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7篇顶级论文后，他还是放弃了科研丨人间

原创水心人间theLivings

老一代的科研前辈能直接跑到沙漠里造原子弹，跟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的日子好过多了，但为什么呢，我们却始终被一种无形的手压住了天灵盖，惶惶不可终日？

配图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我的好友M从本科到硕博一直就读于清华某工科专业。近些年，他常常向我吐槽“金融跟科研抢人才”，用他的原话说，“跟日本20年前一样，现在最聪明的那批人都不去干实业，全跑去干金融了”。

在市场的指挥棒下，金融业能开出更优厚的报酬，无可厚非，M理解他们的个人选择，但这种现状却让M感到遗憾和担忧。

下面这个故事来自于M的讲述。

第一次见到周行远，我并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那时刚刚考进清华，又被顺利录取进了自己喜欢的工科专业，我心里自然是豪情澎湃。报名那天，我和我妈从二校门经过，看着旅游团带着一堆孩子在那里照相，一股主人翁的感觉油然而生——阳光打在我的脸上，这座美丽深邃的神圣殿堂所蕴含的荣耀也照在我脸上。

本科宿舍里住4个人，上床下桌，我床位对面那个家伙又黑又瘦，正弓着身子铺床，他像一只营养不良的猴子，看我进来，朝我露出一个木讷的微笑。

我拖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那家伙却只有一个发旧的黑色背包，有气无力地靠在桌子上。我妈问他：“孩子，你家里人呢？”

他轻轻说：“我爸陪我来的，他把我安顿下来就走了，要搭今天晚上的火车回去。”

我妈看出了端倪，她抱着两个肯德基全家桶，招呼那家伙从床上下来吃点东西再收拾。他推辞了一下，觉得盛情难却，便不好意思地从床上溜了下来，伸出黑乎乎的手抓了一只鸡块。

我妈问他叫啥，他说自己叫周行远。

我妈笑着盯着他：“孩子呀，你这个名字好，一听就是家里有文化的，以后你们俩住在一起，大家好好学习，互相帮助。”他抬起眼睛看了一眼我妈，眼里闪了一下。

后来彼此熟悉了后，我知道了周行远家在山区，爸妈都是村镇上的教师，虽然都算是有公职的，但山村里教师待遇很差，有时候还拿不到工资，他的家境其实不好。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他老家的整个县城都争相传颂，他的高中班主任还联系了市里的一家企业，赞助了他4年学费。

那时面对周行远，我还是有点优越感的。我生在大城市，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好歹也是小康之家，平时生活花费很自在。更重要的是，我高中就读于一所教学水平在全省名列前茅的重点中学，还获过学科竞赛的省级奖——相比之下，周行远虽然在他们那个小县城是学霸，但一到清华，底子薄的劣势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学期期中考线性代数，因为是上机考试，现场就能看成绩。考完后我优哉游哉地哼着小曲晃悠回宿舍。过了一会儿，周行远也回来了，他爬上床，失神地坐着，好半天才可怜巴巴地问我：“你考了多少？”那语气就像落水的人乞求旁边的人拉他一把。

“95啊。”我心想，这次题简单，大家不都考90多分嘛。

周行远垂下头，两手托着腮，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他窸窸窣窣地收拾好书包出了门，晚上到熄灯点了还没见回来。我给他发了条短信问他在哪里，他简单回道：“上自习，你先睡。”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隐约看见一道黑影蹑手蹑脚地爬上了对面床位——是周行远回来了，也不洗漱，倒头便睡，我一看闹钟，3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他准时从床上爬下来，背起书包又出门了。

周行远这样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生活，一坚持就是半学期，我觉得这哥们儿学魔怔了，都不太敢跟他说话。有一个周末早上，我醒来时意外发现他居然没去上自习，而是呆呆地坐在桌前，看了一会儿镜子，他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们平静而严肃地说：“我从我的眼里看到了真理的光芒。”

我们一宿舍的人笑到绝倒，从此以后就开玩笑叫他“真人”。

真人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到期末线性代数考了93，这时我才敢问他：“你期中究竟考了多少啊？”

他挺不好意思地晃了晃脑袋：“57。”

“你小子可以啊。”我虽然还是觉得他有点土里傻气，心里却多了一丝刮目相看。

真人像一条生来就羡慕大海的鱼，终于找到门道，游入了专业学习的汪洋，以至于对学习之外的事情浑然不觉：衣服穿脏了就扔到床脚，等到身上的衣服穿脏了，他也记不清床脚的衣服哪件洗了哪件没洗，随手捡起一件就接着穿——更甚的是，他经常连续几天不洗脚，一脱鞋，寝室里就散发出一股臭气。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朝他怒吼：“你大爷的，臭死了，能不能去洗个澡？”

他“腾”地一声站起来：“啊，对不起，我没注意，我马上就去！”说着脱了袜子穿上拖鞋，抱着盆嗖嗖地冲出去了。

我瞟了一眼他扔下来的袜子，虽然我也不算多爱干净，可那袜子也太恶心了：脚趾和后跟的地方被磨得黢黑，估计至少半个月没换了。此刻他人虽然走了，可袜子还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咸鱼的气味，我怒从心头起，抄起扫帚把它们扫进了垃圾堆。

真人洗完澡回来，耳朵上还挂着一点泡沫，他探头探脑地转了两圈：“诶，我的袜子呢？”

我说扫出去了，他哭丧着脸：“我就那一双袜子！”

两个室友哈哈大笑起来，真人气呼呼地从书包里掏了点零钱向外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你上哪儿去啊？”

他又气恼又忍不住笑：“你大爷的，去紫荆超市买袜子啊！”

其实，那时真人已经没有生计上的困难了——家乡的老板赞助了学费，加上奖学金和平时勤工俭学，供他生活绰绰有余——但他非常节俭，经常往家里寄钱，我们每两间宿舍之间都有一个活动室，里面可以打长途IP电话，我们经常往家里一打就是半个小时，还有跟女朋友煲电话粥的哥们儿，聊一两个小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而真人，每次说上三五分钟便挂了。

大二的时候，“校内网”刚开始流行，我们觉得很新鲜，都去注册了账户。各路才子骚人在上面吟诗作赋，激扬文字，我也会去记录一些生活的流水账。此外，“校内网”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撩妹，同寝的帅哥经常会一脸得意向我们透露有多少“美女”来主动加好友。

真人跑到那时还没关门的中关村海龙大厦淘了一批零件，自己DIY了个台式机。可他的“校内日志”却是《国际油价波动对XX工程行业的影响》《页岩气与新能源发展》《XX工程最新学术动态之我见》之类的文章。

光看这些题目，我还以为他是从哪个专业媒体上转载的。可点开一看，不由得暗暗吃惊：真人对本专业国际前沿的最新动态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时时思考如何在这个领域突破，将技术创新和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最难得的是，这种关注和思考对他来说真的就是发自肺腑热爱，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热情和激动表明，他完全以此为乐，他就像一个痴迷游戏的孩子，目不转睛地沉浸其中。

我之前一直以为真人只是靠一种头悬梁锥刺股的蛮力在学习，看了这些文章才知道，这条鱼已经远远游在了我们的前面，游到了大海深处又幽微又迷人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真人在食堂吃鸡腿饭，聊到系里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师兄。那个师兄在本专业从本科到博士读了9年，毕业却一脚迈进了银行的大门。我觉得惋惜，也有点不是滋味。

干我们专业这一行刚开始是很苦的，哪里有项目人就要去哪里，项目还往往是在些老少边穷地区，钱也不多，要是一个项目几年没干出来，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一些人拿到硕士、博士文凭后就转行了，顶着清华这块金字招牌，去金融行业的比较多，挣快钱更容易，考公务员的也有。

聊着聊着，真人突然问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我妈说我长得丑，学点实在的技术比较踏实。”

真人像老鼠一样“嘿嘿”地笑：“快，好好说，严肃点。”

我怒目而视：“这不是想着‘实业救国’嘛！”

话说出口，心里有点发虚，觉得自己太矫情了，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既然收不回来，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小时候，东北那边好多工厂倒闭了，我爸有朋友在沈阳，老家还有人在哈尔滨，跳楼的都有。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你们要是能整点工业技术创新，把厂子救活，那该多好’——他妈的，好像还是体育老师。”

真人趁我说话不注意，抢了我一块鸡腿肉：“我就知道你跟我一样，我也是。你知道我老家赞助我学费的那家公司干嘛的吗？——做挂面的！我们县效益最好的企业，有点技术含量的工厂，一家都没有！”

他说，高考后，他爬到家附近最高的山丘上，从黄昏坐到满天星斗，看着远远近近的村落、乡道上一弹一跳的摩托车、落满灰尘的沉默的树，忽然觉得“万物皆备于我”，仿佛其他所有的山丘、大地上的房屋与河流都朝他脚下汇聚而来。第二天，他就填了清华工科专业，第二志愿的学校，压根就没填，都空着。“来学校后，更觉得我那时的选择是对的，你看咱们实验室，重要的精密实验器材，都得靠国外进口”。

真人开始侃侃而谈他对本专业发展前景的预测，我俩越说越投机，真人眼里的光越来越亮，我在一刹那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洗澡、换袜子、打电话这些事对他而言就像尘埃轻轻落在身上、几乎是没有感觉的——他已经完全被科学的极致大美迷住了，那种美产生的强烈快感占据了他的身心，调动了他所有的感官而无暇他顾。

到大二下学期，他的专业总成绩排到了全年级第二，我虽然也一直在努力，却也只是考到了十名开外。

高中3年，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掉出过年级前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享受着同学们的仰视，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具有超越常人的天赋。但在清华的第一年，我开始痛苦地感受到，在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普通智商的人而已。爱迪生说：“成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后面还有半句话：“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没有这天赋灵感的人，也许毕其一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科研工作者，可以获得不少荣誉，但永远无法为人类的视线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而极少数上天的宠儿，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就能隐约感受到那片天空的微光，这种光诱惑他们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渐渐相信，真人就是那幸运的一员。

本科毕业后，我继续留在学校硕博连读，而真人申请到美国读博深造，师从一名在业界颇有名气的学者。

博四那年，我们专业的行业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这是业界盛事，全球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不会错过这次与顶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也有幸申请到了参会名额，在那里见到了阔别3年的真人。

真人变得更成熟了，举手投足也更自信了。他换了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白衬衫，远远走来，有了一丝美式精英的味道。我俩紧紧拥抱了一下，那种熟悉的感觉立刻又回来了——衣服里面的真人，没变！

会议设立了冷餐会，让大家自取少许食品，自由交流。看似随意聊天，实际是分享见解、扩充人脉的好机会，真人时不时会和一些参会者打招呼，这些人的名头都颇有分量，在美国学术圈有一席之地。按照我以往的参会经验，这些“大牛”们骨子里是相当傲慢的，尤其是对待非欧美的面孔，一旦他们觉得你学术水平不行，研究的都是欧美玩儿剩下的东西，他们就会以礼貌而客气的方式迅速结束谈话。

但他们看到真人时，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亲切的热情。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此人我早有耳闻，他早年就在美国大学里取得了终身教职，是华裔学术圈里的“大牛”——他走过来不住地拍着真人的肩膀，用纯正的美式英语连连赞叹：“你上个月发的文章我看了，非常有创见，你的天赋让我赞叹！”真人则用依然带着一丝家乡口音的英语应答，非常从容。

当天会议结束后，天色尚早，我俩一起去渔人码头玩，他来美国4年，也还没有去过那里。码头上各式酒馆和纪念品商店鳞次栉比，街头艺术家们吹奏着萨克斯和风琴，或表演吉他弹唱，一片令人沉醉的繁华。我们从商业中心一直走到栈桥，夕阳如金箔般洒在海面上，海水一边变成深邃的蓝黑色，一边映透着夕阳的余晖而流光溢彩。

我们交流了一下彼此研究的课题，真人依然非常关心新旧能源转化的途径，并预测了5年后的行业发展方向。彼时，国内领域内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对他的预测将信将疑。真人说：“我们打赌吧，看看5年后是不是这样，要是我赢了，你请我吃四川火锅，要最辣的、加青花椒、香油碟的那种。”

“好啊，但5年后不知道你在哪里呢。”我说。

他望着大海：“应该要回国的。”

他告诉我，他刚刚和一个来他们学校读研的中国留学生谈恋爱，那个姑娘很单纯，很可爱，她爸妈舍不得女儿在国外待着，希望女孩毕业后回国发展，所以他自己大概率也会回去。“而且，学了这么多年，总还是想回去做点事情——有时候我恨不能早点毕业，早点回去”。

我提醒他，这几年虽然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我在国内还是目睹了科研界不少弊端，以他现在的能力，毕业后在美国找个工作不是什么难事，回国后也许会有各种掣肘，不会像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

他点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但一想到自己回去后，也许能做一些改变和推动，还是非常激动。”

临别时，他忽然很关心地问：“你妈妈还好吗？身体怎么样？”

我笑笑：“还不错，精力充沛，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在中厅给她打电话，按了免提，她骂我是死猪，被你们听到了，笑话了一个星期。现在她还这么骂。”

他哈哈一笑，认真地说：“阿姨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直都记得开学那天，她请我吃肯德基——”他顿了顿，“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肯德基。”

博士毕业后，我如愿去了一家科研机构，这家机构属于半研究半应用性质，特别重视把理论创新研究转化成工业成果，非常符合我的发展预期。唯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内疚的是，毕业那年，我妈把半生积蓄全部拿出来，作为我在北京买房的首付。

从我考上清华到博士毕业，已经过去9年时间。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给我妈带来一些面子上的荣耀，我并未给家里做出什么物质上的贡献，想到现在还得掏空她的养老钱买房，实在是心中有愧。我也考虑过要不也去挣两年快钱、自己攒首付，但我深知，科研这一行需要长期、连续的投入，即便之前的表现再优秀，如果中断两三年，也相当于自掘坟墓——行业瞬息万变，一旦离开，自己对科研的感觉也会迅速钝化，要想再回来，就难于上青天了。

说到要不要去赚快钱的纠结时，我妈瞅了我一眼：“长成这样了，就老老实实干科研吧。”见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她得意地笑，像哲学家似的说：“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容易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踏踏实实的钱，挺好。”

工作一年后，有一天忽然收到真人的邮件，他说他已于上月回国，马上就要入职一家大型央企的北京总部研究院，刚回国的时候心里没谱，所以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才告诉我的。

他在邮件里写道：“老婆的父母出钱为我们在北京出了首付，虽然老婆非常理解，总是劝慰我，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便要彼此分担，但我心里那种时不我待的焦灼感却变得更加迫切，在积蓄多年、等待多年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做出成绩，改变生活的困顿面貌……”

看到这里，我心中五味陈杂。既是同道中人，我当然能理解真人在漫长的读博过程中内心的焦虑和落差。我们本科的一位室友，读硕士时转了个比较容易的方向，毕业后进入与本专业无关的“独角兽”公司，现在已经年薪五六十万了。我接受老妈的首付尚且如此不安，真人又要如何面对懂事的妻子、原生家庭的期待和内心的重负呢？

同时，看到真人的工作单位，我又有点隐忧——我读博期间一位关系要好的师兄就是去了这家研究院，听他说，那里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但沾染了不少垄断国企的不良风气：内部派系林立，论资排辈，老人总要强压新人一头，有能力突出的，但也有混吃等死的。我猜真人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大约对这些情况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会不会水土不服？

此外，这个研究院是“组长领导制”，也就是一个组里，所有组员的研究方向、内容都是由组长来决定，如果组长认为组员的研究方向不对，或者与组内的实际需求不符，那么就不会给他配备相应的实验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时间、资金、人员等各个方面。如果新人被分到了一个好的组，资金充足，组长也有眼光有胸怀，那么日子就比较好过；相反，如果去了一个差的组，组长心胸褊狭，不容许新人挑战权威，那么新人能力再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面对真人这封闪耀着激动的邮件，我实在不忍心当头一棒击碎他的憧憬。也许一切只是我想得太多，也许那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也许真人运气会很好遇到一个好领导……我回复了邮件，祝他一切好运。

真人刚入职时，虽然履历光鲜，但他在国内的人脉几乎为零，于是被分到了一个比较边缘的岗位。他也不甚在意，觉得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嘛。

但很快，他就嗅到一种不安的气息。组长老李是个老好人，从来不当面批评人，也不见他对谁说过一句重话；组里有几个年纪大、资格老的同事，上班的时候晃晃悠悠，一到下班点就精神抖擞，恨不得提前10分钟就把设备、仪器、电脑全部关掉，只等到点了打卡走人；他梳理了组里的几个重要工程项目，有一些疑问，去请教这些老人，发现他们场面话都说得冠冕堂皇，一讲到关键技术了，却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第一次开全组大会，真人汇报了自己未来3年的科研计划，老李有些尴尬地笑笑，也没接茬儿。会后，老李来找他，温和地说：“小周，你刚来可能不太熟悉情况，我们这里的科研内容呢，主要是看公司的实际需求，公司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至于一些比较长线和前瞻性的项目，合适的时候再说。”

真人知道，自己也许太操之过急了。工科实验的确是非常费钱的，买一台仪器几十万很常见，自己把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去，也难以承担更多组内的任务，初来乍到，老李不信任自己很正常。

老李见他默然，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也是过来人，要沉得住气。”

真人成了他们组里每天最晚下班的那一个，老李也看在眼里，交给他一个组里的重点项目，真人花了一年多时间，把项目关键技术做了出来。这项技术国外早已成熟，在国内却是零的突破，院里从上到下将这件科研成果大力宣传了一番，最大的功劳当然是挂帅的领导，其次是中层，最后是组长老李，而登载在各大媒体上的消息稿，连真人的名字也没提到。

真人知道这是规矩，什么也没说。然而到了年底评优的时候，仍旧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有了些怨气，老李也隐隐觉得不妥，主动来找他：“今年评的两个同志，情况你也知道，在组里待很久时间了，需要通过这种办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评优都是轮流转，理解一下，以后机会很多。”

“这不公平。”真人嘀咕了一句，后来他跟我说，当时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就是英文的that’s unfair——读博的时候，大家不平则鸣，经常说这句话，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然而这句话顿时让老李非常尴尬，他叹了一口气：“年轻人，锋芒太露不是好事，事事都是你占优，水满则溢啊。”

真人的怨气在此刻变成了愤怒：如果在科研领域没有一股勇攀高峰的冲劲，反而被这种圆滑世故的哲学缚住手脚，那真是活该，活该一辈子落后于人。

但他忍住了，什么都没说。

也许是心里有愧，过了几天，老李同意真人做自己想做的实验了。

真人一切从零开始，首先得买仪器。他想买的那种仪器是美国产的，由于数额较大，他自己并没有采购权，需要自己填写申请，经过层层审批再由院里统一采购。

申请递上去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他忍不住给财务打电话询问进展，那边爽朗地笑着：“小伙子，别着急，还在走程序。”

半年后，仪器终于买回来了，日本产的，跟美国产的质量不在一个层级上，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导致实验数据不准。

“不过总比没有强吧。”真人自嘲地想。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年后，老李让他不要继续做了：“组里有些风言风语，说你花钱最多，做的事也和组里的任务没什么关系，先停一停吧。”

“其实老李是个好人，一直以来也为我顶了一些压力，我知道他作为组长有很多难处，最难的不是搞技术，而是平衡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在那一刻我非常恨他。我把对整个研究院的仇恨都叠加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我痛恨他的软弱。”真人后来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