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后，5000块买来的云南媳妇才逃出这个村 | 人间

原创山河人间theLivings

黄清绞尽脑汁地想出两句法律术语：“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犯了重婚罪，犯法的！你现在没结婚就生了小孩，也犯法！”

配图 | 《桃源》剧照

腊月廿七那天，我结束了一年的工作回到了金牛村，准备和家人一起，在这个许久不回还是倍感亲切的小村庄里迎接新年。这是个地处江南地区河堤上的村庄，村南面是护城河延续下来的的宽阔水道，村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零星分布的大小湖泊。其中一个小湖，据传曾有一只金牛在洼地中打了个滚，然后就有清澈甘甜的水从地底冒了出来，几百年不干涸。

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雪片落地就化，把地上的泥与灰都搅和起来，化作一滩污水。路两旁常青的香樟叶子盛了不少雪，微微垂下，墨绿色的叶片上坠着一半白，中间夹杂着些许红色的炮纸——还没到年，路边还有隐约可见的黄色糙纸，我估计是村里不久前哪家走了位老人家。

“住在村西头的黄阿公啊，一个星期前走的，今天‘头七’。”妈妈在堂屋生了个炭火盆，我们一边烤火一边隔着玻璃门看雪。见我一时想不起来的样子，妈妈又补充说：“以前住在村子中间的，你小时候老爱去他们家玩——就是春花家。”

“哦，春花啊。”我低头拿火钳拨弄起炭火，想起来了。

没有人说得清春花是多大年纪到村子里的，有人说她那时候18岁，也有人说只有16岁。她被一个面相不善的男人径直带去了黄阿公家在村中央新修的两栋联排二层小楼里，后来就留在了黄家。

黄阿公一度以有3个儿子为荣，他辛劳一辈子，一碗水端得很平，给3个儿子都盖起了小楼。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在正当年纪娶妻生子，只有二儿子黄清，因为嗜赌，在本地不被有女儿的人家看好，迟迟没有婚配。

那个男人自称是春花的表哥，替她的父母给妹妹说媒来的。我妈当时在场，说春花就躲在那男人背后，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大气也不敢喘，“雪白粉嫩的一个小姑娘，眼睛水汪汪的，跟你小时候一样漂亮”。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表哥”，其实就是个人贩子，黄家给的几千块钱永远都不会交给春花的父母。从那天起，30多岁的光棍黄清有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春花是云南人，村里的村民没几个去过云南，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口音是正宗的云南腔调，但是“买来的媳妇大多数是云南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也不清楚“春花”是不是她的本名，不过既然黄阿婆天天都在家扯着嗓子这么叫，这也就成了她的名字。

春花来了以后，黄清就从和兄弟们一起打工的工地回了家。因为在本地，有了老婆并不算“成家”，生了儿子才算。村里人都说，买来的老婆，总是存着跑回去的心思，“得生下孩子拴住她才行”。

春花来的头一年没有怀孕，黄清就在家待了一整年。这也许是黄清第一次“恋爱”，他每天窝在房间和春花看电视，出门的时候总要给春花带点小礼物逗她开心。刷着金粉的项链、手镯，亮晶晶的假水晶发卡，把本就漂亮的春花衬得格外与众不同。

黄阿婆对二儿子的行为颇有微词，不过念在他娶了媳妇后就戒了赌，花这点小钱倒也算不上什么。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早点抱上孙子，要是春花不能生孩子，那就是“白养她了”。她对这个漂亮的二儿媳严防死守，生怕她脱离自己或儿子的视线一秒钟。黄家倒是没有把春花关在屋子里不许出门，但绝不让她接触到一分钱，即使是去隔着两栋农村自建房的小卖部买东西，春花也不拿钱——反正整个村都知道她这个外地人是黄家的儿媳妇，她只需要把东西拿回家，黄阿婆自会抽空去结账。

春花不会做农活，也不能出去工作，狭长的、条带样的村子并不值得她终日游荡，况且，哪个女人喜欢被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呢？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二楼的房间里看电视。黄阿婆是很精干的人，包揽了全部家务，每到饭点，都会在门口朝着楼上叫：“春花，下来吃饭了——”她拖着长长的尾音，仿佛春花不应一声，她就不会停止。

黄阿婆偶尔也会在门口叫上这个儿媳妇两声，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春花做的事情，她只是要确认这个女人是不是乖乖待在房中，有没有乱跑。

村里人都说，没生孩子的外来媳妇迟早要跑回去，这成了黄阿婆心里的一根刺。

她不许春花离开自己的视线，甚至过年时走几里路去镇里亲戚家拜年，她都不许春花跟着——人多的时候难免有疏漏，镇里的人不可能都知道这是他家买来的媳妇。再说，镇里还通着去县城的客车，万一儿媳妇趁机跑了怎么办？

在金牛村，她倒是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村子是一座无形的“水牢”，东西两头各一座桥作为出口，一端连着镇子，另一端连着公路。黄清和弟弟家的房子靠在一起，在村中央，哥哥则住在村西头，如果春花去那边，会被大哥大嫂拦在家里，不许她再往前走；至于村东头，春花不会常去，因为那边没有黄家的亲戚，虽然那里有一家小卖部，不过村中也有，舍近求远是不合理的行为，她出现在那边，只会让村里人心生警觉——是不是想逃跑？

村子南面是从县城蜿蜒下来的护城河，一路流淌进遥远的丹阳湖，再汇入长江。隔着宽阔的水面，能影影绰绰看到对岸的村子，可没有船会载春花，她也不会游泳。村子北面是稻场和田地，如果春花能找准方向朝着广阔的田野走下去，倒真是有机会走到下一个村里。所以，黄阿婆从不让春花下地，哪怕是去自家菜园浇浇水都不行——万一让她摸到一条路，不就可以逃出去了吗？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帮着黄家“看着”春花。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黄阿婆正趁着太阳升起之前给菜地浇水，村东的胖婶站在自家后门拼命冲她喊：“你快上来哦——出大事咯——”

从农村中年妇女嘹亮嗓门里发出的独特乡音在风中扭曲变形，黄阿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邻里间的和睦和善互助之心，促使她丢下浇水的盆、瓢和菜篮子，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

“你家春花刚刚从我家门口走过去了，你赶紧去追，现在搞不好都过桥了！”

黄阿婆来不及向胖婶道谢，急忙继续朝东跑去。不过没跑几步，她就被村子最东面的小卖部的老板娘笑盈盈地拦了下来：“不要慌，春花在里面跟我儿媳妇聊天呢。”黄阿婆火急火燎地准备进去拉人，又被老板娘叫住：“要不是我们把她拦着，现在你可不好找人了。”

没有人知道春花那次是不是决心要逃走。黄阿婆后来说，春花只是看家里没有醋了，而村子中间的那家小卖部又恰好醋卖完了，她才走去东头的小店买东西。

黄阿婆这么说的时候，春花已经生下了儿子龙龙，作为一个被“买”回来的媳妇，她终于诞下了自己的枷锁，也向所有村民证明了她不再有逃离金牛村的念头。

儿子出生后，黄清就离家打工去了，和春花厮守的日子虽然快活，但终究还是得赚钱养活老婆孩子。还算硬朗的黄阿公替二儿子照顾村里的几亩地，与黄阿婆还有春花母子一起生活。

生完孩子的春花依旧像是个小姑娘。在村里，谁家的灶台上落着一点儿灰尘，那就说明家里的女主人邋遢。黄阿婆总觉得云南来的春花不如水乡人爱干净，不让她洗衣服、做饭，也不让她打扫卫生。很显然，在她的心里，即使生下了孙子，这个买来的儿媳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女主人。

大概在龙龙三四岁的时候，春花和黄清去办了结婚证，领完证以后，又像模像样地拍了一套婚纱照。春花依旧稚嫩，就像一个上中学的小女孩刚从舞台下来后被家长欢天喜地拉去拍了一组写真，漂亮但拘谨。矮矮胖胖的黄清穿上清爽的白衬衫、黑西装，堆起来的笑意和肥肉，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

“春花不是被拐来村里的吗？怎么有身份证的？”听我妈说到这里，我好奇地问。

“要不怎么说有人好办事呢！你想咱们村人杰地灵的，出了多少大学生、当官的？大家都沾亲带故，帮黄清的外地媳妇补办下身份证、光明正大地领一张结婚证，不是应理该当的事情吗？”即使离开多年，妈妈对老家的荣誉感丝毫不减，似乎不觉得自己在讲述一个既不合法律也不符道德的事情。

儿子又长大两岁后，黄清陪着春花回过一趟她在云南的老家。

回到金牛村后，黄清时不时提起那个几千公里外的山村，说他们穷到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屋，两个老人住在洞里，一个终日沉醉在劣质酒精编织的大梦里，另一个看起来有些痴傻。他说春花还有个姐姐，大概也“嫁”到了南方的某个乡村了。他们原想着多住几天，但在那个破烂得难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很难找出另一块可以让二人躺下的地方。

那里的村民也是凶悍的，他们在和春花用方言交流的时候尚且和善，但看黄清这个外乡人的目光则是狠戾的。黄清说有一个年轻小伙从自己身边走过时，眼里的愤恨和敌意十分强烈，仿佛随时会抄起农具将他打倒，让他不禁想快点儿离开这片穷山恶水。

或许是神志不清的父母和杳无音讯的姐姐，让“家”对春花失去了意义，她将全部的爱与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龙龙在某一段时间里成了春花生活的指望，村里人常看见她满脸幸福地看着这个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不过很快龙龙就脱离了春花的管教，他跟着村里的男孩子一起疯闹，在大河边捞螺蛳，在停泊的旧船上窜来窜去，在野林子点火，去爬村口的歪脖子树……

龙龙上学以后，春花就成了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她埋怨龙龙上课不认真听，会急躁地骂儿子“笨”。黄清还在外面的工地打工，每当听见儿媳数落孙子，黄阿婆都很不高兴，一张脸拉得老长，常常出言维护孙子。

等龙龙再大一点，就更加不服从春花的管教了，有一回直接冲春花大吼：“你算什么妈妈？你就是我爷爷花5000块钱买回来的妈妈！”

春花的心被刺痛了。自那之后，她不再过问儿子的学习，不再拿他的成绩和亲戚家的小孩比较。她不在乎龙龙在村里、学校里闯下了什么祸，反正婆婆会去学校面对老师的问责，也会安抚村里那些被儿子打了的孩子的家长。她也不在意不能染指的家庭收入，反正生下孩子之后，黄清的赌瘾复发，在工地上常常和工友们小赌，一年到头也带不回来多少钱，而带回来的那点儿钱，过年时也会在村里的牌桌上输掉大部分。

春花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了，只在自家的平顶厨房上种花。她把旧的锅碗瓢盆底下钻出孔，去河滩上挖一些肥沃的淤泥，埋下不知道哪里淘来的花种，它们就慢慢地长成了春花的屋顶花园。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和月季种在大一些的盆里，仙人掌放置在烟囱旁边，含羞草种在上屋顶的楼梯上，迎春在屋顶的边缘倒垂下来……

十几年前的金牛村，只有两处能看到纯观赏性的植物，一处是胡老太爷家的堂屋——他的儿子在镇上的卫生院做院长，堂屋里有两个大花盆，载着两棵常青的树，旁边还放着一棵绢布的大牡丹；一处就是黄阿婆家厨房房顶。我喜欢这个一年四季花开不败的厨房，常常跑去找春花玩，她不当我是小孩子，教我认各种花，讲它们的花期和习性，也会大方地送我一些花籽，不过我从未在家中种过。黄昏的时候，我也会爬上她家的屋顶，浇好了水，春花就提着空水壶在屋顶的边缘看着下面哗哗流淌的河水发呆。

“你说这水要淌到哪里去啊？”春花问我。

我想向她证明自己知识渊博，但当时没想起来下游湖泊的名字，卡了壳，小聪明地说：“要淌到海里去哩！”

“我还没看过海。”春花盯着空荡荡水面。

我想告诉她，我也没看过。

“春花——吃饭了——”

黄阿婆又在楼下叫唤了，我赶紧跑下去，冲她乖巧地说：“黄阿婆，春花婶婶种的花真好看啊。”

黄阿婆叉着腰依旧看向屋顶，语气里毫无骄傲意味：“好看有什么用？好看能当菜吃？”

黄阿婆的年纪渐渐大了，她对春花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她觉得这个二儿媳好吃懒做，除了侍弄些无用的花草就是看电视，而自己一把年纪还要每天从清早忙到天黑，“人都是命啊，我就是劳碌命”。

龙龙办完10岁生日宴后，春花基本上是“自由身”了，不过身上依旧没有钱。她只要一提钱，黄阿婆就很警惕：“你要钱做什么？”

在镇里，春花认识了几个云南老乡，她们也是被人“介绍着嫁到了镇周边的村里”的。大家都知道，这些女人和春花一样，是被卖到了这个算不上繁华、也算不上穷苦的江南一隅。她们各自的老家在云南可能距离并不算近，倘若不是现在都生活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乡镇，或许这一生都不会有交集。她们的背上用云贵地区传统的刺绣背带背着自己的孩子，即使不开口，旁人也知道这是个外地人。可春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扮，她的衣服都是黄阿婆或者嫂子、小姑子给她买回来的，龙龙也从没有这样被她背在身上。

春花和其他来自云南的女人交好，这是黄阿婆知道的。所以春花刚开始在房间里拿座机电话漫长地用方言聊天时，黄阿婆总以为她是在和朋友们煲电话粥。直到黄阿婆去镇上交了几次电话费，发现钱比往常多了好几倍，一查才知道春花的电话打的都是长途，是打到云南的。黄阿婆说了两次，见春花还是会背着她偷偷打电话，便把电话停机了。春花面带窘色地到我家借了一回电话，再后来，黄清就给她买了一部小手机。

儿子大了，黄清的心思也活络起来，他不想跟春花长期分居，要带春花一起进城打工——工地上需要女人做饭，春花不会做饭，可以先从配菜做起。

能不能让春花走出村子？黄阿婆的心里也没有底。

这些年春花一直很乖巧，从来看不出有一丝跑走的心思。龙龙也这么大了，她应该不会舍得丢下儿子远走高飞。黄清虽然常年做工，十几年下来却没什么积蓄，家里也需要春花出去打工赚钱了，不然等再过几年，龙龙长到该娶媳妇的年纪，钱从哪里来呢？

但黄阿婆又担心：这些年春花没跑走，兴许是自己看得严呢？不代表她就不想走。要是有了机会，她真的不会逃跑吗？要是去外面打工见到了更好的男人，看不上黄清了怎么办？

黄阿婆为这事辗转了好几夜，黄清是个极听话的孝顺儿子，亲妈不松口，他是不会带春花出门的。黄清那次临离家前，春花主动和婆婆交涉，头一回说了重话：“你要是不许我出去打工，以后就别再说我不给家里挣钱！”

于是黄阿婆下定决心，让春花和二儿子一起走出了村、乡、县，去了她自己也没去过的省城。那一年春节，春花带回来近3000元的工资，比黄清一年交给黄阿婆的钱不差多少。黄阿婆高兴得冲每一个上门拜年的亲戚夸赞自己的二儿媳，为了表明自己不再把春花当外人，黄阿婆给春花留了1000元的“巨款”在身上，剩下的钱她怕小夫妻俩乱花，要替他们存下来。

那年，黄清第一次没有在春节期间赌博，他站在亲友们的牌桌前揣着手围观，别人叫他“搞一把”的时候，他笑呵呵地说：“不赌了，再赌下去带回来的钱就不如春花多了！”

日子眼看就要好起来，春花却在第二年出去打工后忽然失去了音讯。

那年工地开工早，黄清和两个弟兄过了年初七就去上工，让春花过完元宵节自己去工地。春花离家后一直没有消息，黄清以为她还想在家过几天年，便没有催，而黄阿婆在春花过完元宵节离开村子后，一直以为她已经和儿子在一起了。

等黄清打电话回家催春花去工地的时候，春花已经消失了将近1个月了。

兄弟3人都歇了工，回来寻找春花的下落。要如何寻找春花呢——她的名字可能是当年的“表哥”信口捏造的，身份、户口信息都是假的，能用的照片，也只有10多年前的婚纱照——更何况，春花的来路有问题，不可能报警找人。

黄家的男丁们没头没脑地找了半年，便又回到工地砌墙搬砖去了。黄阿公整天在家对着老伴骂骂咧咧：“我说不让她出去，你不信。你就差那几千块钱？现在跑了吧？找人？我看你们往哪里找！你们找到个鬼！”

一向大包大揽的黄阿婆没了气焰，只能小声嘀咕：“你当时也没说不准她出去打工啊。”

“我是没说，我晓得说了你也不会听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就是不能让她出门！”

黄阿婆半天没有回话。允许春花打工确实是她的决定，但又不全是她一个人的决定。每一个人都默许这个决定，到头来只成了她的过错。她自觉理亏，又有些许委屈，便冲着龙龙嚷道：“都是你不听话！因为你太调皮了，所以你妈才跑掉的！”

龙龙没有吭声，从他弄明白“妈妈跑掉了”是什么意思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从前他会在过年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打牌，打完后还会把一毛、两毛的零钱都留下来给春花——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小孩子知道，如果让大人知道，尤其是让他奶奶知道的话，春花就会不高兴。我不知道龙龙什么时候明白了那几毛钱的意义，他只是不再加入我们年节里最快乐的牌局了，也不再和村里的男孩子们一起玩闹，即使一起上学放学，也只是远远地坠在人群后面，调皮捣蛋的事他不参与，玩笑的话也不搭腔。

几年后龙龙念完初中，意料之中没有考上县里的两所中学。黄清没有给他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选择，他便跟着村里人去附近的大城市打工了。不爱说话的龙龙在厂里活跃的年轻小伙中是最沉默的一个。有人说他刚去打工的那会儿，频繁地和春花联系，但也只是传言。他像是厌恶父亲的赌博恶习，从不参与工友们打扑克一类的娱乐。食宿工厂都包了，他每个月的花销也就百余元，打工第一年就带回家6万多的存款。

自从春花走后，黄家人难得这么高兴。

“我儿子有出息！比老子有出息多了！”黄清高兴得在牌九桌上做了3天庄家，把自己一年的工资输得精光。黄阿婆站在厨房门口小声絮叨，却不敢上前教训儿子。因为黄清会说她：“你就知道钱！你要是不把钱看得那么紧，春花会跑走吗？！”

黄阿婆家的厨房房顶上早就没有花了，干死在简陋花盆里的植物腐烂进土里，土透过破烂的盆的边缘流失到水泥面上，再被风雨冲刷下去，冲刷回它们来时的河滩里。

黄清赌得变本加厉，从前过年时候起码会给黄阿婆一些过节的费用，后来连这笔钱都不再给了。一生要强的黄阿婆不得不跟每一个远近亲戚打招呼——让他们在年节里不带二儿子赌博不太现实，只求他们不要借钱给二儿子赌：“我话摆在这里，你们借钱给他，赢了还好，输了我可没钱帮他还！”

龙龙倒是争气，当大伯和小叔在县城看房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走进了售楼部，不声不响地和他们订下了同一个小区的房子。

这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他们说，黄清窝囊了一辈子，没想到儿子这么有出息。

那一年，黄清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医院的诊断是脑梗。工地老板一听是黄清自己身体的问题，算不得工伤，便只支付了医疗费用，拒绝赔偿。

黄阿婆不服气，二儿子还不到50岁，怎么会得了老人家才会得的“中风”？可她求告无门，大儿子和小儿子还要在人家的工地上干活，闹得太狠，怕是连累他们也丢了工作。于是便终日在家骂着工地老板没有良心，和黄阿公也有了共同语言。

有一次我妈妈在黄家的时候，黄阿婆忽然念叨：“要是春花还在就好了。”

黄阿公沉默了半晌问：“你提那个没良心的干嘛？”

“我们现在是能照顾清子，哪天我们死了呢？要是春花还在，清子后半辈子就不怕没人照顾的。”黄阿婆见丈夫没搭理自己，又自顾自地说，“要是春花还在，没准儿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后来，黄阿公也中风了，这个倔老头本来就有高血压，又没有按时吃药，搞得半身不遂，吃喝拉撒不能自理，终日瘫在床上。他自杀过几次，咬舌头、吞毛巾，都没有成功。他向每一个前来看望并且安慰自己的亲戚哭诉：“死都死不了。”不过他的吐字非常含混，连哭都只有一边眼睛能流泪。

黄阿婆不能再跟老伴说“要是春花还在”这样的话了，偶尔跟黄清说，二儿子就会大发雷霆，用他的拐杖用力敲打数十年如一日光整的水泥地面，大吼道：“那你去把她找回来啊！”

事实上，他们早找到了春花，更准确地说，是春花找了回来。

春花离开金牛村后去了更南的南方，自由地谈了一场恋爱，然后和那个男人有了事实婚姻，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曾打回电话里问黄清愿不愿意离婚，因为她想要和那个男人登记结婚。那个男人在电话里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话，让黄清猛然想起当年他陪春花去过的那个云南村子，那个眼神凶狠的年轻人说话就是那个腔调。

没有任何来由的，黄清就认定了，“拐走”春花的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一定是他和春花打了无数个长途电话，终于找到机会把自己的妻子、龙龙的妈妈，带离了她生活了十几年的金牛村。

黄清没有回答春花的问题，只问她在另一个城市过得怎么样，如果日子苦或者受了委屈就回来，回到金牛村，他们黄家人不会对她有任何偏见，还像从前一样过日子。

春花明确拒绝后，黄清冷静地说：“那就拿3万块钱吧。”

当年“娶”春花花的钱，前些年找春花花的钱，都是不小的损失，得由她来补偿。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黄清绞尽脑汁地想出两句法律术语：“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犯了重婚罪，犯法的！你现在没结婚就生了小孩，也犯法！”

族里有几个弟兄商量着要去找在外面当大官的族人，用手机的定位去找人，把春花“逮”回来。黄清回忆起云南村民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儿不敢去。况且，包车、请人，大老远的去找春花，费用肯定得他来承担，那得花多少钱？他现在已经没法挣钱了。

“逮回来有什么用？她心不在这里，逮回来还是要跑的。”黄清含糊地拒绝了亲戚们的好意，但他死咬着不肯离婚，只要不离婚，春花就还是他老婆。

于是，亲戚们只能说：

“要我说，春花再嫁的人也不一定多好。她能找到条件多好的人？搞不好还不如在我们村里快活哩。”

“谁说不是呢，在这边家里什么事黄婶都包圆了，她还不快活？”

“春花也真心狠，龙龙这么懂事的儿子，也不回来看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们母子没见过面？龙龙在上海上班，从全国各地过去都方便得很。他们肯定私底下有联系哩。”

“哎，龙龙这么好的小伙子，可惜妈跑了，爸是个赌鬼，还瘫了。哪家的姑娘愿意跟他好？”

黄阿公下葬之后，村里一度又兴起了关于春花的讨论。

那些和男人们一样下田种地、下河抓鱼的妇女们并不关心一个瘫痪多年的老人的死亡。据说黄阿公咽气的时候，黄阿婆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她每天起床后要去菜地浇水，要去河边浣洗衣物，要打扫卫生、做饭。等她忙完了所有事情，才回去给瘫痪在床的黄阿公喂饭，那时候，黄阿公已经凉透了。老两口住在村西面大儿子空置的房子里，还得走去村中间找小儿子……不过没有人在乎这些，人们更愿意讨论龙龙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就因为春花跑了。

也有人随口说：“龙龙真找不到媳妇，跟他老子一样，也从云南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我妈觉得这些人实在是能瞎操心：“现在可不比从前了，谁再敢买媳妇，明天就把你抓起来。”

我妈看着门外越下越大的雪，无数轻盈的雪花叠在一起，已经将地上的污水和垃圾全部覆盖，像是一条洁白的地毯。她转头看我，问：“是吧？”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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