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去工作吧，别再等牛市了丨人间

男性，46岁以下

3月，父亲满52岁了。眼见着他越来越深的白发，想着如今越来越难找工作，我还是决定将他送上广州回老家邵阳的火车。

临行前，我一路陪他到了候车室，手把手教会他如何网络购票、辨识座位号和检票口。他粗粝的手指在支付界面上停了好一会儿，像是需要一点决心，才终于用力地按下去。

一趟春节外出寻工无功而返，父亲决定回家碰碰运气。

父亲不是不想在广州安身。我租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每月3500块的房租，室友搬走不到一个月，刚好空出一间来。房子所在的小区住了近20万人，拥有几大密集的商业片区，餐饮、零售、学校、医院等吃喝玩乐、居家服务一应俱全，我们都以为这里有的是机会。

每隔几天，父亲便坐着小区巴士熟悉环境，到商业街寻找商铺的招聘信息，只是带回来的无非是“招洗碗工、服务员”之类的消息，“都要年轻的，手脚慢了做不来”。父亲上了点年纪，身体有些发福，不时犯腰病，得贴膏药，手脚也没三四十岁时那么利索了。

跑了几趟，父亲连楼下的保安亭、小超市、洗衣店都不放过，有意无意地打探还招不招人。然而我上网一搜，几乎市内所有招聘保安的年龄要求都在“46岁以下”。

无奈之下，父亲打起了菜摊的主意。

“这么多人，总要有个买菜的地儿吧？”每次去不同的菜场买完菜回来，他都要碎碎念几句菜价，对比哪里的最便宜，想着摆个摊进点蔬菜水果来卖也好。只是，这个冠名“中国第一村”的小区，并不容纳杂乱的摊贩，而小区周边那些网红商家做的微信下单、上门送鲜的“新零售”模式，他恐怕也是玩不来的。

父亲有些低沉，一下子买了好几天的菜，不出门，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

我知道，要让父亲在广州生活下来，还需要适应一阵子。村里老家的土坯房还是60年代生产队时期盖的，一直住到现在，他对大城市的小区生活很陌生，没事总叮嘱我“多和邻居走动”、“把租房当自己家”——他并不知道各家整日门房紧闭，在电梯间碰到同一张脸的机会都不多。

刚来这里时，他第一次用房东家的全自动洗衣机，尽管已经是10年前的老款，他还是一边寻找着放水开关，一边问怎么加水、加到多少才满，洗衣机启动后他站着盯了好一会，“你看又不动了”，还以为是坏了；出门买菜找回的一角钱硬币和纸币，他也会特意清出来凑个整，让我出门坐车时用掉。

但既然父亲愿意找事做，我也恨不得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一试。

当父亲说，自己把家中早年荒死的柑橘地又种上了沙糖桔、葡萄树时，我甚至想到了小视频：“干脆把你种菜的过程拍下来，拍好看点，很多人点击就可以提现。”

上班路上发现有合适的招聘帖，我也会赶紧联系一下，在电话里替父亲包装一番，“做过收银员、业务员、保险销售经理”，然而几乎所有的招聘都包含着一条硬性要求——“男性，46岁以下”，一旦50岁以上，就只能做月薪两三千的保洁员了。

父亲想了想，无奈地说：“那还不如回家找个多劳多得的工作。”离他从老家出来，也快一个月了。

吹吹海风，就当是过年了

父亲是在今年大年初七（2月11日）开工日，几乎避难似地从三亚海鲜市场来到我这里的。

他甚至没有提前查票，靠着早上吃下的两个包子，提着行李赶了两三个小时的公交，到车站买上了第二天发车来广州的最后一张票。不肯让我们花钱找住宿的他原想在车站待一宿，却被告知无法通宵停留，差点流落街头。

如此奔波，父亲只是想要逃离那份刚做了半个月的工作。

1月28日 ，父亲坐了12小时通宵的绿皮车硬座从邵阳到湛江，又换轮船、坐大巴，第二天晚上8点，才到达三亚一条叫做迎宾路的海鲜街，沿着观景街道走到头，就是海。

“海南”两个字对于那一代人的魔力，在父亲没消停的颠簸中迅速消失。大巴过处，“一路上都是树，车少人少，没什么看头”， “五指山就是不高的连续不断的小山”——父亲一直在微信群里实时播报，穿着老家阴冷天气下的厚外套，热汗直流。

在员工老板合住的上下铺安顿好后，30号下午，父亲正式上岗，守在拥有几十个餐馆的海鲜市场里唯一的一个卖蔬菜的摊位上，大部分时候，只能在手忙脚乱的间歇匆匆给我们吐几句苦水。此时，离除夕只有5天了，上一位员工刚走，父亲是过来顶缺的。手工拨蒜、包装菜盒、买算卖收、清扫摊铺……一直忙到晚上11点，还没吃上晚饭。

“这活只适合女人做，得手脚麻利才行。”在收银机上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价格，站了小半天就腰疼，父亲有点后悔。

第二天中午，他扒了几口饭就骑上菜铺的电动车，迫不及待地赶到海边。踩在冬日暖阳下的沙滩上，父亲小心地原地转了一圈，录了个40秒的视频，和着海风，没发出一点声音。他还不适应在人群中自拍，尽管根本不会有人看他。镜头中那些撑着太阳伞纳凉的人，有些大概就是刚从他手中接过菜的游客。

| 父亲午休时在沙滩上匆匆录的视频（作者供图）

接下来几天，他都没有时间再出来。来给海鲜买配菜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十几个菜柜中清点菜品，父亲一会儿就累得手脚发酸，站得久了脊背也隐隐发麻。最大的困难是饿得慌，从中饭到晚餐，往往要捱上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最贵不过七八块一斤的菜，父亲一天下来能卖2000多元。母亲在家里备着她和弟弟两个人的年货，每天也只能在微信群里声援，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劳累，母亲也怕许久不做体力活的父亲扛不住。

我劝父亲辞了工作来广州过年，父亲只是一句，“过了年再说”。菜摊旁边只有餐馆，人也走不开，他只好从网上买了点泡面和零食想备着抽空吃，却被告知“要等到年后上班才能发货”，于是就只能饿着。

提前一天进年货的当晚，搬运、打包、冷藏，父亲一直干到凌晨2点半，第二天早上8点半就被老板叫醒去摆摊。几天下来，父亲双眼肿胀，发梢的白色更明显了。他有些撑不住，母亲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也没空儿接。不喜欢多说话的他宁肯酸着手，一行行地敲字回复。我把所有的微信零钱都发了红包给他“鼓舞士气”，他也不收。

吃不上饭的情况在除夕当天也没有改善。

下午3点多，老板还没有安排午饭，也没有准备任何的年货。菜摊上售卖的一箩筐砂糖橘，老板不请父亲吃，他硬是不肯动一个。

一直到下午6点，母亲和弟弟在灯光昏黄的家里晒出了年夜饭，我没有兴致给自己做晚餐，父亲还在菜摊上忙碌，卖完了才能做一顿勉强凑合的年夜饭。母亲从别的微信群复制来长串的祝福语，我和弟弟隔着屏幕回复笑脸表情迎合，却显得苍白无力。

很不巧，做记者的我当天被要求加入一个“年夜饭”直播群，要求在群里发布图文视频给读者拜年。看着朋友圈里同事转的热文《消失的年终奖》齐刷刷地占满一屏，再返回去看工作提醒，我终于厚着脸皮给领导发了条私信：“今年我家里人都不在一个地方过年，也没有年终奖，能申请不参加吗？”领导没有强求，至少没让我这个大年夜过得更糟。

我心一横，从“借呗”上偷偷地借了6000块，给父母发了过年红包。

当晚11点，父亲收工后去了趟依然喧闹的三亚湾，说是去看沙滩上的脚印，吹吹海风，这个年就算是过了。

回到合租房，楼下的仓库半夜还在卸货，早上6点就发车，拖车的声音让父亲整夜难眠。我们都睡下的时候，父亲在已经没有人回应的微信群里，自顾自地打出几行字：“原来在家卖小菜都不卖，现在跑这么远来卖菜，前世做多了业。”在人前话不多的父亲，已经学会了发“笑哭”的表情。

大年初一，老板十分难得地请饭店的厨师为员工做了一顿开年饭。10个人分吃一只螃蟹，父亲夹了个蟹腿，“可能是卖不掉的，不好吃，带生抽味”。

天天对着玻璃水箱里四五百元一斤的大龙虾，父亲很快习惯了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有时，老板给父亲带上半份炒粉当作午饭，说一人吃不完。偶尔，还丢几个破皮的砂糖橘给父亲，笑道“又不会吃死”，父亲也还是闷在心里。

初三，终于来了个女员工，麻利地把收银机的电源线和数据线一股脑拔了，口头直接提高菜价。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转头就说要克扣父亲的工资，每月4000元，比别人少500，还只给女员工发红包，这让父亲一下子恼了。

紧接着第二天，凌晨2点的时候，父亲在进货回来的途中不慎弄丢了一瓶矿泉水，老板不让赔，硬要让他黑灯瞎火地找回来。

已经很久没脾气的父亲终于爆发了，拿着1600元工资，3天后他就到了广州。其实这个在海南卖菜的工作是母亲给说的，老板就是我的姨父，姨妈是母亲唯一的姐姐。母亲原以为父亲能在三亚安定下来，她也好一同过来卖菜。父亲跑了，让母亲也很发愁。

爆仓之后

回到广州后父亲给我说，是前世跟母亲有仇，才又卖起了小菜。

20多年前，父母在村旁的集市上也有个卖菜摊，整间门面不足10平，但都是我家的。每天来买菜的都是邻里乡亲，我的整个小学就在父母一声声的招呼中度过。直到六年级的一天，开合木门上的铁锁在夜里被人撬开，几箱鸡蛋和一些值钱的货物全部被偷走。这一遭亏了不少钱，父亲心灰意冷，就关了铺子。

那时候，我家门面隔壁是我小学同学家的门面，后来我同学家开了两三家分店，几年后就在村口盖起了全瓷砖贴面的3层洋房，一直经营到现在。

往后20年，父亲打过零工、做过生意，进厂装卸、跟车送货、替亲戚看店……但从1998年开始炒股后，这些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挣钱方式都成了他的“副业”。

有时股市行情不好，生意越做越大的姨妈家需要人，父亲就去做个一年半载。我们一家四口也就跟着搬到纸厂、街铺、学校超市，等做不下去了再回到老家，反反复复。

父亲上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在十几年前、小菜店关门后的村口木材装卸厂了。父亲在那里做了两三年后，厂子也倒了。此后，我从初中到读完硕士参加工作，所有的填表里，父亲工作那一栏都是“自由职业者”——当然，这份“工作”既不自由，也没有“职业”的体面。

父亲的手里从来没有几个钱，卖菜、打工、卖地的钱都被他投到股市中。守着一台旧电脑，父亲在昏暗的土坯房中可以一待好几天不出门，研究行情走势、选股分析。好些年，我家只能靠母亲打工维持家用，而为了炒股，向两边的亲戚借的钱一直还不上，大家对父亲都不大看得过去。

父亲不是没有过“有钱”的时候。2007年牛市的时候，父亲的股票持仓盈利一度冲到80万，他坚持不卖，然后一跌到底。

重整旗鼓后，2015年，父亲所有持股又一度净赚40万。只是，这堆空荡荡的数字在股灾后的跳水中一路狂泻。为了股市，父亲熬白了头发，熬过了一个男人和父亲最好的20年，熬成了我手中一篇两万字的故事（见前文《父亲，既已成为农民，何苦成为股民》）。

母亲说，父亲只要肯做事，做什么都是把好手，人聪明，什么业务看看就能学会。为姨妈家的纸厂跑销售时，他跟着货车在市底下的乡镇跑各个店铺卖货，做得不错，业务量不低，只是提成不高，每月只有两三千块的工资。

我读高中时父母又借钱去贵州做生意开纸铺，市场开发得也不错，后来却被同行的亲戚算计，做了两年不到吵了一大架，卷铺盖回来了。母亲常感叹，“如果做下去，也发起家了”，她说父亲炒股是“耍了十几二十年”。

往后3年，父亲欠下近40万，继续在股市里苟延残喘。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好像是一场游戏，任其耗磨时间。

父亲沉默寡言更甚，在家里开土种种菜，看看电脑。微信名从“逆漂飞”、“阳光总在风雨后”到“空白”，头像一直换，过一阵又注销掉，电话号码也变了几次。

2016年，我毕业来广州工作后，他的话才多了一些。一年后我正式转为记者，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询问我“有没有发文章”，然后在微信上点赞评论。

这一年，父亲50周岁了，老房子也越住越旧，成了村里尚未改造重建的“独苗”，一遇雨水天家里就起霉。爷爷奶奶和大伯都已过世，母亲和弟弟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连排的3间屋子里就只剩父亲自己住着。我们和姑姑们商量着分房。危房证、老屋改建规划手续和建设证，父亲陆陆续续办了一年，心思也没法停留在兜底不动的股票上了。办证的钱，给家里买养老保险的钱，零星几百的生活费，父亲只能跟我开口。没钱的苦，他在知天命的年纪还在啃。

有时，他也说想和母亲一起外出打工，或者借几万块钱加盟开个小店，“学做冰激（淇）淋”、“经销台湾的养生仪”等，似乎并没有停止想办法。但从2018年4月开始，股票的消息一波波地又压过来了。

4月30日，父亲突然发来一条消息说：“遇到了难事，我有只停牌重组的股是只重仓股，买了十几万，已经趺（跌）了很多。现在这只股票被证监会调查，会大趺（跌），我以前在证券公司融资的钱就可能会趺（跌）到平仓线，股票可能会强制平仓。到时就没股票了，钱也全亏了，现在只求这只股票开盘后不要趺（跌）大多，不要触到证券公司的强制平仓线。如果真被平仓了那我这辈子就全完了，难翻身了。”

父亲只会手写打字，急得冒了好些错别字，还有好些我一时没能理解的股市知识。我倒并不着急，甚至多少还有些释怀——这盘游戏大概是要结束了吧？

这么多年，我们对父亲手头到底有多少股票，总是摸不清，他也总是含糊带过。但这一回，他把账户所有的持仓、融资信息都发给了我——“总共借了38万，加上卖地的7万元，投了近50万到股市，现在只剩5万了，这只股开盘连续跌停卖不出去会亏更多。”

我平淡地回复：“跌了也没办法。反正股票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欠了钱咱就还呗。”

接下来几天，我一边催着父亲准备索赔资料，一边在和他做最后的拉锯战。面临可能走索赔的漫长流程，他并不情愿：“最好不要去索赔，只要不引起其他融资的爆仓，耐心等到下次牛市涨上来为好。开盘以后再说，调查结果没多大事就能躲过一劫。”

但一听到“等”这个字，我的火气就上来了：“一辈子等过去了，还不如撒手出来做事还钱。我们不指望股票！”

没想到，这只“ST尤夫”只是开始。由于大股东将上市公司的几十亿资金转移掏空涉嫌诈骗，没过几天，退市风险警示公告出来，已经成了“*ST天马”。不久，父亲的另一只股“惠而浦”也被证监会调查，可父亲身上连办身份公证的200块都拿不出来。5月中旬，“*ST天马”开盘后如预期连续跌停，很快就将触达父亲在证券公司融资的平仓线。

爆仓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不能被爆仓，只要股票还在，总会多少涨上来。”父亲有几只在二三十元高位买的股，现在让他在三五元卖出，实在心有不甘，“本来是想用这股的钱补其他股票低仓位的，没想到踩雷了。”

他还想等下去，手头的股数尚不少，都是白菜价，卖出来也没剩几万。但我们想的却早已不是钱的事了——“好好工作不行吗？以后到年龄做不动了更后悔。反正也没钱了，不如出来。”

父亲还是想要个周全：“我想一边打工，一边留着股票，可融资款没还上就被拖住了。怕爆仓，爆仓就没股了，以后涨上来也全没了。只要还了融资款，我就不管了，安心打工。”

“你都50多了，还要拖多久？再等个10年？等到60岁吗？一年一年时间都废了。”我想要把他骂醒。

“涨上来几万也好。”父亲不想剩下几十年光靠打工来还这近40万的债务，口口声声说：“哪年哪月还得清？打工一年挣不到两三万。”

眼看着还证券公司融资款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还是想要拼命保住股票，“总还剩些渣渣。”他知道我身上还背着为母亲和弟弟找工作借的几万定期还款，终于忍不住问我，“能不能少还一点？”

我气不过，一股脑全撒了：“简直走火入魔！”

很快就要撞到130%上下的融资担保比例了，父亲还打着最后的算盘：“追加1000元担保比例上升0.001%，卖4000股才上升0.0012%。”——只有担保比例达到150%，才不会全部被证券公司强制收回股票平仓还到期债务。

“现在垫1000可以少亏7、8千。我想自救，不想欠一辈子债。”父亲已经是哀求的语气了，“帮我想办法去借些钱还债，不想一分钱没有，想剩点渣。”

几乎每天，他都会给我播报还要多久会破平仓线，然后继续无望地等待着续命钱。无力还款的父亲心态也跟着如山倒，母亲打电话都小心翼翼，我也不敢再说重话，怕他绷不住。

“只差0.1个百分点融资买的股就会被强制平仓了，什么都没了。”

5月30日，“已低于平仓线，全完了”。

6月12日，“没了，强制平仓了”。

6月19日，父亲发了一连串“股市重挫”的消息，从500、600只到千股跌停，只用了十几分钟。

父亲苦心经营的股票大梦终于呼啦啦崩盘了。

“没股没钱，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一个人在老家的他不接电话，但隔一段时间又一下子冒出来，“心刀割一样的痛，40万说没就没了。”

我领受着突如其来的一大堆数字，已经毫无心思去理解它对父亲的意义。我们怕他想不开，只能想法转移他的注意力。长途出差的时候，我总会拍很多风景照给他，给他说：“我们这么多年真的不怕没钱。40万也不算特别多，我们都工作的话，慢慢还有什么难的。”

“一年也存不了多少。我不想让你们帮我还钱。”到了7月，为了还平仓后还欠证券公司的8万多现金，父亲每天都在卖那些低位股，之前四处借的近40万还没有着落。

长痛不如短痛，父亲留下一句“你们不要担心”，半个月再没说话。

过年再不出来打工了

等到7月底父亲在微信里再出现的时候，忽然就成了市里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了。

他交了身上剩下的几百块钱，经过培训，加入了保险行业的大军，系统学习人寿险、教育险、理财分红险等，像换了个人似的，羡慕地说着那些一年挣几十万、上百万的同事的故事。父亲还说，他做过对比，这家保险给的佣金是最高的。

我担心父亲受骗，好在他还算清醒：“一年到头做下去的人不多，赚上万的很少。先试几个月，急不得。”

第一步是熬过3个月的实习期，“开单”。领到工号和微信名片后，过去从不说话的父亲让我把他重新拉入两家的亲戚微信群，连着好几天推销保险业务，又让我在广州介绍“潜在客户”给他。从没发过朋友圈的他，在跟我打电话学了几次后，终于发出了第一条带文字和名片二维码的朋友圈。

他也学着发展下线拉人组团销售保险，打印了一个大白话的招人广告贴在店面里；在街上遇到别的人推销健身等其他项目，也会互相推广一下；甚至，他还掏钱带人参加保险公司办的酒会，说是为了“扩展人脉”。

但1个月下来，父亲仍然没有开出一单。

9月，父亲在公司第一次申请了信用卡，生日当天给我发了个红包，还买了辆电动车。实习期很快就到了，父亲靠给家里买了几份小保险，又劝姑姑买了份财产险，勉强转了正，拿到了第一个月税后工资4600多元。而原本每月1800元的“新人津贴”，则因父亲超过50岁没能拿到。

可是，靠给熟人亲戚打招呼的路数越来越不奏效，连母亲都提醒父亲别再在亲戚群里用广告刷屏了，“遭人嫌”；贴出去的传单收不到回音，整日内容重复的朋友圈推销也没有成效，自嘲“不认识什么大老板”的父亲能想到的渠道几乎都走尽了。

保险业日渐萧条，负面情绪在圈内泛滥，和父亲同期参加培训的150余人，只剩下不到1/3还在坚持。开不出新单就会失去转正资格，再度降级为实习生，父亲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一边靠给一些app刷新闻赚点零用钱，一边在市里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好在市区这些年发展起来了，中心的商贸市场新建了许多门面，四处寻工的父亲赶上了最后一期销售工作。相比开不出单的保险，这算是他正式从业以来的美差：“底薪2000，每带一人看门面可得20元，客户交押金办卡可得1000，成交可获1%的提成。”

才半个月，父亲就找到20多个意向客户，其中4位老客户办了卡。过去不太走动的他，每天骑着电动车跑好几公里，在市内到处发广告宣传单。有时也会在市里的商店逛逛，参加一些像VR眼镜等新奇产品的体验活动。

他终于肯下载支付宝了，还突发奇想将扫码领红包提现的二维码贴在市内繁华的步行街上，每天为赚上一份早餐钱开心不已——“可以吃3碗粉了”，甚至在 “双十一”时也学着用“花呗”在淘宝购物。父亲大概终于体会到，赚下果腹的钱，哪怕几十、几百，也比股票里涨跌揪心的几十万来得更踏实。

经常说自己没什么朋友的父亲也逐渐学会了攒人缘，在前同事给他介绍了两个客户办卡后，父亲花了1000多元请十几个同事吃了一顿。“开盘”不再只存在于父亲和股票多年的恩怨中，也在新工作中成了一份期待。一旦意向客户在门面开盘时交全款，父亲就可以从几十万的门面费里得到几千的提成。运气好时一个月卖上一两套大门面，工资竟能接近万元。两个月下来，父亲卖了4套门面，一时以为“苦日子要熬到头了”，不仅买了个新的电视机，还主动上交工资给母亲。

当然，这中间也波折不断。第一个月才找了两个客户办了卡，父亲的手机就被偷了；有位大客户因家人突然过世，忽然断了买卖心思；碰到经理偏袒年轻女同事抢客户，父亲更是只能闷着回来在群里和我们说。

或许因为是在小城市，公司的结算方法每个月都在变，原定的1%提成在实际结算时，被加上各种附加条件，扣得七零八落；而因为跑得太勤，父亲的腰痛也犯了，睡觉都疼；等到12月阴雨不断，有时四五天也找不到一位客户，父亲感到越来越难做了。

快到年底，公司又放出话，说最后一期门面全部开盘后，将大幅裁员。本就都是兼职，裁起来自然毫不心疼，只是愁坏了父亲。因同事抢单、被扣除提成，父亲还是和经理闹了不愉快，再待下去也不太可能。

过去一年来，母亲和弟弟在陕西由亲戚参股投资的一所学校里做后勤工作，也因人事调整，在放寒假前落了空，“去哪里、做什么”又成了一家人心头的阴云。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呢？

冬天的邵阳不扛冷，父亲买的几十块钱的小电暖也暖和不了整个屋子，弟弟冷得直往外跑。正是这时候，姨妈给母亲说自家菜摊在海南招工，不仅能缓解过年的压力，时机似乎也刚刚好。于是，从亲戚口中模糊地得知了工作内容和工资后，父亲就打电话问我如何买票，语气里又重新有了期待。

1月28号领完销售的工资，父亲才放心地辞了职跑去了三亚。不过临行前，还是被公司盘算着扣了半个月的提成，不得不将新买不到半年的电动车亏本卖了。

再往后这半个月，守着一日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月工资仅4000块的工作，看着同事在微信群里晒的年会红包，父亲又愤愤地说：“以后就是饿死，过年也不出来打工了。”

| 父亲离开广州，回了老家。（作者供图）

尾声

如今，父亲回到了老家，清理了母亲和弟弟出去工作后越来越老旧的屋子。也只有在这个小城市，还没有完全用年龄和经验来分类工作。这次，父亲加入了更为艰难的卖房行列。

我问父亲为什么50多了才开始找工作，父亲说：“我一直在找啊。”

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在那些我们没法理解的日子里，股票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份可以丢弃的工作，而是他的命根子，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我现在也没办法知道，父亲在股市里还有没有股票，在广州时，有时依然能看到他端着手机看大盘走势。但即使有，估计也就像他说的，也只剩点渣渣了。至少我给父亲的每一笔钱，他都罗列出来用在了哪里，没有股票什么事了。

现在我也不会无关痛痒地说，“好好工作，欠的钱都会还完的。”

陪父亲在广州找了半个月工作并不容易，我工作3年也还没存够5万块，家里老房子的建筑证下来了，必须在一年内开工建造，可我们真的能挣够二三十万盖个房吗？

或许是这个压力，一家人都还在想着法子。离开工厂3年的弟弟，前几日又托朋友去了东莞的工厂，“先挣一年钱把房子盖了再说”。母亲转到另一间在河南的学校食堂里帮忙做事，每天吃着不习惯的白面馒头和烩面。

父亲又买了辆便宜的电动车，天气稍微好点就出去找客户。他开始感到年老的担忧，有意识地开始吃保健钙片，又买了些核桃在家慢慢吃，早晨起来会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倒着跑几步，也曾想把头发染黑些方便工作。

过去，父亲总说“（欠的钱）还不清”，现在挂在嘴边的则是：“了到自己（照顾好自己）再说。”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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