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敏 刘新月：中共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史、用史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一部上下贯通、内容丰富、联系紧密的全景历史，其中蕴藏着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启示。系统的党史学习教育应该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究和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内蕴历史逻辑的清晰阐释。习近平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立场的统一，心怀“国之大者”，全面、辩证地把握党史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脉络，客观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使其真正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现实作用。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2](P692)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充分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导性线索，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3](P520)习近平强调，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这些要求，是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该坚持辩证思维方式并避免对历史进行纯粹的经验性描述。明辨党史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把握各个社会阶段的突出矛盾和根本问题，既是党史研究宣传的重要任务，也是党史教育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基本要求。

1．从整体上认识主题和主线的历史连贯性

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4](P425)一切历史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历史活动的主要脉络和中心任务是“无限过去”的归宿和“无限未来”的渊源。[5](P185)因此，需要将其视为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来看待。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这一主题主线来源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有着前后联系的内在逻辑。

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6](P351-352) 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P631)要改变民族被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历史地位，只能依靠革命的手段。学习党史应该避免将革命和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所谓“范式转换”，需要认识到革命是现代化最根本的推动力量，如果不通过革命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前提条件，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建设便永无实现之日。

毛泽东曾经将这两大历史任务形象地比喻为“铲地基”和“起房子”，只有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封建军阀，建设国内和平”[8](P548)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业。毛泽东强调指出:“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9](P108-109)可见两大历史任务内容各有侧重，不能互相替代，但又休戚相关，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清理障碍，创造前提，后一个任务则是前一个任务的奋斗目标与必然要求。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必须将这两大历史任务贯通起来，从整体角度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全面把握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历史连贯性，将其视为“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0](P694)

2．从实践中得出对主流和本质的客观认识

主题和主线是我们理清纷繁历史头绪的主要线索，主流和本质则体现着这一线索的基本特征。在党的发展进程中，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对历史的演进方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认识主流和本质，必须是从实践出发，抓住其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以此探求真实的历史原貌和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不是对单一现象或琐碎细节进行孤立解剖。

围绕清晰明确的主题主线，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各种风险考验中发展壮大，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党的历史发展最鲜明突出的主流和本质。毋庸讳言，我们党在历史中曾经遭遇严重挫折，犯过全局性的失误，但对曲折性的认识应该置于前进性之中，不能抓住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借此淡化甚至全盘否定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10](P692)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路线占主导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7%，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亿，1976年增长到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 1975年提高到68.8岁。此外，在国防科技、外交工作、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邓小平就曾总结道：“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11](P298-299)经历过种种挫折和考验，“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11](P299)

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12](P180)学习党史要在历史实践中把握主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0](P696)如果脱离具体实践，不分主流和支流，将个别上升为一般，只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百年党史的历史实践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其主流和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并在长期奋斗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1]只有准确把握这一点，才会充分认识到党、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激起继续奋勇开拓的勇气，坚定战胜挫折磨难的信心。

3．从大历史观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的前提必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P470-471)这就要求我们以全局性的视角看待历史进程。习近平一贯主张历史研究和学习要坚持大历史观，这不仅仅指时空范围的延伸，更强调要全面、辩证地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

正确把握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深刻揭示党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要求把百年党的历史与1840年以来中国180多年历史衔接起来。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首要的历史任务。为了振兴中华，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尝试，但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等救国方案纷纷破产。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结合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历史发展的新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13](P47)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4](P311)所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伟大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它证明了推动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只有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这一条单行道。“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5] (P70)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坚持从大历史观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180多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百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探索史的历史大视野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由近现代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因共同孕育和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根据国情、世情、民情作出的合规律、合趋势的道路选择；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16]这一浩瀚恢宏的全局性视野既来自对历史的洞彻，也彰显对未来的信心。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也要同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坚持大历史观，明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历史方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1]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跌宕起伏中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道路必定是艰难曲折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既创造过辉煌成就，也经历过失误挫折。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批判错误，而在于从怎样的立场出发，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在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更需要我们对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和全面公正的理性评价，“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1]

1．正确总结错误的起因、性质和教训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7](P375)“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8](P544)这就要求我们看待历史失误时必须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运用历史、辩证的方法，对失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得出的经验教训等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曲折和失误，从主观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党在执政初期经验匮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足导致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 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19](P198)由于对所处历史方位缺乏准确的判断，“在一个时期里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20](P976-977)加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中超越历史阶段，急躁冒进这类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错误不时发生。从客观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中苏关系恶化，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一穷二白”的国情，这些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党对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增加了党确定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埋葬旧世界，而且要建设新世界，它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除一切剥削和压迫，“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P52)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必然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历史地看，这一阶段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依靠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21](P164)认清错误的性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进行系统、具体的分析，才能确保“不至于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否定应当维护的正确的东西，不至于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我们丧失作为前进所必须坚持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错误本身做出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从中引出应有的历史教训。”[22](P152)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8](P379)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能力。“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15](P527)厘清错误的起因、性质，是为了汲取个中教训，“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静止地、孤立地去暴露党犯过的错误，而应当在正视错误的同时阐述党认识错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从而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22](P153)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基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对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做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出现的原因，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历史启示。这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使其真正发挥“清醒剂”的功能。

2．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站在现实的高度，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求全责备，而是心平气和地反省，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件给予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意义和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从整体来看，“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3](P135)但在正确评价成就的同时，没有忽视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包括：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改造‘太纯’了，超越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社会历史条件。说白了，解决这段历史遗留问题是启动改革的一个直接动因。”[24]从具体实践出发，做到客观事实和价值判断的统一，这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明确定性为 “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3](P144)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代表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应当得到充分认识和尊重。前一个历史时期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新中国依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建设成就，为此后开启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要在明确其重大区别的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0](P112)

历史的创造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8](P525)当我们把历史人物当成“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去看待，必然要承认他们受到自己所属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阶级属性、知识结构和个性心理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10](P693)如果采用以管窥豹的思维方式，逾越社会历史条件，不分主流和支流，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和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具体的社会历史必然是纷繁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公式性概念，客观、科学的历史判断必须坚持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评价领袖人物，应该既做到对具体问题的是非分析，也有总体上的价值定性；既包括对其主观愿望的认识，也重视对客观结果的考量。“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0](P693)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党史学习教育中客观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强调用个体历史的细节研究来演绎整体历史，从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决定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中必须科学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客观性与虚无价值性，用唯物史观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迷障，“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

1．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客观性

在唯物史观看来，客观历史事实并不是全部现象的堆积，而是蕴含着历史本质的基本关系的总和。历史虚无主义却往往不去分清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支流和主流，而是采取孤立、片面和曲解的基本方法，抓住历史进程中某些片面、零散的枝节，任意加以渲染和夸大。“由于不满于宏大叙事，甚或对发现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在声称致力于重建传统史学中已经模糊和边缘化的部分的同时，也在冒着风险，丢弃历史写作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将他们对过去的表达导向虚无主义。”[25](P15)在“学术公正”“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方法脱离具体历史时空，罔顾历史发展是众多因素相互联系、制约的有机过程，随意切割历史，或者进行各个部分的简单机械相加，以既定的“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再将主观臆断得出的结论强加在客观历史之上。在这样的逻辑下，颠倒歪曲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否认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革命斗争，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夸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质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所欲溢美者，曲为之辞，所欲攻伐者，罔顾事实。”[26]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客观性”有着明显的双重标准，他们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选择性的虚无，“虚无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无，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27]

邓小平指出：“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13](P183)历史虚无主义却无视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将历史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借助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叙事方式，先预设出符合自己主观意愿的结论，推断历史发展的可能结局，再将假设出来的历史视为应当真实发生的客观历史，并从中寻找其“内在联系”，得出所谓的“新发现”“新解读”“新结论”。在他们看来，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应该发生抵御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得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是错误的选择。“如果当初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由国民党执政”等想当然的假设抹杀了一切客观历史基础，对一切与他们假设出来的虚幻历史相背离的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历史人物进行种种诋毁、丑化和指责。诚然，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和选择性，一味强调历史必然性，也会落入“凡存在即合理”的逻辑陷阱。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必须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假设方法去探讨历史问题绝不能离开已经清楚的历史事实，去胡乱地凭空假设，随心所欲地进行历史推导，那样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科学的和符合历史实际的。”[28](P581)“忽视可能性的客观历史基础，认为任何因素都可以把历史引向另一个形态”，[28](P582)这显然是违背基本历史逻辑的主观臆断。

2．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价值判断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脱离特定的民族、阶级和国情，将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和历史研究的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立足于自由、人道、正义等抽象的概念，模糊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图景，以偏狭的人性视角阐述社会历史的价值。这种人性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纯粹的脸谱化、政治符号化书写方式，但历史虚无主义相对化的评判方式是基于一定的价值预设，无视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合理价值追求，名为“重塑价值”，实际上是从个人情感等主观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歪曲或美化。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以个人道德、权力斗争说等为由对英雄、领袖人物进行诋毁、抹黑的“人性化处理”，一味夸大个人苦难，解构集体主义价值观，虚无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绩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叛徒、汉奸等反面人物加以美化，以“人性化过错”为其策划翻案文章，赞扬封建统治和殖民侵略。通过这种所谓的“重塑价值”，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进行污名化，为否定党的合法领导地位、否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舆论造势。

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抹杀过人性，而是要求从具体的、现实的人出发来认识问题。毛泽东就曾精辟地分析道，“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29](P870)阶级分析的方法使我们能够看清纷繁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正如列宁所说，“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2](P30)历史虚无主义者主张抽象先验的“普遍人性”，把历史主体看作超阶级、超历史的存在物，进而否定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其所谓的“价值中立”“客观标准”实际上是放弃了起码的事实标准和价值尺度，使历史从真实滑向虚无，丧失了观照现实和未来的意义。

3．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

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无论其花样如何翻新，观点如何新奇，最后都是要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道路和主流意识形态，要破除这种孤立、片面、曲解历史的迷障，就“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31]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以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为前提，进而严谨、客观地运用资料，“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8](P528)这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绝不把先验理性、普遍人性等抽象概念作为认识社会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历史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2](P10-11)唯物史观也“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8](P526)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历史性生产关系视阈”为线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认识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对待失误要将其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当时可以避免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要分析造成此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33]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审视历史、分析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34](P587)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学习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而且必须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立信史、存真史”，要求我们不仅要全面占有事实材料，也要学会从整体上评价历史，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唯物史观也是由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方法汇集形成的方法论，在从全局视野出发，坚持整体性、联系性的宏观历史研究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微观研究与实证化，在对中共党史进行多角度生动解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党、国家、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唯物史观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问，它是马克思基于具体历史实践需要创立的学说。恩格斯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4](P691)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公式，必须适应它的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变化。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应该深度挖掘传统史学理论资源，结合科学的域外理论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充实与发展自己。如此“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35](P1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1]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1]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经验，也是百年大党面向未来、主动汲取历史智慧，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现实考量。要准确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党史进程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我们才能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当下、规划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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