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头地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真是闷气，快下雨了，天真黑啊，气压一低郑彩凤身体就会有反应，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大夫说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5%，建议她支架，但是她决定先不做，一根支架十多万，够她卖多少胸罩、裤衩子？她叹一口气，肥胖的双手无意识地在那些针织货品上随意翻弄，怎么摆来摆去都是这个样子呢？她抬手摸了摸胸口，发现那里潮了，将手伸进去一点，顺手一抹，手上油乎乎的，油汗，不是什么好兆头。她坐下，拿起搁在档口隔板上的一个太空杯，黑蓝色，大容量，盖子拧开直接挂在杯颈上。里面的水是她从家里饮水机直接接的矿泉水，这样可以省下买水钱。过日子，哪能不算计呢？一分一厘都得抠扯明白。她仰头喝了一口，水也不凉，乌突突温吞吞，不过这仍旧让她觉得胸口舒爽了不少，但她怀疑这是心理作用，于是下意识地摸了摸腰包里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丹。

药还在，她似乎放心不少。环顾四周，背后是巨大纺织袋子装的货物，背板是粉色背景的衬布，上面很有秩序地挂着白色胸版，十来平的档口，满满当当的了，她很有些成就感，靠这十来平，挣下的钱，七位数是有了的。七位数，搁从前怎么敢想，但如今稳稳当当揣进自己的腰包里，走道、说话都觉得硬气。

郑彩凤将两条肥圆的胳膊叉起来拄在两个同样滚圆的腰两边，这时过来一个长眉细目的女人，正打着电话，同样细长的白脸涨得通红，鼻梁间有几点细雀斑，斑点随着她皱眉抿嘴唇的动作小幅跳跃着，似乎它们也感应到了主人的愤怒。

走到郑彩凤档口前，女人愤怒地挂断了电话，把手机一把扔在她面前那堆胸罩裤衩子上：“你说说，啊，好吃好喝供着，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一天天的，别人家孩子念书他也念，妈的，咋念也念不好。带个灌铅的脑袋，啥也念不出来，一考试就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还开家长会，开个屁！别人家爹妈都兴高采烈地去，我到那儿头都不敢抬，老师再给两句，跟他妈三孙子似的。”

“孩子尽力就得了。”郑彩凤说了一句不痛不痒应卯的话。

细长脸女人不高兴了，翻她一眼：“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摊上试试？敢情你命好，摊上你家小子——大平今年考咋样？又第一吧。这回是全班还是全校？”

听别人说到儿子，郑彩凤不由面露得意。不是她飘，也实在是儿子给她长脸，年年考试前三名，最重要的是，不用她说不用她管。但想起这中间的过程、使用的手段，还有所做出的牺牲……她又有些心乱，有一些茫然。儿子姚平沉默的面孔浮现在她面前，她低下头掸了掸胸罩上的灰，尽管那胸罩还没有拆包。

一开始，郑彩凤并不卖内衣，是卖小衫。那时她在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刚刚起步，丈夫去广州打货，常年不着家。儿子姚平上一年级，那么小，但有他睡在身边，郑彩凤的心里就有底了似的。

那段日子真难熬。服装批发市场开门早，凌晨2点多郑彩凤就得上行，由于没钱请保姆，她只好叫醒儿子跟自己一起去。姚平懂事早，从不赖床，每次问他困不困？他都说“不困”。下楼时，小小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说自己是男子汉，“万一前面有怪兽，变身，保护妈妈”。

然而到了批发市场没多久，姚平就再也无法抵挡困意。任凭市场里的空气多么闷浊，环境多么吵闹，他就像一条疲惫的小狗一样趴在一堆针织货品上睡得满头大汗。

郑彩凤当然心疼，但别无他法。

姚平上三年级时还是瘦小，体质也不大好，总生病。这天半夜，郑彩凤毫无征兆地醒来，发现身边的儿子呼吸声与以往似有不同，她伸手去摸，烫得一缩手。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郑彩凤有些慌乱，赶紧跳下床穿衣服。昏昏沉沉的姚平任由她抱起，下巴无力地耷在她的肩膀上。

下楼时显得艰难，郑彩凤要侧过头才能看清楚楼梯，心急又不敢快走，怕一脚踩空。好在出小区没多久就打到了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得飞快，还问：“咋就你一个妇女半夜三更地带孩子上医院，他爸人呢？喝酒去了还是打麻将去了？”

这个问题戳到了郑彩凤的痛处，她没有答话。沉默足以引起猜测与误解，但她低下头不想解释。她将嘴唇贴在儿子滚烫的前额上，心思变得极其复杂。

下车，郑彩凤急三火四地去挂号。年轻的值班医生眼神淡漠，为了让他重视孩子的状况，郑彩凤露出一副巴结讨好的神情，还想让儿子向大夫强调自己有多难受。可姚平一扭脸，又将头埋进她怀里。

年轻大夫给孩子量了体温，有些高，却并不严重，就只开了一张血象的检查单。郑彩凤觉得不够，她不怕在医院里过度消费，比起人，她更愿意相信那些冰冷的机器。可医生已经在处理下一个病人了，她只好去交钱、排队抽血。

等待结果的时候，姚平居然烧到了骇人的39度2，郑彩凤慌忙跑到急诊岛台，医生总算开了退烧针。血象结果出来，只有淋巴细胞的值有一些高，医生说没大事儿，建议回家观察。

“如果再烧起来呢？”

“超过38度5就用美林。”

郑彩凤还想继续问，但医生的脸上显示出了不耐烦，她就闭嘴了。

母子二人从医院出来，候在医院门口的出租车整齐地排成一列，白亮的车顶灯让人心里安定不少。郑彩凤径直走到排头的那辆车旁边，拉开车门，矮身缩了进去。

司机并未多话，车子驶上寂寥的马路，很快就到了家。姚平坚持不要妈妈抱了，他从车里爬出来，跳到马路上，笑得十分灿烂，似乎一点病的样子也没有了。郑彩凤一直目送车子留下红色的尾灯，直到姚平扯了扯她的衣角说：“等我长大了给妈妈买大汽车，妈妈你要什么颜色的？”

郑彩凤笑了，虽然“大汽车”遥遥无期，但这份孝心仍旧让她感觉到一丝满足，一种生养他、照顾他但并没有被辜负的满足。她俯下身抱起儿子，忽然想起远在广州的丈夫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等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给你买大钻戒、大房子，雇个保姆，啥也不用你干……”

原来，男人从小就会画大饼的。

旧楼没人管，一楼的感应灯坏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郑彩凤一脚踏空，打了个趔趄，赶紧停留一下，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再抱着儿子朝上走。刚才还吵着要自己上楼的姚平又伏在她怀里不作声了，郑彩凤将自己的额头贴在他的额头上，发现他又烧起来了。

进了屋还没等气喘匀，郑彩凤就去找温度计。她猛力地、发泄般地甩温度计，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烦。如果丈夫在身边呢？至少有个人可以商量一下吧，但此刻她身边除了一个反复发烧的孩子，什么人也没有。

她举起温度计，眯着眼睛，刻度已经在35度之下，于是将它重新塞进儿子腋下。“夹住，千万别掉了。”她嘱咐完，转身去了厨房，扭开灯，昏黄的灯光照着破旧的、带着厨垢的厨具。白色的塑料水龙头还是她自己安装的，有些歪，装完时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但怕再安装一遍反而不如第一次，没敢重装。她拿出一只锅烧水，等水在锅里翻开了花咕嘟了，测温的时间也到了。

她关了火回到卧室，儿子无精打采的样子让她的心又往下一沉。她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儿子面前的破沙发，弯下腰，没有先看温度计，而是先轻轻吻了吻儿子的面颊。

姚平两颧烧出两酡浅浅的红晕。郑彩凤站起来看了温度计——又39度多了。她把软塌塌的儿子抱上床，脱到只剩下一只三角裤，扯过棉被，本想替他捂一身汗——但医生的话响起来：“发烧不能捂，要散热。”

老一套行不通了。她回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已经温吞了，吃药正好。她找出美林，倒出相应的剂量，端起杯子来送到儿子嘴边：“多喝一点水。”

儿子听话又多喝了一小口，之后再怎么样也喝不下去了，小脑袋朝旁边一歪，软软地倒在了床上。

郑彩凤下意识看了看正面墙上的时钟，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倦意袭上来，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把灯按熄了，儿子在床上不自觉地动弹一下。她吓得没敢再出声，屋子里很静，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再轻轻走回到床边，但仍旧不敢踏上床去——因为那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旧床垫，上床下床往往发出吱嘎的声响，还会有起伏，她一上去，也许会将熟睡的儿子吵醒。

依郑彩凤的老经验，孩子发烧一般是三五天，最多一礼拜也该退了，但这次姚平发烧反反复复，似乎没个尽头。又去医院拍了片子，但机器分析孩子没事儿，医生也皱着眉头反复看化验单，最后还是说：“没有事，回家吧，再观察观察。”

郑彩凤没法再相信医院了，她开始怀疑是自己经常带儿子半夜上行，导致他碰到什么“脏东西”了。那时市场里很乱，有人打架砍砍杀杀，有人因种种原因自杀，甚至还出过分尸案……想到这儿，郑彩凤的汗就下来了。

有人说，也许是因为郑彩凤许久没回老家给父母烧纸送钱，在那边的老人挑理了——或者没挑理，只是想外孙了，来看看孩子也不一定。她们教她立筷子，她立了，奇迹却并没有发生。

丈夫打电话过来问儿子为什么还没好，仿佛责任全在郑彩凤一个人身上。她十分难过，跟丈夫吵了起来，还摔了手机，但没敢朝地上摔，只摔到了床上。姚平走过来，拿起郑彩凤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奔儿楼（脑门）上：“妈妈你瞧，我不烧了，我好了，你别生气。我好好学习，等我长大当医生，研究一种吃了永远也不会发烧的药。”

郑彩凤一把搂过儿子，但很快就感到不对劲了——他的身体又像火一样烧起来，甚至还在轻微地颤抖。她扳过那窄窄的肩膀，脸色一点点地阴沉下去，继而抱起他就冲出门去。

“我的儿子快烧死了！”半小时后，郑彩凤冲入了本地最大医院的急诊大厅。检查结果仍旧没什么大毛病，郑彩凤茫然了，正抬脚往外走，急诊室的大夫犹豫地叫住她，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挂个专家号试试。

是呀，之前怎么完全没想到呢？郑彩凤立刻花了210块钱挂了一个专家号，一点也不心疼。等了半天，终于轮到娘俩了，郑彩凤领着儿子正要坐下，忽然有人敲门，紧接着从门缝里探进了一张中年女性的脸。那女人穿着白大褂，是本院的大夫，她的目光轻而易举地略过了这对母子，没有丝毫避讳地对老专家说：“人到了，您老方便给看看不？”

“进来吧。”专家说。

郑彩凤不知自己该不该坐下，她回头见那女医生朝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五六岁、看起来很健康的少年就从门外走了进来。自己和儿子花钱挂号等了那么久，他们凭什么插队走后门？郑彩凤很生气，想发作，但她不敢，只能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好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些。

“妈，我有点儿累了，站不住了。”姚平小声说。郑彩凤哈下腰，沉默地把儿子抱起来。老专家已经开始为那少年看病了，许是看出郑彩凤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抗议，他说话、动作都慢悠悠的。郑彩凤更愤怒了，她咽下一口唾液，又将头转回，继续保持沉默。姚平像一条青菜虫在她怀里不安地蠕动，她知道他又不舒服了。郑彩凤心疼地想：如果自己当初好好念书也当个医生，也许儿子的病早就给看好了。但事实是，她不是医生，也不认识任何医生，遇见的医生都难得给她一点好脸色。

少年总算看完了病，可没想老专家还会变脸，刚才还慈祥温柔，有问有答，轮到郑彩凤时却板正面孔，连眼皮都不肯撩动一下，还屡次打断她的陈述，弄得她都不太敢开口了。

老专家沉吟着，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写完又点了几下鼠标，神情严肃地让郑彩凤先带孩子去验个支原体，“如果支原体没有事，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化验”。

郑彩凤的腿有些软，但还是勉强站起来，走到了门边，又折回来问老专家，自己儿子会不会是白血病？老专家没有看她，只交代：“先去验血，结果出来再说。”

没想到支原体结果出来就爆表了。老专家说再高下去有可能上行感染到脑部，引起脑膜炎。郑彩凤恨不能给老专家跪下，当然也就原谅了他给别人开后门——没有本事的人倒也想给人开后门，拿什么开呢？

姚平的烧彻底退了后，郑彩凤就琢磨起心事来——要让儿子好好学习，将来上好大学，要出人头地，要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挣钱算个六，有了钱没有权、没有关系、没有社会资源，谁也不肯买你的账，捏着钱想送礼都找不着庙门儿，找着了人家还不一定肯收你的，还是土鳖一个。她当过无数年土鳖了，不想让儿子继续当土鳖。

从前，郑彩凤是不怎么关心姚平的学习的，家长会上老师说他上课老溜号，她回到家也就顶多讲他一句，不会打。毕竟，她自己当年读书就不成，孩子爹更是，一次说到字母“S”不会念，说“是前凸后撅的那一个”。

那段时间，姚平每天放学回家，郑彩凤就盯着他学习，一人一张凳，对着坐。可姚平不是捣蛋，就是要去尿尿、喝水，坐了5分钟，字还没写一行。郑彩凤脑仁疼，就把主意打到班主任老师身上，先是小恩小惠，后来直接塞钱。老师先也不肯要，但郑彩凤诚心给，推来推去也就收下了。之后，姚平一回家就讲，班主任今天上课叫了他3回，有个同学举了好几次手，也没轮到点名回答问题；班主任让他当小组长了，还让他考同学们生字……

有一回，郑彩凤找到班主任，说自己要出趟远门，希望她能帮忙照管一下姚平：“孩子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认识的也都是起早贪黑的买卖人，就算是他们有时间我也不放心，一个个粗人！”

经过短时间的权衡，最终班主任因为拿人手软开了金口：“如果就一晚上，我带家里去吧，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彩凤就等这句话了，但姚平不干，他打生下来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妈妈，又哭又闹。可进了班主任家，他就不敢了，老师一家子都挺严肃的。班主任也有一个儿子，比较大了，老师让姚平不要作声，别影响哥哥学习。姚平的作业还没写，老师就很“体贴”地说不用写了，明天他不需要交作业，“这件事不能告诉同学，也不能告诉你妈妈”。

姚平很高兴，点了几下头。

自那以后，郑彩凤三天两头拜托班主任帮忙照管姚平，班主任的爱人不太愿意，但郑彩凤把钱一塞，这事儿也就妥了。听说班主任两口子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的学习不太好，也需要外出补课——于是，郑彩凤交的钱就帮了班主任家的大忙，不仅能交孩子的补课费、提升生活品质，有时还能攒下一些。

可收了钱的班主任并没有认真地帮姚平查漏补缺，只在每次考试之前丢给他一张卷子，把每道题先给他单独讲一遍。如果不讲，也会在监考的时候给他些许指点，很快，姚平的成绩就提上来了。他成了母亲和母亲身边的朋友们口中的好学生了，服装批发市场里的那些女人，在收拾自家孩子时往往会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人家郑彩凤家大平，你再瞅瞅你！”

六年级上学期，一些家长开始想办法为自家孩子寻找好中学，郑彩凤却一点也不急——姚平没有本市户口，不能就近入学，但那几所优质的私立中学，只要通过选拔考试就能进。

没想到，第一所私立中学发了榜，没有姚平；第二所再发榜，还是没有；第三所发榜是在5月中旬，此时距离小考不到1个月了，郑彩凤终于起了疑心：“姚平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怎么可能呢？”

那天她去学校找班主任，对方说私立学校为了创口碑，选拔考试出的题刁钻古怪很正常，轻轻松松就把她给打发了。晚上姚平回到家，郑彩凤看着他，忽然间觉得有点陌生，她紧盯住儿子的眼睛问：“你是怎么考得到那么多的100分的？”

儿子偏过头，回避她的目光。

这个小动作让郑彩凤捕捉到了，她换了一种问法：“在老师家里，老师辅导你功课吗？”

儿子沉默了，郑彩凤就全明白了。

那晚她睡不着，但又不敢折腾，只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轻手轻脚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口。她想进去把他拽起来，问他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早点把真相告诉她。但她终究没进去，她知道，是自己逼儿子放学后去老师家补课、做作业的，有时甚至让他在老师家过夜。

郑彩凤摸黑来到客厅坐下，她很想大哭，但是不敢。

最终，姚平去了一所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成绩却一直很一般。想到让儿子出人头地的目标，郑彩凤坐不住了，又去学校跟老师沟通，老师却说，这是一所偏重人性化教育、重视培养综合素质的国际学校，让她不要急功近利。

“应试教育的苦头您还没有吃够吗？即使您没有吃够，问问您的儿子，他有没有吃够？一个人总要爱上他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好它，您作为家长关注过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吗？说句大白话，您也别不爱听，真正的尖子生谁来咱这学校啊？（您孩子）到那种学校去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要，孩子的自尊心更受打击。”

郑彩凤被说得哑口无言，出了学校大门后，她就想：自己是该向现实妥协呢，还是再想点什么办法拼一拼？她不愿相信儿子不是学习的那块料，总觉得他是被自己当年那个蠢决定给坑惨了，如果遇到的是一个负责的好老师，没准他就能考上市里的好中学。

她又想到形同虚设的丈夫姚大强。以前他在广州的时候，有时还会在电话里说几句温情的话，让她日日盼他回来团聚。但没想到他回来以后，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出去喝酒，家里的事不大管，孩子的事儿更不过问，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要吵架，反而越走越远了。

郑彩凤不甘栖身于这样婚姻，但离婚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感情尚存，而是不想分割七位数的财产，让儿子的利益蒙受损失。

她叹了一口气，开车回到家，姚大强今天居然没出去，他光着上身穿着裤衩，正躺在沙发上抽烟，黑毛紧贴着他肥腻的肚皮，像一只懒洋洋的老母猪。

一肚子心事只能向他说了，姚大强却觉得郑彩凤是自寻烦恼：“咱儿子咋的？养大得了呗，剩下的他得靠自己。我和你咋的了？爹妈管了还是给我们啥？不也都挺好的吗？”

郑彩凤不知道姚大强是如何定义“好”的，但谁又不想好上加好呢？他们吃苦耐劳打拼了半辈子，也不过是不愁吃喝、有车有房罢了，并没有实现阶层跃升。这样的成功止步于物质，一旦遇上需要动用资源的事立刻就会陷入被动，哪怕只是看个病。自从经历过姚平的高烧不退，郑彩凤总梦见自己抱着儿子去找专家看病。儿子在她怀里越来越虚弱，马上就要死了似的，可那专家还是背对着他们，一直在给别人开后门，好像怎么也看不完……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她实在不想再体会一遍。于是再开口，愤怒就抑制不住，姚大强不想再听，争吵过后，便摔门而去。

姚平是个性格敏感的孩子，入学之后他很快发觉，这所私立学校有标准的音乐教室、游泳池、篮球场，但它们都是招生的道具而已。为了追求高升学率，学校领导采用军事化管理模式，学生们的一分一秒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哪怕初一年级的晚自习也要上到夜里10点多。

很快他就厌倦了学习，也厌倦了学校，但他不能说。对老师不能说，因为老师会觉得不爱学习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对父母也不能说，他们会露出惊恐的、痛心疾首的表情，尤其是母亲郑彩凤，她会痛哭流涕地历数自己往日的辛苦付出，这些“债”像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学校每周只放一天假，每次都是郑彩凤接姚平，姚大强很少露面。他总是忙，张口闭口都是大生意，再不就是“想当年我在广州混”，初听还可以，再听就没意思了。

姚平不像父亲那样大大咧咧，他十分细腻，凡事都喜欢放在心里咀嚼。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将往事翻开，自己瞧，自己咂摸。有时想清楚一些事，更兴奋得睡不着。大多数时候想不明白，只好将那些往事又藏进心底。

郑彩凤只觉得儿子比小时候更沉闷了，所以需要引导他开朗一些。接姚平的时候，她往往是那堆家长里最聒躁的，常替姚平做许多决定。吊诡之处在于，做决定之前，她会问询儿子的意见，十分郑重，显得很民主，可如果姚平提出反对意见，她就会耐心地开导他，说自己是为了他好；如果他胆敢坚持反对，那这种坚持便是对母爱的辜负与背弃。郑彩凤会细数从他出生开始，自己为他所作的种种服务与牺牲，听着听着，姚平都觉得自己罪恶滔天。

每次问询的结果均以姚平服从安排结束，郑彩凤总要再次确认：“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真是。”

“我儿子懂事了，妈没白生你，知道体谅妈妈的苦心了。”

姚平低下头，有些伤感。

对现实的无力改变，使姚平开始沉迷游戏，只有虚拟世界里，似乎一切才都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上课玩，下课也玩，成绩下滑得厉害。

老师认为姚平值得救，郑彩凤也这样觉得，她想到花大价钱“一对一”补课，这次她要采取“人盯人”的战术，亲自督战。

可姚平的基础实在太差了，补课老师讲的知识点让他直犯迷糊——这已经不是“查缺补漏”的问题了，简直是“女娲补天”，要填的坑太多了。姚平很绝望，几次想跟妈妈谈，但她怎么都不听——补习老师隐瞒了真相，不断地说虚伪的套话：“他不笨，只是不努力、不认真。”

续了几次费，姚平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郑彩凤都有些神经质了，仿佛变成了一个不断加码的赌徒：“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她把补习老师越换越贵，最后一批给姚平补习的老师，身份十分神秘，要价还很高。可有些题无论名师怎么讲，姚平还是不会，他们就让他把那些题的答案或范文直接背下来。

终于到了中考那天，姚平在考场上摊开试卷，发现自己会的少。他想放弃，但一想到母亲，又不敢。姚平突然意识到，凭自己的实力，中考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考试了，这么一想，反而不紧张了，“写点儿吧，到时间就交卷”。

旁边的考生很快就把卷子翻了面，看样子是个好学生。姚平干脆也把卷子翻过去捡会做的做，当看到大题时，他的汗下来了——是兴奋的汗——居然是补课时的原题。他的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脑中极力地回忆那些早就背下来了的答案。

大题酣畅淋漓地答完，姚平开始偷偷打量四周：一个监考老师坐在高高的讲台上，似乎在看底下，又似乎没看；另一个老师不时地走来走去，但按规定，他不能在考生座位旁边过久停留。这时，身边的考生把卷子翻到第一面开始检查，姚平心开始狂跳——他是远视，平时考试作弊只要一眼就能瞟到旁边同学的答案，这次只要大胆一点，是不是也能……

姚平不是不怕，但转念一想，被抓也好，取消资格也好，老子根本不想考这X试。于是他壮着胆子偷瞟，再经过几番权衡，重新涂改了自己的答题卡。

接下来的考试很顺利，总能时不时遇到原题。到了最后一场考试，一位监考老师注意到了姚平的小动作，但也只是拿手指点点桌子以示提醒，并没有当场抓他。

出成绩的那天，姚平竟然考得还不错，郑彩凤虽惊喜至极，却表现出早有预料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儿子能行。”

高中学习主要靠自觉，老师不太管，姚平更自由了。初中的课他好歹还能听懂一些，到了高中，几乎就是听天书了。为了考试过得去，他想了许多方法：打小抄、花钱让同学放水、改成绩单，甚至有一次去办公室偷试卷——那次动静闹得不小，全靠姚平平时会做人，知情的同学又仗义才瞒过去。

当然，他也有完全想不出招儿的时候，所以成绩就会有些起伏。郑彩凤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只要姚平成绩一掉，她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劝她不必太紧张，说考试内容不一样，成绩起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另外，老师表示，她欣赏姚平，性子沉稳不浮，就算有大胆的女生主动撩拨他，他也不为所动。

其实姚平常会梦见那个女同学，梦见她就会醒，醒了就睡不着。第二天见到那女生他就躲，脸上还会浮现出厌恶的表情。别人都以为他是厌恶那个女生轻浮，其实他是厌恶自己——他厌恶自己懦弱，也厌恶自己假优秀。每次打小抄，他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可到了下次考试，还是管不住自己。他无法发自内心地高兴，因此脸色总显得冷淡，但在旁人眼中就成了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谦卑与内敛，甚至有人断言：“姚平将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姚平被自己搞得很苦，但郑彩凤对此一无所知。有时她会各种找借口进入儿子的房间，偷偷拿眼寻手机。大多数时候，手机都被姚平放得远远的，郑彩凤十分满意。

可她如果肯走到桌前掀开书本，就会发现，书底下还藏着另一部手机。

高考越来越近，姚平也愈发沉默了。他曾用一枚硬币预测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能考好？不能考好？但两种答案都有。

他一直焦躁地研究高考究竟有没有漏洞可钻，那些舞弊的学生最后又受到了什么惩罚，到后来，他不止一次想象自己在高考考场上被抓，常常大白天吓出一身冷汗。

他常想，如果人能重新活一回就好了；如果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没把自己扔给老师就好了；如果老师不负责，自己早点跟妈妈说实话就好了；如果补习老师没有泄露原题，让他知道高考没有捷径可走就好了；如果高中第一次打小抄就失手，从此踏实努力就好了……

在惶惶不安中，高考准时到来了。这天，郑彩凤兴致勃勃地把自己肥胖的身躯裹进一件修身旗袍，姚大强却直说她造作。在父母一来一往的说话声中，姚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咽下早餐的，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些虚幻、飘忽。

到了考点，其他考生鱼贯而入，姚平却握着一本书不撒手，迟迟不肯下车。拖到实在不能再拖了，他才不得已走向考场，像一只大鸟张开翅膀，接受监考老师的检查。

如果一个小偷一眼就让人看出来，那无疑是失败的。可姚平在高考考场上没能故技重施，他什么都没瞟到。他绝望的同时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在内心深处，他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天硬着头皮考完，走出考场的姚平，脸泛着刺眼的白。他看见母亲站在街对面等着，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将自己重重包围。

考砸了，全完了，解脱了。

等分数的那段日子，郑彩凤有时想象儿子超常发挥，考进985、211，大家都来恭贺，自己喜笑颜开地迎来送往；有时想象儿子考得差一点，但怎么样也过了一本线，当父母的也满足了。

她半夜三更不睡觉，研究如何填报志愿，有时自己研究，有时拉着儿子。姚平脸上充满了倦意，但郑彩凤十分兴奋，一折腾就到半夜，哪怕躺到床上，也要把姚大强扒拉醒，亢奋地问：“你说，如果儿子真考600多分怎么办？”

“怎么办？还不得把你给乐疯啊！”姚大强翻个身，将后背留给郑彩凤。

终于到了出分的那天，姚平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郑彩凤站在他身后，抻着脖子看。本来她还害怕儿子会撵自己，但儿子并没有，还很平静，这让她的心定了不少。

分数出现的那一刻，郑彩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跳起来：“怎么会这样，搞错了吧？！一定有问题。”

她想到很多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会不会有人抢了姚平的分？姚大强有些受不住，骂她像死了亲爹一样。这句话震住了郑彩凤，她想到爹妈死时自己也没有这样伤心。

全家人都没有心思吃饭，还是姚大强最先受不住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夹了包跑出去了。郑彩凤的心凉了一下，这种时候，竟也没有指望上他。

稍稍平静下来，郑彩凤又怕儿子会想不开——成绩那样不堪，但姚平面不改色，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苗头。往最坏处一想，分数就不重要了，她决定先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

进入儿子的房间，母子二人谁也不说话，后来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大意是说既然事已至此，还是早研究看能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更好。

姚平拿出报考通讯，拿尺比着，发现自己能上的都是些大专类院校。郑彩凤不满意，但并没有把失落挂在脸上，最多也就是一闪而逝。可姚平总是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母亲的情绪，他说：“学一门技术也没什么不好。”郑彩凤“嗯”了一声，忽然看到某大学有个本科专业在招生，姚平的成绩正好符合。只是这个专业有3年在国内念，有2年要去国外，学费颇高。

不就是钱吗？郑彩凤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到那个专业下面：“就它了。”

姚平微微犹豫、挣扎了一下——他想学一门手艺早点出校门，但面对坚定的母亲，他再次妥协了。

姚平没有读研的打算，毕业后就得找工作了。郑彩凤觉得儿子在国外待了2年，说洋话、进外企应该没问题。可她并不知道，那所外国学校就是“野鸡大学”，姚平日常接触的多是中国学生，外语水平远没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不过好歹也算出国镀了一层金，一般的工作姚平看不上眼，高端一些的实力又不够。后来几经折腾，他在一家小型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教小孩英语的差事，没想到教了几天，就被学生寻到破绽，让他在课堂上出了丑。

姚平被辞退了，郑彩凤还替他打抱不平，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出色。之后姚平又陆续找了几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干得长。有时他明明失业了，却不敢跟家里人说，每天早上还是准时夹着包出门。

一天晚上，几个老同学找姚平出去喝酒。读书的时候，这几个同学成绩也不行，于是早早进入社会，有两个已经混得有点吹牛的资本了。一开始是他们吹，姚平听，喝到半夜，一直沉默的姚平突然举起酒杯说：“你们谁有我牛X？老子上高中就嫖过小姐。”

大家愣了一阵，然后哈哈大笑。姚平看他们不信，就说起了细节：一天早晨他出门上学，但半路却想逃学了。他坐车到了某地，漫无目的地走，在一片棚户区里看见了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那女人穿着睡衣出来倒痰盂，本已经转身了，又回头问他：“小兄弟玩玩不？”

他鬼使神差地跟在后面进了屋，发生关系之后，女人管他要钱，他兜里只揣了100多块。女人嫌钱少，就威胁他如果不给够某个数，就去学校举报他。

“你们猜怎么样？”1米8多的姚平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我把她整死了！”

大家又是轰然一笑，都说他醉了。

“你们别不相信，我姚平也是干大事的人！”

几天后，郑彩凤正在市场里跟人甩扑克，警察来了电话，说她儿子姚平杀了人。

郑彩凤跑到警察局，才知道姚平已经失业很久了，他酒后吹牛X，一个同学事后想想不对劲，就报了警。“这孩子，怎么什么牛都敢吹？”郑彩凤还不信，让姚大强拿钱，打算先把儿子保出来再说。

可警察却说姚平已经撂了，时间、地点、案件都对上了。当年死者的亲人远在西北，嫌路远、费用高，就没来认尸。那时办案经费少，没什么线索，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如果不是姚平主动说起，这件案件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他还是小孩子……”

“还小孩子呢？犯案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

郑彩凤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感觉世界都塌了。

该案连审带判，前后用了一年多才算全完事。这一年，郑彩凤一头的黑发白了大半，她到处托关系、找律师，却也没能把姚平捞出来。

在此期间，她遇到了一个“能人”，对方说自己认识法医，只要给姚平开个得了某种病的证明，他也许就可以“保外就医”。那人还说，某某的儿子把人打成重伤，就因为爹有通天的本事，儿子就被“保外就医”出了监狱。

“有这个啥不能办？有关系网啊。”对方伸出两指，作出一个数钱的动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永远不可能。只有平头老百姓犯了事儿才要依法制裁，规矩都是人定的，哼哼哼。”

郑彩凤了解那个“哼哼哼”的意思，她也相信。当年到了老专家那里，儿子都烧得只剩半条命了，但人家走后门的人还是排到了他们前面不是？从那时起她就想，莫说自己还没挣到多少钱，就是真挣到了，办事也不如某些人一句话、一张条子好使。所以她才不甘心，如果这世界是不公平的，那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源的掌握者、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再像只蝼蚁那般任人践踏呢？

她掏了钱，对方让她等消息，可过了一个月又等三个月，半年后对方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办，要她接着等。这时有人提醒郑彩凤，说她丈夫在外面还有一个家，“那女人把大胖小子都养出来了”。

郑彩凤这才想起，姚大强好像确实三天两头不着家了。她很愤怒，拿着刀追他，说儿子已经这样了，他怎么还有心情出去找别的女人快活，还是不是人？姚大强在前面跑：“你天天疯子一样，但我们老姚家不能断了后。你不能生，还不能让我找别人生吗？儿子都是让你害死的，不是你逼他……”举着菜刀的郑彩凤听到这话，突然停住了——儿子真是让自己害死的吗？全部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吗？

姚大强骂郑彩凤是个神经病，这个词儿彻底激怒了她，她早就不想活了，既然男人不在乎他们母子，那三个人就同归于尽吧。

就这样闹了几天，在郑彩凤再次发威时，姚大强叫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大夫。几个彪形大汉把郑彩凤按倒在地，用膝盖顶住她干瘪的后脊梁，那柄菜刀被卸在了不远处。

晚上，路灯次第亮起，一直延伸到城市的尽处。风有点凉，许多人来来往往，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那一刻他们都看着那个大声呼喊“我没有疯”的女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躺在束缚床上，郑彩凤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一个不疯的人是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这不科学，也不文明。她被注射了一支安定，眼前的世界就模糊了。

第二天醒来，护士拿给郑彩凤药，她顺从地张大嘴巴，一口吞了下去。见多识广的护士也有些见怪，说：“昨天闹得还很凶，今天这样听话了，真是不可思议，果然是一个神经病。”之后又像哄小孩子一样鼓励她：“你这样就对了，早点好早点出去。”

郑彩凤笑了，她抬起头问护士：“我出去能见到儿子不？儿子能放出来不？”

“能。”

“那好那好。你不骗我？”

“不骗。”

“需要多少钱？我有钱。”郑彩凤往口袋里一掏，里面当然没有一分钱。她犹豫了一下，做出了一个爽利的掏钱动作，然后捏住“钱”递了过去，问：“够不够？”

医生说，她得的是妄想型的精神病。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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