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异国他乡，把自己活成打工机器丨人间

身处浙南侨乡，毫不夸张地说，谁家没个在欧洲打拼的亲戚呢？比如我二舅，他就在意大利待了20多年。

二舅过去是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打渔收网是一把好手，可东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跑一趟船挣不上多少钱，他就动了改行的心思。选择经商，要本钱、销路，还得会点儿手艺。二舅性子憨厚，只有小学文化，不是做生意的料。可要是务农，渔村地少，家里兄弟又多，若分摊下去，一大家子都难以糊口。

于是二舅想到了出国。浙南一带向来有出国劳务的传统，温籍华侨遍布四海，先辈们积累了一整套出国经验，从国别选择、行动路线，到中介、接应点，一应俱全。早年间，如果没有合法的劳务渠道，一些人会靠先出去的同乡手把手地教：从哪里上飞机，在哪里跑路，什么样的旅馆和华人工厂会收留“黑户”，都讲得一清二楚的。要是旅行签证批不下来，一些人会用假护照鱼目混珠，也有用真护照的，业内称“端人头”——把别人的护照照片撕下来，贴上自己的，偶尔碰到年龄对不上的，被海关识破，只好打道回府，剩下最后一条路——偷渡。

按照惯例，用于偷渡的“中介费用”须在出发前支付。可但凡手里有点儿积蓄，谁想跑到国外去呢？于是前后林林总总的费用，多半是亲友们一点点拼凑出来的。在侨乡，出国是一件大事，亲友们多半都很慷慨。本地有一个俚词，叫“送路彩”，过去是专给儒生用的。秀才们赴省城应考，街坊亲友都要凑份子，那时的“路彩”沉甸甸的，蕴含着家乡父老的殷切盼望，如今，这个词却用在偷渡客的身上，它不再是无偿赠与的份子钱，更像是一种无息贷款——等出国赚了钱，是要加倍奉还的。

因为偷渡的人不少，“蛇头”也渐渐变得职业化，信誉都还不错。毕竟有一份同乡情谊在，万一偷渡失败，“蛇头”们会退还一部分费用。要是偷渡客实在穷得拿不出一分钱，有些“蛇头”甚至会提供短期的特殊贷款——成功入境后，偷渡客头2年的薪资会被用来抵偿欠款。

当年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中，我二舅看中了意大利的普拉托。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纺织名城，拥有大量的成衣企业。由于缺少劳力，订单又多，从80年代起那里的成衣企业的外联加工事务几乎由华人工厂包揽了。早年过去的华侨在那儿搞起了中国街，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对二舅来说，这个地方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二舅运气不错，用一本假护照成功入境意大利，没吃偷渡的苦。待满5年后，他用攒下的钱换了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终于在意大利扎下了根。那时我还小，每到年底就盼着二舅回国一趟，因为他只要回来，决不会空手。我吃过他带回来的牛奶巧克力、金枪鱼罐头、威化饼干，用过外国的洗发水和面霜，气味好闻极了。

年幼的我曾羡慕地问二舅：“你在国外是不是整天吃牛排，喝葡萄酒？”

二舅抬起头，笑得很欢快：“是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转眼到了2014年，我去意大利旅游，顺道去了一趟普拉托看望二舅。

二舅在那里开过一家加工厂，给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做过代工。这家品牌号称产业链全手工制作，但事实上，许多低端产品都出自华人劳工之手。后来，一场火灾让二舅损失了所有机械和物料，他不得不放弃这门稳定的生意。

那天，我先来到普拉托市中心的闹市区的中国城，相当热闹。街道和小巷纵横交错，到处都是中文门脸，汉字厂牌，街上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随处可见。如果忽略掉街上偶然走过的白人和北非裔，这里几乎就是另一个温州小镇。

二舅在另一个中国城，位于普拉托郊区。那个地方全是密集的工厂，有现代化的厂房，也有简陋的出租屋，带着更浓郁的劳动气息。凭着多年积累下的经验，二舅已经转行做起了中介生意，效益还不错。他租的房子有两层，上面住人，下面租给同乡当作生产车间。从外头看，这排车间有点儿像车库，可白色的卷帘门往上一拉，里面就伸出几十双或冷漠或茫然的眼睛——他们全是中国人。

在我的想象中，非法劳工多半生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室，说不准老板还设置了几道暗门，方便隐匿。只要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出现在门口，工厂里立马鸡飞狗跳，乱成一锅粥。

二舅曾给我讲过他的经历。20年前，他还没拿到居留许可证时，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经常在半夜搞突击检查，抓非法劳工。厂东一得到消息，会把睡梦中的“黑户”全都叫起来，再随手指一个方向，跑——二舅和同乡们裹着床单一路狂奔，藏到各种阴暗狭窄的地方。否则一旦进了局子，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比起自忖险境拼命奔逃的“黑户”，意大利的警察们可没那么敬业，他们跑累了，喘口气，便会转身离开。

再看眼前的生产车间，地方并不大，却被几十台缝纫机占去了多数空间。室内采光也不好，每台缝纫机上都挂着一盏亮度很高的吊灯。工人们熟练、从容地操使机械，发出“咔咔”的响声，将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车上线、套上袖口，接着便将成品、半成品丢到脚边的筐子里去。

剩下的空间更小了，摆满了桌凳、空塑料筐。工厂的东主踮脚而过，用温州话打招呼、记数目，之后就将车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货车上，送回客户的工厂。不久之后，这些昂贵的大衣、名牌皮包，就会打上“Made in Italy”的标识，发往英美的各大商场。

我在车间里晃悠了一圈，一瞬间竟有些恍惚——这个小车间和江浙一带的小加工厂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机器布置，还是工位上坐着的人，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我嘀嘀咕咕地说：“这也不神秘啊。”

二舅搓搓手，嘿嘿地笑，说提心吊胆地躲警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年，欧洲国家普遍缺乏新鲜血液，发下了不少居留许可证。许多华侨组建正规公司，签署劳务合同，开始合法化运作，黑身份的劳工倒是越来越稀罕了。”

我对二舅调侃：“江西人跑来温州打工，温州人却跑到意大利打工。”

二舅一拍脑袋，哈哈大笑。

下午，我和二舅决定去米兰逛逛，顺路搭上了他的熟人老陈。

我和老陈在车上攀谈起来。已经60岁的他来意大利快30年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白人，在米兰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想过去看看。

我问老陈都去过哪些地方？他挠挠头，说自己来意大利这么多年，生活圈就在普拉托的中国城附近，只在女儿结婚时跟着女婿去了法国南部旅行——那是他这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踏出意大利国界。

相比美国，欧洲人的圈子要小得多，华侨几乎不会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而是自发地聚集在“中国城”生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普拉托待了几十年，仍说不上一句意大利语。“二代”们的生活范围要广一些，他们从小在中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教师也多半是同乡，相比国内的学校，只多了一门意语课。成年后，他们在这里结婚，用的也是中国的仪式，就连酒席上也摆着的菜肴，无论菜品、调味、摆盘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

不知是寂寞还是上班憋久了，老陈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十分健谈，他语速很快，话题也是天马行空。从几天前某间华人商铺发生的火灾，到两个被当街捉奸的男女，一直谈到了10年前在工厂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

“你知道吗？我是从油桶里漂过来的。”老陈忽然说。

2000年之前，中国的几个侨乡就成了意大利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有时连旅游签证都很难办下来。一些偷渡客便铤而走险，先想办法飞到北非国家，再坐船靠近意大利，伺机而动。有时，那些用来登陆的小艇会被海警截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偷渡客们得躲进特制的油桶里，任凭海浪带着自己靠岸。

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老陈的体格，他身高1米85左右，怎么可能塞进油桶呢？老陈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惊讶，只是淡淡地说：“我们那批有4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夫。可惜，靠岸的时候只上去3个，我妹夫失踪了。”

“都30年啦，还讲它做什么。”二舅咳嗽了一声，颇感慨地说，“打鱼的时候遇上台风，整条船都会翻掉。不远万里来到意大利，结果客死异乡，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哪怕碰上了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说运气不好。侥幸活下来的人，那就安安静静地赚钱，莫要想其他东西了。”

老陈点了点头，二舅又说起他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命并不十分看重：“生命也是分贵贱的。我们能选的路子又有几条呢？反正逃不了一死，那就尽情折腾算了。”

这话题有些沉重，车厢里的气氛立即沉寂了。

早在建国之前，就有零星的华人群体进入意大利务工。普拉托的大规模移民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但数十年下来，有入籍意愿的华侨凤毛麟角。对大部分中国工人来说，普拉托再好也只是个挣钱的地方，它跟国内某个城市没两样，只是薪水更高，仅此而已。

为了打破令人难受的寂静，我主动问老陈打算什么时候回国？老陈摇摇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轻声说自己准备再干两年就回去，“这地方就跟坐牢一样！”

普拉托是个安静的城市，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街道都很平静，来来去去的行人以年轻的二代移民居多。正值壮年的人大多待在工厂和商铺里挣钱，不放过宝贵的一分一秒。

二舅说，普拉托是一个鄙视懒人的地方。在这里，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长是常态。有些工人是计件拿工资，为了尽早清偿出国的花费，他们会主动干得更久。除了干活儿，他们几乎没有娱乐、没有爱好，生活静悄悄的，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如果能适应普拉托的生活节奏，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

二舅受不了这种日子。自从出了国，原本滴酒不沾的他一顿午饭能干掉两大瓶红酒——只有这样，他才能忍着四肢的酸痛堪堪睡下。老陈亦是如此，任他在普拉托生活了近30年，这里似乎没有留给他多少美好的回忆。他刚来的时候就在工厂里“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后来拿了永居证，工资高了，仍旧闷头“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几十年来，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

“落叶归根。”老陈叹了口气，说老家的房子已经置办好了，就等他回去养老了。

我问老陈老家还有什么人，他摇摇头，说长辈全走了，就剩一些侄女和侄孙。他儿时的朋友也都基本断了联系，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想一想，其实回不回去都一样，谁还记得我呢？”

之后，老陈就不再说话了，只盯着窗外的风景怔怔出神。

2019年年初，二舅回国，开始谋划自己的后半生。

他早几年在老家买的房子终于交了钥匙，这是他预备用来养老的小窝。在2个月的假期里，二舅要拿定所有主意，把房子的硬软装和其他东西全部置办起来——下次回国，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二舅的小女儿也特地从大学请出半个月的假，打算陪陪久未谋面的父亲。

当年二舅在意大利扎下根，先后把老婆和大女儿带了出去，因常年打拼顾不上教育，他们只能把小女儿寄养在岳母家。自小女儿出生，长到20岁，父女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2个月。

家族聚餐时，二舅喝得醉醺醺的，开始絮絮叨叨。一会儿说小女儿打扮靓丽，太过惹眼，一会儿又让她用功读书，不要浪费钞票……见小女儿默默地动筷子，不理他，二舅忽然拍了桌子：“说你呢，没听见呀？”

我给小表妹出头：“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回来的次数两只手数的着，她为什么不听你的？对她来说，你就是个陌生人。你只顾在外头挣钱，隔几年才回来一趟，凭这就想教训孩子？”

二舅跟一只戳破了的气球似的，立马就蔫儿了。

当然，除了骨肉分离的遗憾，回乡的二舅也有支棱起来的时候。

在我们家乡，每隔几年就要修族谱。修族谱要立碑、请吹打班子、大摆宴席，还要唱上七天七夜的戏，一套搞下来，花钱如流水。但华侨们对此总是最热心，也是出手最阔绰的。

修好的族谱，照例要请进祠堂。几个村子的人都涌进祠堂，将里头堵得水泄不通。充作主祭的长辈站在台上，对着乌泱泱的人群，将乐捐册上的名字和数目一一念出来。排在前头的那几位，总是华侨。

事实上，这些人在国外多数从事加工业，没有几个做过真正的大生意。他们与家乡脱离太久了，难得碰上一次露脸的机会，尤其是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于是，当他们的名字率先被念出来，就颇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意味。

女友小乐也有亲戚在普拉托待了15年，“我叫她兰姨，她很早就出国了”。据说，兰姨每次回国都要带上一大皮箱的沐浴露、洗发膏、面霜，亲戚朋友人人有份。事实上，国内早就不缺这些东西了，但人的习惯总是很难改变。

跟小乐交往了两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兰姨和她的丈夫。姨父是个有趣的人，他外貌出众，性格风趣，爱穿西装裤加一件很飒的黑皮衣。可惜他时运不济，做什么生意都亏本，最后彻底把家底捣腾光了。

15年前，兰姨撺掇丈夫一道出国，用的是假护照。出国的路子并不曲折，也不神秘，却需要十足的耐心。可没过两年，姨父就受不了国外无趣的生活，一个人先跑回来了。他在亲戚面前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解：“一天上14个小时的班，吃饭、睡觉的屋子只有十几平米。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兰姨当然没回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夫妻俩出国花掉了二三十万，再怎么说也要把这笔钱先还了。兰姨打算再熬几年碰碰运气——意大利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部新移民法案，华侨称之为“大赦”——只要成功提交申请，“黑户”就不会被驱逐，审核期结束后，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合法身份。当然，期间无法回国，不能改变雇主和工作，也不能触犯一丁点法律。

为了留下来，兰姨足足等了5年。

2019年，兰姨回了一趟老家。她女儿依依马上要读寄宿制的高中了，说很想念母亲。

由于兰姨的签证比较特殊，需要赶在3个月的限期前回到意大利。那天上午，我送兰姨去机场赶航班，进了她家，正好瞧见她在整理床铺。她将被子摊开，取下床单，一点点挂到阳台的晾衣杆上。她的母亲坐在餐桌的角落里，背对着我们，看不到表情。

或许是临别的缘故，兰姨看起来相当伤感，手里的动作慢极了。我发现床头柜里放着半叠相片，里头是姨父和一张陌生的女人脸——传闻中的第三者。相片的背景似乎是某个名胜景区，有山有水，风景极美，男人和女人的笑容都十分灿烂。

将第三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地放在家里，这无疑是对女主人赤裸裸的侮辱。据说兰姨年轻时是个混社会的小太妹，头发染成紫色，穿一件短短的吊带裙到处跑，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可年岁渐长，兰姨却自动忽略了那些惹人愤怒的东西，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她如此隐忍，全是为了女儿。

依依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每周都需要接送。她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外婆身体也不好，舅舅正在艰难创业，亏了不少钱，早晚都看不见人影。家里总要有一个男人照看着。

“依依难道不是你姨父的女儿么？就算离了婚，亲爹总不会不管她吧。”我好奇地问。

小乐瞪我一眼，说：“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

每回兰姨从国外汇款回来，姨父的表情才好看一点。要是久久等不到钞票，姨父就借口收入不支，将依依丢给外婆，自己则跑到外省去玩消失。上个月，依依想买一台电脑，姨父直接甩了脸色：“找你妈要，我没钱。”

“那就让她回国呗，找个平常的工作，起码能照护依依。”我试探地问。

小乐摇摇头，说兰姨一没有文凭，二没有技能，只剩力气。她在国内能挣多少钱？去意大利好歹能拼一拼，把子女的嫁妆和养老钱都挣出来。等以后依依大学毕业，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兰姨就能回来过好日子了。至于个人的感受，那只是生命中的细枝末节，完全无须在意。

其实，意大利人的收入也不算高，平均月薪只有2000多欧元。不过，从中国飞去的可不是寻常的打工人，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坊间传闻，连巴基斯坦和北非去的劳工都适应不了中国人的工作节奏，一些被华人公司雇佣的巴籍劳工甚至举行绝食行动，抗议高强度的劳动。

兰姨全年无休，单靠一手熟练的“套口”技术，每年能挣25万左右的人民币。她在普拉托没什么花钱的地方，除去日常生活开支，剩下的钱统统都能攒下来——代价当然也很残酷，15年里，她的头发几乎掉了一半，头顶出现了一块圆圆的空白。体重也从120斤飙到了150斤，明明刚过40岁，容貌看上去却足有50岁。

“她的日子很苦。”小乐哽咽了，很伤感。

我点点头，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发现无话可说。在普拉托打工的同乡，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新冠大流行对普拉托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并非这种病毒有多么可怕，而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华侨们的生计造成了深远影响。华人工厂的订单量锐减，连续3个月，兰姨的薪水都不足1000欧元，她有些动摇了。

那段时间，兰姨时常打来视频电话，询问温州的防疫政策。我跑了一趟防疫办，又去兰姨家的村居确认，得出“21+7”的数字。

“出发前就要隔离14天，没办法开工。”兰姨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落地后还要集中隔离21天，每天400块，那不得8000多块？”

我问她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国内新闻都播了，由于武汉出现疫情，意大利排华情绪高涨，米兰的一些商场甚至拒绝中国人进入。兰姨摇摇头，说米兰的确有一些防疫措施，但普拉托的中国城自成一体，同乡们忙着干活，极少出门，影响并不大。

“我是真想回去了。”兰姨叹了口气，听起来很惋惜，“意大利回中国的机票价格疯涨，加上隔离费用，这笔账还是要好好算一算。”

小乐在一旁嚷嚷：“小姨，你早点回来。我听说意大利那边不太安全，白人连口罩都不戴的。”

那时意大利好几个城市都爆发了反抗疫游行，人们摘掉口罩，推翻路障，希望获得通行的自由，防暴警察都出动了好几回。华侨却安安静静，成了最配合政府的群体。

兰姨摆摆手，心事重重地说：“今年只赚了这么点钱，回一趟家，半年就白干了。回到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说不定还不如在这边呢。”

我已经听懂兰姨的言外之意——对她而言，挣不到钱比感染新冠可怕多了。她已经习惯了那种“踩衫”的快节奏日子，每天精神紧绷，像一台上足发条的闹钟，如果回到温州，她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融入。

等兰姨挂断电话，小乐说，兰姨还是得回来，好好打扮一下，说不定可以拴住姨父的心，现在国内的工资也在涨，夫妻和和气气，日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

兰姨的娘家人原先就一直反对她出国务工，如今兰姨攒下了几十万块钱，家却没了。她失去的东西，早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另一边，小舅的日子也并不平静。

今年2月份，俄乌爆发冲突。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增加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对侨乡而言，那场远隔万里的战争无异于一股强烈刺骨的寒流。

二舅打来电话，直言心有余悸。这两年，他在葡萄牙做兑汇生意，由于官方查得越来越严，油水和抽头日渐稀薄，他又打算转行。刚巧有个在罗马尼亚做小商品生意的同乡准备去基辅搞批发市场，正在招募合伙人，见同乡获利颇丰，二舅也想跟去看看。

二舅把飞机票都订好了，却被同乡打来的电话浇了个透心凉。他说俄乌可能要开战，欧美使馆早早示警，美国人都跑光了，他也回到罗马尼亚了。

“还好去晚了，不然，说不准就困在那儿咯。”二舅叹了口气，“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同村的家乡人。”

我的心立即提了起来。侨乡的人不爱讨论两个冲突方的矛盾根源，甚至不在乎战争的正义与否，只担忧那些流落在外的同乡。那些邻镇、邻村，乃至儿时的发小，或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也许正处于危难之中。

国内主流的新闻媒体几乎都在报导战事，本地的生活号要贴地气得多。关于撤侨登记，安全的临时庇护所，林林总总的信息被转载、汇总、传递。幸好网络没有中断，身处东欧的温州华侨们靠着商会和民间的力量互通有无，联系所有能够联系上的同乡，确认安全状况以及接下来的计划。

据说，那里的治安情况急剧恶化，闹市区也发生了零星的抢劫案。基辅和敖德萨的街上出现了不少士兵和便衣探子，宵禁时间越来越长，从午夜12点一直提前到晚上8点。就算在白天，巡逻队也会随机拦下某个行人，进行严厉且粗暴的盘问。

居住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温州同乡联合起来，决定在撤侨计划实施前固守不动。他们包下了“中国城”内的一座大厦的底楼和地下室，选出几位男士日夜值守，妇女和儿童则一直待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不轻易踏出半步。据说，上街采买物资的同乡遇见了数场枪战，子弹几乎从他们耳朵边上呼啸而过。

一些报平安的视频在几个微信群里疯传，一位温州同乡轻声说：“把国旗贴在车顶上？别扯了，低调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低调，永远保持低调。”

是啊，远在异国的他们一直悄悄地努力，悄悄地工作，悄悄地处理对故乡、家人的眷恋。这一次，他们还要悄悄地活下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