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燕：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发展站在新方位、肩负新使命、面临新挑战。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必须居安思危，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斗争形势与严峻风险挑战，“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P34)积极有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国内学界意识形态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高度关注与积极介入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论题的研讨。把握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概貌，梳理并概括这些研究围绕的核心论题及形成的主要观点，指明现有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有助于推动这一主题的研究提升学理性、系统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更好地发挥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事业建言献策的实践功能。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与实践色彩，充分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研究成果数量、质量、研究力量分布的状况与趋势上。

1. 研究成果数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

以2012年11月15日至2020年10月15日为时间界限，在中国知网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关键词搜索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结果显示为508篇。通过可视化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最早的一篇为2005年）和之后（截止到2020年10月15日），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冷热对比，前者的论文总量为26篇，仅为后者发文总量的5.1%。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和国家对于巩固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总量实现大幅提升，年刊文量也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9篇逐年递增，到2017年近百篇。党的十九大以来，该主题研究每年刊文量超百位数，保持了高位运行的增长态势。可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指向，成果数量的增长受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正向激励。

2. 研究成果整体学术水平平稳提升

研究成果所在期刊的层次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成果的学术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发表205篇核心期刊论文（以下简称“205篇核心期刊论文”），占这一主题论文刊发总量的40.4%。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刊载这一主题论文的数量对核心期刊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3篇，《人民论坛》12篇，《马克思主义研究》《广西社会科学》各11篇，《思想教育研究》9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7篇，《湖北社会科学》5篇，《红旗文稿》《科学社会主义》《学习论坛》各4篇，《江苏社会科学》《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理论导刊》《湖湘论坛》《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学术论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各3篇。上述18家核心期刊合计刊发了205篇核心期刊论文的50.7%，表明核心期刊的重视与学者的研究热情相互促进，初步凝聚起了成果质量提升的合力。

3. 研究力量所在地域和机构呈现多点位相对集中分布格局

分析205篇核心期刊论文所属地域和机构，可以拓清研究力量的区域分布、学术平台及所处地位。刊载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论文的核心期刊所处地理位置在苏京鄂等地相对集中，侧面反映出上述区域研究力量所处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在205篇核心期刊论文中，依地域刊发数量降序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江苏36篇、北京31篇、湖北13篇、上海11篇。对论文作者所属机构及其发文量进行关联分析，降序排序依次是：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各8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河海大学各6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各4篇，其他机构贡献量在0—3篇间。综上，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主题的国内研究中，苏京鄂沪是相对集中地，贡献了近一半的论文量；就研究力量的内部分布来看，又呈现出集中于某一家或几家研究机构的情况。如，在北京地区作者贡献的核心期刊论文中，71.0%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北地区作者贡献的核心期刊论文的61.5%来自武汉大学；上海地区作者贡献的核心期刊论文的54.5%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江苏地区作者贡献的核心期刊论文的38.9%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研究力量所属地域和机构呈现多点位相对集中分布格局，表明研究力量正在聚合，有助于激发研究热情、形成研究合力、持续产出精品力作。

4. 研究过程彰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对205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结果如下：“意识形态话语权”162次；“话语权”85次，“意识形态”65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70次，“新媒体（含自媒体、网络）”共24次，“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共12次。可见，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正进一步聚焦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上，并围绕如下三条进路展开，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其一，关注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遭遇的“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状况以及“失语、失踪、失声”问题，探讨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与应对之道。其二，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将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中坚力量与领导核心，其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是党建及相关学科研究者致力于回答的问题。其三，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造成了冲击，但也提供了机遇，如何应对新媒体场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巩固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前沿课题。

与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研究成果显著增长，集中呈现为如下六个层面的研究内容：

1. 意识形态话语权基本内涵

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学界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权力说。认为话语权有权利、权力两个维度，[2]或者具有权力、效力两种含义，[3]但二者都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所拥有的是体现阶级利益关系的思想统治权。二是认同说。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标志是共识的达成和认同的确立，包含执政党自身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公众对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两个层面的内容。[4]还有学者认为民众是否认同并将其转化为个人意志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重要标志。[5]三是三维度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话语的权利、权力、权威三个维度，“权利”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资格”与“资质”，“权力”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中应发挥的决定性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支配力，“权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形成权威的思想理论和权威的有机知识分子团体。[6]“权力说”立足对话语权结构要素内在关系的考察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内涵，抓住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词——权力；“认同说”侧重考察这种权力行使的客体效果；“三维度”说中，意识形态话语权论题提出的出发点是强化话语权力、赢得话语权威。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要义指向夯实和增强话语权力。

2. 意识形态话语权内在结构与生成机制

要素—结构分析。大多数学者将话语权作为静态系统分析其结构要素，形成了主体、主题、载体三要素说，以及主体、内容、载体、客体、效果五要素说。这些分析虽然不错，但有流于“外部反思”的隐忧。部分学者的研究跳出了面面俱到探讨的窠臼，有针对性地从话语主体或话语客体的角度分析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要素与结构。如，有学者以夯实话语主体的话语权力为实践指向，从话语主体所表达的话语内容的角度着手分析，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内在包含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批判权等。[7]也有学者从另一方向出发，以提升意识形态话语客体的接受度为实践指向，认为意识形态由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行动—策略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需要针对这三个要素精准发力。[8]

环节—过程分析。起步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表现为静态的要素—结构分析。随着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日益意识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需要展开环节—过程分析。正是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传播学的相关资源得到借鉴。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在一个相对恒定的国内舆论场域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遵循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律，包含输入、输出、反馈三个核心环节。[9]因此，若是仅从意识形态话语权内在的形成过程来看，生产、传播、接受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必经过程。

内在—外在机制分析。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是一个生产性概念，也是一个斗争性概念；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一个主客体互动过程，也是一个与外部敌对思想力量的介入与影响做斗争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国内思想观念分化多元，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内外因素纷繁交错，形成了复杂的思想观念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如何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没有可供照抄照搬的教材，没有现成在手的经验，必定是一个从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实践的过程。就机制而言，一方面需要根据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在形成过程，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生产—说服—评价机制；[10]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对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预测机制、对话机制、分析批判机制，这些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11]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使用“话语权”的表述，但有丰富的话语权思想。他们从四个层面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了“话语权物质论”“话语权辩证法”“话语权阶级性”“话语权权力论”，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涵。[12]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列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理路：在理论方面通过认清错误思想的来源与实质，在批判错误思想和阐明自己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实践方面通过克服困难和积极引领的方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消除各种错误思潮的误导，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13]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体现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加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力度、加强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采用多样化表达方式扩大意识形态话语张力等途径赢得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14]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邓小平审时度势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中的主体地位，阐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题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更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方式，从根本上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1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在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作出重要战略思考：做到“四个自信”是构建21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把握好互联网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争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制高点的重点。[16]

4.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核心主体。一部中国共产党成长与壮大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巩固的历史。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演进历史区分为1921—1949年的竞争与夺取阶段、1949—1978年的确立与主导阶段、1978年以来的调适与巩固阶段。[17]有学者则根据话语权控制程度的不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进一步区分为1949—1978年的完全主导阶段和1978年以来的相对主导阶段。[18]在对于历史经验的分析与总结上，方法论原则层面，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坚持科学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先进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广泛性与多样性相统一；[19]内容建设层面，重视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适时根据历史任务的变化建构适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类型层面，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从“革命”到“建设”的形态转型，而在以“建设”为核心话语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存在着从“生产力发展”话语体系向“美好社会”话语体系的转型。[20]

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代建构的现实境遇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的思想法宝，是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思想武器。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1]国内学者普遍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代建构的现实状况，从挑战、机遇、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就挑战而言，包括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网络化的负面影响、市场化的负面效应、多样化社会思潮蔓延、思想理论领域存在杂音噪音等。[22]面对理论体系层面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论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冲击，以及日常生活层面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对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勤俭节约优良文化传统的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理论的回应不够及时和充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弘扬思想上不够重视、行动上不够有力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的现实原因。[23]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也面临重要机遇，包括治理性机遇、发展性机遇、网络化机遇、认同性机遇、危机性机遇等。[24]面对上述机遇与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建构与强化面临主体、内容、客体、环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一是话语表达创新受限、权威弱化，二是话语体系尚未有效建构，三是话语客体理性认知不足、信仰缺位、知行背离，四是话语空间控制力疲软。

6.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是国内学界研究的落脚点。有学者分析了这一实践课题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即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25]至于具体的实践路径，学者们基于不同侧重点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从主体方面，提出培育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话语研究者，将工作重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论证和说明上；培育具有较强传播能力的话语传播者，以大众化语言风格表达、传递主流声音。[4]从内容方面，提出从话语生产的巩固、话语内涵的丰富、话语表达的创新、话语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努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力、解释力、吸引力、竞争力。[26]从受众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占据优势话语权，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创新贴近民众切身利益的诉求方式、文本表达方式、传播方式。[27]从新媒体场域方面，提出要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资源，构筑话语平台；掌握传播规律和民众心理，创新话语机制；强化话语监控和制度规范，塑造话语空间。[28]从国际视角方面，提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应具有国际视野，借助文化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应对各种诋毁中国的言论。[29]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成果在三个层面作出了思想贡献：其一，理论逻辑层面，初步理清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理论地平与边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内容主线；其二，历史逻辑层面，初步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其三，现实逻辑层面，明晰了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了新时代进一步巩固与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原则与路径，体现出研究者为党分忧、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建言献策的学术担当。

整体而言，国内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已取得一批成果，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成果的学理性、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今后的研究需要聚焦问题、潜心静气，推动学理研究实现对核心学术问题的攻坚，推动对现状的把握建基于扎实实证调研的基础之上，推动建言献策的科学性、可信度、实效性的提升。

其一，进一步理清意识形态话语权及相关概念的本质内涵与外延边界。国内学界现有的不少研究依循“本质论—价值论—实践论”的思路回答新时代如何巩固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重大现实课题，建言献策的目标导向清晰，但在理论地平的清理上用力不足。一些研究使用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但没有清晰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理清意识形态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本质内涵与外延边界，概念过剩与概念阐释不足的问题并存；部分研究探讨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利、权力、权威三重维度内涵，但没有深究三者的内在关系。“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身不是一个自足概念，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明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体论问题，厘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内核、承担主体、现实问题与目标指向。

其二，进一步挖掘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资源。据统计，205篇核心期刊论文出自127家机构，每家机构平均刊文1.61篇。这表明，意识形态话语权论题吸引了大量研究力量的介入，但相当大比例的研究存在短、平、快的问题。一是“短”。114家机构的发文量在1～2篇之间，占比89.8%，表明现有的部分研究存在浅尝辄止的浮躁心理；二是“平”，过半的论文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和基于外部反思的对策研究，研究的学理性亟待加强；三是“快”，跟风式、扎堆式研究现象较突出，内容相仿的研究成果重复发表现象频现。上述研究状况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基础理论问题上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可能性，突出表现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资源的挖掘显著不足。需要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理清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借以依凭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资源的历史渊源与当代流变。

其三，进一步革除外部反思的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成果的针对性。现有的部分研究停留在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形式化分析上，外部反思的痕迹明显——从不深入或逗留于事物的内容（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30](P113)推进研究的深入，一是要深入意识形态话语权内部，从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素—结构分析，推进到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展开的环节—过程分析；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遭遇的国际国内思潮交锋与冲突中分析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战术，从对内在机制的分析推进到对外在机制的分析。解答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钥匙不在意识形态自身发展史中，而在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他者”手中。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必须做到跳出意识形态看意识形态，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进程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反思影响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强化的经济政治因素，从制度机制上予以优化调整，塑造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条件。

其四，进一步依托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微观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而言，当前国内学界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偏重宏大叙事和理论阐释，微观研究视角、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尤为缺乏。这与研究者所处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从这一论题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2/3强归属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在认知、分析、解决问题时倾向于并擅长于宏大叙事，对教育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吸收明显不足。然而，科学理解与有效应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需要以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为基础，获得第一手实证数据资料；需要借鉴新闻传播学的相关范畴与原理，分析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组织、传播与接收过程；需要从教育心理学入手，微观分析影响个体意识形态认同的痛点和堵点。总之，要融合运用各学科资源，从宏观、中观、微观视域提出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长远规划、中期计划、近期任务，形成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系统的战略战术，当前尤其需要推动微观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五，进一步打通学理研究与实际工作的沟壑，提升对策研究的可操作性。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的现有研究成果大都包含建言献策的旨趣，但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缺乏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及意识形态工作现状的调查。在205篇核心期刊论文中，仅有1篇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系统深入的问卷调查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基础之上。[31]实证研究严重缺乏、对策分析无根无据状况较为普遍地存在，降低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所提对策的可操作性。坚持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辩证法，一方面，需要强化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实现对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现状的实证调研把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另一方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实践中汲取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32](P230)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一，是在与形形色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锋与论战中实现的；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也是一部论战性著作，从马克思最初写作时曾将其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争夺、巩固与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实践，为当代中国有效应对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激烈斗争提供了值得深入挖掘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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