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巨款或许是杨老先生的手笔——他想要给这个常年不在身边的儿子一份礼物作为补偿，又怕这礼物宠坏了他，于是老两口杜撰出一个“杨氏基金会”，让他收到这笔钱，可以挺胸抬头地“买”下1/3的农场，也能鼓励他自己慢慢还钱，再从父母手上“买回”剩下的2/3农场。
在加拿大，律师有两种：Solicitor和Barrister。Solicitor是“事务律师”，处理遗嘱、房产过户、结婚离婚这些事务；Barrister才是港剧中戴假发穿黑袍的“出庭大律师”。照一般人想来，不打官司还有必要找律师吗？当然有——在华人聚居的温哥华列治文，那些讲中文的事务律师们常年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光是给华人立遗嘱，就够他们做一辈子了。立遗嘱按“份”收费，一般每份收费800刀（加元，下同），流程也很严格——当有老人走进律师事务所说要写个遗嘱，律师会立刻清场，不管老人是拄拐杖来的还是轮椅来的，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立遗嘱时，律师把会客室的门关得紧紧的，老人若说粤语，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广东话的律师，老人若说上海话，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吴侬软语的律师，总之，律师要会用老人的“母语”拉家常，观察老人是否神志清楚，是否受到某个继承人的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还要拉着助理一起当签遗嘱的见证人——外面的子女是不能当见证人的，遗嘱一眼都不能给他们看；问过出生地、年龄等常规问题之后，律师会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老人自己用中文把遗嘱的主要内容写下来，其中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子和钱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如果老人的手哆哆嗦嗦的写字都困难，那律师将老人口述的内容写好后，让老人亲自画圈儿确认，再将中文翻译成英文，逐句用中文给老人讲一遍，待老人确认无误后，助理要把遗嘱用一种特殊的、不会褪色的纸打出来，交给老人一页页签字，律师和助理也跟着一页页签字；这中间若是助理听到电话铃响了狂奔出去接——得了，签过的字全部作废，律师会把拎不清的助理剜上一眼，责令其重新打印遗嘱，老人重新签字，律师和助理也重新一页一页地签；签完字后，遗嘱封印，交到老人手中，律师先要叮嘱老人将遗嘱和财产清单放在一起，然后要吩咐助理去政府遗嘱登记处办个登记，这业务才算完成了。整套立遗嘱的流程做下来，如果按律师自己的“小时费率”算，收益是不错的，但若遇到特殊情况，按小时费率收费，就可能会亏本。大多数老人会将自己的遗产“全部子女人人平分”，但有经验的律师一般会多问一句：“您就这几个孩子吗？还有没有别的孩子？”如果老人回答，我的房子和钱就只给某个儿女，就不给哪个儿女，遗嘱里提都不提他，那律师可能就要喷一口老血了，得赶紧刨根问底：“为什么你的遗产不给TA？有什么理由吗？请您把理由说出来，我帮您写下来！”在加拿大卑诗省，老人过世之后，银行账户冻结了，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所有继承是要过法庭的——他们得把死者遗嘱、债务和债权清单一起呈交法庭，法官看到遗嘱真实无误、税款债务都拉出了清单后，会发一张“grant of probate”遗嘱认证，继承人拿着这张认证，才能动财产。这个过程，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短则3个月，长则1年。如果得不到遗产的儿辈提出异议，那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大家一起打官司。到时，法官会仔细审查：这个不给遗产的理由是否真实？遗嘱是否是老人神志不清时立的？是否有某个继承人不当地影响了老人的意志？所以，律师在给老人起草遗嘱的时候，一定得为老人找出不给遗产的理由并写进遗嘱。这理由可能是“已经某年某月赞助过孩子金钱”或者是“这个孩子伤害了我的感情”，反正要让后来审查遗嘱的法官觉得合情合理才行。写完这种遗嘱，作为“见证人”的律师得在未来几年、十几年内“时刻准备着”打官司，一旦继承人有异议，就出庭作证，力挺这份遗嘱的合法性。2000年，一位讲上海话的杨老太太，就是像上面讲的这样，走进了一个律所，要立一份遗嘱。而给她立遗嘱的律师当时也没有想到，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儿女们为这句遗嘱和一笔并不丰厚的遗产，打了7年官司，惊动了加拿大最高法院。杨老太太是在儿子女儿的簇拥下，走进那家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她的华人律师，也是能讲上海话的。她和老人寒暄了几句，发现老人虽然90高龄，但思维逻辑十分清楚。律师把老人的儿女请出会议室，关上门，单独问老人：“您的遗嘱要怎么立呢？”老人拿出一张手书：“我死后，遗产由3个子女均分。另一个儿子大伟（Da Wei），我只给他10块钱。”律师一听，赶紧追问：“原因是什么呢？您能不能详细讲讲？我为您写进遗嘱。”老人思路清晰地说：“这些年我和我的丈夫给了他足够的经济支持——他有我们农场的1/3，我其他孩子都没有。他一直收农场的租金，而且，他和他的家庭带给我们不幸、耻辱和痛苦。”律师按照老人的意思写下了遗嘱，用英文和上海话各给老人念了一遍，然后跟助理一起见证老人逐页签字，自己和助理也逐页在见证人栏签下了名字。助理封印遗嘱，将信封交给老人本人，律师把整个经过写了份备忘录，与老人遗嘱的复印件一起封存进卷宗。5年后，这位杨老太太又走进另一家律师事务所。95岁的她仍然是衣着整洁、头脑清楚。这次她选择的律师是能讲广东话的。老太太明确地告诉律师，要给自己2000年立的遗嘱加上一行字，专门来解释为什么要做出这个“10刀遗赠”：“大伟还卖掉了我们在上海的老屋，收入供他自己用，他过得很富足，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律师也是按照流程，修改了遗嘱后，用粤语和英语各确认一遍，请老人签字，自己和助理作为见证人签字，最后将此事写进了备忘录。后来打官司时，律师们才大致了解杨老太太的情况——她家里几代同堂，她却独自生活在列治文一个高档老人公寓里，三餐由公寓提供。她有时候会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女儿“隔壁杂货铺也有牛奶卖了呢”；她会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牌技精湛，从来没有牌友觉得她“老昏了”；她的医生说，老人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去世前一直把个人物品整理得整整齐齐，这一点好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修改完遗嘱3年后，98岁的杨老太太寿终正寝。她的女儿，也是她指定的遗嘱的执行人，杨莎莎，打开了母亲的遗嘱，看到“给大伟10块钱”这行字时，她知道，一场官司就在眼前了。老人过世后处理遗产前，法院要求家属必须先通知所有可能的受益人。要申请当“遗嘱执行人”的那个子女，必须得将一份遗嘱和死亡证明寄送到所有“法定继承人”和“可能的受益人”手中。从材料寄出的那天起算，21天之后，默认所有受益人“收到”且“没有异议”，法院才会受理遗产管理申请，法官才能认定遗嘱有效、授权清理债权债务。如果收到材料的受益人中有人蹦起来大吼一声“我反对！”那就要打官司了。果然，杨老太太的儿子大伟在看到遗嘱的瞬间爆炸了。妹妹刚向法庭申请了遗嘱认证，他就立刻手写了一张“caveat（声明）”禁令送到法庭，申请搁置遗嘱，说这是母亲神志不清时被兄弟姐妹胁迫立下的，“不是母亲的真实意志！”在加拿大，谁要是敢“有事打官司”，那是“真富人”无疑了。在加拿大，有时打官司就是用钱互砸。我在报社工作时编辑过一条本地新闻，一对邻居，两家房子中间夹着一棵树，一家没征求另一家意见，直接把树砍了。另一家急了，去起诉，官司一打就是6年。判决下来，砍树这家要付总计15万刀的律师费（包括自家律师费和邻居的律师费）——这棵树就算是一株紫檀，也不值当啊。所以，没有天塌下来的大事，加拿大人一般是不会打官司的，很多加拿大的华人，更愿意选择“息讼解纷”。加拿大的法院比较讲究形式，诉讼程序中，文件做得不完美，立案庭（court registry）能直接给你扔出来。在这里打官司，要推动诉讼程序，就得一张张地填表。如果当事人自己去填表，恐怕就连填哪张表、表格在什么地方找都不晓得。就算请来律师代理来做，有时也会因为“表格里一个格子填错位”而被打回重来。收到大伟这张歪歪扭扭的英文手书声明后，立案庭似乎无语了，既没有打回来，也干脆没告诉大伟该怎么整改——也许是法院的人多少年没见过手写的文件了，也可能是满篇的英文语法错误，让他们不知道要求当事人从哪儿改起。总之，立案庭默默收下文件，这场旷日长久的诉讼开始了。根据诉讼的材料看，老杨家在上海曾经是有根有底有头有脸的人家。遗嘱中说，老杨家的老宅位于“Yungfu road”——若是徐汇区的永福路，那就是旧上海租界中心，英领馆和德领馆都坐落在这条街。这条街浓荫匝地，一户户挨着建起的洋房，好些是殷实的主人请建筑师设计的。老杨家房子的地址，几乎和“上海电影公司”门对门，估计在民国时也得二三十条大黄鱼（金条）当“顶费”，再每月用大洋付租金，才能住进去。杨老先生是殷实的生意人，杨老太太年轻时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个个精乖伶俐。1948年，杨先生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和女儿杨莎莎搬去香港，留下太太和14岁的大伟看家。解放后，杨太太被批准去香港和丈夫团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大伟没有跟着母亲一起去。偌大个杨家，在上海就剩了大伟一个人。在香港的父母没有忘记大儿子，给他长年累月地寄钱寄物。从1948年到1980年，大伟住在老宅里，成家生子，膝下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时而被街邻羡慕着“有海外关系”，衣食无忧，时而被街邻怀疑着“关系复杂，要注意动态”。1970年代中期，在香港的杨家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温哥华。杨莎莎在美国念完书后直接申请加拿大移民，获批了；杨家二儿子、三儿子从香港申请移民，也获批了；杨老先生和太太，也在1974年登陆加拿大。到了1978年，他们向加拿大政府为上海的大伟一家提出申请，2年后，老杨一家终于齐齐整整团聚在温哥华。历史的利刃划过，杨家的兄弟姐妹有了不同。在香港长大的3个孩子，说起英语和中文一样顺溜，广东话和上海话也流利到飞起，他们成功克服了文化障碍，在两种文化之间如鱼得水，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获得了Order of Canada（加拿大勋章，是加拿大授予杰出成就的公民的奖章，到2009年，全加拿大一共只有5837人获得这一荣誉）。而从上海来的大伟和他的孩子，却不敢说一句“我英语好”。北美对他们来说，是个崭新的世界，样样东西都是没见过的、没用过的。许是补偿心理作祟，杨老先生和太太资助大伟一家租了一个公寓，选择了与大儿子一家同住。1988年，杨老先生通知杨莎莎说：“我和你姆妈在素里（温哥华大区的一个城市）买的农场，产权上就写我们和大伟3个人的名字，我们是joint tenancy。”joint tenancy这个词，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后是茫然的：“房客（tenant），又连在一起（joint）是个啥事体？”但对有法律常识的人来说，这个词的意味就丰富了——它和中国的“共同共有”不是一回事，用俗话解释，就是“死在后面的得到全部”，通常只有互相之间最信任的人，彼此才会选择这种产权模式。一位常年办房屋产权过户的西人律师，悄悄在博客上总结：“原配夫妻买房子多选择joint tenancy（一方死后另一方会得到全部产权），二婚夫妻才会选common tenancy（相当于中国法律的‘按份共有’，出多少钱就占多少份额，一方去世前，可以立遗嘱把自己的份额传给指定的人）。”杨老先生和太太全款买下的这个农场占地9亩，上面还有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尽管大伟并没有出钱，但据说是他给父母说：“在这边家人买房，都是用的joint tenancy。”老两口接受了大儿子的主张，也就对其余的子女说：“等我们死了，农场是大伟一个人的，这不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现在的分配。谁也别说了，说也没用。”之后，杨老先生让大儿子收房租、打理农场。他让大伟去素里政府申请“rezoning（重新规划）”这块地，要将它从农业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还要来个“subdividing（重新分割）”，建10栋房子在上面——如果这个想法能够成真，那，农场的价格肯定一飞冲天。大伟手上拿着父母的授权书——这农场，只要不卖掉、不抵押，做什么都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或许并不如意，但至少父母的爱，是他坚实的安全感。可惜天不遂人愿，“rezoning”一直申请一直拖着没有成功，这个农场耕地闲置，只有老房子可以出租，每个月才能收400块租金。从1990年到1997年，大伟和父母总在为农场闹小矛盾。用杨家其余孩子的话说，“大伟总在向父母要更多的钱！”大伟一直债务缠身，据他自己说，农场要交地税，要做各种修缮，房租的进账远远不够的，自己要往里面贴钱。一缺钱了，拮据的大伟就掌心向上找父母要。次数多了，杨老夫妇大概也给得不够痛快，两代人面和心不和地拖了几年后，矛盾变成了法律行动。1997年的一天深夜，杨老先生的传真机里咔咔咔吐出一张纸。杨老先生拿起来一看，是大伟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杨爱华发过来的传真，满篇都是没上没下的话，并且讨要1万刀。杨老夫妇气了半宿，决定不理会，就当没看见这张混账传真。又过了几天，杨老先生收到司法送达的诉状，一看，竟是自家的孙子跑到小额法庭去起诉了自己，要求老两口给1万加元保安费。杨老先生好险一口气没转过来。按照杨爱华的说法，农场的房客走了，新房客还没有招到，所以农场里常有陌生人闯入。为了保卫农场，他每天都要去巡逻。他说，祖父母和父亲都口头同意给他支付14块/小时的“保安费”，从1996年房客退租开始算，到1997年再招到新房客止，“保安费”一共产生了2.8万刀，鉴于自己的父亲已经付了1.8万刀，祖父母也必须把1万刀拿出来——之前发给祖父的传真，就是“证据”。小额法庭的法官Tweedale看到这案子也是无语了。他很快做出判决：“驳回起诉。我没法相信，农场的老房子估价才值4千刀，倒要花2.8万刀去巡逻保卫它！这诉讼只是表象，背后是大伟和父母之间深深的鸿沟。”法官对杨老先生说：“我看到了你孙子发的传真，满篇是谩骂和羞辱。我很为你难过——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你是族长，你要去原谅，去努力修复这家庭的裂痕。”不知道法官的建议杨老先生是否听进去了，但接下来他的“和解”做得很是决绝——老两口先去改掉了农场joint tenancy产权，改成了每人1/3比例的common tenancy产权。这样，他们若去世了，还有2/3的农场会成为遗产，不会自动成为大伟一个人的财产了。这一招像是精明的上海人做派，先收回手中的牌，再重新打出去。老先生给大儿子一个能拿到全部农场的条件：“我愿意把我和你妈妈在农场的产权份额都给你，只要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要来打扰我们了。”1999年，杨老先生给已经去美国定居的三儿子写了一封授权书，委托其代表二老行使农场的权利，大伟手上的旧授权书作废了。老三收到父亲的信后，考虑到兄弟之间也许并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便给大哥写了一封信——毕竟，“信件”是有证据效力的。信中写道：“大哥，爸爸妈妈已经把他们的财产份额委托给了我。你收了所有农场的租金，所以你得付农场所有的账单。但是农场的利益归根结底也是你的，从现在（1999年）开始算15年，如果你和我们家再不起法律纠纷，爸爸妈妈的份额都转给你。如果你们家再找我们打官司，那，爹爹妈妈的份额就不送给你了。”这封信起到的只有反作用，大伟一家第二年又采取“法律行动”了。杨爱华给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McLachlin（一位著名的法官，加拿大法律界人士听到她的名字几乎都要致敬的）写信，“揭发”前一年小额法庭法官的审判不公：“我的叔叔在出庭作证的时候，佩戴着加拿大勋章，这是公平的审判吗？”（他的意思是叔叔利用威望和社会地位影响了法官的判断）那一年，两个老人都90岁了，收到上诉状，郁闷得要去住医院了。老派人最讲体面，最怕“官非”，可只要大儿子一家甩出一张诉状，他们就被这张纸从屋子里赶出来满街跑。他们得花钱请律师，得准备证据，得自己出庭，如果继续坐在家里稳如泰山，谁知道缺席判决会是什么结果？如果被孙子告赢了，被人戳脊梁说一声“杨老先生骗孙子给自己白打工”，以后还见不见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老太太第一次进了律所立下遗嘱。2001年，老杨家在上海的老宅被推倒了，91岁的杨老先生也撒手人寰。人虽去了，家族的裂痕还在，官司还得照打。2004年，大伟父子俩发起了一场新官司，这一次，是在小额法庭状告杨莎莎的丈夫。杨爱华在诉状中称：“姑父半夜深更到我们农场来倾倒垃圾，应该赔款。”在加拿大，“乱倒垃圾”是一件严重到可以上升到人品的事。加拿大政府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要求很严，大件物品一年只收一次，其他时间想扔，要花钱请人来收走。所以会有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等的懒人，会开着大卡车趁着月黑风高，把旧床垫旧家具往农场的荒地上一倒（谁叫加拿大没有摄像头）。好多农场主见到垃圾堆成山，也只能骂骂咧咧自己花钱请人处理掉。杨莎莎的丈夫看到诉状直喊冤：“我起码有10年没有去过这农场，而且我和这父子两个几乎没有说过话！”小额法庭的法官们有了几年前被“揭发”的经验，这次学聪明了，不接招，拖着，都不审这个案子。见这个诉讼被搁置，大伟父子就再发起一个。2005年，爷俩再次起诉，这次更有创意，告杨莎莎丈夫的答辩状造成大伟的精神伤害：“妹夫的答辩状，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心，我睡不着，抑郁，没法集中注意力。我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次起诉被小额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如果这都能上诉，那小额法庭的法官工作就没法干了，万一被告答辩状里哪句话说重了惹得原告抑郁了，还能再惹来一个侵权官司？官司输了后，大伟又开始找母亲沟通——杨老先生已经去世了，2/3农场的产权在杨老太太手上。大伟提出：“我可以把我的1/3农场卖给你，作价30万，这个农场需要修缮，你们一直都没有付你们那份地税，没有付你们那份维修费给我。你们改变了joint tenancy的产权，我也没法借到更多的钱来修缮农场了。”看到这封信，九旬的杨老太太也给儿子来了个不吭声，装聋作哑。于是，大伟又把自己这1/3的产权从30万喊到45万。杨老太太态度依旧，大儿子寄卡片不回，写信说没看到，大伟提出要来看她，“算了别来了”。她就像一个太极高手，把矛盾粘住，一个云手往后一推，推到了过世之后。杨老太太去世后，大伟请求推翻遗嘱，他气势足足，理由却让法官哭笑不得：母亲的遗嘱是在杨莎莎的不当影响下立的，母亲立遗嘱时已经90岁，就凭这条，就说明她的头脑是糊涂的；母亲立遗嘱时处理了不属于她的财产，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她忘记了上海的房子从来就不是她的。大伟还提出：“不能让杨莎莎当遗嘱执行人，她根本不诚实。她阻止我向母亲告别，阻止我探望母亲，她隔绝我们母子关系。她提交的财产清单漏掉了母亲的珠宝首饰、金条、保险箱和银行账户，她过度影响母亲，就是想私吞财产。母亲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遗嘱执行人该我当。”在加拿大，死者若指定了遗产管理人，那么十个案子里也碰不到一个另外有人要“争”这个角色的。只有遗产管理人不称职、中饱私囊，那别的继承人才能到法庭申请要求换人。这种事一旦发生，被换掉的那个遗产管理人会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在温哥华这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闻的地区，这事够免费上十次头条的。私藏财产，排斥亲哥，蒙蔽亲妈——大伟的控诉，像板砖一样拍在杨莎莎的脸上，让她有口难辩。她不能对哥哥说：“不是我要阻止你见姆妈，是姆妈自己不要见你。”也不能说：“姆妈把我加联名账户了，那些钱就是姆妈本来要给我的。”因为法官不关心母子关系和兄妹关系是怎么破裂的，也不关心杨老太太为什么把女儿加进联名账户，这些都是杨老太太的自由——法官关注的只有一点：是不是杨莎莎“不当影响”了杨老太太的遗嘱？杨老太太的遗嘱是不是可疑？既然大伟控诉妹妹在母亲立遗嘱时有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和母亲立遗嘱的环境可疑（suspicious circumstances），当时立遗嘱的律师就必须站出来作证。如果大伟胜诉，律师的声誉还必定受损——如果律所“环境可疑”，那以后还有谁敢再来立遗嘱？当年立遗嘱的两名华裔律师都是从业多年的老手，她们回去翻档案，查自己的备忘录，然后作证：“杨女士虽然是长者，但是她的神志清楚。她知道她的决定，并且给出了理由。她手书了自己的意见，我用她的母语读了她的遗嘱给她，她在我和我助手的见证下签订了遗嘱。”杨莎莎自己也出庭作证，她英语流利，条理清晰，阐述了自己完全没有对母亲立遗嘱的事给过任何意见。他们讲完，审理程序的法官便有了判断。但大伟仍旧坚称当时母亲的头脑是糊涂的：“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他找人给自己做了个证言，也提供给了法庭——这份证言仍然是他亲自书写，语法一言难尽，法官拿着越看越昏。大伟称：1988年，杨氏信托基金会向大伟提供了18万的贷款，这笔巨款打进了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账户，用于购买农场。父母当时对他说：“如果你能够自己把这18万贷款还清，那么我们名下2/3的产权就可以‘1块钱’过户给你。”大伟并没有能够还基金会这笔钱，但是他觉得，父母是有意把素里农场的产权过户给自己的，他们之所以当年把名字写在产权上，只是为了让杨氏信托基金会看着放心。大伟拿出合同，这份合同简陋到不像个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没有约定还款方式，没有利息，只有大伟一个人的签名。“我曾经和女儿杨薇一起去香港探寻这个基金会，但是没有找到。”这个说辞让法官没法相信——难道当年会有个像天使一样的基金会，直接打了这笔钱给大伟，钱收不收回、啥时候收回全不关心，也不要求抵押，甚至都不留名的？法官便问：那后来你父母把素里农场的产权变成了common tenancy是怎么回事？大伟强烈抗议：“这事这就是房管局（land title office）错了！房管局怎么可以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变更产权？他们犯了大错，他们还不纠正！”旁听的群众都被噎住了。法律人士都知道，房管局的网站上，明确写着3种终结joint tenancy产权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一位或者多位业主把自己名下的利益转让给他人”——这也是杨老先生当年选择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每一个业主同意把产权方式转换为common tenant”——这是大伟认为的“唯一”的正确方式。虽然法官觉得大伟简直是信口开河，但大伟账户上当年收到的18万加元巨款是千真万确的。他那时没有能力自己给自己打这笔钱——我的一位邻居，1988年从北京到UBC读研究生，下了飞机时钱包只有200加元，而他说，“我当时是我们那届留学生中的巨富”。律师们只能猜，这巨款或许是杨老先生的手笔——他想要给这个常年不在身边的儿子一份礼物作为补偿，又怕这礼物宠坏了他，于是老两口杜撰出一个“杨氏基金会”，让他收到这笔钱，可以挺胸抬头地“买”下1/3的农场，也能鼓励他自己慢慢还钱，再从父母手上“买回”剩下的2/3农场。大伟坚持母亲立遗嘱时脑子糊涂的另外一条理由是：“她的遗嘱处理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啊，例如，上海的房子。”法官问：“上海的房子怎么就不属于她了？你得举证，得去请个律师，或者至少请个翻译。”“这房子我没拿，不但没有拿，我一个人还为这房子付了20年的租金，爹爹姆妈还该还我钱。”大伟生气地说，“这房子是爹爹姆妈当年租的，后来被没收了！”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的老宅是1944年杨老先生从某某太太手上“租”的，一直是杨老先生付的租金。1948年杨老先生去了香港，上海解放后，政府便没收了私产，“我姆妈继续向政府付租金，直到她也去了香港。后来我把租金直接交给政府，一直到2001年房子被拆迁为止。我曾经和我的女儿于2001年、2002年、2003年回国去要求赔偿，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每次回国的所有花费都是我自己出的。我给姆妈为这事专门写过信，她没有回复！”对于这段过往，大伟唯一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一张给上海房管局交租金的收据。审案子的法官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杨家老两口会把“租”来的房子当成自己买的房子对待，也无法理解为啥儿子敢把自家的房子说成是租来的房子——加拿大的法庭，实在没有能力去调查上海的一栋房子的产权性质。或许从这段历史中过来的中国人读来，也是疑窦丛生：杨家的洋房，是否也由“房管部门整修”，是否也曾分户租给了他人？如果是，为什么大伟说，他继续向政府付租金，从母亲去香港后一直到2001年？1980年大伟全家已经移民加拿大，这房子他们没住，还需要付租金吗？谁住在里面？如果不是，难道房管部门任凭大伟这个小家庭独占这房子？带着这些疑点，我曾查了不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猜测杨家的房子，大概率是“顶”来的——其中一段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里说：“在解放前的上海，国民党政府保护租客利益，租赁，相当于是房客一方获得了永久的排他的居住权。在抗战胜利后，大量涌入上海的富人不能轻易地租到房子，他们得付一笔‘顶费’，这是房屋居住权的让渡费。只有付清顶费之后，双方才可以办理房屋的租赁手续，立一道租约或租折，言明租金若干元按月或按年付给。顶费的数字几乎与买房价值相当，甚至超过。”所以，杨家两代人的死结可能是这样打下的：在杨老夫妇看来，自家花钱“顶”下来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至于后来国家是否给海外华侨落实了政策，这事也只有大伟知道，否则他后来为什么回国几次花了好几个月去处理这事？大伟对父母的另一口怨气，还有老宅里的宝贝。杨老太太说过：“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宅里的油画和传家宝都没有带走，是大伟卖掉了，把钱自己花了。”而大伟一直坚持称“这是政府1966年没收的”——但是他并没有任何证据。大伟的官司，没有能够排上“出庭”，2009年，在出庭前的审理阶段，就被程序部分的法官给“枪毙”了。法官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大伟的说法，我认为他是不可信的，不诚实的。”法官说：要申请搁置遗嘱，就得提出证据，证明这个遗嘱的无效，并且要主张自己对遗产的权益。大伟从头到尾没有说自己对遗产的份额的要求，也拿不出母亲遗嘱无效的证据。此处法官引用条文是“frivolous or vexatious（疯狂并无理取闹的起诉）”，他写道：大伟的诉讼动机是应该被谴责的，遗嘱的执行人被拖进了完全没有必要的诉讼，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大伟必须支付本案的special costs（特别费用）给杨莎莎。这special costs是加拿大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严重的惩罚——如果法官觉得有人没事找事，故意来法院给对方当事人添堵的，那就把special costs判给他。大伟要打官司，杨莎莎必须请律师奉陪到底，这个案子光解决程序问题已经开了30个半天的庭，所以special costs就是15万。大伟拍出去的板砖，全部落回了自己的头上。15万刀的诉讼费，几乎价值他1/3农场产权的一半了。所以，他要上诉——这必须上诉啊！他直奔律师事务所，这次，他要找律师了。在卑诗省，法院并不是两审终审的。BC Supreme court（卑诗省最高法庭）之所以supreme（至高无上），就因为在庭审方面它是最高级别。当事人可以上诉，但是上诉法院先要审理你的上诉状，掂量一下受理不受理。相当多的案子，是压根不受理的。所以，当大伟的上诉被上诉法院受理了时，大家几乎震惊了。大伟的上诉理由很简单：“你凭什么没有开庭就否认我？你是chamber judge（程序法官），不是trial judge（庭审法官），你就没有资格否定我。”上诉法院的法官虽然也觉得“上海房子是租的不是买的”是个谜，但他参考了之前的先例，给了大伟一个大翻案。2014年，上诉法院判决，一审法官在程序阶段不该决定该由庭审阶段解决的事情。大伟是不是有信用、是不是诚实，都该给他质证、审理的权利。法官充满同理心地写道：“大伟和母亲不通音讯，所以确实在举证母亲被胁迫上有天然的缺陷，但这是开庭时要解决的问题。”“大伟的英语确实谈不上优雅，他的诉状是言不达意的。但是法官应当用最大的宽容来看待他，给他补充事实、修正表达的机会。大伟确实没有提出自己对遗产有什么权利，但是合理的推论是，如果遗嘱被认定无效，他作为法定继承人，有天然的权利。所以，我判决，大伟有权获得上诉的费用。”这个结果一出，给诉讼费的人又变成了杨莎莎。这场翻转，重新把杨家兄妹拉回了诉讼。上海的房子弄得清楚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吗？弄不清楚。素里的农场，明明白白就是杨老先生和杨老太太2/3的产权，大伟说他是借钱买的农场，那借的钱也没还啊。法官只好避重就轻了：“关键是杨老太太是否在‘不当影响’下订立了遗嘱，而不是上海的房子是不是杨家的财产……上海房子是不是杨家的财产，与证明杨太太的遗嘱是否有效无关。两位执业多年的律师、公证人撰写了遗嘱，并见证了它，我们没有道理质疑这一遗嘱。一审法官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大伟对遗嘱的质疑失败，杨莎莎有权执行遗嘱。”15万的诉讼费，再经过这两审，估计滚雪球得到30万了。最后法官判决：杨莎莎有权用老太太的遗产支付。所以，杨老太太本来就不多的遗产，被官司消掉一小半。这个遗产案在2014年终于尘埃落定时，1934年出生的大伟，已是80岁的老人。杨家兄妹中最小的妹妹杨莎莎，也年过七旬。这世界最深的隔阂，不是恶言相向，而是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永不来往。但这块地创造了奇迹——在2017年12月，它卖出了400万加元的高价。温哥华房产的卖价如果比政府评估价高个十万八万，房产经纪都会把这消息传播几条街，要是高出50%的话，那简直是房产经纪职业生涯的奇迹——而杨家的农场，卖价比政府评估价高了300%。有可能，当年杨老先生眼光如鹰隼，他梦想的“在农场土地上建十套房”的规划终于被当局采纳了，这块农场终于吃到了城市扩张的红利。只是，再智慧的商人，也看不穿历史的迷雾。但愿为官司牵扯得筋疲力尽的杨家兄妹，得到了这笔在天上的父母留下的馈赠。温哥华专栏作家，
房产策划人，
文能写策划书，武能推剪草机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