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鸦片战争前就到中国的外国医生伯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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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坚妮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坚妮：广东人，一直以来从事双语文学写作和翻译，在中英文杂志报刊以坚妮笔名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出版有翻译著作，短篇小说集和杂文专著，多篇短篇小说被国内出版社收入海外作家文丛和留学生文学选著，并长期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财新》等报刊杂志发表杂文随笔。

Doctor Parker

寻找伯驾医生

伯驾（1804年6月18日－1888年1月10日），原名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美国麻省人，是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医师、外交官。鸦片战争时期曾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

好几年前，当我跟小彦提到我在读广州传教士的资料时，他说你研究的是伯驾，伯驾医生吗？

我说我不知道谁是伯驾。他就开始跟我讲伯驾。小彦有一个500TB存储量的大脑，只要被他看过读过的东西，就会像维基百科一样从他嘴里翻译出来。我说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翻译，而是经过思考消化的反馈，所以听他说话总是很上瘾。原来他说的伯驾医生是Doctor Parkers，因为此人的故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读的是英文资料，这是第一次跟中文对接，我侥有兴致地听他说了一气，然后我就说，伯驾， Parker，这看来是广东人给他的名字做的中文翻译，如果用普通话，应该是派克，或者伯克。当年做《望厦条约》，外交文件里的美国被写成“亚美理驾“，也是要按照广东话发音才能解释为何那样翻译。小彦就说，真的吗？原来是这样的啊？有意思。

我没有要研究伯驾医生，他的事情已经有太多人研究，有太多关于他的著作，各种语言版本。谁都知道他是最早到广州十三行用行医掩盖传教身份的美国传教士，因为清政府禁止传教，他头几年根本无法公开传教，倒是作为美国方面的翻译参与了《望厦条约》的谈判，还治好了林则徐的眼疾，另有一说是治好了他的疝气。至于给林则徐治的是疝气还是眼疾，还是两症都治过，我在一页博济医院原始病人记录材料里面看到白纸黑字，说治的是Hernia - 疝气，注明病人原为湖广总督，现在是两广总督和Imperial commissioner 钦差大臣，英文名字拼写是Lin Tsihseu，但这段记录是在一页纸的最下半部，没有后面一页，无从知道记录的日期时间。

伯驾行医图——晚清知名外销画家关乔昌所作

维基百科记载：伯驾在大中华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彷麻醉方法（1848年）等^[6]。

晚清知名外销画家关乔昌，为答谢博济医院免费收治华人，也为感谢伯驾收其侄子入读医校，在1836到1855年受伯驾委托，免费（仅一次画作有收报酬）绘制了一系列病患肖像，被用作医学生授课材料。而在旧日博济医院等候区，也挂有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画像，也可能用于鼓励病人^[7]。

伯驾曾受中国林则徐便委托和袁得辉合译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的著作《万国律例》，协助林则徐处理与英国的案件。

当然，如果我继续搜索，应该可以找到其余的部分，只因为我研究的目标不是伯驾医生，我也不想考证这位后来因为与洋人为敌被捧上天的抗英大臣，怎么会相信西医，他是八大轿鸣锣开道来到伯驾医生的小诊所，还是藏起红篮羽顶的官帽和官袍，便服偷偷到十三行去看病？还是像另一本书说的，他开始派人到十三行要伯驾医生开治疝气的药，伯驾说不见病人体型不能开药，他就派了自己的兄弟去，说是兄弟体型跟自己一样，最终拿到了药。后来又有人考证说他的兄弟当时根本不在广东，在什么地方生病奄奄一息了，不可能代替他去十三行看病。如果这个版本属实，那么我看见的医院记录里面的Lin Tsihseu，可能就是一个替身？这种细节情节，就像小彦说的，有意思，用来拍电影会很合适，但是不在我考证的范围。

我追溯的是另一段历史，跟伯驾医生有关，也无关。伯驾1834年到广州十三行行医，背后是美国长老会在支持，因为道光皇帝不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美国长老会把他们的传教士都安插在东南亚，跟当地的华人学习中文，等待中国一旦门户开放，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太平洋各个岛屿上跳舢板一样跳到中国。伯驾医生等于是他们这盘棋里一只最早的过河卒，利用十三行外国商人对洋医生的需要，把他先行插入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广州。我追溯的历史，发生在他到广州至少五十年后，那时他早已经退休回到美国，在中国经历了行医-传教-翻译-外交官的丰富人生，甚至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而被海外传教会嫌他参与太多美国政府的外交活动而将他除名，后来又因为他为教会在美国筹款游说，被海外传教会重新接纳为会员，是条会翻身的咸鱼。他一直住在首都华盛顿白宫旁边的一栋红砖的公寓里面，直到1888年去世，而我要追溯的历史故事此时才开始发生。

伯驾医生故居

我追究的那段历史大概发生在1890年代的广州，地点是美国长老会在伯驾医生原来诊所基础上建立的博济医院和医院旁边的教堂，和教会开办的两所学校：男校培英和女校真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政府跟中国朝廷签署了《南京条约》，美国政府于1844年在澳门望厦村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望厦条约》，允许美国的商人在五个中国港口行商，并允许传教士建立教堂和医院。于是美国基督教会各派，长老、浸信、福音等，联合组织了一个中国传教会到中国传教，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用办医院和学校的办法吸引教徒，扩大影响。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洋教士不是嗤之以鼻就是敬而远之，有钱人更不会沾教会的边，愿意接受教会的多数是贫困人群和下层社会的妇女儿童，我的祖父和祖母，就是被长老会收容的儿童。

我的祖家在广东四邑之一的开平县，那里土瘦人穷，19世纪中叶很多青年男性都签卖身契到美国去，被忽悠说是去挖金，结果是替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陆铁路公司修建横贯美国东西大陆的铁路。我曾祖母的几个兄弟就是那样漂洋过海到了“金山”，最后孤独老死异乡。我的曾祖父是几代单传的独子，不能冒险漂洋过海，却也去到香港的太古船坞做了补劳工，给需要维修的大船除锈。那时候不懂尘锈有毒，没有多少年他就因为吸入太多的船锈而染上肺病死去。在乡间生活的幼儿寡妇失去了生活支柱，曾祖母带着才七、八岁的祖父到镇上卖她炮制的咸酸菜，经常独自一人守摊的祖父引起了街上一位中国教徒的注意，他把我阿爷（祖父）带到教堂里认识了传教士，然后将他送到广州的长老会开办的学校培英学习，一直读到格致书院（后来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前身），完成了当时科举之外的最高等教育。此时正值满清被推翻，民国初立，他又进了广东政法学堂，毕业之后乡人依然按照中举惯例，敲锣打鼓送腊肉到家祝贺。於是那个当年在镇上卖泡菜的孤儿进入孙中山的国民政府服务，官至招商局长。这段穷人翻身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个副篇，就是我阿爷自己进教会不算，还把他母亲也介绍到教会的成人妇女班去学习圣经。他的母亲后来回乡传教，乡人都称她为“耶稣婆”。

我的阿嫲（祖母）原籍是广州郊区白云山上居住的客家人。她的父亲在白云山上拥有竹园，靠卖竹笋竹器和磨豆腐为生，过着不错的小康生活。无奈一个当地恶霸军阀李烈钧看上了他的竹园，欺负他不识字，伪造借据霸占了他的田产，将他赶下山，他从此贫困潦倒，独子又不愿意读书上进，就经常殴打我年幼的阿嫲以泄失意。有一天也是一位中国教徒路过，碰上我阿嫲的父亲在痛殴七、八岁的女儿，这位行医的教徒悄悄跟她的母亲说，广州长堤有家教会收容贫困人家的孩子寄读，你把这女儿送去给她一条生路，免得被打死。我阿嫲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教会学校的生活，哭闹想回家，她的母亲就每个周末都从沙河的龙眼洞步行到长堤去看她，直到她适应下来。就这样，我阿嫲一直在真光读到师范毕业，作为第一代受教育的新女性，到中山石岐开办了一间小学，专门接受香港永安先施公司雇员在家乡的孩子。

当时的国人还无法接受这些接受了教会思想和教育的新人，所以教会充当红娘，经常借节庆假日邀请培英和真光毕业的校友回来参加活动。我的阿爷阿嫲就是在一次在白鹤洞校址举行的活动碰上珠江发大水，摆渡停摆，双双被困在白鹤洞的一位校友家，因而结了“大水姻缘”。

回到伯驾医生的故事，我阿爷阿嫲喜结大水姻缘的时候，伯驾医生已经在华盛顿首都寿终正寝三十年，他大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办的十三行诊所，已经被后来的长老会传教士发展成为广州城最大和堂皇的博济医院（我成长的年代叫作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因为我阿嫲又回到了母校真光教授音乐，我的父亲和他的姐妹都在那里出生，跟传教士的孩子们一起上教会开办的幼稚园。向我父亲和姑母打听他们小时候的记忆，他们都只知道“罗夏理”兄妹是培英和真光的创办人，不知道祖师爷其实是伯驾，更不知道他为何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儿时做礼拜的教会其实是有个英文名称Presbyterian，中文翻译成长老会，罗夏理的英文姓是Noyes。当我把我搜索研究的结果告诉他们，而且我跟罗夏理的后代和当时跟他们一起读幼稚园的传教士儿童结成了朋友之时，可以想象我溢于言表的得意之情。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找伯驾医生的轨迹，但是他的名字时时处处出现在我阅读的书籍和文献里面，我不得不对他有所了解。我读到他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离开十三行两年，回到美国寻求对传教事业的财务支持，之后又到英国法国游说募捐，还赢得了一位美国女子的芳心，在1842年回到广州继续行医传教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位比他小14岁的伴侣，而他的这位妻子是满清闭关自守几百年里第一位被允许入住广州的西方女人。

2006年我陪父母亲回广州，父亲跟我一起到长堤的博济医院去“怀旧“，我哥带我到他的母校培英去看创办人”罗夏理“的塑像和陈列馆，我家三代人跟这个长老会的关系，突然有了视觉的联系，以前一维的文字阅读，增加了二维的形象和声音，以后又跟长老会传教士的后代发生了联系，变成一个三维的历史回忆。我想把我祖父母跟广州长老会的历史拍成一部纪录片，本文开头跟小彦的对话，发生在广东美术馆他主持的一个什么展览之后，他在中山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传媒学，立马就从人群里抓出一对制作小型记录片的年轻人，介绍他们跟我合作。

为了拍记录片，自然要收集更多的照片素材，实地采访。老教堂去过了，医院看过了，男校女校的校园都还保留一些最初的建筑，但是学校档案有限，还没有我手头收集的资料丰富，因为当初教会撤离，两所学校的档案也被带到香港去了。我答应了以后把我的资料复制给广州的学校之后，摸到香港，找到了香港的校友会，不过接待的校友会老者似乎对探索这段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也不愿意开放档案让我看，虽然他说知道我祖父祖母的名字，他们当年跟教会一样撤离到香港，一直有参加校友会的活动。

下一步是筹措资金，写拍摄计划，做预算，这里面的周折就不在本文啰嗦了，还是回到本文的题目“寻找伯驾医生”。

要在广州搜集历史资料，自然要到当地的博物馆和文史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文史馆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又摸到博物馆。博物馆虽然没有资料，但是他们有研究地方历史的专家，跟专家一聊，大家有了共同语言，而且可以互通有无。专家带我去看我要寻找的那些传教士的墓地，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哪里读过，伯驾的墓地就在我居住的美国首都，我答应回到美国后，给她照些照片。

回到家，我找出有关伯驾的资料，确实他的墓地就在首都，还是我刚到首都居住的那个区，每天下班会经过的地方。我找了一个周末摸了过去，从门口的管理处要了墓地号，按照地图走进了墓园。烈日下七转八拐，我找到了编号排列的地方，却没有看到有Peter Parker 名字的墓碑。周围再扩大范围寻找，依然没有。只好回到管理处，管理处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失望地打马回头，百思不解，究竟是年月太久坟头被消灭了，还是记录错误？

在广州，我被专家带到了广州基督教传教士的墓地，这个墓地不是原来的地址。广州的外国人当初都葬在黄埔的一块外国人公墓里，近年广州房地产大开发，轮到黄埔，洋人墓地既不需要补偿也没有生人维权，是被消灭得最快的地方。不知道是哪位哪些有心人，居然还抢救出来几十块墓碑，而且把这些墓碑重新找了一个山头安放，还设了围墙和管理处。当我从已经被风雨和岁月磨蚀的石头上读到几个熟悉的名字，我的眼睛湿润了，他们早已经被历史忘记，他们的故事，如果我不写，最后会像这些字迹模糊的石碑，终于连一点痕迹也会被时间的风雨洗去。

在广州，我也到沙河龙眼洞阿嫲阿爷的坟头上去烧了香。龙眼洞的山坟里还葬了阿嫲的父母和兄弟，我阿爷在开平的祖屋祖坟早就没有了，落地归根，他的骨灰当初从香港带回来，跟我阿嫲的葬在一起，图的是我们后代有个地方清明可以去拜祭清扫。没有想到这些有主埋葬了世世代代先人的山坟，前些年沙河大开发也被殃及，墓地无端端被变成公园，坟头全部铲平。如果不是阿嫲兄弟的后代悄悄地对原来的坟头做了记号，那么后来政策改变我们也不可能找回原处。找回了，开始也不敢重建，不过就是由老表带路，在一个斜坡上摆起几样带来的生果鲜花，烧一柱香而已。

广州坟头墓地的不堪遭遇无情可缘，伯驾在华盛顿的墓地也一样无情可缘？我不甘心又跑回到墓园，跟管理处的人要求看当初的登记资料。登记卡上有个人名，甚至还有个电话。我抄了下来，回头打了过去，虽然线路是通的，却从来没有人接。如此折腾，我总觉得伯驾就在那园子里面，如果我不去把他找出来，恐怕他就真的会消失了。

终于找到了伯驾医生之墓

或许是伯驾的幽灵被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墓园去感动，让我灵机一动要求管理处的人按照他太太的名字去查询，果然有一个墓号，我再找过去，那个墓碑上面刻着Peter Parker的生死年月，下面是他太太的生死年月。究竟是因为安葬比他晚八年去世的太太之时，经办人将墓地换了一个位置，还是管理处更新登记时把名字搞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找到了伯驾医生，让管理处更正了墓碑编号，用我阿嫲的口头语，就是“一天都光噻”。

三番四次地跟墓地打交道，给了我写一篇小说的灵感，于是就写了一篇《墓园》，被《十月》登了上半部，蒙承《渡十娘》放上了公众号【相关链接见下】，下半部还在笔耕之中。

对了，我还到广州的银行公墓去找过另外一个广州基督教墓地，至于过程和感触，因为要放到小说的下半部里面，暂且保留谜底。

6-9-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