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函件，对《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以下简作“提案”）作出了答复。函件强调，教育部将会在加强体育教育、完善体育制度设计等方面作进一步努力，以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应对“男性青少年女性化”问题。教育部的回应即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凤凰网对此发起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大约20%的网友认为，培养“阳刚之气”是好事；但是，大多数网友并不完全支持“阳刚之气”的提法，有人认为这是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化，有人认为这是歧视女性。平心而论，教育部的答复也算“中规中矩”，“阳刚之气”一词的使用固有不妥，但函件总体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歧视偏向。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提案”本身，提案者忧国忧民地以为，“男性女性化”是个危险的趋势，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来“防止”，真有这个必要吗？毋庸讳言，这个议题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人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选取多个角度加以审视：精神分析学看来，这是“阉割恐惧”的爆发；而从大众心理考量，这是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在未来数日，本号会从以上几个角度对此心态作出评论，但今天我们还是以历史文化的视角，考察一下传统文化何以拒不接纳“中性气质”。以下的文字是一篇“答读者问”，原发于1月17日。
客问：主编好！有一个现象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长辈总是强调“男人要有男人样，女人要有女人样”？为什么他们很难放弃这套规范呢？男生留长发或者女生剪寸头，他们总是认为不成体统，按照国际审美风尚，现在很多明星的装扮都很中性啊，为什么长辈总是接受不了呢？![]()
狸答：简单说，这就是文化传统对审美观念的影响。西方文化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欣赏中性美的，李银河先生在评论大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时说（大意）：西方从古代开始对同性恋的态度就很严苛，因此，同志的反抗也很强烈，今天同性恋在西方获得了很大范围内的祝福，这是强烈斗争的结果；因为曾有残酷迫害，所以才有高度解放，中国社会则始终温和，所以始终暧昧。窃以为，对于西方流行文化里“中性审美”的时尚，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即：西方文明对“性别（gender）”有较为深刻的反思；反思得越深刻，男女二元对立审美就会遭受越强烈的质疑，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中性美可以成为潮流。这反映了西方学者在思想层面对“性别二元”进行了解构，而中国思想界却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中国大众的审美观念更多地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理解男女、阴阳的呢？所谓“传统”，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干。其中，佛、道二教更加醉心于彼岸世界，道家则多藏匿于后台，所以具体到社会观念而言，儒家思想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儒学的核心是“仁”，但在孔子的思想中，最切要的观念则是“正名”。在孔子看来，社会之所以堕落，在于周礼失去的权威，如果要结束乱世纷争，就必须通过“正名”来复兴周礼，这种“以名正实”的主张，发展到后来就是所谓“名教”。“名教”要求在某个社会地位的人就要扮演好某个社会角色，符合某个社会规范，男有男德，女有女德，否则便是“失礼”，这近乎一种道德堕落，必须加以谴责。这个理论倾向，恐怕是传统观念很难接受中性气质的一个基础。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最崇尚男性的阴柔之美，而魏晋的一个重要思潮，即“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此似可窥见，“名教”意识越强的时代，对中性气质越缺乏宽容。而明清时期男风的盛行，也可以解读为宋明理学高压下的反抗。 ![]()
西本智实：“最帅女指挥”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道家与周易的阴阳观念。以现代观念来看，《易经》所主张的，是相对刻板的二元论。据说，阴爻、阳爻取象于男女生殖器，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皆以二元相乘累进，并没有“非阴非阳”的属性存在。老子重视阴性的力量，但并未尝试突破阴阳结成的二元壁垒，后世，魏晋风流之所以可以将中性气质演绎到极致，所依靠的精神力量，更多的可能不是来自老子的“知雄守雌”，而是庄子（及郭象）的“适性自然”。至于《易传》，虽然它一方面强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所有的变化归结为一阴一阳的作用，并不认可在阴阳之外另有一种属性。![]()
在传统意识里，中性气质被认为是“不男不女”，这个描述本身并不失当，但是，其上附丽的感情色情却不同于unisex。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阴阳、男女之间的尊卑关系是确定不可变的，如果有人挑战了这种秩序，他（她）必定会受到舆论的指责。不过，“阳尊阴卑”这种观念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易传》中虽然提到“天尊地卑”，但并没有将这种尊卑关系绝对化，儒家的“正名”观念演进为“纲常”观念，是西汉时期才完成的。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把君臣、父子、夫妇都赋予了阴阳属性，并将其视为千古不变之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如此一来，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阴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两者的尊卑关系固然确定，“非阴非阳”的存在也被消灭干净了。刚刚去世的史蒂娜·坦娜特。详见：《再起波澜！顶级超模斯特拉，系自杀身亡！》
佛教的传入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印度并没有中国式的（董仲舒诠释的）阴阳观念，而佛陀本尊更没有很强的男性气质。他身现“马阴藏相”，且被女弟子怀疑有勃起障碍（据南怀瑾），而很多时期的佛陀造像也刻意回避世尊的第二性征。从佛教哲学来说，肉身的性别从来不是解脱的要点（虽然有些主张可以被视为“厌女”），大乘佛教的《维摩诘经》在“龙女成佛”的段落甚至公开宣称“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但是，这仅仅是基于印度哲学，而非传统伦理的一种修行理想，在世俗界，没有佛教徒愿意声称佛陀本尊“不男不女”。佛教之鹄的，在于捐弃肉身而证入涅槃，自然不执著于性别之假象，但这一层要义，对于普通信众却是无法言诠的。![]()
宗教寄生于世俗社会，必须顺应世俗，不能过度挑战世俗的刻板观念，这点对于道教来说也是一样。据尹志平的记述，丘处机在磻溪苦行时期，为了克制性欲，毅然断除男根，晚年已逐渐丧失男性的第二性征。站在修行立场，有勇气自我阉割是一件让人敬佩的事（尽管只是勇气可嘉），但是，后世的信众不敢直面其行，还是要给他的造像装上胡子，以示其为“完整的男人”。毋庸置疑，宗教性即为超越性，其追求必不可以被世俗所拘。但中国宗教几乎所有的神祇、祖师，都要被固定为某种性别角色，不得有超越性别规范之举（甚至民俗观念中，玉皇大帝还要被婚配王母娘娘，以示神仙婚嫁的门当户对）。这反映了何种文化心态？“雌雄同体”的大卫·鲍伊，曾与坂本龙一、大岛渚、北野武联手演绎《圣诞快乐劳伦斯》当理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导，阶序性的礼教观念被反复强化。“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在人际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允许随便改变自己的定位，在这种文化场域中，“中性”是无法被定位的，因此也是注定要被消灭的。不能定位，即“中性”不容于传统的第一个原因。![]()
更大的一个原因，即生殖崇拜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劳动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不同性别的人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价值”。作为“田中之力”，男人当然是最珍贵的；女人相对低贱一点，但至少可以生孩子。非男非女能干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性别归属（比如intersex），或者只是丧失了生育能力，那注定要受到舆论的嘲讽与攻击。这背后的理据便是对生殖的迷恋。在中国文化中，“断子绝孙”是一句恶毒的诅咒，按照现代观念，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执念，但在古人看来（在某些农村地区仍然如此），人丁兴旺就是值得夸耀的，就是对“列祖列宗”尽职尽责；如果不能“继承香火”，那将会愧对祖宗于九泉。![]()
从宗教史角度说，生殖崇拜、祖先崇拜、性崇拜是较为原始的信仰，道教与佛教则是后起的宗教，但是，在原始崇拜的影响下，道教与佛教仍然要做出必要的自我调适以适应大众的需求。丘处机阉割了男根，对于宗师而言，这不是什么羞耻之事，但在民众看来，剃头削发尚且是严重不孝，更何况是自行割去男人独有的生精射华的宝贝？佛教亦是如此。若有人问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很多信徒会支支吾吾，不愿说出“非男非女”这四个字，而易之为“男身女相”。其实，菩萨在六道中穿行无阻，又有什么性别障碍是不可克服呢？（注：观世音菩萨本示现为男性，后被中国化佛教改造为女性，但很多教徒仍纠结于其性别。这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文化结构的深处，一直存在着某种失去性别定位的恐惧。）最后，附上西本智实指挥的2004莫斯科新年音乐会。
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