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后一天丨人间

尚静是我所任职的看守所里一名50岁出头的男性犯人。

案发前，他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因涉嫌骗贷、挪用资金等罪名被羁押。由于案情较复杂，一审、二审诉讼时间长，尚静在看守所待了近6年，才获刑9年投劳入狱。

尚静告诉我，由于羁押时间太长，他在看守所做了几年的号头。其间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犯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死刑犯。

与死刑犯同居一室，让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对方的种种表现，“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死囚挣扎的欲望、狡猾的本性以及扭曲的人性”。

下面的文字，是我根据尚静的叙述整理而成的。

2014年4月的一天，早饭过后，阴冷潮湿的号房里寂静无声，押犯们把手揣进袖子里，无精打采地缩在小凳子上。沿着大板靠墙坐着一排，大板边沿靠着过道又坐了一排。

上午8点半，管教干部老李拎了串号房门锁的钥匙准时走进来，一阵叮当声响后，打开了2002号监房的铁门。

一屋子押犯一齐起立，不约而同地喊道：“干部好！”

老李扫视一圈，不经意地在号房的角落里停顿了一下。角落里身穿红马甲的孙槐魁，正锁着脚镣、戴着手铐，双目无光地低垂着头。

此前，孙槐魁因涉嫌多起杀人、强奸、抢劫犯罪，入所已快3年了。案子经过一审二审和高院的复核，判决都是死刑。

老李在号房的过道上来回走着，边走边说：“今天天气不错，等下放风时，给我把号房里所有的破破烂烂，统统搬到放风场晒晒霉，然后把号房好好清洗一遍。”说完又转头对号头尚静说，“等一下你安排人，帮孙槐魁把东西搬一下。”尚静赶忙应下。

很快，大家便按老李的要求，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

“孙槐魁，出来！”门口忽然响起提审干部的叫喊声。孙槐魁拖着脚镣，一步一挪腾地走到门口。门外来了3个警察，一个是所里平日面熟的提审干部，另外两个面孔却很陌生。陌生的警察一身标准出警装备，全部佩戴得整整齐齐，腰间挂着的手枪套看起来沉甸甸的，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孙槐魁脸色明显发了灰。

孙槐魁走出号房门，两个陌生的警察快步上前，从两边夹起孙槐魁的胳膊。管教干部老李也来了，让大家手脚麻利一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号房冲洗干净。随后又叫尚静和3个进所时间较长、平日表现不错的“老人”到谈话室去。

尚静跟着干部穿过看守所的过道，看见通道两边每隔5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这才忽然明白，今天就是死囚执行日。

2011年的一个夏日，子夜时分，身高不到1米6、体态肥硕、50多岁的孙槐魁在某小区一个单身女人家门口，正准备撬门入室时，被两个巡逻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该小区位于省城火车站附近，十分老旧，原来的居民基本已搬走，如今多为外来务工人员租住。过去3年来，附近的几个小区中连续发生了多起入室强奸、抢劫、杀人案件。其中有5起命案，受害人均为外地来省城打工或做传销的单身女性，杀人手法也基本相似——凶手入室后，用女性长筒丝袜勒住受害人脖子，令其窒息而死，再将室内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被害者均有明显的性侵痕迹，可现场留下的有效线索却极其有限。

另有3起抢劫猥亵案，凶手也都是趁女人熟睡之际，悄悄入室，用胶带将女人的嘴巴封住，剥光女人的衣服后，将其绑在椅子上。据后来受害人的描述，凶手很矮、身材微胖、年龄较大，背一个单肩包，包里装有手持电筒和工具刀，头上套着丝袜，看不清具体面目。

作案时，凶手拿着刀、用假嗓子命令受害人为其手淫，之后再把室内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扬长而去。而3起抢劫猥亵案的受害人，全都是在被朋友或亲人得知后，一再劝说才去报案的，其中两名受害人已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只有一个人身上残留着凶手的精斑。这才令公安机关得以提取到凶手的DNA，为日后定案提供铁证。

几起类似的案件接连发生，影响十分恶劣。公安部门发动居民联防联治，布置了一系列巡逻、蹲坑和暗哨，密切关注着在这一带活动的可疑人员。

那天夜里，巡逻警察无意中发现，外貌特征与此前几起案件凶手极其吻合的孙槐魁行迹十分可疑，便将其带到了派出所，随后转交给了刑侦大队。

审讯中，孙槐魁承认自己是原铁路上的退职职工，退职后跟着一帮人在省城做传销，晚上到这里来，是为了找他的女朋友——他说自己和发妻离婚了，正与一个做传销的女人谈恋爱，最近和女朋友闹别扭，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面了。

然而，他的供述不仅与被撬房间的女主人供词风马牛不相及，再细问，便一直语焉不详，除了一口咬死自己是来找女朋友之外，其他情况绝口不谈。

等DNA检查结果出来后，结合相关的人证、物证，孙槐魁才认了罪，几起死案终于破获。

进了看守所的孙槐魁，像是霜打的茄子，成天有气无力地窝在大板的角落里，迷迷糊糊地睡觉，一个礼拜都不冲不洗，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臭气。

当时号房里还有生产任务，管教干部告诉号头沈城，暂时不要给他安排劳动任务，此人情况特殊，不要去惹他，也不要去刺激他，多多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一有异常立刻报告。

为了安抚这个管教干部“特别关照”的主，沈城还特意找来一套前面人留下的旧衣服、旧鞋子、旧毛巾，扔给了孙槐魁，又拿了一块用号房公帐开的肥皂和洗漱用具，让他去厕所好好冲洗一下，把身上的脏衣服扔掉。

等又过了一周，孙槐魁的情绪渐渐稳定了，管教干部便单独找他谈了好几次话。每次谈话都还没开始，孙槐魁就哭天抢地、大叫冤枉，一会儿说侦查机关搞刑讯逼供，一会儿又说自己啥都没干。

通常来说，看守所干部的职责，主要就是保证疑犯在诉讼期间不出问题，因此，为了稳定疑犯的情绪，也会针对性地做一些安慰劝说的工作。于是，管教干部告诉孙槐魁，最后怎么定案，还是要靠证据，可以找律师帮他找一些有利证据，“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嘛。这个案子时间这么长，牵扯到这么多人，不管结局如何，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既然把你弄起来了，要放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只有安心下来，把事情一件一件地理清楚，才能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没想到，管教干部安抚了几次后，孙槐魁竟开始信佛了，看起来还挺虔诚。每天，除了干一点活消磨消磨时间（那时候，号房里并没有具体量化他的劳动任务），其余时间除了睡觉就是念经。

他让人帮忙带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籍，还在寺庙里请了一张16开大小的释迦牟尼佛像，供在大板靠墙的一面，每天早晨4点半他就起床，对着佛像念念有词；晚上收工后，他又坐在大板的一端继续念，直到所有人都睡了，他还不停。

孙槐魁说，自己“与佛有缘”：几年前，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街，突然一辆大客车横冲直撞而来，他被撞倒在地，自行车被摔在一边，眼看着大客车向自己碾来，千钧一发之际，他脑海中灵光一现，仿佛一只手把他一推，让他抓住大客车前面的横梁，随车拖了10多米远，车子停下后，他竟奇迹般地从车肚里毫发无损地钻了出来。等他站起身、扑扑灰，才无意中发现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有一件硬物，掏出来一看，竟是一张之前他在九华山请的金属佛像。

他总是说，这一次，万能的佛祖也会保佑他逢凶化吉的。

的确，这些年孙槐魁逍遥法外，不乏运气的因素。

据孙槐魁案件材料显示，他出身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后来顶职做了货运列车驾驶员。开了3年货运列车，整日与煤渣为伍，孙槐魁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枯寂的工作，便办了个内退，与一帮人一起做起传销来。

天生能言善辩的孙槐魁在传销圈里混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掌握了“会忽悠、敢忽悠”的基本要领，花言巧语张口就来。

那时候，他把自己身边的人仔细盘点了一番，还列了3个梯队，逐一攻破。他先是仔细筛选了自己身边可以下手的同学、同事、同乡，再利用自己良好的女人缘，先后邀约了几个有点闲钱、老公也常常不在身边的半老徐娘们，从组织她们一起旅游开始，不失时机地现身说法，竭力灌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激发女人们的投资热情。

接着，孙槐魁又开始忽悠邻居，让发财的星火在左邻右舍、前街后坊中燃烧起来。加上或近或远的亲戚、兄弟、朋友，几番折腾，竟成功上位到大区老总的层级，足足掌握着3个层级的“喽啰”供其派遣，其间更是少不了莺莺燕燕——这是孙槐魁的强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挣女人的钱，玩女人的身，乱女人的心”。

然而，一片浮花浪蕊中，偏偏有几个重情义的，非要同他白头到老，共度余生。可正春风得意的孙槐魁哪有这个心思？于是，在数次相似的争吵后，几起命案随之发生。

由于受害者皆是外地独身女人，尽管警方很快介入调查，但孙槐魁还是得以在案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如此有恃无恐的心态，也使其直到最终被捉拿归案，仍旧“不死心”。

在号房里念了小半年的佛，侦查部门竟然真的一次都没来提审过孙槐魁，加上管教干部和号头的照顾，孙槐魁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每天都像个没事人似的，吃得好睡得香，只想着“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可是，想在看守所里改善生活，是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做支撑的。在号房里，那些“三无产品”——无关系、无大账（在押人员存在看守所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于购买日用品和食品）、无香烟的人——日子通常都不会太好过。孙槐魁在开始做传销后，就与发妻离了婚，出事后原来自己的钱也不知去向，除了家里有个老哥哥偶尔过问一下，基本也就是个“三无产品”。孙槐魁决定另辟蹊径。

孙槐魁的敛财方式主要是两招：一是收儿子，二是整号头。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可孙槐魁就是凭借着自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重刑犯，也毫不忌讳以此为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极其“逍遥自在”的生存环境。

根据尚静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孙槐魁在号房前前后后收了13个“干儿子”，且都是些家境富有，有大账、有香烟，独立生活能力较弱、或社会经验欠缺的年轻人。总之，核心原则就是好操控，能给他带来好日子。

号房里的人来来往往，一些案子不大的人，家里送来的衣物还没用，人就走了。丢下来的东西，孙槐魁就当仁不让地全部收集起来，也没人同他计较。转过头去，孙槐魁便用这些遗留物品作为自己的“运营资本”，开始了收干儿子的“义举”。

他不仅能以极快的速度判断出进来之人的潜在价值，然后采取有的放矢的靶标式求助——例如，用一双鞋子、一条内裤、一把牙刷、一块肥皂、几张手纸等刚入号房之人所急需的日常用品，换取新人的感激涕零。

小易刚进号房时，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文文弱弱的样子，坐在孙槐魁对面的大板边上——这里靠近厕所，是新人的专属座位。而自从小易进了门，孙槐魁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孙槐魁热情地询问了小易犯案经过。小易说自己犯案时在舅舅的健身馆帮忙，与一位艺校的女生相处愉快，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小易带女生去KTV，被女生的前男友带着两个兄弟拦在了房间里，一人难敌众手，小易在打斗过程中从身上摸出一把小弹簧刀，对着3人乱刺一气，很快3人便落荒而逃。

当晚，3人跑到医院缝合了伤口后，便跑到小易舅舅的健身馆吵着要赔偿，开口就是200万，否则就报警。小易舅舅立马打电话通知小易父母赶来省城，又找了一位当地知名的律师出谋划策。律师在案发所辖地的公安和法院之间穿梭了若干个来回后，建议破财消灾，让小易主动投案，争取判缓。

小易说，眼下家里人最不放心的，是在看守所里他被人欺负，家人也都打过招呼。听他这么一说，孙槐魁立刻安慰道：“别怕，就是没有干部打招呼，有我罩着，也没有人敢欺负你。看你，怎么还光着脚？等一下放风，我给你拿双鞋子先穿。你家里的关系，再快，也要有几天。缺什么跟我讲，以后你就跟我一起吃饭好了。”

小易眼眶一下就红了。

几天后，小易家的关系到了，大账也到了。已经把孙槐魁当作主心骨的小易，自然将所有东西统统交给孙槐魁保管。

类似这样的套路孙槐魁屡试不爽，那时候，他身边同时期至少会围着三四个干儿子。

而对于号头，孙槐魁的态度就更差了。

通常，日常号房管理选号头时，管教干部既会考虑人情关系，更会考虑此人在号房里能否镇得住他人。一个人能管好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不一定就能管好一个号房——因为这里管理的对象通常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主，尤其遇到像孙槐魁这样的，就更是考验做号头的能力和耐力了。

鉴于孙槐魁案件的特殊性，管教干部要求号头拿捏好分寸，既不能压迫得太紧，也不要过于放纵。然而，这个分寸实在极难把握，很快，便有号头误解了干部的意思。

沈城之后的第二个号头是苏晓。进来前，苏晓是浙江的一位投资商，因银行收紧银根导致资金链断裂，背上了涉嫌骗贷罪。

当上了号头的苏晓按照管教干部教授的正常套路，“抓两头、带中间”，对孙槐魁的策略则是“感化为主，管教为辅”。除了在睡觉铺位上给予孙槐魁特殊照顾，隔三差五还会丢给他一包香烟，偶尔在小卖部给他买一点小食品。

起初这么做的效果很不错，遇到号子里有人闹事，孙槐魁还会摆出一副“老人”的姿态，积极帮助号头进行管理。

可没多久，孙槐魁见苏晓温柔友善，便得寸进尺起来，直言要求苏晓帮忙把他的两个干儿子“安排安排”——就是要让干儿子做个小组长，参与号房的管理。苏晓便安排了其中一个负责管理生产。

号房里，管生产的小组长多少还算是有点影响力的。生产质量的好坏、数量多少、工种的复杂难易、交货的时间迟早，都是小组长一句话的事。自从孙槐魁掌控了这个权力，便更加随心所欲了，平日里想欺负谁就欺负谁。一时间，胆小的敬若神明，聪明的敬而远之，号房里乌烟瘴气。

很快，孙槐魁开始忽悠苏晓说，干部让你做号头，就是让你快活的，这些得罪人的事，让别人去干，没事你就睡睡觉、养养神，中午睡上一个小时多舒服。苏晓想想也有道理。

于是每到中午，孙槐魁就让干儿子在过道上帮苏晓打了个地铺，还说帮他望着风。然而没过多久，睡觉的苏晓就被巡岗的所长发现了，苏晓很快被撤职、调去了其他号房。

事发突然，管教干部只能从另外一个号房调了一个预备号头。此前，这个人曾与孙槐魁在同一号房，还为铺位的事大打出手。果然，预备号头一来，孙槐魁就开始找茬了。

那天中午开饭时，正好卖40元一份的肉烧萝卜，号房里几个有大账的买了几份。按惯例，几份菜都会先放在号头的大板前面，由号头先拿好，再往后面传。孙槐魁眼睛发光，死死盯着号头，见他拿了肉稍微多一点的那份，便一个箭步冲上来，正对着菜、一口痰吐了上去，然后开口就骂：“你怎么做号头的？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呢？太不像话了。”随后，他的几个干儿子也跟着起哄，七嘴八舌纷纷谴责预备号头不公正。猝不及防的预备号头呆住了，只好报了警。

管教干部虽然十分恼火，但面对号房里一边倒的声音也很无奈。再说了，跟一个“死刑犯”怎么去较真？只好息事宁人，把预备号头又调走了，换了一位与孙槐魁关系还能过得去的。

再往后，每一任号头对孙槐魁都是敬而远之，只要他不过分，很多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后来的号头尚静。

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孙槐魁的案子终于走到了检察院，律师可以阅卷了，这也意味着很快就要开庭了。

律师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后，到看守所会见了孙槐魁。

律师告诉他，案子对他不利的方面主要有3个：

一是现场留下的DNA，DNA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DNA是相同的。“由于现场发现的DNA是你的，所以，指控不好彻底推翻。”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孙槐魁你自己的口供，“对几起人命案全部招供了”。孙槐魁一听律师这么说，赶忙激动地解释：“那都是逼供搞出来的！”律师双手一摊，你说办案单位逼供，也得有证据啊。

第三个不利因素，便是现场指认。孙槐魁又骂开，见律师也没说什么，便绝望地问：“那我死定了？”

“不是！刚才说的是不利因素，还有对你有利的因素。”律师说，第一条有利因素也是DNA，目前现有的实物证据尚不能支持“5起人命案都是你做的”。也就是说，从律师掌握和理解的证据材料来看，也没有必死之罪。

孙槐魁一听就来劲了，急吼吼地问：“其他有利因素呢？”

律师又说，案件中当事人、证人的证言证词目前尚有相互矛盾之处，有证人描述的凶手身高、声音等与你本人不符。

律师让孙槐魁自己再想一想，还有那些有利的方面。会见快结束时，律师安慰他说，我对这个案子还是有信心的，但法院究竟怎么判，也不是律师能左右的，律师只能就法律条文和事实进行辩护，争取一个对当事人最好的结果。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侦查，公安机关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5起命案和3起猥亵抢劫案皆为孙槐魁所为。但从看守所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律师给在押嫌犯、尤其是可能判处极刑的犯罪嫌疑人一些希望。因为整个审判时间较长，看守所也不希望有过激情况发生。

但显然，孙槐魁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层。

见过律师后，孙槐魁的心情不错，不仅把律师的分析添油加醋地再渲染了一番，更扬言说将来要如何帮干儿子们发大财。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着实让一伙人开心了很长时间。

律师又来过几次之后，2013年初，孙槐魁的案子一审开庭了。

开庭后几个月，判决下来了——死刑。管教干部提前得知了结果，那天，孙槐魁还没有进号房，管教干部就按规定，把死囚的脚镣、手铐全都拿到了门口，还专门提醒大家，号房里有了死刑犯，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不要刺激他。

等拿着判决书回来的孙槐魁出现在号房门口后，随即就被锁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穿上了死囚标识的红马甲。孙槐魁仿佛一下就变得十分萎靡，和此前的状态判若两人，连干儿子都不太搭理了。

接到判决书的第3天，律师又来了，安慰孙槐魁说不要急，还有二审，还有最高院复核。现在要做的是冷静下来，在判决书里找漏洞。

此后，孙槐魁的生活又变了，原来每天或多或少的劳动没有了，夜间轮流值班也没有了。整天除了念佛、睡觉，就是趴在方便面盒子做成的小台子上写辩护材料，话都不多说了。

就这么捱到2013年底，二审开庭，维持一审判决。律师只来了一次，似乎也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孙槐魁却每天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老三样——念佛、睡觉、写辩护材料。

几个月后，最高院通过视频开庭，对案子进行复核。据孙槐魁的管教干部说，高院的工作人员劝孙槐魁认了杀人罪，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可以改判死缓，但孙槐魁却说：“我才不会上当。”

然后就到了2014年4月这一天。

孙槐魁被带出去后，只有老哥哥一个人同他见了最后一面，会见只用了5分钟。

管教干部老李和尚静等人商量，一会儿号房的秩序该怎么安排。老李说，大约下午2点半人才能上路。也就是说，他还要在号房待上4个多小时。这期间，所里会高度关注、不间断地盯着视频，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中午有一顿断头饭，要给他理个发、洗个澡，换上他家里送来的衣服，还要写遗书，每个细节都要无缝连接起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老李还叮嘱说，人在最后时刻会有什么反应，谁都无法想象，也是因此，早晨才要求把号房清空、不能留下任何可以伤人的物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接着，老李指挥大家，用空方便面盒子放在大板上，搭成一张方台子，当作最后午餐的席面，并把号房里每个人的座位一一做了安排。

等孙槐魁在警察的押送下，目无表情、步履蹒跚地回到号房后，所里的几个领导都跟在后面，老李示意孙槐魁的两个干儿子搀扶他上了大板，在靠近最里面的拐角处坐下，两个干儿子一边一个跟着坐了下来。

尚静给孙槐魁点一支烟，一个身材高大的嫌犯随即默默地坐在孙槐魁的身后。

老李对孙槐魁说：“还有时间，抽完烟理个发吧，把胡子刮一刮。”接着拿过一套黑色的新衣服和黑色的鞋袜，“衣服鞋袜都是你哥哥送来的，等下洗个澡，把新衣服换上。”

孙槐魁不搭腔，两个干儿子便缓慢地、仔细地用剃须刀帮他把脸上修理得干干净净，又认真地把头上稀疏的短发梳理了一遍。接下来洗澡时，也有两个嫌犯站在厕所边上，以“防他滑倒”的名义关注着他。之后，孙槐魁换上新衣，回到他的专属座位上。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还有时间，写下来吧。要不，你说，让尚静帮你记录整理。”孙槐魁低着头抽着烟，语无伦次地开了口。他一个劲儿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尚静就在一旁提示、引导他再回忆回忆。

根据孙槐魁的诉说，尚静写写改改，几易其稿，整理了3封信，分别是给孙槐魁的老哥哥、前妻以及儿子的。尚静把最后定稿的信，一封一封读给孙槐魁听，听完后孙槐魁点了点头，再自己一笔一划地把3封信抄了一遍，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写信的过程中，孙槐魁一直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中，一晃就是3个多小时，看守所准备的四菜一汤早已凉了。那一盆黄豆烧咸鸭、一盆千张红烧肉、一盆青椒炒干丝、一盆清炒白菜以及一盆水豆腐汤，就一直放在旁边。写好信，孙槐魁端起水豆腐汤猛喝了一大口，便不再动筷子了。

很快，执行的警察就来了。

老李走进号房问，准备好了吗？这一问，仿佛忽然让孙槐魁从刚才的神游中回到了现实。只见他“噗咚”一声，双膝跪倒在大板上，嚎啕大哭，对着老李使劲地叩头，没头绪地喊道：“李干部啊，我对不起你！谢谢你照顾了我好几年。”“我只杀了两个人，其他人不是我杀的啊。还有坏人逍遥法外啊！”

老李劝道：“不说了！坏人会有报应的。你好好走吧！”然后示意大家把孙槐魁扶起来，送到门口交给警察。

孙槐魁很快就被带走了，号房里一片肃杀之气。

老李看着大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机会逆转了，还是早点了结的好。”

为了缓解压抑的气氛，老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掏出一包中华烟，给号房里抽烟的一人散了一支。又开口解释说，现在都是注射死刑，通常都会先让被注射者丧失意识，然后停止其呼吸和心跳。死亡过程最多只需1分半钟。确认死亡后，直接送往殡仪馆火化，家属随后领取骨灰盒。

“等一下，你们把孙槐魁在号房所有的东西，找几个包装起来，他家里会有人来取的。还有他的遗书，一并放好。今晚，大家都睡个安稳觉吧。”

后记

孙槐魁的3封遗书，虽是尚静代笔，但大体上还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

在给老哥哥的信中，他主要表达了对哥哥几年照顾的感激之情，血浓于水在人陷于绝境之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给妻儿的信中，则更多地表达了对过去的忏悔和对生的眷恋。而给儿子的信，尚静记得很清楚，孙槐魁信中写道：

儿子：

今天，最后一次接见亲人时，我使劲伸长脖子，想看你最后一眼，但怎么也找不到你的影子。我知道，你不愿意有我这样一个父亲，我是你的累赘、你的负担、你的耻辱。但你是我的儿子，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没有资格给你什么教育，在最后的时刻，我只想告诉你，你的妈妈是个好人，是我毁了她本可以幸福的一生。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儿子，你已经长大了。为你操劳一生的妈妈也到了风烛之年，现在是该你尽孝的时候了。你妈妈不会在物质上需要你给予她多少，只要你平平安安，有空多陪陪她，她就会很满足的。我想你会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

儿子，今天我就要结束我有罪的肉身，用生命去洗刷自己的业障。忘了我吧，过好你的人生。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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