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两个大局”专题研究】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当今时代的两个大局 ——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

[受访者简介]吴晓明，男，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科研，主要学术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著有《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科学与社会》《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合著）等专著9种，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等。1998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13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并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7年获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01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

[访谈者简介]户晓坤，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如何在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准确深入理解“两个大局”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理解中国百年道路探索？针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笔者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进行了专题采访。

户晓坤：吴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访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理解这两个大局呢？

吴晓明：非常感谢导刊的采访和您的提问，使我有机会就时代的主题谈一些看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整体发展面临深刻复杂的时代变化。这种变化大体说来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两个大局又是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来理解这两个变局，我想首先要提到的是“世界历史”的观点。

我们知道，随着“资本来到世间”，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了绝对权力。现代性的绝对权力首先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结束了以往那种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历史。在例如康德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在赫尔德的“世界通史”和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等观念中，突出地表现出哲学对于“世界历史”的明确意识。而对于现代性（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枢轴）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一事，《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P35)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不再可能是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发展，它必然是世界历史总体进程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无规定的空洞场域，现代性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特定阶段上布局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的权力关系，即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36)正是由于世界历史及其本质上的支配—从属关系，使得现代化（即进入到现代性之中）对世界各民族来说，成为命运性的了。海德格尔将这种命运叫做“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而马克思则将之更加明确地表述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P35)从而也在各个方面迫使一切民族进入到由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来制定方向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现代化便展现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进程。

虽说当今中国大体上仍处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格局之中，但这样的世界历史格局并不是凝固的、一经建立就不再改变的东西。相反，它也是历史的。现代性是历史的事物，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历史的事物意味着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它的出生、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和文明贡献，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正是黑格尔首先将历史性置入哲学之中，置入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变化是存在的真理，过程是事物的真理，历史的趋势比既成的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观点，构成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黑格尔“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由于辩证法的本性而转变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这里得到突出表现的就是历史性的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2](P270)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必然是历史的事物，而以为现代性及其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可以是永恒不变的观点，实际上不过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神话。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在世界历史中的统治地位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形成的，因而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指出，由于经济学家采取非历史的观点，所以他们的全部智慧只是在祝福现存事物的永垂不朽。

因此，根据唯物史观，我们不仅需要去深刻理解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变化，而且需要去把握整个世界历史格局100多年来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的发展处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之中，而世界历史的格局在大约100年前有过一个重要的转折，其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伽达默尔说，20世纪是作为世界大战的时代而开始的；20世纪固然延续着19世纪在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划时代意识，它把19世纪牢牢地归入过去的范围之中。这种说法不仅在以下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即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3](P110)

当今世界再度面临一个极大的变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0年前的历史性事件，大体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这样一些历史性的事件，提示出当今所面临的世界变局，是一个尺度极为巨大的变局。对于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局，需要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使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展开的，而且它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已成为这个格局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大局”彼此交织，密不可分。只有保持战略定力，才能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在这样的变局中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成果，贡献于世界历史进程，并且以其建设性的智慧和方案，参与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户晓坤：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节点，我们应该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间的本质关联？

吴晓明：建党百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节点。就此可以来回顾“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这条道路的基本规定是：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关键词从本质上概括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使其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为什么中国在展开其现代化任务时，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呢？至少在西方，现代世界的出生和成长一开始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倒是现代世界的矛盾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否可以因此假设说，中国在完成现代化任务之前，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必要的。抽象的假设可以如此，但现实的历史绝非如此。在这里最为关键的要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很明显，没有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出来并得以真正的实现；同样很明显，没有一场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来定向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变革就不会停顿下来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五四运动初始地显示出这个趋势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社会革命，在现实的历史中不仅将中国共产党确立为领导的核心，而且将马克思主义规定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然的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样。

需要强调的第二点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尤其是在这一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一般的含义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这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是抽象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本身尚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处的“学徒状态”，因而往往易于采取抽象的理论态度和哲学上所谓“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外在反思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从不深入于事物本身的内容，而只是将抽象原则外在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变成抽象的原则，并且试图把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其结果则是一连串灾难性的失败。在这里导致失败的根源，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本身，也不是俄国的经验，而是局限于外在反思的教条主义。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才通过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唯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建立起内在的、本质的关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P707)

第三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历程，而且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历程；而在这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进程中，不断开展着并且深化着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并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作为这一历史性实践的不竭动力、又作为其丰硕成果突出地展现出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某种简单现成的，一经达到就被固定下来的东西；毋宁说，它作为中国自近代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事件，是在错综复杂的进程中不断生成的，是在历史之繁复的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发展的。就像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同各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一样，此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性质的斗争；由此展开出来的整个过程，就是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一个现代化事业，又是这一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的过程；所以在百年历史的行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展开过程。

户晓坤：我们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的现实联系？

吴晓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方位中了。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方位，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和意义深远的联系。

为了能够历史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回到30多年前，也就是回到20世纪的最后10多年。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一定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正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折，正面临一种极度危机的时刻。苏联解体，东欧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接踵而至。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普遍氛围，似乎都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最终破产了。特别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它宣称世界历史是在现代性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完成。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终结了，它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建制中。因此，除了这种建制的扩张和流布之外，历史已不再能开展出新的可能性了。这部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著作之所以一时风行，只不过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流俗的知识氛围罢了。然而不久之后，思想上的反击也出现了。正是针对当时一般氛围中的短视、偏见和无头脑，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这些讲演以《马克思的幽灵》为题结集出版。这部著作尖锐地抨击了福山的观点，并试图表明：在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灾难性的挫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许不再具有现实的存在、肉体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就像1848年共产主义在欧洲是作为幽灵来活动的那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决定性地与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相联系，与这种本质根据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相联系。

很显然，比起那种缺失思想的皮相观点，德里达的见解要优越得多也深刻得多。但是，这位哲学家没有看到（我们也不应要求他当时就能清晰地看到），有一支马克思主义——它是现实存在的和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强有力地兴起，正在生机勃勃地成长壮大，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展开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刚刚踏上漫漫改革之路时的情形已然不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之后，我们今天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且可以对这一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凡意义作出历史性的估量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历史性的估量，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进入一种新的历史方位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所揭示并展开出来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先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特别是关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性叙事。然而不止于此，新的历史方位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5](P10)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叙事，特别是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命运的历史性叙事。然而还不止于此，新的历史方位更进一步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普遍进步的叙事，特别是关于世界历史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发展路径的叙事。由此可见，正是新的历史方位，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展现出的多重意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现代化事业，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而且开始建立起与人类之整体发展，与世界历史之未来的本质联系。正是这种本质联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由之获得决定性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

由于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出现，“两个大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是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已经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与人类的整体进步具有本质的关联。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统筹两个大局，就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户晓坤：近年来您关于中国道路历史性实践与新文明类型的思想探索，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解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吴晓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突出地表现为：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在黑格尔大体规定的那种含义上来使用的，它意味着：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在突出地占据世界历史之发展高点的同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当今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显露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能够开展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德、法等的现代强国，那么，这一发展就并不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毋宁说，它只是作为某种表征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范围。只有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能够超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积极地呈现出来。

一方面由于现代性本身具有特定的历史限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快速抵达并触动其限度，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定在特定的转折点上突出地展现它的“改弦更张”，而这种改弦更张便标示着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更加实质地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现代化事业历史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定向，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本身就表明此一现代化任务的实现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为之开辟道路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历史地重建它自己的伟大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并不现成地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只有在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开启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重建与复活。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现实所指示的是这样一种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正像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这种现代化的实践也必然在新文明类型的开启中得到真正的完成与实现。

新文明类型以克服并同时占有（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前提，但扬弃意义上的“超出”必然已经表明，新文明类型不可能局限于现代性的范围之内，也不可能仅仅依循现代性及其变换形式来得到理解和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中，那种能够标识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主张，已经时常在我们眼前积极地呈现出来。举例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只有在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整全的理解，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代性范围内的国际关系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以丛林法则下诸实力单位的均势来维系其间歇和平的。既然“国强必霸”属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现代性的狭隘视域中就变得难以捉摸了；即使是对中国颇具同情理解的基辛格，也只是把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看成是一种策略而已。因此，真实地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就只能意味着超出现代性本身，意味着一种只有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和实现的主张。同样，“文明互鉴”也在本质上生存于现代性被超越的地方，亦即是说，这一倡言也只有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才会得到切近的理解和真实的展现。因为现代性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将其特性固定在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支配—从属关系上，以至于使真正的文明互鉴在实际上不再成为可能。

这样的例证无非是表明，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时，在我们眼前继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它们仿佛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如此，“共同富裕”的理念是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如此。这样的理念——作为现实的理念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以现代化的实践展开为基础，但它们已经不是现代性所能束缚、所能局限的。它们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展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前景中，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更深入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更多地展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去把握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使这种把握能够同时贯彻到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之中。

户晓坤：2021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深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对于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意义？

吴晓明：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要解决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是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的基本方针，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的意义。

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落实，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并且特别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方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引领并且推进发展，就需要深刻把握、积极统筹这两个大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6]

根据这样的要求，统筹两个大局，尤其需要注意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两个关键方面。目前，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仅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而且面临着来自西方霸权的严峻挑战。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和安全是至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安全，发展就无法持续有效地进行；如果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安全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发展的安全性会成为发展的焦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任务。这在方法论上就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发展的安全性，在国内和国际都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牵涉到国防、金融、粮食、能源、科技、公共卫生等各个方面。因此，必须以新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统筹发展与安全，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从而有力地推进并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向前发展。

户晓坤：您如何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战略全局中的历史性成就？

吴晓明：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可以用“小康中国”来命名。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而这条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具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名称——“小康”。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并且很快被进一步明确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7](P2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首先依循这个目标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这个意义上，“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实现，既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完成，也可以看作是建党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更长久历史进程的重大成果。

我们在这里无法全面描述小康中国所达致的历史性成就，但从历史性意义上来概括这种成就，则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举出两个要点来加以提示。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纵深上来说要求消除贫困。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最基本的目标。近年来如火如荼推进着的“脱贫攻坚战”，最为坚决并且卓有成效地致力于脱贫目标的实现。这一目标的达成是真正历史性的，不仅因为消除贫困对于全部中国的历史时代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因为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迅速脱贫在世界史上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新中国之初的“扫盲”（消除文盲）所取得的成就曾经得到过国际社会的极高评价，那么，小康中国被称为奇迹的脱贫成就，则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广度上来说是“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决定性形成。所谓“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正就意味着以上诸方面的建设只有成为一个有机的和彼此促进的整体，才能构成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在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中，特别是在这一进程的开展之初，不同领域的推进往往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是彼此抵牾的。这种情形，只有在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能被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得到有效的多方整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使我们很快明确了诸领域统筹推进的本质要求，从而使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得以确立和巩固。

由此可见，小康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性成果，更加广泛地说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进步伐。这个成果或步伐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无可置疑地构成未来事业得以出发的强大基石，而且在于它实际地引达并且明确地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对中华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开始对世界社会主义、对人类整体的发展显示出积极意义。而这种意义的取得，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在推进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小康中国向着未来的筹划和出发，既然本质地属于这一历史性进程，那么，它就将使现代化任务的继续执行更为切近地关联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依循这种关联而使可能性不断地转变为现实性。

“小康”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后人时常将之看作一个百姓小富、颇有节余的社会状况。然而，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被命名为“大同”的社会理想，它的总体特征，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语中得到本质的显现。大同和小康的区分不仅在于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尤其在于社会原则的不同（前者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据此来比况当今小康中国的历史性意义，可以是具有启发性的。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在消除贫困的同时达到了较为富庶的普遍状况，并且从这种状况的完成开始启程迈向更高的社会理想。如果说小康中国所面向的具体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这一建设进程的实际展开，同样将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更加富足，而且将意味着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会原则。新文明类型的社会原则是怎样的呢？它的中国式表达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表达本质重要地出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它意味深长地指示着从小康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方向。

户晓坤：最后想请您谈一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怎样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要求。

吴晓明：随着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任务。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就被看作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时代呢？一方面世界历史格局正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转折点上，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正是这样的时代状况，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就会面临与之相适应的转折。在任何历史时期，思想理论的需要一般来说总是存在着的，但只有在时代转折的重要关头，才会产生出巨大的理论需求和迫切的思想任务。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才产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包括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由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托付给我们的思想理论任务。

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随之在整体上进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这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丰硕、意义深远的。但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学术转折，其现实基础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转折所提供的。中国学术获得自我主张的决定性标志是：能够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正是在这里，体现出唯物史观的引领作用和指导地位，因为唯物史观的主旨就在于面向现实并且深入于现实。学术上的学徒状态往往易于产生一种偏向，那就是满足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一般所谓“教条主义”）而鄙薄现实。然而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把握现实毋宁说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要求，是唯有通过精深严整的理论才可能达到的。因为“现实”并不是单纯的“实存”，或一般所谓“事实”，现实乃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必然的东西。这意味着必须超出抽象的外在反思，意味着要求在通达事物自身的同时，揭示出实存中的本质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因此，中国学术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进程，就是使对外学习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就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从而使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体性内容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思考中。这意味着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要作为思想的引领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开辟出无比广阔的空间。虽说时代提出了任务并展现出巨大的可能性，但要能够完成这样的时代任务，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努力。这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考验。只有经历这样的考验，才能使我们的学术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也只有经历这样的考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发育成熟并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振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N].人民日报，2021-01-30（1）.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代红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