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日万钱”与“少无可书之事”——魏晋禅代中的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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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但历史记住的却并不总是那些倜傥非常之人，也有许多“富贵而名不灭者”，他们常常以某种鲜活的形象而为人们所熟知。魏晋时期的何曾，大约就可归于“富贵而名不灭者”之列。提到何曾，我们能想到的，肯定是那个著名的“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历史故事。

何曾的儿子，西晋时期曾位居司徒、太宰的何劭对乡人王铨说过，自己“名位过幸，少无可书之事”。何劭此言，当然是意在为其“谏授博士”之事张本，不无自我矜持之意。但细考生平，此论实为公允。其实，史传中的何曾，较之何劭，位更高，名更重，又何尝不是“少无可书之事”呢？

一　明帝近臣

何曾，字颖考，生于建安四年（199），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陈郡何氏崛起于东汉时期，何曾高祖何熙，字孟孙，汉和帝时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南单于反叛，何熙率兵讨伐，因暴病卒于军中。何熙之子何临、何谨也以“政能”知名于当时，何临就是何曾的曾祖父。何曾祖父不见于历史记载，其从祖何衡，在桓灵之际官至尚书，因“李膺案”被免官禁锢。何衡的“党人”身份，也导致其“诸父兄皆禁锢”，或许这正是何曾祖父不见于史传的原因吧。“党锢”事件暂时影响了何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但换个角度看，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机遇。东汉末年，“党人”备受社会舆论的推崇，名预“党人”可以迅速提升其家族的社会声望，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政治发展资源。汉末、三国时期的统治集团，其成员多数是“党人”或者是“党人”的家族成员。

何氏家族在魏晋时期崛起的关键人物，是何曾的父亲何夔。何夔，字叔龙，早年因“党锢”不仕。汉末避战乱于淮南，袁术占据寿春后，欲辟何夔为掾属，但遭到了何夔的坚决拒绝，何夔甚至一度遁逃到潜山藏匿。何氏与袁氏家族有亲戚之谊，袁术也并没有因此加害何夔。何夔不接受袁术的辟除，不代表他无意出仕，而是他不愿意为袁术效力。建安元年，袁术任命的陈相（陈郡时为陈国，故称为相，建安二年国除为郡）、袁嗣投靠了曹操，陈地成为“汉室”统治区域。何夔开始谋划返乡，为了避免袁术的阻拦，何夔采取“间行”迂回的方式返回陈郡。建安三年，返乡不久的何夔就被曹操辟为司空府掾属。何夔的返乡行为，当有政治上的考量，可以说是弃袁投曹。于是，何夔进入曹操司空府，是建安功臣集团中名副其实的资深成员。曹操司空府人才济济，如荀彧、荀攸、崔琰、毛玠、司马朗等，皆是一时之选。何夔能厕身其中，也绝非泛泛之辈。何夔先后出任城父令、长广太守、乐安太守，入为丞相东曹掾。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公，魏国始建，何夔由汉官转为魏尚书仆射（据《魏晋春秋》，仆射为凉茂，何夔为尚书）。建安二十二年，曹丕为魏国太子，何夔为少傅，迁太傅。

何夔为何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何曾则将其家族最终推入了魏晋高门之列。何氏家世儒学，幼年的何曾一定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其人生早早就染上了“儒学”底色。在魏晋大族中，何氏也是为数不多没有“由儒转玄”的家族。玄风吹拂之下，何氏家族能“独善其身”，可见其家族的儒学“基因”多么顽强。因此之故，何曾及其子何劭，成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代表人物。这种思想学术上的差异，对其家族的历史形象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家世儒学之外，何氏家族自何夔始就形成了“豪奢”家风。史称何夔“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建安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仍在恢复之中，社会物资极为匮乏。曹操力倡节俭，大力推行薄葬，多次禁止酿酒。身处“节俭之世”，何夔却过着“豪汰”的生活，遭社会非议，在所难免。当然，自建安三年进入曹操司空府，何夔历任要职，且深得曹操信任，实现“财务自由”，对何夔而言并不困难。出生、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何曾又怎能做到生活不“豪侈”呢！

黄初元年（220），曹魏禅代，何夔封成阳亭侯。不久，何夔病逝，年过二十的何曾，承袭父爵。大约在黄初三年，何曾选为平原王（《晋书》作“平原侯”，当误。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曹睿是在黄初三年被封为平原王）文学。文学侍从，属于清要之职。史称何曾以“好学多闻”知名于世，这或许是其起家即为曹睿文学侍从的主要原因。曹睿即位后，何曾历任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等要职。魏明帝时期，何曾的历史记载并不多，史书仅记载了他两次进谏之事。

魏明帝“任心而行”，多欲有为，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杨阜、高堂隆等多次进谏。身为明帝近臣，何曾也上疏劝谏。何曾的进言并不直切，用语也相对和缓，何曾说“方今国家大举，新有发调，军师远征，上下劬劳”，这显然是对时局的一种批评。但其建言，最终却落在了“良吏”上。他提出“百姓以良吏为本”，要加强对郡守的“隐核参访”，其意在于加强对地方官的考核，称职的地方长官可以减小因国家大兴事功给百姓所造成的利益损害。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朝廷以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时为散骑常侍的何曾再次上疏，对此次军事行动提出建言，此疏被收入《魏名臣奏》。何曾奏疏的核心是，建言明帝为司马懿置副手。在何曾看来，司马懿此次军事行动“道路回阻，四千馀里”，如此长途奔袭，一旦战事拖延，而“命无长期，人非金石”。司马懿若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为司马懿置副手。他又提出，司马懿所督率将领“皆为僚属”，在名分上“素无定分”，所以副职必须由朝廷另外选派，而不能从司马懿下属中委任。何曾此次建言，据《三国志》《晋书》记载，魏明帝并未采纳。但裴松之注引《毌丘俭志记》：“时以俭为宣王副也。”可见，魏明帝是接受了何曾的建言。何曾的建言，或许真是基于担心司马懿的身体状况而发。但至少在客观层面，此举也起到了一定的分权作用。鉴于此时魏明帝身体已经出现了状况，作为近臣的何曾有如此建言，或许别有深意。

司马懿像

二　弹劾尹模

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崩逝，曹魏政治开启了曹爽与司马懿共执朝政时期。司马懿与曹爽在正始初期，大致维持了合作局面。以正始五年（244）曹爽征蜀为标志，双方矛盾激化。此后，曹魏政权内部分化，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治集团。表面上看，曹爽与何曾同属建安功臣集团的“官二代”，在政治立场和利益上，双方理应更加接近，但实情并非如此。何曾早在魏文帝黄初元年就袭爵为侯，而曹爽袭爵则在明帝太和五年（231），相去十一年之久，何曾远比曹爽资历深厚。另一方面，何曾的年龄介于建安功臣集团和第二代之间，他比司马师、司马昭、曹爽、裴秀、贾充、嵇康、阮籍等都要年长，年龄差距有的多达二十岁。当然，双方更大的分歧在于政治和思想上的分野。曹爽集团的核心力量主要是魏明帝时期因“浮华案”而遭到禁锢的官员子弟，他们在明帝时期就热衷于清谈活动，被视为正始之音的先声。如何晏、夏侯玄、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都是当年受到打击的“浮华之士”。而何曾与他们完全不同，何曾属于思想上的正统派，也就是所谓的“礼法之士”。在明帝统治时期，他又属于当权的近臣。政治与思想上的分野，决定了何曾不可能与曹爽集团合作，史传称“时曹爽专权，宣帝（司马懿）称疾，曾亦谢病”。正始时期，何曾先是遭母忧，解职守丧后又因不满曹爽专权而称病居家。

正始十年正月，少帝曹芳离开洛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长期称病不朝的司马懿趁机发动兵变，诛杀曹爽、何晏、丁谧等，史称“高平陵政变”。何曾虽然反对曹爽，但他并不是司马懿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在“高平陵政变”前后，何曾只是司马懿需要团结、利用的政治支持者而已。司马懿发动兵变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卢毓、王肃、孙礼、王观、高柔、蒋济、钟毓、刘放、孙资、傅嘏等，并没有何曾。

“高平陵政变”后，作为政变受益者，何曾“乃起视事”。嘉平元年（249）四月，司隶校尉孙礼迁司空，何曾接替孙礼出任司隶校尉一职。何曾在任职司隶校尉期间，发生了“尹模事件”。何曾因弹劾尹模而名重一时，获得了朝野广泛赞誉，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亮点之一。

“尹模事件”并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根据零散的史料，大致可以推知：尹模时为抚军校事，“高平陵政变”之后担任抚军将军的是司马师。校事，又称校官、校曹，三国时期曹魏、孙吴所“权置”，属于不入流的区区小吏，但“专任以为耳目”。校事实质就是负责侦探臣民言行的特务，因其与皇帝或权臣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校事虽位卑而权重。尹模在当时为司马师校事，他无恶不作，令人侧目。黄门侍郎程晓在事后曾上疏称：“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尹模罪行昭著，却“朝野畏惮，莫敢言者”。身为司隶校尉的何曾上奏弹劾尹模，此举符合其一贯的“礼法之士”的威严形象。但其敢于弹劾司马师的亲信，无疑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何曾死后，博士秦秀上表攻击他，要求改何曾谥号为“缪丑”，但在表中秦秀也不得不承认何曾有两个特别值得肯定的方面：一是“事亲有色养之名”，二是“在官奏科尹模”。由此可见，“尹模事件”的影响范围之大、时间之久。因何曾的弹劾，校事一职被罢废，何曾确实功不可没。

三　致敬晋王

我们说过，何曾虽然与司马氏在政治上多有合作，但其并非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政治人物。嘉平年间不是，魏晋禅代中也不是。关于何曾，人们可能有一个误解：认为何曾是魏晋禅代的重要推动者，甚至是主导者，进而认为其后来的尊崇地位也是基于此而获得的。其实，细考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就不难发现：何曾从来没有进入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的亲信团队，他属于司马氏政治集团的外围人物，准确地说，何曾属于司马氏集团需要借重的那种“耆艾笃老”，借助何曾的名望为魏晋禅代的合法性鸣锣开道。

司马氏代魏表面上看与曹魏代汉相似，但实则不同。经过曹操二十多年经营，建安功臣集团的主体是支持曹魏禅代的。虽然也有少数反对势力，但禅代基本上是平和的。汉室鼎移，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喜剧，禅代完成后曹丕曾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轻松调侃之意，跃然纸上。而司马氏则完全不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成为执政，朝臣主流仍然是心系曹魏的，支持“高平陵政变”并不等同于支持司马氏禅代。

司马氏的禅代之路，是在司马师掌握权力之后才逐渐开启的。政变、平叛、废帝、弑君一系列事件，为司马氏禅代扫清了障碍。与曹魏代汉相比，司马氏代魏是相当血腥的。嘉平三年正月，王陵试图拥立楚王司马彪，发动反对司马懿的军事行动，司马懿兵不血刃就迅速解决了王陵之变，王陵被迫自杀。同年六月，司马懿病逝，司马师继承了权力。嘉平六年（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发生了李丰事件。司马师在杀掉李丰、夏侯玄后，废曹芳为齐王。在此次废立中，司马师面临了一定的政治压力，本意准备拥立彭城王曹据，后被迫改立高贵乡公曹髦，说明司马师尚未赢得朝政的绝对控制权。齐王曹芳废立，何曾是参与者，本传称“曾预其谋焉”。但具体在多大程度上预谋其事，语焉不详。由司马孚领衔的奏请废立表上，何曾以司隶校尉、颍昌侯的身份名列其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联合起兵发对司马氏，在傅嘏、钟会的劝说下，司马师带病亲征，平息了兵变。不久，司马师就在许昌病逝。临终前，他将军权移交给从京师赶来许昌“省疾”的弟弟司马昭。甘露二年（257），曹魏东南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继王凌、毌丘俭之后，再次发动兵变，这也是所谓“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兵败之后，支持曹魏政权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军事上再无制衡司马氏的政治力量。甘露四年五月，曹髦以近乎自杀的方式放手一搏，试图诛杀司马昭，最终被司马氏豢养的死士成济杀害。弑君事件使得司马昭面临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采取族诛成济等措施，以平息社会舆论。

自正始十年“高平陵政变”，到甘露五年曹髦被害的十一年中，一大批忠于曹魏的朝臣被诛杀，史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自此之后，再无公开反对司马氏禅代者，但真心推戴者可能也并不多。所以，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引导臣民的政治认同，是司马氏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时来自位高名重者的政治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何曾正是在这时主动站出来支持司马氏的。何曾支持司马氏当然有其自身及家族政治利益的考量，但在政治利益考量之外，与其家族阶级和政治文化传统也不无关系。陈寅恪曾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注意到族群与社会阶级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循此而论，何氏家族与司马氏家族在出身、社会阶级、思想及政治文化上大致相似或相同，司马朗、司马懿与何夔、何曾也有许多人生交集，何曾之子何劭与司马炎又有总角之谊，这些都可能是何曾主动站出来支持司马氏的原因。

何曾支持司马氏的方式之一，是主动致敬司马昭，以自己身居高位的影响力引导、营造支持司马氏的政治氛围。咸熙元年（264），何曾为司徒，改封朗陵侯。其年三月，司马昭为晋王。据《汉晋春秋》载，时王祥为太尉、荀为司空，何曾为司徒，他们三人一同去见司马昭。以品级而论，王祥、何曾、荀均已位极人臣，礼绝群僚，本无须致敬晋王。诚如王祥所论：“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而辄拜人者。”但何曾独先以臣礼致敬司马昭，荀以何曾已致敬晋王为由，主张应“相率而拜”。而据《晋书》，何曾与高柔、郑冲三人去见司马昭，何曾致拜礼敬，而高柔、郑冲“独揖而已”。人们常常以此指责何曾的谄媚和无耻，但本质上王祥、郑冲、荀、高柔之行与何曾有何区别？他们在司马师废帝、司马昭弑君时，不是同样配合司马氏完成一些政治表演吗？拜与不拜，并不见得高尚多少。余嘉锡先生认为，王祥不拜反而为司马昭所重，足见“祥之为人，老于世故，亦何足贵”！

司马炎为晋王，何曾去魏官而为晋国丞相，这与当年其父何夔去汉官为魏尚书的行为如出一辙。作为最早向司马昭致敬的曹魏重臣，又有拥立司马炎之功，何曾的政治投资得到了积极回报。司马炎即位之后，以何曾为太尉，晋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又进位太保，进而进位太傅，当然，这些职务都属于荣誉性职务。入晋之后，何曾不过是政治花瓶，点缀新朝而已。咸宁四年（278），年届八十的何曾最终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慨叹“人才莫衰于晋”，在他看来：“其始佐命者，若郑冲、何曾、石苞、陈骞、王沈、荀、荀勖、贾充辈，皆人奴耳。”李氏此论，彰显了其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向来为人们所推崇。但细考史传，李氏将郑冲、何曾与陈骞、王沈等相提并论，可能在史实上未必允当。魏晋禅代之际，何曾与王沈、石苞、贾充等在政治作为上相去甚远。西晋初年酬庸功臣时：裴秀、王沈、羊祜、荀勖等被称为“腹心之任”；石苞、贾充、裴秀等则是“佐命之勋”；而何曾与王祥、郑冲一样，归入需要借重名望的“耆艾笃老”。当然，何曾在“耆艾笃老”群体中，表现最为积极，其为人所鄙视者可能也正在于此吧。

四　食日万钱

何曾死后，朝廷议其谥号。时博士秦秀上书，认为何曾“受宠二代，显赫累世”，却“骄奢过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宜谥缪丑公”。秦秀之议，晋武帝当然不会接受。但秦秀敢于公然指责何曾，并不完全是勇气使然，何曾的骄奢当是时人公论。史称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其帷帐车服过于王者。特别是在饮食方面，何曾要求极高。他参加朝廷宴会，常不食“太官所设”，而自取私食。何曾“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新城魏晋墓画像砖中的饮食图景

魏文帝曹丕在其《与群臣论被服书》中曾说过：“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可见饮食中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没有对于食材的深刻理解和制作方法的长期实践，是不可能做出美食的。何曾不食“太官所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固然是一种“豪奢”行为，但也未尝不是对于饮食的一种极致追求。这种极致饮食习惯的形成，当与其家族优渥的生活条件有关。上文已经论及，其父何夔早在建安时期就以“最为豪汰”著称于世。优厚的生活条件，对于美食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会催生出对食物的极致要求。

西晋时期，奢靡之风，遍及士林，有不少士人通过对饮食的极度追求，以达到其炫富的目的。如任恺“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王济以“以人乳蒸肫”。何曾可能是真正的美食爱好者，他的做法与他们明显不同，何曾曾撰写《食疏》一书，其中记有各种食材及其制作方法。《食疏》在南朝时还被人们提起，有一次，豫章王萧嶷设宴请客，宴会上就问萧悰：“今日肴羞，宁有所遗不？”萧悰回答说：“恨无黄颔臛，何曾《食疏》所载也。”这里提到的黄颔臛，一般认为是蛇肉做的肉羹。

历史解读中，结论常常取代细节。但也有例外，历史的细节有时也可以直接变成结论。何曾生活中的饮食细节，就被固化为一种历史解释。何曾也就成为西晋时期社会奢靡之风的“代言人”，《宋书·五行志》更是将何曾与其子何劭以及王恺、羊琇、石崇等人并列，认为他们豪奢的生活方式是永嘉之际“天下沦丧”的预兆之一，体现了所谓“理不可诬”的“天人之验”。

历史无从辩护，也无须辩护。何夔、何曾、何劭，陈郡何氏，三世两公，然其亡也速。“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唯一能够说的，何氏三世两公，确实是“少无可书之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6期“人物春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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