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通过全面把握中国家庭的教育期望来优化政策设计 | 关注

为了测评某次教育改革带来的影响，一种常见的办法是直接比较改革前后学生的学业水平。笔者留意到日本的一项研究采取了更为科学细致的设计。数据显示，改革后学生成绩呈现小幅度上升，却不宜简单地归因于教改的作用。当研究者把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这个重要变量加入分析之后，发现课外补习的情况在改革后大幅度增加，即家长以超额投入支撑孩子成绩的小幅度上升。这项研究说明，当学校实施重大教育教学变革时，如果家长感到学校教育不充分、不够让人放心，那么很可能会自发地采取行动来弥补，比如亲自辅导或者外包服务。

通常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各有分工，家庭不必直接参与学校课业。但事实上，重视教育的家长即使不参与课业辅导，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保持一种全局性的判断，在各类教育之间主动把控平衡。更有甚者，行政性教育改革如果没能得到家长的认同，改革所期待的方向与成效会因家庭教育的力量而发生扭转。

上述事例提醒我们，为了真正落实好学校教育改革，需要正视家庭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当然，对教育的评价并不限于学业成绩。如何在“考试应约束和引导的教育”与“不应由考试驱动的素质教育”之间取得平衡，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体系始终面临的挑战。教育制度建设的困难在于，这种教育平衡没有统一的配比，各层级、各类型的学校仅能提供几大类型的教育配比，实现初步的、大体上的适配。每个学生都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寻求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和途径。若要真正实现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使教育中的权衡更精准地契合个体细腻的、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只有理想的家庭教育才有可能做到。所以，只要对教育的认识深入到人格、素质、才华、创造力的层次，家庭教育就会比学校教育发挥更本质的作用。

对于教育治理而言，中国家庭的能力早已今非昔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使广大家庭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长足积累。当代家长对子女的判断力形成、眼界扩展及榜样作用将全面超越前代家庭。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支付个性化、多样化教育的费用。国家的进步使学生的发展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家庭在子女教育路径的选择上也拥有了更强的辨识力和文化自信。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教育政策应当比过去更加尊重家庭教育能力的普遍提升，不然则将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已有大量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揭示，由于经济阶层、文化水平、城乡地域和子女人数等差别因素，不同家庭的教育期望已经分化。在“双减”背景下，主管部门应适当引导家庭教育期望。简而言之，拥有高经济资本、低文化水平的家庭，最容易在市场营销的驱策之下陷入盲目投资、过度教育。拥有低经济资本及低文化水平的家庭则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弱势地位，这一群体不仅在公共讨论中失语，对教育改革和资源格局的认知也非常薄弱，在教育竞争中处于能力、意愿和信息获取等多重不利的境地。他们的教育期望不仅不应被抑制，更需要被激励和保护。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家庭，他们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环境有能力作出独立的判断。其中经济较宽裕的家庭可以积极创设教育条件，不够宽裕的家庭至少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在既有条件下以更加妥帖的方式作出取舍与权衡。

总之，如何更好地认识、尊重有识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如何通过适度引导来避免家庭教育中的盲目性，如何通过全面把握中国家庭的教育期望来优化政策设计，将是未来中国教育改革需要重视的课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