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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马光个人、对于《资治通鉴》，我都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能简单地勾勒一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他编撰《资治通鉴》的情形，等下要听尚君老师讲。司马光于1019年出生，1086年去世，正值宋真宗晚年到哲宗即位初期，这一时段基本上是北宋王朝的前中期。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有非常不同的认识，对其评价可能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分歧最为明显的，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感觉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王朝的整个发展过程是比较坎坷的。宋朝在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与其末日的苍凉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方方面面都存在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时间，先后与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元）并存，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民族的强劲压力。宋朝的疆域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中最为狭小的。今天雄安新区的白沟（拒马河）就是当年华北平原的宋辽分界线。宋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我们会看到：被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处于中间地带；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它们的成熟与发展对宋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明显的刺激。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初并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是宋代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应该说是其前朝所不能比拟的。戒惕晚唐五代的扰攘，戒惕外部强大的压力，宋朝的内政选择相当谨慎因循。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大致两端：一是建立纪纲（制度），二是感召和气（仁政）。宋代的很多记载，尤其章奏、史籍中，都提到这两者的相辅相成关系，这是当时人的治国理念。北宋王朝建立八十年之后，长期积累的内外矛盾愈益突出，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范仲淹等领袖人物被推举出来，开始推行新政。“庆历新政”的主要纲领目标，是希望“法制有立，纲纪再振”，也就是要回到祖宗朝那样的“理想状态”下。司马光没有机会和范仲淹等人共事，但是他对范仲淹等人十分敬仰、钦佩，认为“范公大贤”。“庆历新政”进行一年多就中止了，学界通常称之为“夭折”，但是新政“揭示出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青年官僚经常讨论国事方针，感觉迟早还是要有改变。当时有所谓“嘉祐四友”之说，指的是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韩维，他们曾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司马光、王安石彼此之间都怀有钦敬之心。![]()
王安石像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熙宁新法”的时候，已经是“庆历新政”二十五年之后，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了，他当年的同道，像富弼、欧阳修、韩琦这些大臣都还在，但是他们这个时候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可谓垂垂老矣，对于国政也有了另外的主张。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竭诚国事，都观察到当时纲纪隳紊、风俗弊坏等问题，但对于治国理政的路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意见全然不同。面对内外重重矛盾，王安石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坚持推动新法；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张稳健缓进。针对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开源重于节流；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所谓“理财”无异于盘剥，对家国民庶并非益事。司马光曾经有书信劝诫王安石，王安石则断然拒绝了司马光的意见。两人自此分道扬镳。宋神宗希望把他们都留在朝廷，但是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共事，神宗最终选择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这一期间司马光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讲筵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时人曾经称道说：“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从《司马光日记》和《手录》里可以看到，神宗经常征询司马光对于政事的意见，司马光对神宗的态度也坦率诚恳。其后，司马光未接受枢密副使任命，曾经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后来到洛阳，开始专心致志地修撰《资治通鉴》，一去十五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政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倾向于维护“祖宗之法”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召回朝廷，政局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当时的首相，达到他仕履的巅峰。他回朝后提出的“十科荐士法”等建议，都被陆续采纳，新法也先后废罢。当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此时司马光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无法上朝，但他还是手书致函另外一位宰相吕公著，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建议“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对王安石有很高的评价，希望朝廷优予追赠。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作为政治人物的磊落情怀。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之后，北宋政治又有很多波澜和翻覆，包括徽宗时期蔡京等人操弄的“元祐党籍”党同伐异事件，司马光等人被追贬……这些都是司马光的身后事了。司马光离世四十年后，沉溺于“盛世”幻景中的北宋王朝，大厦轰然倒塌。宋代的士人文化与前代有高度关联，特别是中唐以来，经过五代到宋，有延续也有变革，文化特色形成于整体的嬗变背景中。日本学者曾经提出“唐宋变革论”，葛兆光老师也说“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变革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大体的趋势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宋代内部的政治环境还算稳定，北宋前中期的文化气氛也相对宽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社会充满了活力。这个时期的士人，更加关注“人”本身的发展。由于家世背景的影响逐渐淡出，“寒俊”崭露头角，世代传承的稳定感或者说安全感相应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之间的交游、人际网络、声气相通，更加为人注重。从地方志里，我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士人聚会活动，像九老会、十老会、真率会、耆英会，等等。司马光不仅参加过洛阳耆英会，而且还为耆英会写了序，称之为“风化之本”。耆英会成员信守“序齿不序官”的原则，历代被传为佳话。相传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也体现出当时的士人名流对于交际聚晤的重视。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说：“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看得出时人心目中的赞赏与追求。
许多士人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对于时代体制有高度认同，对“家国”“天下”有强烈的关怀。其中的优秀者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责任感集中体现于集体性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是范仲淹的高尚情操，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也都有由当时国家的格局背景所带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唐末五代的纷扰、北方政权的压力、社会内在的矛盾，在他们心中一直徘徊不去。宋仁宗后期，王安石给皇帝的章奏中即指出，国家“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司马光也说：“上下一千七百馀年，天下一统者，五百馀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他又在《稽古录》中说：“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熙宁年间，有关变法利弊，他也曾经对宋神宗表示：“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资治”的意识，正是在戒惕忧患、期待治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即便政治上失意之际，他们仍然不放弃自己的治国理念，对于学统、道统仍然有所坚持。欧阳修是北宋著名史家，他从不讳言内心认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韩琦也曾经说，修史是要树立“万世法”。这是士大夫集体性的政治责任感。神宗皇帝把司马光进呈的《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事实上司马光本人以史“资治”的意识也是很强的。司马光的“资治”意识，不仅体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仅体现在这一部鸿篇巨制里，应该说，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和当时许多士人一样，处处都有体现。所谓“资治”，首先是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如何资治，当然关系到治理者的襟怀、见解、能力等。《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北宋后期有人跟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也就是说，历代宰相中，司马光学术上确实很强，但是作为宰相，才干能力应该能够统驭四海，司马光可能算不上第一等的人才。司马光是一位注重纪纲、正派端方的人物，为人处事笃实精勤。他的学术指向，在于经世致用；他关心国家盛衰，关注生民休戚，也注意是非细节。他编修《资治通鉴》，不为褒贬好恶所拘，不逢迎不曲解，将严肃的考辨研究引入史学编纂。他不仅关注历史过程，编修《资治通鉴》、撰著《涑水记闻》，也曾编修《书仪》《家范》；他对于礼仪轨范、名分次序、伦理道德的重视，都证明了他毕生关注的重点所在。他心目中的“资治”，意义所及，不只在于政治、军事、国家财政，更在于“理想秩序”的建立。在《资治通鉴》卷一，他就指出：“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以说是忧勤惕厉，念兹在兹。现在可以看到存世的司马光尺牍、手稿，字迹端劲方正。另外，跟他的仕履有关的有：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收藏了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充史馆修撰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元祐元年司马光拜左仆射的告身。总体上看，司马光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称赞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诚心自然，天下信之”。我想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期“特别关注”栏目
编辑絮语：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在2019年11月8日中华书局召开的“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由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和文史知识编辑部共同整理成文，经邓小南老师审定后，刊载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2期“特别关注”栏目。推送前，本文于2020年1月21日经邓小南先生再次修改审定，故与纸刊所载略有不同。另，文中配图均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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