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衣服如果做得比老板想象的快，老板就会压低工价，整体工资并不会上涨。现在人都说“内卷”，可看看我们底层农民工，十几年前就已经内卷到了何种程度。
作家三毛有一篇文章《西风不识相》，写了她在西方留学时遇到的一件琐事。校领导告诉三毛，此前有一个中国男生和外国男生同宿舍，外国男生叫来自己的女友同居了3个月，校领导问中国男生要不要换间宿舍？中国男生却笑着说没有关系。三毛说，自己听了心都抽了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不知大家感觉如何，反正我觉得没什么稀奇的，因为这跟我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我曾经在服装厂，和26个男女同睡一间宿舍。我和一个小伙子睡在上铺，一对夫妻睡在下铺。少则3天，多则5天，下铺都能有节奏地晃动起来。那时，有媒体报道过，北京郊区的服装工人超过了40万。后来，因“4·25北京大兴火灾”和“11·18北京大兴西红门镇火灾事故”，我打过工的几家服装厂都被迁走了。有的搬去了河北，有的搬去了江苏。这40万服装工人曾发生过多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可惜没有人来记录。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又跟着一个河北老板安装水电和锅炉。这年秋天，我和同事们一起，在位于朝阳区方家村的一家服装厂安装暖气。服装厂车间很干净，有很多年轻的男女趴在缝纫机上缝衣服。我穿着一身满是铁锈的工作服，看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好羡慕，心想如果能来服装厂上班该多好，不但能穿干净衣服，还有这么多好看的姑娘，多好。第二年春天，我就跟着亲姐一起进了一间服装厂。工厂在大兴六合庄，厂房是一大片破旧的瓦房，到处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北京的春天风很大，塑料袋挂在泡桐树上，随风飞舞。起初我不会做衣服，只能做简单的手工，每月350块，包吃住。具体工作是用吊牌枪把吊牌打到衣服上，闲下来就剪剪线头，工作很轻松。那时候，服装厂雇用童工的情况非常普遍，厂里最小的工人只有15岁，熨烫工20岁，却已经在服装厂做了6年，他自己说：“我已经是一个老师傅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身高不足1米6，初到服装厂时还没有熨烫衣服的烫台高，老板就给他一个凳子，让他在站在上面干。这当然是一家正规的服装厂，有男宿舍和女宿舍，还有夫妻间，不过不是单间，要三对夫妻同住。他们纷纷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得严严实实，跟蒙古包似的。我们男宿舍有个30来岁的男人，也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上了。他老婆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经常来和他同睡。一次深夜刚下班，我们还坐在床上聊天，他老婆就来了，撩开床上的布帘就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大家都看到他们的床摇晃了起来。服装厂熟练缝纫工的工资很高，手快的每月能挣1500元。我也想学缝衣服，可老板不同意。那时候服装厂还很挑剔，根本不允许不会做的人踩缝纫机。想当缝纫工，必须先到下面的加工厂去“学习”。正规服装厂大多是浙江温州老板开的。温州老板有钱，租的房子大，有厂房，有宿舍，在商场里还有摊位，他们都是自己买布料做成衣服，再拉到商场里批发零售；而加工厂则差多了，大多都是打工仔开的，这些打工仔在服装厂打工多年，也想当老板，但没有本钱，租不起厂房，也租不起摊位，只能随便租两三间房子，买十台八台缝纫机，再招几个学徒工，从服装厂里拿些活儿，做完之后送到服装厂，验收合格就可以拿到工钱了。我找到的第一家“加工厂”是湖北打工仔开的，算上我只有9名工人。5个姑娘，4个小伙子。我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没有工钱，只管吃管住。如果接到活了，大家就不停地干，连着干上两天一夜，把活儿干完，等老板用三轮车把成衣送到服装厂，大家才可以休息。干活的时候一天吃三顿饭，基本上能吃饱；不干活儿的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分量也少些，根本吃不饱。“宿舍”也不是单独的，我们睡觉的地方就在缝纫机的上方。老板用钢管和木板在离地一人多高的地方搭了个大通铺。由于是旧房子，跳起来就能用手够到天花板，所以床铺离天花板只有二尺多高。在床上就只能躺着，坐起来都碰头。穿裤子只能躺在床上穿，身子左一扭右一扭，才能把裤子提上去。我们和5个姑娘就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中间只隔一层帘子。有个小伙子最后来的，只能睡在帘子旁，跟姑娘挨着。他还开玩笑说：“我给你们当‘联（帘）防队员’哈”。这样的环境实在干不了太久，很快，我就去郑州的建筑工地又做了2年。我妈却劝我：“你别在建筑工地干了，晒得黑不溜秋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你？还是去北京服装厂干，挣不挣先放一边，找一个媳妇是正经事儿。”这一次，我在大兴区庑殿村找了一家加工厂，老板把我领到宿舍，指着双层床的上铺说，你就睡在这上面吧。我把行李扔在床上，跟着老板去了车间。等到午夜12点下班——在那个年代，12点下班几乎是北京所有服装厂的标配，我又困又累，无精打采地走进宿舍。抬头一看，竟然有几个姑娘站在床边看着我，我困意皆无，羞得满面通红，急忙返身逃了出来。禁不住怪自己，怎么第一天就闯了女生宿舍，等会要被老板骂了吧。但站在外面看了看，也只有这一间房亮着灯。没过一会儿，我看到有两个小伙子也进了那间宿舍去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我身边，我问他：“男宿舍在哪儿？”他略显奇怪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不分男女宿舍，所有的人都住这一间房。”我这才跟着他，第二次走进这间宿舍，看到自己的行李还在上铺，这才安心地换上凉拖鞋，去水龙头下洗了洗，就爬上去躺下了。此刻灯还开着，我没敢脱衣服，只是合衣躺在床上。我的下铺住着一对夫妻，床铺用布帘蒙得严严实实。过了一会儿，丈夫用塑料桶打来半桶热水，撩开布帘子，把水桶放在床边。又把布帘子盖上了。“好”女人答应了一声。不一会儿，就听到毛巾在水中淘洗的声音，还有香皂的味道弥漫上来。帘子鼓起好高，“哗啦哗啦”地响动着。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声音又传来：“你也洗洗吧。”又是一阵水声，接着男人撩开布帘，穿着拖鞋，把已经洗成灰白色的水提出去倒掉了。水泥地面上溅得水淋淋的，满屋子香皂的味道，还有脚臭味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杂成令人作呕的湿臭味儿。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啪”地一声关了灯，室内一下子陷入黑暗中。劳累了一天，我躺下就快要进入梦乡时，床突然轻轻地有节奏地晃动起来，伴随着压抑的声音。很快，旁边另一张床也“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和我睡在一起的小伙子用手肘捅了捅我，忍不住“嘻嘻”地小声笑起来，又忙用手捂住了嘴。我能明显感受到他的肌肉在细微地颤动，应是强力憋住了笑。说起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对夫妻睡在高低床的下铺，上铺睡着两个男人，前面一帘之隔睡着两个未婚的姑娘，后面一帘之隔睡着另一对夫妻，而他们就这样在“十面埋伏”中公然把床弄得吱呀乱晃。可就是这么个条件，他们又能怎样呢？那天晚上，两张床就像比赛谁更持久似的，谁也不肯先停下来，未婚的男男女女都睡不着了，有人不停地翻身、有人咳嗽、有人叹气……几天后，我才慢慢搞清楚，这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共放了7张双层床。除了床，就只剩下窄窄的过道了。这里竟然住了27个人。其中有4对夫妻、10个姑娘、9个小伙子。后来，“4·25北京大兴火灾”发生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发生火灾的地方离我们很近，工厂工友也有亲戚在那场火灾事故中丧生。外人恐怕很难想明白，这么小的一栋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一间加工厂的宿舍里可以塞进多少人。2005年，我和姐姐一起去位于南六环外的浙温经济开发区的羽绒服厂打工，往后4年一直在那里。羽绒服厂老板也是温州人，他年轻时在温州种地，家里条件也不太好。那里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老板娘连生了3个女儿，一直被人瞧不起，也愁坏了老板。后来，他们把3个女儿放在温州老家，一起来北京打拼。一是想发财，二是想躲出来生个儿子。刚开始，两人的服装店只有一台缝纫机，慢慢发展成拥有十几台缝纫机的小服装厂。老板娘又生了2个女儿之后，终于在第6胎迎来了一个儿子。后来，老板买下5亩地——共50万，期限50年。2010年被征用，补偿400万有余。2011年，我还扒着围墙往里看了看，昔日的厂房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当我来打工时，老板的厂子已经成了年产十几万件羽绒服的中型服装厂了，老板当然已经非常有钱，安排大女儿负责管理车间，二女儿在商场卖货。我们和老板一样，都叫她们“大姐”和“二姐”。老板有一辆奥迪，但很少开，偶尔出门就挤公交。平时看起来也很清闲，每天就喜欢背着手在厂里散步。不过，他散步时嘴唇仍在不停地蠕动着，似乎正在盘算要做什么款式，每个款式做多少件，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算计着。无论冬夏，每天早晨7:30，位于宿舍走廊里的起床电铃都会准时响起。有想吃早餐的这会儿就该起床了。洗脸刷牙，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早餐通常只有冷硬的馒头和黑榨菜丝，稀饭是用昨天剩下的干饭煮的，清汤寡水的，米粒都沉在桶底。不想吃早餐的就再睡一会儿，还有人会直接睡到8点，上班铃响起来，才会匆匆套上衣服往车间跑。好在宿舍离车间只有几十米，三窜两跳就到了。不像很多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从家里出来还要坐公交转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公司。车间和库房之间有一个窗口，每天早晨，大家都会站在窗口前，从库管员手中领取当天要做的衣料。工厂的成本控制很严，线用完了，要拿着空线芯去库房领线；针断了，要拿着断针才能去库房换新针。有一年春节，我幺妈跟我妈说：“把你们家的线给我拿几卷。”幺妈不相信，“你家三个孩子都在服装厂打工，会没有线？我们村有一个人在服装厂打工，每年都能拿回来几十卷子线。”其实，真想拿也很好拿，库管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从窗户翻进去拿东西。那时候，厂里几乎所有人都翻过窗口，连大着肚子的大姐自己也经常翻窗口。窗口不高，里面有一张桌子跟窗口齐平，背对着窗口，往上一跳，坐在桌子上，屁股一拧，转身180度，再跳下桌子，就到库房了。但大家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车间里用的，我们姐弟三人从没往老家拿过一卷线、一根针。在厂里，我们的工资都是计件的，一点也不能偷懒。如果到月底结账了，工资比别人少太多，金钱损失是一方面，面子上也会过不去。所以，大家会挤出所有的时间来干活儿。除了倒开水和上厕所，一刻也不离开缝纫机，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我家乡的农民形容自己很忙，总喜欢说“我连放屁的工夫都没”。在服装厂，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因为坐在凳子上没法放屁，总要挪动一下屁股，这一挪，又比别人少缝一道线。做到中午12点，下班铃准时响起，大家才站起来，匆匆忙忙往餐厅赶。炊事员把蒸好的米饭倒在不锈钢大盆里，大家自己盛，吃多少盛多少。然后在窗口排队打菜，菜的份量很少，一个人只有一勺。羽绒服厂的伙食很差，经常是清水煮白菜，或炒些土豆条萝卜条之类的。每天食堂里吃什么菜，我们就知道市场上什么菜最便宜。在北京服装厂里，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数湖北人最多，远超其它省工人的总和。无论到哪家服装厂都有湖北人，且不在少数，其中又以宜昌和恩施的土家族人最多。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量的土家人能在北京服装厂站住脚，可能和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土家人大都生活在清江两岸的大山之中，擅熏制腊肉。经过一个冬天的熏烤，腊肉的水分都被烤干了，黑得跟碳棍一样。据土家族的工友说，这样的腊肉在家里挂三年都不坏。每年正月，土家人来北京服装厂打工时，带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黑腊肉，哪个人不带几十斤呢？有的人甚至能带100多斤，足够吃一年。当然，腊肉吃之前还要处理一下。用木柴生一堆火，把腊肉放在火上烧，烧得滋滋冒油，肉皮烧得焦黄，再拿去反复清洗，把表层的黑色洗掉，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中午快下班时，有很多土家人都会提前去餐厅，用自己的煤气灶炒一盘黑腊肉。这种腊肉非常好吃，有一股好闻的柴香味儿。有时候连老板的家人也忍不住要来夹一筷子。有了炒腊肉，服装厂食堂里的菜也就可有可无了。所以，无论服装厂的伙食如何差，他们也不会抗议。而其它省份的人，由于没有这种黑腊肉，很快就被饿跑了。无论冬夏，吃过饭就上班，没有休息时间。有的人吃饭快，几分钟就吃完了，碗一冲就跑进车间接着干。衣服做好，抱到质检房，质检员会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上胶布，再抱回来让工人修改。如果抱回来的太多，脾气不好的工人就要生气了。所以质检员是个得罪人的活儿，经常有工人跟质检员吵架，甚至还会动手打起来。下午的工作要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下班铃声响起，大家再跑去餐厅吃饭。中午炒过黑腊肉的土家人往往不会再炒了，就吃食堂里的饭菜凑合一顿。和中午一样，吃过饭就干，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也有工人会听收音机，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每天用录音机放流行音乐，每次放都是《两只蝴蝶》，听了几百遍之后，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就恶心得浑身鸡皮疙瘩。一个土家小伙子也听烦了，一次，当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他突然跳起来把录音机摔了。为了给工人提神，老板也在车间的墙角安了4个大音箱，给工人放流行音乐。有一天，大姐心血来潮，拿着话筒站在库房的窗口边唱了一首《小薇》，出乎意料地好听。唱完大家都对着窗口鼓掌。大姐还挺不好意思。一直干到午夜12点，下班铃响起。按月算工资的（熨烫工、手工、质检员）马上就跑了，而计件算工资的（缝纫工）却并不急，还趴在缝纫机上干得热火朝天，直到大姐笑着招呼大家：“好啦，下班了啦，明天再干也跑不掉的。”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去。下班之后，先去洗澡。10平米的洗澡间，挤进去30多个男人，白花花全是肉。不抢不行，老板抠门，只装了两个太阳能热水器，晚一会儿就没有热水了。如果是冬天，就一个星期洗一次。没有热水，就接一桶凉水，把烫衣服的蒸汽管插在凉水里，吹一会儿水就热了。那时候，有很多熨烫工总喜欢借此向姑娘献殷勤——帮她们吹一桶洗澡的热水。洗过澡，大家再挤在水龙头前洗衣服。此时是一天中难得的自由时间，有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会端着洗衣盆，找机会凑到姑娘的身旁，一边洗衣服一边说上几句话。如果有在流水线上打过工的人，应该都会露出会心地微笑吧——因为很多人的恋爱就是这样谈起来的。有的男人体贴媳妇，会让媳妇先休息，一个人来洗夫妻二人的衣服；也有的男人不要脸，觉得娶了媳妇就该给自己洗衣服，完全不会考虑到媳妇也跟他们一样劳作了16个小时；还有的夫妻互相体贴，一个搓衣，一个淘洗，洗完了一起睡。有人肚子饿了，就泡一碗面吃；有的则就着卤鸡爪喝瓶啤酒。等上床躺下时，往往已经凌晨1点过了，距离起床时间只有6个多小时了。那时候我常常感慨，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每天也只做12个小时，而我们服装工人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多工作几个小时。尽管已经这样了，有几个土家族姑娘还会把做的半成品口袋和帽子提到宿舍里，坐在床上翻好，以方便第二天做。大家见了，纷纷开始往宿舍里带手工活，以便能在上班时间做出更多的衣服。其实，衣服如果做得比老板想象的快，老板就会压低工价，整体工资并不会上涨。现在人都说“内卷”，可看看我们底层农民工，十几年前就已经内卷到了何种程度。我曾辗转过很多工厂，之前有一家，每到做新款时，各组就派一个代表，一起去办公室跟老板“议价”——几乎每次都谈不拢，谈不拢就罢工。那家厂的工人也团结，都不上班了，躲到宿舍里打牌。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把每件衣服的工价加两三块钱。而在这家羽绒服厂，我们只罢过一次工。而且其它省的工人都罢工了，只有十几个安徽人不罢工。罢工了一天，每件衣服只加了2毛钱，之后再也没人提罢工了。最近刷微博时，我看到有人写，一位大公司高层的妻子去监狱见老公，老公一见她就哭。因为涉恶，这个男人被分配在劳动岗位，每天戴着2副口罩，踩缝纫机9小时，劳动完头发、鼻孔、耳朵里都是毛絮。听说不交罚金，以后很难减刑。他被判11年，哭着反复叮嘱妻子，一定要把罚金交了，他想早点回家。我一下就想起自己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感慨万千。我们差不多每天要做15.5个小时，劳改犯才做9小时，我们比劳改犯还多6.5小时。劳改犯有两副口罩，而我们连一副都没有。真是还不如劳改犯呀。羽绒服厂虽正规，但居住条件依然很差。男宿舍不到20平，有3张高低床，床板1.5米宽，一张床板睡2个人，能睡12个人。我们宿舍住了11个，一个土家小伙自己睡。夏初的一天晚上，大姐领进来一个男人。男人胡子拉碴，眉头紧锁，一脸愁苦，看上去足有40多岁了，姓周，河南人。大姐让他跟那个土家小伙一起睡，说完就走了。我们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他25，我们都很吃惊，怎么看着都不像啊。土家小伙嫌小周太脏，说什么也不同意跟他睡。我跟土家小伙说，要不咱换换？我跟我老乡睡。我把盆借给小周，他去洗了个澡，回来把胡子刮了，一下看上去就年轻了10多岁。后来，老板安排小周打包衣服，一个月600块钱。有了工作，小周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人也变得开朗了。到月底领了工资，又买了身廉价的新衣服。穿着新衣服，站在镜子前面好一番搔首弄姿之后，他的自信忽然膨胀了一般，突然宣布他要追求“厂花”。紧接着就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小周的美梦。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小伙子洗澡时，热水器突然没水了。小周满身的泡沫还没冲，往热水器里加冷水的开关在外面。小周把毛巾盖在身前，问大家，我就这样能出去吗？几个工友几个对视一笑，一个说：“能出去，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开放得很……”另一个说：“我上次就是这样出去开水龙头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小周就用毛巾挡在前面出去了。外面是一排水龙头，有10多个男女站在那里洗衣服。加水的开关在他们背后的墙上。我们伸头看到，小周走过去，踮起脚，左手按着身前的毛巾，右手去开水。一个女人突然扭头看到光屁股的小周，尖叫了一声，大家都回过头来看，尖叫声此起彼伏。女人们都跑了，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踢了小周几脚。第二天，老板听说这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没多久，小周就离开了。这年秋天，我站在厂门口，远远看到一个人扛着蛇皮袋走过来。走近了才认出来是小周。小周变得比初进厂时更憔悴，眉头拧得更紧，胡子也更长了，浑身脏得冒油，跟个老流浪汉似的。他说他刚坐公交车去新发地批了一袋梨，准备去摆摊卖。小周把装满梨的蛇皮袋放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把汗，要打开袋子请我吃，我赶忙拦着，小周正在和我说话时，往厂里看了一眼，突然扛起梨袋子转身就走了。服装厂星期天也上班，一个月只在月底有一天休息。而且所有的服装厂都在月底放假，那天坐公交车就特别挤。于是有工人向老板提议，希望能改个时间放假。老板巴不得晚几天发工资呢，就改成月初6号放假。于是，每个月到了5号的夜里9点钟左右，小组组长就拿着账本轮流到办公室里算工资。只发40%的工资，剩下的60%到这年腊月放假的时候再一次性补发。如果中途离厂，那剩下的工资就要不到了，一直到2011年，服装厂才改为每月结清。这天晚上是就是一月一度的“羽绒服厂狂欢夜”。深夜12点下班后，很多工人都欢叫着跑出车间，40多岁的老员工土家人老李总是笑着喊老板的二女儿：“二姐，今天晚上摸几把？”负责给工人算账的通常是大姐的老公，二姐的老公也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他是沈阳人，长得很帅，人也非常义气，工人都很喜欢他。当初他和二姐谈恋爱时，老板不同意，嫌他家穷，他就一个人回了沈阳。他进到家里，发现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奇怪地看着他的身后，他回头一看，二姐竟然来了。二哥很能干，每天晚上负责打包，把衣服装到面包车上，第二天一早开着车，带着二姐去商场里卖衣服。这天晚上，所有的工人都睡得都比平时晚，有的甚至彻夜不眠。有喝小酒的，有去小超市玩老虎机的，谈恋爱的，斗地主的，还有十几个男人聚在一间宿舍里“炸金花”。第二天上午，我们起床之后，“炸金花”的就散伙了。半个晚上的时间，有的人就把刚发的工资输得干干净净，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睡了；有的人赢了不少钱，兴奋得睡不着，就拿着这些钱出去喝酒。这一天，我们要去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老家打个电话，寄些钱。再去外面逛一逛，就像长久坐牢的人出来放风一样。下午回到厂里，做一顿丰盛的晚饭，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为接下来一个月高强度的劳作做准备。我时常会在这一天在北京街头行走。工友们提醒我要时刻小心些，不要被查暂住证的抓住。看到有查证的，就躲着点儿。还有工友说，好几年前，他曾被抓住遣返回了老家。可是他是办理过暂住证的，联防抓人的时候，他把暂住证拿出来递给联防，却被一把撕成了两半，问他：“现在还有暂住证吗？”北京大红门有几座商贸城，以批发服装为主，总是人山人海的，我们这些在服装厂打工的人都喜欢去那里逛。一次下午2点多，我走在商贸城外面的人行道上，看到对面是“北京工贸技师学院”。我以为是一所技校呢，就打算过去看看，是否能学一门手艺。我走到学院外面的路口时，突然发现有警察在查暂住证。只有一个警察穿着制服，别的都穿着便衣。我想扭头往回走，可已经离得太近，被他们看到了。我心里盘算着，如果突然往后跑，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逃犯，一齐扑上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衣着寒酸，一下就被盯上了，走过他们身边时，一个便衣先是指着我，又对我招招手：“好好好，你丫的嘴硬，给我上车，把你遣返回老家去！”他把警车门打开，把我推了上去。车厢挺大，车窗都是深色玻璃，从外面看不到车内，从车内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外。警车后部还坐着两个中年妇女，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和我一样，衣着朴素，一看就是普通的打工者。都是拒缴罚款被塞进来的。一个便衣又拦住了两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把暂住证拿出来看看。”“你们脖子里戴着金项链，会没有50块钱？甭跟我掉腰子，快把钱拿出来。”两个姑娘只好拿了100块钱出来，递给便衣，便衣又把钱递给那个穿制服的警察，那警察给她们写了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姑娘还笑着恭维那名便衣：“你咋这么厉害呢，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不是北京人？”那姑娘接过警察写的纸条问：“我们走到前面再被查了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把纸条拿好了，这就是你们的护身符，今天肯定是不会再查你们了。”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衣着破旧，长得瘦瘦的，弯着腰，背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走过来，被一个便衣拦住了：“你——过来过来。”那男人愣了一下，脸上显出惊恐的样子，把蛇皮袋一扔，转身就往后跑。两个便衣抢步上前，一把薅住了。把他扯过来，把他的脸按在警车的车窗玻璃上。另一个便衣把他的蛇皮袋踢到警车下面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其中一个中年便衣像黑社会一样，戴着个大墨镜，呲着牙，下巴往前伸着，用一只手按着男人的脑袋，恶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跑什么？嗯？你跑什么？打你XX的……”男人好胆小，居然哇哇地哭了起来。最终还是缴了50块钱，拿着警察写给他的纸条，背着蛇皮袋哭着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钻到车里来，问我们：“你们想好没有，是愿意罚50块钱，还是遣返回去？”车里那个小伙子极不情愿地缴了50块钱，拿着纸条走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又上来问了一遍，一个中年妇女叹了口气，无奈地缴了50块钱，也走了。中途不断有人被塞进来，又有人熬不住，缴钱走人。我就不缴，我倒要看看他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一直等到傍晚，便衣又上来问了一次：“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再不缴钱真要把你们拉走了！”我们这最后6个榨不出油水来的穷鬼都坐着不动。等了一会儿，警察可能要下班了，就把我们6个都放了，50块钱到底也没缴。早知道现在会把这件事写出来，真应该把罚款缴了，留下那张纸条做个纪念。我现在也不知道那纸条上都写了些啥。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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