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0年，老张头至少10年没见过儿子了，4年没见过外孙了，也4年没见过女儿了——当然，他可能不在乎这个。
雨还在下，今年的吉林省降雨量极大，现在这场雨就已经下了16个小时没有停，天空好像漏了一个窟窿，风不停地刮着，云也飞得很快。老张头已经死了有1个小时了，他好像被这场大雨带走了。老张头是我大约在5年前结识的一个病人。那时候我在父亲的中医馆打杂，老张头和他老伴儿也是在一个大雨天撑着一把伞进的屋。那时的老张头身体羸弱但筋骨突出，厚实的手掌显得强健有力，白色的长寿眉也略带苍劲，想象得到，倒退十年，他恐怕也算得上雄姿英发。他进门就找了一个角落坐下了，和他老伴儿双手紧握，佝偻着，咳嗽。老太太不住地捶老张头的后背。外面的雨还在下，混合着汽车的胎噪声，直到我去询问病情以前，他俩一直安静地在角落里，一个咳一个捶。“我们刚刚去的市医院，我老头有快半年休息不好了，现在干脆睡不着觉。医院说年龄大了，最好别吃药，靠中医调理。”老太太边捶边对我说。老张头还在一边急着要走，看得出来，他并不上心自己的病情，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体仍然不错。在诊脉过后，我父亲说老张头属“肝阳上扰”，失眠兼有性情急躁易怒、头晕，且伴有胸胁胀痛。父亲为老张头记下病例，询问下得知老张头本名张林军。父亲用马丹阳十二针给他治疗，让我在一旁听学，我至今没背下来马丹阳十二针，也不记得那天父亲是怎么扎的。但是我记得老张头，因为扎针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发毛。扎第一次针的末尾，老太太也说自己最近睡不着觉。同样是睡不着，老太太和老张头完全不一样，她属于心脾亏虚、脉多细弱。父亲在开药的时候，特意给老太太开的归脾丸，给老张头开的是逍遥丸和天王补心丸。他嘶吼的声音极大，不像是一个一直睡不着觉的老人，瞪圆的眼睛里有点点黄斑和血丝，黄斑是火气旺盛、暴躁脾气使得肝病缠身的表征，血丝则证明他太长时间没得到充分休息。父亲很难给老张头解释他和他老伴儿的病情有什么不一样，于是老张头就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一旁的老伴儿也压不住他。“医院中医太贵，才来你们小诊所！老子有钱我他妈去北京治，我来你这儿等着你骗我？开两种药什么意思吧？！”老张头一口咬死了，我家骗人。父亲摆了摆手，示意我：把药拿回来，送人出去，不收钱了。但老张头那个架势让我有点害怕，我怕他推搡不过得抄起拐杖打我，更怕他顺势躺下——那几年正是老人碰瓷的红利期。我退了一步，不知道想起来什么了，就说了一句：“让你儿子来，我们跟他解释，我们开的药没错，病不一样，治法不一样，你不能诬赖我们啊！”老张头听完这句，把脖子缩了起来，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要是有儿子，至于我们两个快死了的人来看病吗？”他的气势弱了下来，食指伸直，指了我三下，拉着老伴儿，抖了抖被淋湿的外套，扔下了30块钱，推门又走进了雨幕。父亲把钱捡了起来，也把他没拿走的药收了起来，一一向屋子里其他的病人微笑致歉。在我看来，这老头蛮横，但扔下了诊费，还至少体面。这么大雨天，连个陪护的人都没有，他想必也有苦衷的。父亲扶着桌子，点了支烟，我相信他和我一样，在回味老张头给我们表演的闹剧和他最后扔下的话，全屋子的人应该都在想——这句话太应景了，人在年老以后的生活，连下雨时都要忌惮脚下的青石板。大概过去了半个月，老张头没再来过，我也好像要把他忘了，毕竟，脾气大的病人也不止他一个。一天下过雨后，我坐在中医馆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对过五金店的小孩把苹果核儿扔在地上引逗蚂蚁，商店的男人在门口支了一个烧烤摊在串肉。从一个胡同拐角，走出来一个身影，是老张头的老伴儿。她向中医馆走了过来，我转目不看她，因为不知道怎么打招呼，但是她还是站在了我面前。“同志，我上次来看过病，想把上次没带走的药买走。”老太太有点羞怯地说。同志？在现在，这是个很新奇的称呼了，看她一字一句的认真模样，我也慢慢想起来了。“好像是吧，不太记得了，同志你再帮我看看吧。”她边说着话，边抠着手，作为一个老年人，这种不好意思很难得，她可能生怕我说出来我记得他们——“你家老头上次来要把我们家铺子砸了”——诸如此类这种话。但是我没有那么不善良。父亲照常像接待新病人一样为她号脉、询问病情，她也字斟句酌地把老张头的病情加在了自己身上。父亲没有点破，给她开了药，也并没有说，她其实不太需要逍遥丸和天王补心丸。第三天的时候，老张头就来了。不同于第一次的进门顺序，这一次的老张头是被老伴儿拉进屋子的，然后又如第一次一样佝偻在角落里。父亲抻了好一会儿才去跟老张头打招呼。一句没问，就给他扎了马丹阳十二穴，仍让我在一边学，我也照例背着：“三里内庭穴，曲池合谷接，委中配承山……”事实上，我这一次也没入心，不时偷瞄着老张头是不是在看着我——果不其然，他也在盯着我。日子长了，老张头就经常来中医馆了。一开始他总是很沉默，来了就缩在角落里，扎完针给了钱就走，话也不多说一句。但是我相信，老年人的沉默都是长期孤寂生活的习惯性行为，他们渴望理解和交流，年岁越大，能与之一同交流的人就越少。每次在病床上躺着的老张头，听着其他老年病患侃侃而谈，时不时也会吸一口气，嘴角抽动一下，做出要开腔的准备。来中医馆的老人更多一些，有的老人甚至一天来好几趟。可能也不为治病，就是踏进中医馆的门，看见了医生，这病就舒缓一半了。大部分的老年病患都是这样的，他们身上的病跟了他们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早变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一生的支离破碎和病痛代表着死神，那个一出生就在追赶他们的死神，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他们慢慢感觉到死神就要追上自己了，也就不苛求什么药到病除了，医生给他们更多的只是某种希望，多于祛除病痛。在老张头来中医馆的一个整月后的那天，可能他也觉得自己在这片地方熟络了，可以慢慢说话了，第一次和其他“兄弟姐妹”攀谈了起来——人家聊天，他插话进去，大家都是老年人，这种行为并不讨厌。只是老张头讨厌，他说话总是很偏激，能把一个好好的话题扯得“非亲非故”。“看新闻了吗，香港那帮人，看吧，闹不了多久了，就欠收拾，一收拾全玩完！”长了蛇盘疮的李大爷如是说道。“那是，你看看这么多年台湾新疆西藏，天天闹来闹去的，谁独立了？”因受风面瘫的刘大爷，硬着嘴唇也随声附和。老年人聊天都这样，什么观点，大家都捧着聊，不细追究谁对谁错，越聊越热闹。可老张头不，他带着孩子式的逆反心理，非但不捧任何人，他还拆台，不赞同任何人的观点，哪怕人家是对的，他也得说错，并且自有一套歪理。这次就是，刘大爷刚附和完，老张头紧接着“哼！”了一声：“那个小破地方，不要就不要了！电影没看过吗，多乱啊，天天砍人！”三个老头就台海问题和香港问题，开始深入交换意见。老张头嗓门最大，因为他最没理。话题越来越偏，我很想像裕泰茶馆的王利发一样，在柱子上贴一张纸条。给老张头拔了针，他看了看仍意犹未尽的刘大爷和李大爷，撇下一句“你们俩还是什么都不懂”，穿了衣服，潇洒离开了。自此以后，在中医馆里，张奶奶买鸡蛋买贵了，老张头要说买便宜了；李阿姨说早市的菜好，他非说超市的更好。什么事在他嘴里都和别人不一样，无理也要辩三分。慢慢地，聊天的老人变少了，尤其老张头在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人说话，老了老了，倒修炼成了杠精。但是也有老张头插不进嘴的话题，那就是儿女问题。老人们在一起除了聊鸡毛蒜皮，就是说各自的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但是大家从没见过老张头的孩子，甚至关于这个话题，老张头提都不提。李大爷痊愈的第二天，又来了中医馆，一是付清药费，二是找人聊天。他一屁股坐在了老张头的衣服上，然后站起身，边为老张头叠衣服，边仰脸笑：“老张我跟你说，这次咱俩得接着唠唠上次没唠完的事儿。”然后，两个老头就结合着最近的“中俄海上军演”开始了讨论。李大爷扬扬手：“你说这老毛子是厉害啊，我看网上那个贝雷帽的照片，真算得上精悍啊！那才叫兵！那才是打仗！”老张头必然反驳：“贝雷帽有咱解放军特种兵厉害么？比咱厉害还用得着跟咱联合？”老张头摇了摇身体：“都说了‘不针对第三方’，就是普通的军演，什么年代了你还看新闻——现在什么消息都是上网看，跟不上时代咯你这老赶！”李大爷气得咬牙，长叹一口气，抱着膀回击：“我儿子跟我说的，他参加这次军演了，我儿子不能骗我。”老张头不犟了：“那你儿子说的对！”说罢，他就起身要走。这一下把李大爷给闪个趔趄——说好的往下杠，怎么突然不杠了？可能李大爷早就想好了要是老张头杠他儿子怎么办，早在心里打好腹稿回击了，可这一句“你儿子说的对”，让李大爷把都到嘴边的话给憋了下去，而且噎得够呛，赢了辩论也不开心了，索然无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张头在中医馆不再什么话都接、什么岔都打，更多的是静静听别人说，也可能没听，但是一直是静静的。大家也渐渐明白了，很有可能，老张头是没有子嗣。转过了年，老张头就不常来了，中医馆的老年病人也已经换了一大批，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有的时候忙忘了很多事，突然想起来某个老人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才幡然醒悟，可能是过世了——也可能是一直没再生什么病，总之，不敢细想。老张头和老伴儿再一次来中医馆的时候，带了一个孩子和一个女人。孩子坐在老张头的腿上，疑惑地看着身边的人，那个女人拎着老张头的坐垫和一个包，和老张头毫无交流。我第一次看见老张头笑，他笑着对我父亲说：“这是我外孙子，不是咱东北的小孩，有点水土不服，你给捏咕捏咕。”孩子看起来也就四五岁，特别白净，白里透红，眼睫毛极长，脸蛋也润，上面没有东北孩子特有的红血丝。孩子一从姥爷的腿上离开就哭，老张头两个大手抱着孩子的腰：“不哭不哭，不疼，咱不扎针，就捏捏揉揉。”孩子是深圳来的，尚且短暂的小生命没见过如此低温的严寒，没见过摞成小山的排骨，没见过溜肉段，也没见过锅包肉和酸菜烩血肠——孩子肠胃不好，估计是突然大鱼大肉给喂的，又因为太冷了，得了重感冒。但重要的是，朗朗苍穹下，老张头没有子嗣的“谣言”不攻自破。之后老张头每一天都带着孩子来，那个女人有时来有时不来。因为有了孩子，满是苍老生命的屋子里添了很多生气。老年人总爱问那么几个问题：“爷爷好还是姥爷好？”“奶奶好还是姥姥好？”对于这个孩子，还可以再多一个，“深圳好还是东北好？”这些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人问，老张头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小外孙回答“姥爷好”“奶奶好”“深圳好”。老张头根本不在乎别的，只一句“姥爷好”就浇了他一心头的蜜，至于其他两个回答，“那说明我们家孩子诚实不撒谎”。小孩子从冬天蹦跶到了开春，熟悉了锅包肉，熟悉了堆成山的排骨，熟悉了酸菜烩血肠，也就要走了。可能是小学，也可能是幼儿园，要开学了。很明显，能看得出来那几天老张头又回到了从前那样，眼神也变得木木的。他最后一次带孩子来中医馆，开一点中药治孩子的胃病。孩子妈妈拎着行李箱，开完药，就准备直接去火车站了。在无人说话的寂静时刻，老张头又蹦出了好几句有的没的。“给孩子多吃肉，别老清汤寡水的，长身体呢，看看孩子瘦的。”孩子妈妈，一改沉寂，把孩子从老张头腿边扯回自己手里：“根本就没有胃病，他不能吃太油腻的你们也一直喂！回不回来不一定呢，反正现在微信也方便，能看见就行呗！”老张头站起身就要抬手打人，但是他可能又觉得外孙子在这儿不太体面，转而直指孩子妈妈的额头：“你不回来都行！孩子必须给我送回来！”“给你？再说吧！”孩子妈妈一把抓住孩子，夺门而去，药也没拿。老张头看着他们离开，知道自己追不动的，只能把药掖进了怀里，又使劲按了按。他对我摆了摆手，也走了出去，很明显能感觉到，再次起身的时候，他的身体好像被人拿走了什么，步履都特别无力。外孙子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老张头连着打来电话，让我父亲过去看看他。他在电话里声音很虚弱。我和父亲去了老张头的家，两个卧室中间隔着一个客厅，左侧住着老张头，右侧住着他的老伴儿。昏暗的小屋里，有被掸单盖着的电视和电风扇，白色的家具都泛黄了。我还看到一个瘪了的足球和一双很旧的球鞋。孩子走的第二天早上，老张头就起不来床了。强行起身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就摔倒了。这种年龄的老人摔倒是很危险的，但是幸好，他还想得起来打电话。而老伴儿也是在那天和老张头“分居”的，美其名曰自己睡觉打呼噜，怕吵着老张头睡觉。我看见了摆在电视旁边的照片，除了老夫妻俩和女儿，还有一个男人。男人眉宇间的状态和老张头简直一模一样，但是我没见过这个人。老张头微微一笑：“国外呢，踢球呢，这小子从小就踢球踢得好，现在踢去国外了。”具体是什么国家，老张头说不清楚，老张头只知道是给学校里的学生做陪练，挣不了很多钱，但是儿子开心，就支持。老张头给了我一张他儿子的单人照片，照片后面写着“我在伯纳乌”。老张头恐怕不知道伯纳乌是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来，儿子是他的骄傲。只是这份骄傲，让他说不清国家，也不知道具体挣多少钱，更何况，可能儿子总也不回来。“她听不见了！我说啥她都听不见，我昨天摔地上了她都没听见！耳朵不行了！”说完，老张头一脸惋惜，又在喃喃自语了，“许也是想孙子想得上火吧。”绝对不是——我心想，刚刚进屋，我们跟他老伴儿也有交流，都很正常，至少不会那么聋，或者老伴儿跟他是装出来的，纯粹不想和他有任何交流——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我心想。在老张头不来中医馆的日子里，大家也没觉得少了什么。日子就是慢慢在不知不觉中把每一个人都泯灭掉。父亲两天去给老张头扎一次针，有的时候也会忘，忘了就会收到老张头打来的电话。“我估计得给老张头扎到走。”父亲在一次回家以后跟我这样说，语气伴随着无奈。在这一年夏天，小外孙子没有回来，老张头彻底不能动了，甚至开始糊涂。对于老伴儿的耳聋，老张头深信不疑。在他卧床不起的日子里，老伴儿负责他一日三餐和两次排便。一天见五面，两人都无话。老张头的家变得又酸又臭，我和父亲再去的时候，门帘比原来更油腻了。老张头躺在床上望天，老伴儿在自己的屋子里看电视，有的时候老张头忍不住要喊两嗓子，电视的声音就会被调大，他不喊了，声音也小了。我们和他老伴儿正常交流不必刻意大声，但是老张头在隔壁屋怎么喊，就是不会被听见。老太太对我们说，他们儿女双全，但是老张头重男轻女，因为老大是女儿，所以必须要一个儿子，不然就断了他们家香火了：“我们家闺女打小就懂事，也学习好，白净、个高，人见人爱的。他非得让孩子念到初中就不念了，我好说歹说让孩子读完了高中，他非要让孩子上班。”说到这儿，老张头又在那边屋子里喊了：“能不能看看我啊！我拉了，肚子疼！看看我啊！聋子！”“我不恨他，过一辈子了，我得管他，但是现在我真是看见他我就够了，我恨不能开了煤气罐都死了得了！”老太太屁股都没挪一下。老太太对我摆了摆手：“我会给他拾掇的，他躺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褥疮，我不会不管他。”中医馆里唯一一个曾经认识老张头的人，在后来告诉我，是老张头过于重男轻女，强行把女儿送进深圳的工厂上班的，他过于溺爱的儿子不学无术，偷了家里所有的钱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待了几年就跑去了国外，再没回来过了，跟家里也很少联系。春节时女儿带回小外孙子，是缓和之意，但是老张头只看见了小外孙却没看见女儿的真心实意，携手一生的妻子也因为老张头这样的刚愎自用而装聋作哑。到了2020年，老张头至少10年没见过儿子了，4年没见过外孙了，也4年没见过女儿了——当然，他可能不在乎这个。我父亲的年龄也大了，事情也多了，给老张头扎针的事情就落在我身上，如今也有2年了。年初疫情爆发，大年初二封城以前，我给老张头家送去了10个N95，但是他们老两口对于疫情毫无感知，疫情对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针灸的宽慰，老张头能不能熬得过这段日子。封小区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去老张头家给他扎针，拨去电话，所幸一切都还好——老张头仍然和当年一样难以入睡，但身体和当年差很多了。在这段日子里，老张头最渴望见到的是出走多年的儿子，和4年不见的外孙子。其他的，都不想。解禁以后，我急急忙忙地去了老张头家。屋子里毫无生气，所有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老两口吃了半个月面条了，不是买不到新鲜蔬菜，而是害怕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老张头向我表达了对儿子的思念，但是太长时间没联系儿子了，手机也摔坏了，屏幕看不太清晰了。“一直没有加过微信，都是等他来电话，我们也打不回去。”老张头含着泪对我说。也是巧了，就在扎针的时候，手机响了，竟然是远在国外、根本不知道在哪个国家的儿子，也许是西班牙吧，我猜想。“老儿啊，真是你啊？诶呀疫情怎么样啊你们那？”老张头的哭泣让门外本应该“耳聋”的老太太听见了，老太太过来，夺过手机带着哭腔：“能不能回来啊，现在外面不安全啊！”我根本听不清电话里说的什么，大概意思就是无法回国，票价很贵，而且没钱。老张头一时找不到话，就把我给他扎针的事情叙述了一遍。老年人就是这样，说话抓不住重点。在我的提示下，老张头的儿子留下了微信号，这么多年居然才加上微信，我也是很惊讶。为了给儿子省钱，老张头让儿子保重身体，就匆匆挂断了。挂了电话以后，老张头心神好了很多，我以为他儿子会紧接着就拨来视频，但是没有。我走之前，很想拨过去一个视频，但是老张头不许。“不打了不打了，听见说话很好了，万一忙呢，有时差，估计睡觉了。”老张头抱着手机躺在床上，眼角含了一块眼屎对我说。送我离开时候，老张头的老伴儿一脸沉寂，她还没跟儿子聊几句话，她也想儿子，女儿已经被老张头变相赶走了，好不容易盼来儿子的电话，却不能说几句话，老张头真的太自私了。“小孙呐，以后来你就直接进屋吧，不用敲门了，平时没人来，来了就是你，我以后也不锁门了，现在岁数大了，起身开一次门可费劲了。”老太太边走向自己的屋子边说着。后来没有多久，舒兰的疫情就又开始了，我和老张头又断了联系。等再去老张头的家里，他已经把在电视柜上的全家福摆在了自己的床头，肯定是老伴儿帮忙拿进屋的。老张头常常拿着照片对我说：“其实我儿子可听话了，闺女也懂事伶俐，小时候我去接他俩放学，个个争着骑我自行车，骑座上根本够不到脚踏子，诶呀。”“我那个时候是单位‘五七工’，有的时候拿点单位的废料钢铁，给他俩打的笔盒，结实。大闺女有一个发夹还是我打的，但是人家嫌不好看，没戴过。”“有一次我儿子喜欢电视上跳踢踏舞的，非让我在布鞋上缝铁片，我骂他是野驴不用钉蹄子，人家最后到底在鞋底下扎了两个铁扣子，主意正！随我！”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和老张头聊天了，也不会有人和他聊，他的这些回忆如跑马灯在脑海浮现，一幕又一幕，都是他过完的一生。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风雪贯彻的夜晚，我每天来到老张头的家，带着银针，为他的火盆拢一捧火，可老张头总是踢翻自己的火盆——一个人到了晚年时，任何的火都无济于事，我和他都清楚，每次给他扎针已经不能缓解他什么了，他一生的寒冷太巨大了，而针的力量杯水车薪。（编者注：“五七工”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石油、煤炭、化工、农、林、水、牧、电、军工等19个行业的国有企业中从事生产自救或企业辅助性岗位工作的、具有城镇常住户口、未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人员。这些人员多数在当时初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进入企业不同岗位的城镇职工家属，因此统称为“五七工”。）终于在这个暴雨的季节，他没熬过去，也可以说，他是被暴雨带走了。老张头临走前，曾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来给他扎针。我对他解释，昨天刚扎过，隔一天一次，你怎么忘了？老张头不管，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叫我去给他扎针，“不扎针睡不着觉！”我开着车在暴雨里疾驰，我不敢停车，怕他等急了，也怕车熄火以后就没办法发动了。街面上一个人都没有，这么大的雨谁上街谁是脑袋大！但是为了老张头，我不得不如此。我边开车还边盘算着——今天扎什么针，马丹阳十二穴我还是没学会，只能是用内关神门三阴交，再按摩按摩百会了。许是雨下得太大，他兴奋吧。我到了，老张头目光炯炯，说自己睡不着觉，我并未扎针，只是给他揉了揉，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要离开，我不想因为太大的雨回不了家，我也没注意到老张头反常亢奋的神态。走出屋外，老张头还在大喊大叫，可是喊的什么我都没听清。老张头的老伴儿依旧送我离开，指着老张头的屋子一脸抱歉地说：“以后可别活这么大岁数，麻烦人，不招人待见了。”“虽然都说活这么大岁数不好，但也没看谁真那么想死，您说是不是。”我憨憨地回答。我俩互相笑了几下，我便离开了。坐进车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中医名词，“假神”，即“久病之人精神转佳，言语不休，两颧泛红如妆，精气衰竭至极阴不敛阳”的好转假象。我一个激灵，立马把车开回，上楼而入，果然，老张头走了。“我……这……”我一时哑口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下意识地想跟她说清楚我跟老张头的死没关系。我木讷地点了点头：“差不多吧，刚才那么亢奋，是回光返照。”“跟你没关系，死了好，不受罪了，我也轻省了。”她慢慢走到床边，握起来老张头的手。“用不用我帮你打电话，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亲戚啊？”我有点害怕地问。“不用了，都不用了，我们也没啥亲戚，你走吧小孙大夫，你走吧！”说罢，老太太就起身推我，一直把我推到门口，略带哭腔地对我鞠躬感谢我，“这几年辛苦你和你爸了，以后不用了，都不用了。”她把我推出门，那个说好了不为我关的门重重地关上了，门的力道让我确信有一个老人在背面倚着。我还没走出一步，就听见了里面的哭声，先是很低，越来越高，越来越不能止息地哭。无论如何，我拨打了120，我知道没什么用了，但是老张头总要从楼上下来。我们都是自己的殉道者和守墓人。老张头死了，就像雷雨里的周朴园，坚持着自己的封建观念，最后在一场大雨里送了他的家人，成为了他封建信仰的殉道者。老张头死了，我们在雨中相遇也在雨中分离。老张头死了，没有外伤没有褥疮，最后几年除了枯燥乏味却也体面地死了。老张头死了，磅礴的雨声盖过他本应该响彻天际的哀乐。老张头死了，无人发送。相信自己灵魂的
高贵和诚实，并且用生命
和不完美的世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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