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以色列，究竟有多发达？

《君临投资史》是一本讲述人类投资智慧的书。

在书中，君临将为你讲述人类史上所有知名投资者的成长经历，他们的成功智慧和失败教训。

全书初步规划有九卷，约80-100万字，大概需要一年时间完成。

从8月份开始写，估计到2023年下半年才能完成，我会在公众号写一篇发一篇，争取尽快成书。

亚洲有两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经济极为发达。

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7.28万美元，以色列5.14万美元，都在世界排名前20以内。

它们虽然一个在亚洲的东边，一个在西边，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资源匮乏，靠着自我奋斗而上位的逆袭者。

它们成功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先从以色列说起。

以色列有着苦难的历史，其主体民族犹太人的先祖属于闪米特人，跟阿拉伯人同出一源。

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两河文明战乱中，以色列被灭国，犹太人被迫流浪异乡，竟无意中成就了一段传奇。

最近数百年，犹太人在欧美商界和文化界群星灿烂，名人辈出。

思想家：耶稣、马克思、托洛茨基、基辛格、维特根斯坦、大卫·李嘉图、萨缪尔森

科学家：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冯·卡门、奥本海默、冯·诺依曼、玻尔、赫兹

艺术家：毕加索、海涅、普鲁斯特、卡夫卡、茨威格、阿西莫夫、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

企业家：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洛克菲勒、摩根、索罗斯、布隆伯格、安迪·格鲁夫

……

犹太人虽仅有1400万， 占比全球人口不到0.25%， 但在1901-2004年间共有167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占获奖者的比例竟高达22%。

为什么犹太人在古代史中毫无存在感，却在近代三百年忽然像开了窍一样天才无数？

根本的原因在于——

在数千年的流浪中，由于没有土地，犹太人被迫以经商为主业，赚到第一桶金以后大力投资教育。

当科技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日益重要，犹太人便站在了文明进化的C位。

犹太人认为：

“再华丽的房屋都可能因战火而尽毁，再肥沃的良田也可能因洪水而灾荒。

唯有投资教育，可以使知识跟技术内化成自己大脑中的东西，谁都无法夺走。”

犹太经典《塔木德》说，如果你生活过不下去了，可以先卖金子，宝石，房子和土地，到最后一刻才可以去卖书本。

犹太人对知识的重视，是深入骨髓的。

因此当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两极撕裂严重，底层民众对富裕的犹太人产生仇视情绪。

犹太人选择回归故土，在巴勒斯坦从零起步，打造了一个现代以色列国。

是知识的力量，给了他们新生。

1878年，第一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他们采取的是买地建房的和平之路。

但随着更多犹太人回归，当地的阿拉伯人也开始敌视他们了。

犹太人采取了左手政治外交，右手军事斗争，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去推进。

政治方面，当时英国是中东盟主，实际统治着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

犹太人通过上层游说，1920年成功获得了英国的支持，随后赢得了巴勒斯坦西部为犹太居民区的合法地位。

军事方面，犹太人在同一年秘密成立了哈加纳地下武装组织，它仿照苏联红军的架构成立指挥部，走私军火枪支，土法生产手榴弹，跟阿拉伯人硬干。

以色列的建国史，就是一部犹太人在动荡世界中抓住每一个生存空隙发展壮大的历史。

它的建国领袖们，主要是一群来自苏联、东欧、英国的知识精英。

比如最早提出犹太复国思想的利奥·平斯克，是一名俄国医生，他号召说：

“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

后来积极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是一名奥地利记者，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犹太国》的小册子，提出了完整的复国纲领。

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是一位英国化学家，长期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是他说服了英国首相发布《贝尔福宣言》，推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政策。

以色列国父、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则是一名波兰富商的儿子，酷爱读书，20岁跑到耶路撒冷搞革命，是锡安工人党的杂志主编，党内理论家。

二战期间，他躲在伦敦的防空洞里，听着纳粹德国的飞机轰炸声，意识到二战将摧毁旧的秩序，重新洗牌西方的权力结构。

在战争结束时，西方世界的领导权将从英国转到美国，而犹太人也需要把美国变成自己新的庇护人。

因此他辗转来到纽约，积极与美国犹太社团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从此将犹太复国运动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正是这群医生、记者、教授和富商继承人，建立了现代的以色列国。

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同样面临着内忧外患，跟阿拉伯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

但犹太人硬是通过对教育的高强度投入，打造全民11年义务教育+顶尖的高等教育（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拥有4个诺贝尔奖），实现了民族的复兴。

1948-2020年，以色列经济一直稳定增长，年均GDP复合增速保持在3.5%以上，培育出了一个蜚声世界的高科技产业。

农业方面，以色列在荒漠地带依靠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发展出了独特的干旱农业，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能对外出口。

工业方面，以色列自1950年代开始出口高速增长，1956-61年的年增速高达23%，出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12%，上升到1990年的45%。

出口产品也从1960-70年代的农产品和钾盐，转变为1980-90年代的电子、军工和医药。

今天的以色列，拥有软件、芯片、军工、医药四大产业，有大约80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是美国和加拿大之外最多的国家。

以色列的自强不息，毫无疑问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但也不用过于神话。

以色列本国人口太少，市场狭窄，导致本土企业虽然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普遍难以长大。

因此，很多以色列企业在做出名声后，都会选择卖给欧美跨国公司，落袋为安。

这个特点，跟我们讲过的英国科技产业类似。

比如ICQ，这个即时通讯软件的鼻祖，1996年一炮而红，两年后就卖给了AOL。

Mobileye是第一代汽车智能辅助驾驶龙头，当2016年其它国家刚刚兴起自动驾驶投资的时候，它已经悄悄卖出了1500万个L2级别自动驾驶芯片。

然后在各国巨头争相入局的时候，它以153亿美金的价格高位卖身给英特尔，潇洒离场。

还有Frutarom，以色列化工龙头，世界十大香精企业之一， 2018 年以 71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企业IFF。

飞顿（Alma），世界五大医美激光器械企业之一，2013年被复星医药的子公司Sisram收购，随后改名为复锐医疗科技，推到港股上市。

以色列今天真正能做大，并具有一定护城河的，主要还是军工和医药两大板块。

以色列是十大军火出口国之一，并且是其中唯一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国家。

2022年全球军工企业100强名单中，以色列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埃尔比特系统、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拉斐尔防御系统，排名在31-41之间，营收在47-31亿美元之间。

整体实力可排在美、中、俄、法、英之后的第六把交椅。

以色列军工产业为什么如此发达？

君临认为，这是内需、外力和出口合力的结果。

首先是内需。

以色列位处中东，四战之地，自立国以来就信奉“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

1948年，以色列刚刚发布建国宣言的第二天，阿拉伯国家联盟就集结了军队4万多人，主动向以色列发起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此后数十年间，以色列又打了四次中东战争，以及黎巴嫩-以色列战争等一系列的双边小规模战争。

因为战争的需要，以色列全民皆兵，年满18岁的公民都必须服兵役，男子3年，女子2年。

以色列的国防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占比最高曾达30%，今天也依然保持在15%以上，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中都属最高之列。

并且由于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法国忽然对以色列翻脸，实施武器禁令并取消了达索公司的“幻影”战机订单。

这使得以色列清醒的意识到，军工产业必须实现自主替代，进一步加大了对该产业的投资。

到今天，以色列已能够生产从各种军用飞机、坦克、舰艇到电子、通信设备等几乎所有军用产品。

以色列国内也有近300家军工企业，从业人员30万人。

这些企业中，早期最大的几个龙头都是国企，比如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简称IAI，主要生产战机、预警机和无人机）、以色列军事工业（简称IMI，主要生产陆军坦克和枪支)。

其中一些龙头，则从国企逐渐改制为私营企业。

比如拉斐尔防御系统，主要生产导弹和反导拦截系统，目前是以色列第三大军工企业。

正是战争需要、庞大的国防支出、国家的大力投资，带来了以色列军工产业的第一波成长动力。

其次，是外力作用。

作为小国，以色列深谙抱大腿之道。

立国之初，以色列一度游走在英国和苏联之间，明面上跟英国打得火热，背地里又偷偷跟苏联搞走私军火合作。

后来美国独霸武林，以色列又跟美国结成了亲密关系。

对于以色列这个“干儿子”，美国相当大方，给钱、给人、给项目。

给钱。

据统计，以色列是战后美国给钱最多的受援国，1951-2020年累计1462亿美元。

2020年，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军援相当于美国对全球总额的59%，美国军援也相当于以色列国防预算的20%。

给人。

以色列和美国军工产业有深入的合作，很多人才来自美国，以色列发达的软件、芯片产业同样跟美国的人才交流有重要关系。

另外，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专家移民以色列，也是以色列技术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

给项目。

以色列很多军工企业是美国军工巨头的外包合作伙伴，比如IAI公司最开始只是一个飞机维修厂，后来靠着波音和洛克希德的外包项目，工作岗位从原来的4000个猛增到14000个。

当然，拜了美国做“干爹”，自然就要听话。

所以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得发展高端战机的时候，以色列只能默默叹气，转而将发展重心转向预警机、无人机等细分领域。

第三，出口。

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军工产业高度依赖出口，目前其75%的产量用于出口，并占以色列出口总额的40%。

以色列的出口主要有三块，第一块是前面讲的美国外包订单。

第二块是面向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特色军工品出口。

印度是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军火买家，军火贸易占了以色列和印度贸易总额的一半。

无人机和预警机是以色列在这些大国中最受青睐的产品。

其中印度采购了最多的无人机，也曾大批买入以色列的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巴拉克防空导弹。

2010年9月，以色列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向俄罗斯出口先进的“鸟眼”和“探索者”等无人侦察机。

中国和以色列在“费尔康”预警机、“哈比”反辐射无人机等项目上也有深入合作。

1992-2019年，全球无人机出口总量中，以色列以721架占据首位，卖得最火的是IAI公司的“哈比”和“苍鹭”无人机。

第三块是针对东欧和亚非拉国家的军工升级业务。

以色列曾经引进美、英、法等国武器，又辗转获得过大量苏式装备，对各国武器装备体系都很熟悉。

因此以色列的改装业务也很有特色，它长期为土耳其空军的老战机进行现代化改造，拿下十几亿美元订单；

也曾经为泰国空军的F-5战机提供升级服务，加装惯性导航系统、雷达告警接收器、电子战诱饵发射器等先进设备。

在这个领域，私营军工龙头埃尔比特系统表现最瞩目，它主要靠为东欧国家的老式战斗机更换电子设备而崛起。

埃尔比特以军工电子见长，也是近20年来以色列发展最快的军工龙头。

增长主要来自两块：

第一是对研发的高度重视，该公司将9%的营收投资于自主研发，这一投资比例是大多数军工企业的2倍左右。

目前其代表作是VIPer（多用途便携式侦察机器人）系列无人地面车，这种无人车专为城市战设计，可由一名士兵遥控，其底盘经过特殊设计，可通过多种不同障碍物。

第二是通过持续的战略性收购，吞并了以色列85%以上的私营军工企业。

比如2000年收购了光电成像系统制造商Elop，2005年收购了军工通信龙头Tadiran，后来又收购了电子战龙头埃利斯拉公司。

1999年，埃尔比特的营收只有4.36亿美元，2021年高达47亿美元，一跃而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军工企业。

不过，以色列虽然拥有庞大的军工产业，但长期以来第一大企业的宝座却属于梯瓦制药。

梯瓦是世界最大的仿制药企业，市值一度高达700亿美元。

梯瓦的起步，同样得益于战争，正是因为数十年来持续的战争动荡和伤员频繁，使得以色列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医药市场。

但梯瓦的壮大，更是得益于它的收购战略。

1964年，以色列的两大制药企业Assia与Zori合并，并通过大量收购梯瓦制药的股份实现了对梯瓦制药的控股。

1976年，三家企业完全合并，来自Assia公司的伊莱·赫尔维茨出任CEO。

作为以色列商界的传奇人物，赫尔维茨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2002年，并在随后的岁月中担任梯瓦制药董事长，见证了梯瓦成为全球仿制药龙头的全部过程。

他的第一笔大规模海外收购来自1986年，当时美国的一家小型药厂Lemmon由于产品策略失误而濒临倒闭，赫尔维茨买下了它。

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是价格足够便宜，第二是它的销售网络能够帮梯瓦打入美国市场。

果然，收购的两年后，梯瓦在美国市场的营收就从1700万美元增长到了4000万美元，效果不错。

1988年，抓住股灾后遗症的机会，梯瓦一口气又抄底了Abic、Travenol Laboratories和Travenol Trading三家企业。

1987-1989年，梯瓦的营收从1亿美元增长至2.69亿美元，利润也翻了一倍。

进入1990年代，梯瓦继续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实施收购计划，主要是一些当地优质的仿制药龙头。

比如德国的GRYPharm，英国的APS Berk，匈牙利的Biogal，都是当地的细分龙头，趁着1992-1996年的股市动荡时拿下。

当后来美股牛市大涨，梯瓦意识到这时已找不到便宜货，于是将重心转向自主研发。

1997年，梯瓦的第一个原创药物Copaxone获得美国FDA批准，它既是FDA批准的第一个由以色列人开发的新药，也是当时第一个专门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开发的针对性药物。

创新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属于高风险投入的行业，这并非梯瓦的强项。

因此，梯瓦将目光主要放在那些患病人数稀少的市场上，希望在相对竞争较少的领域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2001-2005年的美股大熊市期间，梯瓦再次下场重拳出击，一口气收购了六七家大型企业，满载而归。

其中最重要的两家，是2003年以34亿美元收购的美国Sicor，和2005年以74亿美元收购的美国安维世公司。

这些收购完成后，梯瓦正式登上世界仿制药龙头的宝座。

2006 年，梯瓦全球营收超过80 亿美元，其中80%来自北美和欧洲。

美国梯瓦分公司成为当年全美国处方量最多的企业，多达4.22亿张，占美国处方量的比重超过10%。

2008-2015年间，梯瓦继续买买买不停，又连续收购了7、8家企业。

其中最大的两笔，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以74亿美元抄底全球第三大仿制药企Barr，以及2010年以5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德国仿制药龙头Ratiopharm。

作为全球仿制药的霸主，梯瓦的成长史，堪称一部活生生的并购史。

在几十年的买买买中，赫尔维茨展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强大的耐心——

主要抓住了199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三个周期低谷，逆向抄底，这才能够让一家偏居以色列的小药厂，进化为纵横全球的大玩家。

不过在赫尔维茨退休后，梯瓦很快就遭遇到了危机。

2016年，梯瓦耗资400亿美元收购Actavis，被认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收购之一。

Actavis是由艾尔建的仿制药业务分拆而来，被收购前营收规模约66亿美元，是梯瓦的三分之二，全球排名第三。

这个价格，相对于当时梯瓦700亿美元的市值，当然是合理的。

但这个合理是建立在牛市的估值之上。

想想八年前，梯瓦抄底同样是排名第三的Barr，只花了74亿美元，不到两折的价格啊……

牛市时买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2015年时，梯瓦的资产负债率还只有不到45%；

2016年收购Actavis后，负债率一下子拉高到77%，约负债578亿美金。

巨大的债务利息吞噬了现金流，导致惠誉将其评级降至垃圾级，2017年被迫大规模裁员1.4万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直到2022年的今天，6年过去了，梯瓦的股价仍不到当初高峰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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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色列类似，新加坡同样是白手起家，自强不息的代表。

它的周边同样较为落后，同样靠着教育投资+高科技出口+抱美国大腿而成长起来。

新加坡的起步甚至比以色列更晚、更低：

1965年，新加坡才独立建国，当时的人均GDP516美元，仅为以色列1429美元的三分之一。

但是到2021年，新加坡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它的人均GDP高达7.28万美元，比以色列的5.14万美元高出了40%。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更耀眼的奇迹！

背后的密码在于李光耀。

这位新加坡国父，用他毕生的智慧将新加坡打造成了一个东方式的资本主义典范。

何谓“东方式的资本主义”？

首先，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准则来运行。

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12岁入读英式私校莱佛士书院，大学获得英女王奖学金，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

因此，李光耀非常熟悉英国资本主义的一套方法论，回国后通过为罢工工人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从而建立起政治道路上的个人声望。

建国后，李光耀出任总理，主要通过三个方式来打造新加坡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是大体照搬了英国的法律制度，成立选举制度、廉政公署、公积金福利体系，建设了一个廉洁高效的社会。

第二是推行了以英语为国语的教育体系，不管是主体民族华人，还是少数民族马来人、印度人，统统要求用英语交流。

李光耀也重金投资教育，打造了两座世界顶尖学府——2022年QS大学排名11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排名12的南洋理工大学，让人才得以培养。

第三是设计了一个低税率的自由化市场，新加坡的公司税率为17%，在全世界都属于最低之列。

新加坡的资金进出也很自由，以2022年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为例，新加坡排名第一，排在它后面的是瑞士、爱尔兰、卢森堡。

一个英式法律体系、讲英语的高素质人口、低税率的自由市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它很快就成了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区域总部所在地，成了周边富豪的避税和财富管理中心。

今天的新加坡，是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中心，亚洲美元市场中心，也是全球第三大离岸人民币中心。

毫无疑问，李光耀为新加坡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非常明智的。

另一方面，李光耀是一个华人，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他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基座上，他又为新加坡嫁接了一个东方式的身子。

这些东方式表现在：

第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在政治上，他控制媒体，打击反对派，设计出一套高度受控的选举制度，让人民行动党得以长期执政。

他当了25年新加坡总理，卸任后由指定的接班人继任，下下任则是重点栽培的儿子李显龙。

不管外人如何指指点点，李光耀坚持认为，该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的延续性，不被政党的纷争而削弱了新加坡的竞争力。

应该承认，当一个团队拥有一个优秀领导人的时候，这个团队将能够获得最大的增长潜力。

这确实是新加坡在最近20年的亚洲四小龙竞争中，跃居领头羊的关键。

第二，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加坡的这个准则讲的不多，却落实在方方面面——

比如让两所文科类大学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比如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李光耀卸任总理后就一直担任着该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全权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

由于新加坡的民营经济落后，为了在经济产业上追赶发达国家，新加坡政府成立了许多国企，比如银行、电信、地铁、民航、港口、电力公司等，统统是国企。

国家力量不仅投资基础设施类公司，还积极走出去、引进来，邀请西方跨国公司和新加坡合资成立了电子、石化等大量企业。

今天，新加坡除了金融和贸易外，最大的两个产业就是电子和石化。

电子产业，2020年产值占新加坡制造业的45%，主要靠的是全球前五的代工企业伟创力将其总部和生产基地从美国迁移到新加坡。

石化产业，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相关产值占制造业的20%，主要靠的是埃克森美孚、巴斯夫、壳牌石油等巨头的落户。

1974年，新加坡成立了另外一个“国资委”属性的企业——淡马锡（这是新加坡马来语的旧称）。

淡马锡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组成董事会，统一控股几十家新加坡国企集团，以及旗下的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子公司。

如今，淡马锡控股的国企资产占了全国GDP的8%左右，股票市值占到新加坡股市的一半，可以说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这家新加坡政府100%控股的企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政企分离、产权明晰。

虽然都是国企，但淡马锡做到了只控股、不插嘴，让专业人干专业事，不干预具体经营。

经营团队的绩效薪酬，跟其它私营企业是一样的，主要看业绩，因此运营效率跟其它私营企业差距不大。

新加坡星展银行、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的服务质量，在亚洲市场的口碑都属一流。

第二，作为控股型投资公司，淡马锡以商业原则来运营和投资。

时至今日，淡马锡的总部也仅有150人左右，主要由高学历的财务和投资经理组成，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

1974-2021年，淡马锡从创始之初划拨的3.5亿新元股权市值，到2021年3810亿新元（约合18000亿人民币）的投资组合净值，增长超过1000倍。

47年来，淡马锡的复合年化股东回报率为14%，20年期的复合年化股东回报率为8%。

这几十年，淡马锡也在逐步变化，从一家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为新加坡谋未来的产业指引型企业，转向资产的保值增值。

1998年的金融风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五年，淡马锡的业绩相当惨淡。

至2003年，10年期年化回报率只有3%。

2004年，李光耀的儿媳妇、李显龙的妻子何晶上任CEO，对淡马锡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一片争议声中上任的何晶，不仅仅是李氏家族的亲戚这么简单。

她有着显赫的履历，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学硕士毕业，曾在淡马锡持股的新加坡科技工程公司任职，从工程副处长一路升任总裁。

任内，新加坡科技工程公司扭亏为盈，并发展迅猛，资产从15亿新元增长到200亿新元。

正是有这些业绩加持，才使得李氏家族让她入主淡马锡的权力中心。

何晶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一出手就是三板斧：

第一板斧，将公司总部从高耸入云的“淡马锡大厦”迁出，搬往距离市中心很远的普通写字楼里，并着手精简机构。

第二板斧，将旗下控股公司进行精简，推行“数一数二战略”。

也就是说，淡马锡旗下的这些国企，只有一流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会被保留，其余的将逐渐退出，该淘汰的淘汰。

第三板斧，将投资的重心，转向成长性更好的海外市场。

哪里的海外市场成长性最佳？

何晶很快就给出了答案：中国，不仅潜力大，而且当时刚好处于估值洼地。

2003-2004年前后，中国已加入世贸，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但全球资本市场的低迷让其资产仍处于极度便宜状态。

恰好这时候，中国开始对国有金融业进行股权改革，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4年，何晶亲自出马，多次来到北京拜访中国高层。

当年10月，淡马锡北京办事处成立，2005年香港办事处成立，2006年上半年又在上海设立代表处。

2005年，淡马锡连续大笔买入中国银行业的资产：

当年1月，买入民生银行5%股份，随后增持至10%；

8月买入中国建设银行5.1%股份，随后增持至7.15%；

12月买入中国银行5%股份，随后增持至13.8%……

这些持股，在随后2006-2007年的大牛市中，股价涨了多少？至少3-5倍。

中国之外，淡马锡也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大量买入廉价资产：

包括香港渣打银行的19.11%股份、印尼国际银行的56.9%股份、台湾玉山金控的15%股份。

2006年，泰国总理他信家族因为政治原因需要脱手旗下泰国电信公司Shin。

这家公司在泰国拥有手机、卫星、广播、金融和航空等广泛的业务，是他信家族的主要财富来源。

淡马锡二话不说就将它买下。

一系列的海外买入，使得2004-2009年，淡马锡的新加坡组合占比从52%降低至31%，海外亚洲的占比上升到40%以上。

到2020年，单单是中国的投资占比就上升到了30%左右，成为淡马锡持有资产比重最大的单一国家。

重仓标的，也不仅仅是金融股，还包括了腾讯、阿里巴巴、美团、小米等科技股，和药明康德、信达生物、百济神州等医药股。

在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下，“重仓中国”已经成为了淡马锡的核心战略。

其实，又何止是淡马锡，整个新加坡的经济产业在最近20年都已逐渐向中国靠拢，押注中国市场与资本的巨大机会。

新加坡的金融业就不用说了，财富管理业务的主要客户就是中国富豪。

新加坡近年来崛起的几个民企巨头——

东南亚互联网龙头Sea（冬海集团）的创始人李小冬是中国人，大学毕业后来新加坡创业，背后拿了腾讯的大笔投资。

东南亚农业龙头的丰益国际，旗下金龙鱼食用油主要靠打入中国市场，才赚得千亿资产。

还有立邦漆，其老板吴清亮从一个抱日本大腿的油漆代理商，依靠重仓中国反向收购了日本母公司，并晋身新加坡本土首富，更是堪称传奇。

在中国涂料界，立邦(Nippon Paint)品牌几乎无人不知。

在2021年的全球涂料企业排名中，立邦排第四，地位同样举足轻重。

在企业榜单中，立邦一般被标注为总部在日本的企业，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已经属于新加坡人。

立邦漆和吴清亮，它们的命运逆转，完全是由于中国市场。

吴清亮1927年出生，童年非常坎坷。

他的父亲是从中国到新加坡打工的苦力，出发没多久，母亲就发现怀孕了，由于丈夫半年多都杳无音讯，母亲于是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幼女，借钱远赴新加坡寻夫。

就这样，吴清亮降生在了新加坡的贫民窟里，中学辍学，在二战的乱世中倔强成长。

最初，他在一家小作坊做油漆工，20岁时开始自主创业。

当时，英国对外公开拍卖二战剩余物资，其中有一批废油漆无人问津。

吴清亮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来，利用自己的油漆知识二次加工，再贴上自创品牌“鸽牌油漆”对外销售。

由于当时正处战后，百废待兴，房地产行业对油漆的需求很高，于是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老实说，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以吴清亮的现有技术继续发展，未来也很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打败。

因此在1962年，吴清亮选择和日本涂料控股公司（Nippon Paint）合资组建立邦东南亚集团（Nippon SEA），简称立时集团（Nipsea）。

吴清亮持股60%，负责东南亚地区的经营、销售；日方持股40%，负责提供产品和技术。

日本涂料是日本最大的涂料企业，创办于1881年，既是一家“百年老店”，也是日本的第一家涂料企业。

抱上了日涂这个大腿，立时如虎添翼，很快就以新加坡为轴心，往周边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市场扩张。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

吴清亮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于是带领着立邦漆进入中国市场，开疆拓土。

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萌芽状态，需求旺盛，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大干快上的热潮，推动了各行各业的跳跃式增长。

但供给端方面，本土油漆企业仍处于小作坊阶段，技术和质量都离跨国公司有很大差距。

这对于立邦漆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

1993年，立邦漆率先在电视上投放广告，以“处处放光彩”的广告语，和“蒙古小屋”、“小屁股” 等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广告，打响了立邦漆的知名度。

立邦将每年营收的 12%投入广告，依靠电视在1990-2000年代高速普及的红利，成功将“乳胶漆”、“三合一”、“全效合一”、“净味全效”等概念打入中国市场。

立邦也高度重视渠道建设，在所有建材店密集铺货，并且在全国各地建设了 2000 多个立邦漆专卖店。

如此精耕细作下来，到2006年，立邦在中国中高端乳胶漆市场的份额已高达70%，成为具有统治力的涂料巨头。

立时集团的强大赚钱能力，让立邦漆的母公司日本涂料眼馋了。

日本涂料开始对吴清亮家族施压。

它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收购立时集团的股份，将立邦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这些企业完全“子公司化”。

作为日涂控制立时集团的交换条件，日涂允许吴清亮家族在日涂的持股比例最高可以增加至10%。

在立时集团这边，吴清亮已经退休，家族生意交给了第二代的吴学人掌管。

吴学人很清楚，立时集团60%的股份由吴氏家族持有，这盘生意的关键是中国市场。

只要中国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终有一天，吴氏家族所持有的资产要超过日涂母公司的资产。

立邦漆在中国市场虽然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乳胶漆占有率很高，但涂料市场细分板块多，格局仍然很分散。

作为第一梯队的龙头，立邦漆的市占率不过3-4%左右，前十名企业的合计份额仅为15-18%。

立邦漆的潜力，还很大很大。

相反，日涂几十年来被困在日本市场，早已缺乏增长潜力。

它需要立时，远胜于立时需要日涂。

时间在我这边，需要的只是耐心。

因此，吴学人默默的抵制了日涂的收购计划，仅仅让日涂完成了几个边缘企业的“子公司化”。

即泰国立邦、菲律宾立邦、亚洲工业（设在中国台湾）、立时化学（设在韩国）。

关键的中国业务，却迟迟没有进展。

另一边，2007年，立邦漆中国区进行“换血行动”，从康师傅引进了总裁钟中林。

在他的治下，2007年基于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推出了抗甲醛产品，大受欢迎。

5年间，立邦在中国建筑涂料市场份额达到20%，并借助中国四万亿政策的东风实现了新一轮的飞跃。

2013年，立时集团的营收已占日本涂料总营收的三分之二，其中中国市场的营收就占了50%。

此时此际，谈判的天平已转向立时集团。

2014-2021年，吴氏家族与日涂经过漫长的谈判，逐渐实现交叉持股，吴氏家族旗下业务全部实现由日涂控股，而吴氏家族在日涂的股份则上升至58.69%。

至此，吴氏家族成为了日涂的实控人，吴学人出任日涂董事长，成为最终的大BOSS。

一个小小的新加坡代理商，就这样依靠中国市场的重金押注+耐心等待，实现了对日本百年油漆巨头的反向收购。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对历史行程的关注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