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宝林：回忆王力先生讲课|文史知识

撰文/段宝林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全集》（25卷本），这是一件大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了学术讨论会。来自祖国南北的许多语言学家一致肯定王力先生作为一代宗师，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语言学家。他运用科学方法对汉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有幸听过王先生的课，并且与王先生进行过一些长谈。至今印象深刻。在此做一点回忆，可能对年轻人还是有用的吧。

我和王力先生几乎是同时来到北大的。

1954年，我从上海华东作家协会考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王力先生也是在1954年来到北大的；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中山大学整个语言专业师生一起来到北大中文系的。

我虽然在文学专业，但从二年级开始，还是学了王力先生的好几门课。其中有“现代汉语2”“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等。

王力先生讲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系统性很强，很有条理。每一门课都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和一些老北大的名师们只讲自己的心得而重点发挥，甚至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的讲课风格，是大不一样的。

王力先生讲课前，都写了讲稿。在多次教学中，不断修改、增补，然后正式出版。像《汉语诗律学》就是这样成书的。此书内容十分丰富。讲课只能选其中的重点来讲，于是根据课时的长短，又写了《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大小不同的著作，有些是很深的专著，有些则是普及性的。这些书其实原来都是在不同场合的讲稿。

王力先生讲课非常精炼、清楚，从容不迫，一字字地讲下去。有时离开讲台，低着头从教室的这边走到那边，一边思考一边讲,有时一段讲完，会说一句：“这是一段。”

这样，是很方便我们记笔记的。

为了使同学们增加感性知识，在当时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王力先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法进行生动的语言教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俄文楼201大教室，王力先生讲“现代汉语2”，突然把我叫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当时上课是不点名的，这是检查我缺课了吗？并不是。

原来当时正讲推广普通话问题，当讲到入声字的发音特点是发音比较高昂短促时，王力先生忽然点了我的名字，把我叫起来，要我讲扬州话的“积极”“迫切”这两个词。

我用扬州话大声说了之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可见，对入声字的发音高昂短促的特点，大家都有了清楚的印象。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二年级学生，和王力先生没有一点交往。他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呢？我想，这一定是王力先生在备课时，特别认真，不仅遍查有关的书面文献，而且为了教学效果更加生动，他老先生还不怕麻烦，到系办公室查阅了学生登记表，了解学生的籍贯，这才找到了我。

王力先生讲课，对时间控制得很好。往往是刚刚听到下课的铃声，王力先生正好刚刚讲完。

后来，我向他请教：怎么把时间掌握得这样准呢，究竟是怎样掌握好讲课时间的呢？

王力先生说：“讲多了，就有经验了。可以多准备几个例子，根据时间来增减。时间多就多讲一点，时间少就少讲一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当了中文系的教改组长，为了很好地向王力先生学习治学经验，特地找他谈了几个晚上，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王力先生从头到尾非常详细地讲了他整个的治学过程和教学经验，许多事情使我震惊。

他说他没有上过中学，就去上大学。大学也只上了一两年就考上了清华研究院。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原来，王力先生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城博白。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就在老家当小学教员。当时邻居家有人从广州买回了许许多多新旧书籍，他都借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读书治学，使他掌握了国学经典和新文化知识，打好了文化基础。在县城的对联比赛中，他屡次夺冠，展露了文才。一些地方上的社会贤达，认为王先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资助他到上海读大学。就这样，他没有读中学，却上了大学。

他因为没有学过英语，开始学习很困难，但是很快就跟上了。王力先生上了两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又奇迹般地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成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的学生。

王力先生说：陈寅恪先生爱出偏题、难题，连别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回答得出来，后来大家就去问他答案。不过，他出题虽难，给分还是很宽大的。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王力先生又去法国留学。

刚到法国时，不会说法语，他就大胆地接触各种人练习法语口语，半年之后，就可以做翻译了。这种积极努力、大胆去闯的精神，给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努力学习王先生这种大胆向前闯荡的精神，受此影响，我也大胆地去闯世界。在学术上，大胆探索创新，在民俗调查中，也大胆地在国内外各处跑。我只靠新中国成立前在扬州中学时所学的一点英语，到亚非欧美三十二个国家开会或进行民俗考察，学到许多新的民俗知识。2014年，我八十岁时，还一个人单枪匹马到英国考察了二十天，发现英国有许多龙的图案，甚至在一英镑的硬币上，也有一条龙。

王力先生对年轻人的探索是积极支持的。1983年开始，我联合全国各民族的民歌研究者和语言学家，从事民间诗律的研究，1985年编了一本《民间诗律》研究文集，请王力先生写序。他本来以为，民歌是自由歌唱，没有格律可言的，后来看了一些论文，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

序言写好之后，王力先生请他的学术助手张双棣同志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没有意见，王力先生要用毛笔重抄一遍。我感到王力先生很忙，就说：“王先生太忙，就不用再抄了吧！”—后来看到王力先生给何九盈写的序影印出来了，我感到很后悔。我失去了一次获得王先生墨宝的好机会。—我看到王力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说我们“对民间诗律做了很好的研究”。我当时认为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就建议他把“很好的”改掉了。现在看来，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也是很好的科研成果。后来，王先生的这篇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又编了《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两本大书，把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和外国二三十个国家的民间歌谣、民间长诗和民间戏曲中的韵文格律都做了很好的研究。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对新诗创作的繁荣和中外诗律的研究，都非常有用，得到了冯至、臧克家、贺敬之、周祖谟、吴小如、公刘等著名诗人和学术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评价。

王先生“龙虫并雕”，他的诗文也是写得很好的。抗战时期，他在昆明的报纸副刊上经常写杂文随笔，被列为当时“三大散文名家”之一。这些文章后来多次编成文集出版。

1979年，王力先生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正好我和他都在北京代表团的文学组，而且同他住一个屋。我发现王力先生的睡眠很好，午睡能很快睡着。在开幕式上听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王力先生非常激动，就在开会的第二天就写出了一首几十行的古体诗，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我们都很吃惊。问他怎么写得这样快？他说：“早晨醒得早，躺在床上想好了，写起来很快。”

王力先生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究、思考。在抗战逃难的途中，他没有带什么书，只带了一部《红楼梦》。于是，他就研究《红楼梦》的语言，发现了白话的语法规律，研究汉语的理论问题。他从书中选出了许许多多例句，分门别类抄在一些练习本上。从北京到昆明，一路上都在研究、思考。后来就用这些材料在西南联大进行语言教学，作为讲稿和教材，写成了一部书。在印刷之前系主任闻一多教授看了，建议他分为两本。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汉语语法》。

王力先生对我说，他研究语言的兴趣极浓，每天都很高兴地去搞研究，八十多岁了，还准时到工作室上班，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思考新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到累：好像有瘾，一天不研究语言学，就很不舒服，是以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在看书、思考、写作。他发现《康熙字典》等古书中的许多错误，要在新的著作中一一加以纠正。

这是王力先生一辈子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我学得很不够，不过也逐渐体会到研究创新的快乐。一天不看书、思考、写作，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虽然现在已经年过八十，仍然对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文艺理论的创新问题兴致勃勃地进行探索，乐此不疲。

王力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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