现最初的民族资本企业，“成为19世纪末，全中国自强运动中的先进楷模”。（宋光宇《台湾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97-99页）详乎此，亦可见台湾士绅反对割台的根本原因。

甲午海战以中国失败告终，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在马关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称《中日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及台湾全岛被割让给日本。消息在当天传至台湾，闻者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及四野。唐景崧、丘逢甲等不断上书朝廷未果，终于决定抗命保台。在全书中，这段“悲壮惨烈的抗日保台史”写得最为详实，史料也很珍贵。

最后还是回到我最感兴趣的史料问题。熊景明说，“阅读曾祖父、祖父和外公留下的大量文字，是学习近代史的过程。外公对政权交接时普通百姓感受的记载，还有他当时写给市政府的信件，都是史料。”（作者自序） 在特殊的时代中自然会产生特殊的史料，那就是历次运动中当事人自己写的思想检查、交代历史问题和认罪书等文字。当熊景明读到她父亲在“文革”中写的检查书时感到颇为惊奇：他父亲在检查书中说自己认为……还是要走到修正主义道路，因此鼓励儿女学好外语，还借来一部英文打字机给他们学打字、买了一部录音机帮助他们练口语，“我这样热心地鼓励他们学外语，就是我对帝修反抱有幻想，对社会主义怀疑的铁证”。（71页）这么老实坦白，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有点不可思议，而这正是这批家史中的史料的珍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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