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质疑“女德”时，我们究竟要批判什么？

近日，山东某大学的讲座涉嫌“宣扬女德”，被网友曝光。据图片显示，某姓讲师在讲座中告诫女性不要“爱慕虚荣”，要洁身自好。另据相关人士透露，该校每年都有类似讲座，并要求“全体女生”参加。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部分网友批评讲座内容过于守旧，学校方面则坚称“报告现场气氛轻松融洽，未发现专家观点中存在明显失当情况”。另有一些网友仿佛也感受到校方的“良苦用心”，对学校的态度表示支持，并对“强化女德”表示理解。

有必要“强化女德”吗？“女德”存在过吗？

小文无法讨论“道德”的本质，盖因“道德”是否可以被理性澄清，这本身就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哲学问题。本段仅拟解答一个简单的问题：道德有男女之分吗？

严格说，在我们回答“道德是什么”之前，这个问题如同空中楼阁，没有立锥之基，无法给予任何回答。为使论题的展开成为可能，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先将“道德”析为两个层面：作为“价值理念”的“道德”、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显然，当我们在使用“女德”一词时，其中的“道德”仅仅涉及“行为规范”层面。

那么，“道德有男女之分吗？”这个问题即被化约为“两性需要有两套行为规范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的思维基点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抱持前现代的价值观，我们会坚持认为，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平等的，因此，两性必须依照不同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有多大不妥，但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辨认，这种观点并不契合我们所处的时代。

按照现代观念，两性的生存地位是平等的，这决定了我们只需要一套行为规范的约束。虽然，两性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可以被歌颂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两性差异推导出两套行为规范。除非我们坚信两性并不同属于人类，否则，我们很难设想：我们可以依据一种“差异”而制造一种“规范”，因为归根到底，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差异”存在，而“规范”之存在，其意义却是在维持社会的运作。

这个问题无须再多加说明：道德，至少“行为规范”层面的道德，是没有男女之分的，除非我们执意要退回古代。

既然如此，所谓“女德”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有人要鼓吹“女德”？若以最大的善意来看待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或许是这样的：因为性别“差异”的存在，所以女性必须被“特殊”对待，这种“特殊”对待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健康，比如安全，等等。问题是，女性真的需要此类“特殊”对待吗？

我们需要去追究女性在健康、安全上的特殊境遇是如何形成的。女性对健康有特殊需要吗？是的。但是，这种特殊需要男性也有。准确说，任何生命个体在健康问题上都需要得到“差异化”对待，而不是“特殊”对待。表面来看，“差异对待”和“特殊对待”似乎一样，但前者表达的是尊重，这种尊重不分性别；而后者则是歧视，是把性别分成了两个等级。

在安全问题上，女性有特殊境遇吗？是的。但是，特殊境遇是女性自身造成的吗？显然，并非如此。如果我们真的带着最大的善意去改善女性的“特殊境遇”，那么，我们需要改变的，理应是对女性不友善的环境，而不是女性自身。

女性需要被“特殊”对待吗？不。女性需要“差异化”对待，但是这种“差异化”，并不是“女性专属”的，而是遍及所有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肢体残障人士需要电梯，这是尊重“差异”；男性需要男科的医疗护理，这也是尊重“差异”。对“差异”的尊重与性别无关，这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基本关切。

女性不需要“特殊对待”，更不需要以一套“特殊道德”来换取“特殊对待”。

某讲师的所有陈述或许都出自某种“善意”，这种“善意”或许根植于某讲师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根植于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本身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另有一种“女德”却难掩陈说者的“恶意”，这种“恶意”可能更多来自于对性别角色变化的惶恐不安，来自于对男性霸权失控的焦虑，但客观上，它剥夺了女性自由发展的权利，因此，无论站在何种立场，我们都无法对这种“恶意”作出有效的辩护。

在公众号“双一流高校”新闻报道的留言区中（参见《大学讲座宣传女德？校方：未发现专家观点中存在明显失当情况！》），有一则评论如此表达：“现在的女权已经完全变味了，概括起来就是：我既要西方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又不想承受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有一些不合适就会被扣上男权、传统、迂腐、不尊重女性的帽子。”

我们无意窥测论者的思想世界，更无意给持论者扣上什么“帽子”，但仅就观点而言，上述论调恰是“男权、传统、迂腐、不尊重女性”的代表。

首先，“现在的女权”是否“完全变味”？笔者无从判断，因为持论者既没有澄清“原本的女权”有何种内涵，也没有界定“变味”是何种变化，何种程度可谓“完全”。是说固可存疑，但论者的“概括”无疑是充满男权色彩的偏见。

究竟什么是女性“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和娜拉有如下的对话：

海尔茂：这话真荒唐！你就这么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

娜拉：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娜拉：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没有的事！你说的是什么责任？

娜拉：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

海尔茂：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娜拉：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译入中国已逾百年，在这100年中，中国的女性早已经不是“娜拉”，可中国的男性依旧保留着“海尔茂”的思维。什么是“女性的责任”？女性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女性的责任就是男性的责任，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女人，首先是一个人，她没有任何专属于“女性”的责任，她只有作为“人”的责任。如果我们认可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这一点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在此意义上，责任和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由，面对了自己的自由，这就意味着，我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我成为人本身。这个过程中，没有自由可选择，没有责任可逃避，一切与生俱来。当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可逃遁地承担了自由。我们无法去“要”权利和自由，因为它们就是“我”本身；我们无法“不要”责任和义务，因为它们就是自由。

充满恶意的“海尔茂”错了吗？

当海尔茂们对娜拉们说：你们既要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又不想承受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是在指责，但指责的背后是恐惧与战栗。因为他们承受不来，他们承受不起应该由他们背负的责任。更可悲的是，他们或许以为，女性无法认清自由与责任的一体性，但没有认清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幻觉中构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有树木为他们遮阴避暑，有玩偶让他们感受欢愉，孩子悠游其间，浑然忘我。终有一天，梦境即将瓦解。树木幻作玩偶，玩偶幻作树木，可怜的孩子对这一切都无所适从，“他”既没有了“她”，又不知道哪个才是“我”？

娜拉出走以后，海尔茂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