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次，我情愿五爱街“穆桂英”没有见义勇为 | 人间

原创三胖子人间theLivings

普通人的人生没有“如果”，容错率还极低，那次看似莽撞的仗义之举，让她彻底失去了反转命运的机会。

配图 | 《吉祥如意》剧照

2001年12月末，眼瞅着快过大年了，五爱街里人如潮涌，买卖兴盛。

这种时间点，大批拿货的老板会比平时少一些，而零买的顾客一层叠一层，在趟子里只能小步朝前挪动，老长时间都走不出5米远。顾客们左顾右盼，盯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这些商户就盯着他们，寻找着各自的“猎物”。

一个周末，一位零买的女顾客出现在我的档口前。女人脸盘很大，一脸肥肉，妆很厚，到肩卷发散披着，鬓角汗渍清晰。她的胳膊上搭着一件红色羽绒服，腰里别着一部火柴盒大小的黑色BP机，一只坤包被她的肉手紧紧地捂在身前。

我抬眼往后一瞧，发现这胖女人身后不远处有个留寸头、长相帅气的男青年。她旁边还有个30多岁、穿黑色棉袄的中年女人。中年女人一脸菜色，眼圈略微发黑，看商品时目光游离，我凭经验判断，她并不是来上货的老板或零买的顾客。

我皱皱眉，心情有些烦躁，就对那个朝里张望的胖女人说：“往前走、往前走，我家衣服你穿不了，没有大码。”我家服务员迅速领会了我的用意，也往外推她：“不零卖、不零卖。不退不换啊，不买的往前走。”

胖女人显然不明白我们的一番苦心，只觉得我们服务态度十分恶劣。她皱了皱蒜头鼻，两只小眼睛从原先的位置上站立起来，两条虫子一样的眉毛也跟着站了起来。

“我咋穿不了？”她一叉腰、一伸手，半截肥胳膊轻而易举地挡住了服务员的手。

这下，服务员不说话了，抱起肩膀，拿胳膊肘轻轻推了我一下，意思是：“咱该提醒也提醒了，她非要往枪口上撞，咱有啥办法？”

我的后背潮起来，更紧张了——如果我再多说话，就属于挡人财路了，这样很可能会遭到那伙人的疯狂报复。可我还是变了脸色，让胖女人赶紧走：“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胖女人气得直哆嗦，但也拿我没辙，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跟那个穿黑棉袄的中年女子撞了个正着。

“瞎啊！”胖女人憋了一肚子的气，口气不善。

身穿黑袄的女人倒没有计较，连声说对不起，还点头哈腰的。我跟小服务员迅速对视一眼，心里都明白，她已经得手了。就在她低头道歉的一瞬间，胖女人的钱包已经转移到了身后的那个年轻小伙的手里。

他们走后，我家服务员就乐了：“姐，你看咋样？有些人像驴一样倔，你救不了。”

我顾左右而言他：“你也学着点儿，看着没？刚才她把人撞了还骂人家瞎，人家一个劲儿给她道歉，但是她的钱包已经让人给下（偷走）了。我是骂了她，态度也不好，却是真心实意想拯救她的钱包。所以，社会上真惯着你的人一般都有所图谋，不见得是啥好事儿。”

当天中午，我正在档口里拢账，一张百元钞票忽然从天而降。

我一抬头，是上午那个年轻的男扒手，他一面朝趟子外走，一面回头朝我点头示意——这是行里的规矩，扒手在谁家档口得手，会根据当天所得给档口老板“分点红”。

这种钱哪能要？我让服务员赶紧追人还钱，可服务员却不干：“姐，你不要我要。他们这帮人你还不知道吗？不要就是不给面子，到时候祸害咱们犯不上，那都是防不胜防的事儿。”

服务员拿这笔赃款去买了雪糕等各种吃食，从趟子头开始挨家分，分到我家对面档口时，那个新来的服务员闫小霞却没有接。

“我不要。”闫小霞脸色挺冷，把脸偏了过去，“啥东西都吃啊？”

闫小霞的老板娘正张着涂得腥红的厚嘴唇嗦啰第一口雪糕，见大伙儿一时愣住，她打起了圆场：“不吃拉倒，哪儿那些话儿呢？”

我家服务员尴尬地出了她家档口，分完东西回来，还是一脸的愤愤不平，说闫小霞太能装犊子了：“不吃就清高了？能代表啥？谁还真差那一根雪糕是咋的？不都是没办法吗？再说，还能把那钱直接扔掉吗？那还犯法呢！”

我一边算账，一边劝她别往心里去，说闫小霞是新来的，五爱街这里边的道儿道儿她不懂：“咱也尽力了，咱不也得活嘛，要不那几个小子三天两头坏咱，咱买卖干不下去不说，不也犯话（跟对方说废话）吗？她懂个啥？”

服务员听后笑了，感觉我们还挺有理的。我一面说“那当然了”，一面不怀好意地笑：“看过电视没？古装电视剧里那些贪官都像咱这样‘不得已’，整个官场都贪，他怎么办？不贪就会被当成另类排挤掉，所以只能跟着。犯事儿时候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官场规则，非说是自己不得已。”

这下，小服务员终于听出我话里的“骨头”来了。她拿着雪糕站起来，“噌噌”往外走，没一会儿就两手空空的回来了，懊恼地说：“我把雪糕给扔了，眼不见心不烦”。

闫小霞长得挺漂亮，细高大个儿，瓜子脸，披肩发。学卖货学得也不慢，两三个月就能拿得起来了。她跟老板娘谈工资，老板娘欣然应允给她涨薪，但店里一个叫李月的老服务员不待见闫小霞，常常挤兑她。档口里打水、拖地、熨样子这些零活应该由服务员轮着干，可她全推给了闫小霞，没事儿还老呲她。李月私下里还抱怨，觉得闫小霞一个新手，不应该跟她平起平坐、拿一样的工资。

那天，我家服务员又听了李月的一通抱怨，回来跟我说：“姐，你说这人怪不怪？老板娘给开工资，又不是从她兜里往出拿钱，你说她咋就见不了别人好？人跟她一样干，甚至干得比她还卖力气，咋就不能跟她挣一样多的钱？”

我说有些人就这尿性，又突然感到诧异：“不对呀，送雪糕那回，闫小霞不是把你撅得满脸大紫泡吗？你咋还替她说话？”

服务员淡然地说：“一码归一码。闫小霞那人直性、实诚，真交还是得交这样的人。你看李月，长得就斜眉吊眼的，总欺负人家。大家都是给人卖货的，真看不惯她拿着鸡毛当令箭那熊样。”

我让我家服务员没事儿劝劝闫小霞，与其吃李月的下眼食，一天憋气带窝火的，还不如换一家试试。李月是老服务员，跟她家老板娘那么长时间了，双方都磨合得差不多了，大概率是不会走的，所以，闫小霞就算干得再好，也很难上位。

我家服务员借着一块儿上厕所的机会劝过两回，闫小霞倒也听劝，不久就从对面的档口里消失了。

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怪。次年6月，闫小霞又回到我家档口对面卖小衫。此时对面档口早已换了几茬老板，新老板是个社会人，膀大腰圆，胳膊上左青龙、右白虎，满是霸气的文身。

闫小霞能干、肯吃苦，为人实惠不计较，很快就得到了男老板的赏识。老板对她挺好，平常“闫小霞闫小霞”地叫着，并不给她脸色看。可这天，闫小霞却因为多嘴被老板开除了。

一个女顾客进店后，闫小霞就发现这大姐让扒手给盯上了。她想提醒，但话不能明说，就说大姐太胖，“咱家小衫是广州货，码小，你穿不了，你上别人家转转”。

大姐性格脾气倒挺好，一点也没生气，说自己就喜欢这小衫的版型，执意要试。闫小霞不好再往外推了，毕竟老板还在边上呢。于是她随便找了一件，找衣服的时候还提醒大姐可以把包放在自己这里暂为保管——这是行里常有的事，有些老顾客上货带的钱多，到五爱街的第一时间就会将钱扔给自己相熟的商家保管，以免被扒手给盯上。有时零买顾客的钱包有危险，一些心善的服务员也会提出可以帮忙保管钱包。不过，这位大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拒绝了闫小霞，然后将包摘下来，提在手里。

闫小霞麻利地将包装袋撕开，把衣服递了过去，此刻，大姐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被漂亮衣服吸引了。扒手抓住时机，就在他下手的一瞬间，闫小霞尖声惊叫：“大姐，小心包！”

我惊愕地抬起头，朝声音的源头寻去，发现对面档口的男老板面部表情快速从震惊切换到了愤怒。扒手站在那里没动，神情自若。倒是大姐一脸的惊恐，将包紧紧地搂进自己怀里，立刻对喜欢的衣服丧失了兴趣，逃得无影无踪。

很快，扒手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男青年，两人一里一外，大大咧咧地走到了闫小霞的面前。一个男人的鼻尖几乎贴到闫小霞的鼻尖上了，却只看着她，不说话，似乎要将她看化一样。

我站了起来，我家服务员紧张地抱起了双肩。这时候闫小霞紧张吗？谁也不知道。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见俩人正无声地对峙着。几分钟后，两个扒手气定神闲地撤出了档口。擦身而过时，男老板故作熟稔地拍了拍其中一位的肩膀，充满歉意地说：“哥们儿，不好意思啊！”

只见闫小霞的两肩不由自主地往下塌了一下，但旋即又被刻意地拔了起来。再进档口，男老板开口就骂：“你头一天上行吗？这事儿提醒提醒得了呗，整那么明显干啥？”

年轻气盛、见义勇为的闫小霞当然不服气，说自己不能眼瞅着顾客的钱被偷。

“偷你钱了吗？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你认识她吗？”男老板的脸色越来越差。

“他偷钱我看着了能不说吗？那我还是人吗？”

“你是人，你是人，等这帮人找你麻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人了！”

左右档口没人吱声，大家都知道男老板说的没错，然而，也不能说闫小霞错了。我告诉我家服务员，让她提醒闫小霞今天早点走，怕晚了遭人堵。

我家服务员过去之后，一面让男老板消消气，一面把将闫小霞拽到一边说了一通。冷静下来的闫小霞似乎有些后怕了，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老板，说想请假早点儿下班。

老板板着面孔，伸手拉开腰包，从里面抽出了几张现钞来递给闫小霞，让她明天不用来了：“我请不起你这样的穆桂英。”

闫小霞的一张脸霎时通红，刚要顶嘴，我家服务员拿胳膊捅了捅她，接着劝：“不来就不来，在家歇两天，躲躲，避避风头。你不知道那帮人惹不起，祸祸人。”

“挺大一个老爷们儿比我一个女的还怕事！”闫小霞伸手抢过钱，用老板能听到的音量抱怨道。

闫小霞三下五除二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拿包就往外走。她刚走出档口，我就看见一个男青年远远地跟了上去。当时我也年轻，容易头脑发热，有那么点儿虎劲，直接把自家买卖扔给了服务员，跟了出去。

到了五爱街大门口，我发现那个男青年朝着闫小霞相反的方向走了。难道是我多虑了？我站在大门口最高的那级台阶上没有动，想再观察一下。此时，闫小霞已经走过了前面的一个十字路口。她左顾右盼地小跑着，到了马路对面，还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鞋——我这才注意到，闫小霞刚才光顾着换衣服，没来得及把上行穿的高跟鞋换下。

此时我还想：一会儿回档口，得让我家服务员去对面帮闫小霞取鞋。不然那男老板很可能会把她的鞋给撇了，鞋子放我这儿，等她再来上行，直接取就行。

我刚想转身，就听远处传来“啊”的一声惨叫。再回头一看，一辆摩托车快速驶过，闫小霞则蹲在地上，似乎抱着头。

“坏了！”我撒腿就朝那边跑，跑过去的时候，周围已有不少人围观，路人都露出惊魂未定的神色。我拨开围观人群，看到了血，立即蹲下扶着闫小霞的肩膀，问“咋的了？”

闫小霞抬起眼睛，惊恐地看着我，分明已经吓傻了。她嘴唇哆嗦着，没哭，也没说话。我翻开她捂住脸的手掌，见她的腮帮子斜贯着一条口子，红肉外翻，鲜血直淌，血从脸颊淌到下巴，然后“滴嗒滴嗒”朝下落，把她衣服前大襟、裤子、鞋都打湿了。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十分嘈杂，有人告诉我哪里有药房，有人描述着自己刚才所见，还有人问我：“这姑娘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额上冒出汗来，手心里也全都是汗，赶忙跑到公用电话亭打110。警车很快驶来，从上面走下来两个“大盖帽”。我迎上去，陈述我看到的一切，当然包括刚刚在行里发生的事儿。

两个警察互相对视一眼，建议我们先去医院。

“公安医院。”警察的声音跟车门闭合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我拉起闫小霞要打车，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没带钱，又重新回到公用电话亭往档口打电话，喊服务员把腰包给我送下来。撂下电话后，我让闫小霞给家里去个电话，这么大事儿，她家里得有人在。

闫小霞稍微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听了我的话。接通后，她轻声跟对面说：“妈，没啥大事儿，小口子，就划破点儿皮。你来也行，不来也行。”

没一会儿，我家服务员踩着拖鞋，呼哧带喘地跑了过来，乍乍呼呼地喊：“咋的了啊？人呢？人呢？逮住没？我X他妈的，这帮瘪犊子也太过份了！”

没时间多说，我嘱咐她看好档口，就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一路上，闫小霞始终未发一言。

公安医院有一个好，就是人少，不用等，挂了号就能看。排我们前头的是个社会青年，染了个黄毛，穿得五颜六色的。他的手从腕处折断，疲软地耷拉着，小脖梗梗着，身后跟着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小混混。听他们唠嗑，好像是两拨人刚在西塔街边上拿着西瓜刀互砍，小伙子的一条手筋被人挑断了。

终于轮到闫小霞了。大夫叫她进去，我赶紧跟在后面。为了不让大夫觉得我们是跟刚才那帮社会青年是一路货色，我连忙解释：“大夫，我们不是打架，我们是被打一方。在行里她看见有人扒窃挺身而出，出市场就让人报复了。”

男大夫的目光从镜片后面伸了出来，像飞虫一样，先轻悄地落在小霞那血肉模糊的伤口上，之后又淡漠而快速的扫过我们。他似乎并不关心这伤究竟是怎么来的，也不关心脸上的伤口会对女孩子日后的命运造成何种影响，只冷漠地对我说：“得缝针，如果要鉴定，出去交钱。”

连检查带法医鉴定，我交了2000多元，之后是缝针，护士问我是“缝美容针”还是“缝一般的针”。我想，在姑娘脸上动针脚，这钱不能省，于是一再表示要缝美容针，还天真地问：“如果缝了美容针，是不是就不能落下疤？”

护士瞅都没瞅我一眼，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闫小霞进了手术室，不一会儿，她家里人来了。

她妈一头花白发，穿着一件过气且不太合体的衣服，灰布裤子，脚上的鞋样式跟她年龄并不相符，明显是捡女儿不穿的。我简略地介绍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她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担忧，甚至没有意识到女儿有可能“破相”了。

我说完，她竟另找话题，主动向我介绍起自己的家庭情况。她说自己从前是开厂子的，后来认识了一个南方男人，对方骗她生了3个孩子就跑了，老小（最小的孩子）都没有上户口，政府要罚她，她却没有钱交罚款。现在孩子都过了入学年龄，她只好不停地去派出所反映，“好歹让孩子先把学上上，要钱我也真没有，要不他们就瞅着我孩子不能去上学”。

之后，她开始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自己开厂时有多风光，强调自己原先“可不是这样”。我一方面惊讶于闫小霞的家庭情况如此复杂，另一方面又怀疑，是不是长期不如意的生活已经摧毁了眼前这个女人脆弱的神经，她的脑子似乎是糊涂的。

等闫小霞从手术室出来时，脸上多了一条长长的白纱布。她的神情冷冷的，似乎跟这世界保持着很远的距离。我迎上去，多余地问她：“怎么样？”她先瞥了一眼自己的母亲，然后才回头说：“挺好。”

她手里拿着单子，把医生交代的话转述了一遍，之后，迟疑地望向我：“姐，鉴定费你都交了，有用吗？能抓到人吗？有鉴定能咋的？”

我十分肯定地说，有了鉴定就能定他们的罪，够判了。闫小霞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用不用请律师啊？我看演电视都需要请律师，我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

我虽然也是个半吊子，但懂得比她多一些，十分笃定地告诉她说，这是刑事伤害案件，是公诉案件，用不着请律师。闫小霞突然感叹人还是得念书：“等我伤好了，我还得上行，说啥也得把我小妹供出来，一家至少得有一个出息人。”

这话，把我嘴边的那些安慰的话直接给吓了回去——她都这个样子了，还能上行吗？

一周后，我带着闫小霞去派出所，问案件咋往下处理。一个年轻警察说他们还没破案，没抓着人：“他们肯定跑了，回去等信儿吧，有信儿我通知你们。”

那时的五爱街发生过很多偷窃、伤害、纠纷案件，即使报警，最后都会不了了之。于是，我态度十分强硬，坚持让警察去抓五爱街的那些扒手，认为只要把他们“清了”，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还能牵出一大串败类来。

年轻警察问我：“证据呢？就算是你说他们是小偷，你也得抓住他们的手吧。”他说办案要讲究证据，靠推测不行，不可能仅凭当事人或旁观者的推测就把人抓来严刑拷打，那样不合乎程序也不合法，“不是有案子我们不破，有时候我们抓了人，检察院觉得证据不充足，一样把人给放了，费那么大劲儿抓人，白抓了”。

这套说法一点儿没毛病，但我仍旧很气愤：“抓人不合法难道伤人就合法吗？这么明睁眼漏的事儿还要什么证据？先抓回来审一审，作贼的哪有不心虚的？”

“谁告诉你作贼的都心虚？嘴还都硬呢，不见棺材不掉泪，咬死就不承认，你没有证据能把他咋的？人反告我们，我们这身皮都有可能被扒了。”

“咋的，你们怕无赖不怕老百姓吗？受害者好捏咕是不？你们不就是除暴安良的吗？”

我越说越激动，闫小霞却轻轻地扯了扯我的衣服：“姐我们走吧，不就是划了一道口子吗？也没啥大不了的。我妈说过夏长新肉就好了。这点小事儿，估计警察也不会管。别到时候再把警察惹火了，对我们更没有好处。”

争执声引来了不少人，一个年龄稍大的警察过来安抚我们。他态度特别好，请我们给警方时间，还说如果以后看见嫌疑人了可以马上报警，“我们立马出警”。

然而过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案情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此时，闫小霞脸上的伤早已拆线，巨大的疤痕看起来十分狰狞。照过镜子，闫小霞终于意识到那道口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她情绪低落，十分茫然，因为没有倚仗，她连脆弱的资格都没有。

闫小霞从来没有追问案情的进展，好像从一开始她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相反，她把欠我几千块钱医药费的事一直挂在心上，每次打电话给我，都说自己一有钱就会马上还。

闫小霞顶着一张破了相的脸，出门找工作了。此时的她回五爱街卖货已是不可能，只能去五爱街周边的小吃部应聘服务员，还想在五爱街做“拉驴的”（托儿），但都没老板要她。后来，我听说她在饭店后厨洗碗，也干保洁，还戴着口罩去侍候瘫巴的病人，给人收拾屎尿……

我曾经想过让她来我的档口里工作，但很快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这不现实，她站在档口会吓退顾客，而我也要挣钱吃饭。更何况，那时我的买卖一般，婚姻生活一地鸡毛，就连给闫小霞垫医药费的事都瞒着婆家。

我觉得很无奈，相当无力。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挣很多很多钱，可能就不会这样身不由己，凡事作不得主张。后来我也的确挣到了一些钱，可生活中却仍有一些事让我感到无奈、无力。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

站在喧闹的五爱街，我常会想起闫小霞。她的离开，没有对五爱产生任何影响，熟人们薄情而健忘，很快就忘了闫小霞以及她的不幸。对面档口的男老板早换了新服务员，那女孩长得漂亮、身材好、能说会卖货，男老板对她非常满意。

有几回我想联系闫小霞，但都放弃了。一来联系上她我也不知道说啥，啥忙也帮不上；二来也怕她多心，合计我是为了追她还钱。除我之外，我家的服务员也一直惦念着闫小霞，还去看过她一次，回来就向我感叹：“这年头，好人真是难当！”

她一直认为，闫小霞就不该管那档子闲事：“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自己都顾不过来，还要顾着别人的钱包。”

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那个差点儿被偷钱的女人呢？别说感谢或者为这件事儿负点责任了，恐怕真知道出了事，人家也会马上摘清自己，并骂闫小霞是自个儿愿意。

虽然闫小霞对抓住凶手不抱希望，但我还是一直在追问案件的进展，把警察弄得挺烦。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派出所堵负责此案的民警，对方总告诉我“等信儿”。我问他：“如果你们永远破不了案，那她就只能认了吗？”

最后实在没招儿了，我想到了原单位的处长——在来五爱做买卖之前，我曾是个公职人员，处长对我不错。

处长听我说完闫小霞的事儿，半晌沉吟不语，末了也让我“回去等信儿”。一听这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以为他也是在敷衍我。没想到，没过多久，这案子就有了新进展。划闫小霞脸的人被抓到了，移交给司法机关，进了看守所等着判刑。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下，同时，也平生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当年冒然辞掉公职，是否太冲动了？

我是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大学生，从学校一毕业就进了公家单位。那时候，我对“命运”还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自己想挣更多的钱、想在婆家有地位、想把父母接到沈阳享几年清福。

工作不久，我就提出辞职。当时处长还找我谈话，劝我三思而后行，说这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一生的命运。而我坚持认为，自己还年轻，可以凭借能力闯出一片天，不必将一生困在一潭死水一般的行政机构里。如今时过境迁，现实打脸。闫小霞这事儿，我跑了两三个月也没啥信儿，但处长给某个朋友打了个电话，人家过问了一下，就进展神速。

两相对比，我感到十分受伤。

闫小霞却不知其中的波折，以为全是我锲而不舍的功劳。我不知道该跟她怎么解释——案件告破，并没有给闫小霞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没有赔偿，也没有被认定是“见义勇为”。

大约过了四五个月，闫小霞来五爱街找我。她戴个大口罩，头上顶个黑色前进帽，很瘦，把自己包得很严实。一开始我都没认出她来，她也没摘口罩，只说：“姐，是我。”

我问她咋来了：“咋样啊？搁哪儿干哪？”

闫小霞的眼圈倏然红了，泪却被噙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想必这半年，闫小霞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她极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说自己挺好的，不用惦记。

我告诉她，对面的男老板走了，也没挣着啥钱，后来就在五爱街消失了。闫小霞朝对面看了一眼，眼神有些黯然——那是她在五爱市场停留的最后一家档口。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她很可能会在五爱街扎下根来，凭借自己勤劳改变命运。要么出去干零售，要么找一个做买卖的小伙子结婚，两口子齐心协力做买卖。但普通人的人生没有“如果”，容错率还极低，那次看似莽撞的仗义之举，让她彻底失去了反转命运的机会。

我让闫小霞等我下行，我要请她吃饭。她说不行，自己是请假出来的，“有点儿（时间限制）的”。说完，她低头翻找衣服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卷钱，我瞬间变脸，问她：“这是干啥？”

“姐，那事跟你没关系，那钱也不能让你掏，那我成啥人了？”

我站起来跟她急：“闫小霞你要是把钱还我，咱姐俩以后不能见面了，你也别管我叫姐。”

“姐，你不要这钱是看不起我。我有手有脚，我不用别人可怜我。”

我说我不是可怜她，她见义勇为，我做不到，也不敢像她那样做。

“你是这个。”我朝她竖起了大拇指，“虽然没有人说你是这个，但我知道你是。五爱街小偷遍地，只有你敢挺身而出，五爱街的好老爷们儿都不如你！可是姐能力有限，不能帮你太多。”

我急赤白脸的，执意不收钱，闫小霞只好把那卷钱收起来。我让她快回去上班，她不肯，又跟我聊了一会儿才离开。没过多久，我接到闫小霞的电话，她说她把钱压在刚坐的那撂货底下了：“你快把钱收起来。我真不能要你钱，那我成啥人了？”

我掀起那包货，抖搂开，发现了那卷钱。新来的小服务员看了，边摇头边叹气：“这人，啧啧啧，你看这人，真讲究——唉，这样人咋能是这样命呢！？”

从此以后，闫小霞再没来找过我。

2006年，五爱街一个干“储泡”的（买卖尾货的人）跟我说，他在万柳塘夜市卖冲锋衣，隔不远处有个女的让人印象深刻，“脸上有道疤，常年在那儿出夜市，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摊位，也没个老爷们儿帮手。大雨天，她一个人骑个‘倒骑驴’驮一大包货，货苫上了，自己浇成个落汤鸡——东北女的真他妈能干”。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闫小霞。当天晚上，我直奔万柳塘夜市，从头开始逛，逛了一圈下来没有看到她。再从尾又逛了一回，还是没看到她。

我不甘心，第二天又去。那时，夜市刚开没多久，商贩的摊子还没上全。除街灯外，路边的每户商家扯线拉灯，照得一个夜市丝毫没有夜晚的气息，细小的蜢虫围绕着那些马灯疯狂地飞舞。

突然，有两个女人干仗了，声音吸引了不少人围观。我一眼就瞅出其中一个是闫小霞，她戴个头巾，戴个口罩，只露出两只眼。俩人对骂，骂得挺牙碜，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和人体器官都问候了个干净。看热闹的人像在听一场相声，不时发出哄笑声。

听了一会儿，我明白了，她们之所以吵架，是因为闫小霞占了那个女人刚买的“地号儿”。但闫小霞却坚持认为那个“地号儿”是自己的，“我去年就在这儿卖”。

对方拿出收据，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还打电话给卖她“地号儿”的人。闫小霞不接招，拿过一张破布往地上一铺，随即整个人躺在“地号儿”上，说：“谁想在这儿卖货，就把货摆我身上。”

卖“地号儿”的人很快出现了，是几个没穿制服的年轻男人，也不知道是属于哪儿的。其中一个瘦高，走过来直接踢了闫小霞一脚，让她不要躺在那里装死：“不交钱就腾地方，天经地义，上哪儿你也说不出去理去——痛快儿给人腾地方！”

闫小霞似乎没听到，仍旧安静地躺着，坚守着地盘。她不反抗，也不辩解。

“你起开！”一人拽开那个踢闫小霞的小子，上来一把揪住闫小霞的头发，扯下她的口罩，左右开弓扇她嘴巴子。闫小霞坐在地上，整张脸暴露在空气中。围观的人和那个跟她争“地号儿”的女人都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轻呼。那个男人边打边骂她：“瞅你长这样，出来现这眼干啥？活不起卖（身）去啊？也不都看脸……”

我一直站在远处，不敢走近，我怕闫小霞看见我，也怕自己被闫小霞看见。

那帮小子揍完闫小霞，就给那个女人安排了一个新“地号儿”。围观的人渐渐散去，闫小霞找到地上的口罩，试图重新戴起来，却发现口罩带子已经被扯断了。她沉默着低下头，把带子打结接上，又只露出两只眼。

她把地上的破布掀起来，在底下加铺了一层塑料布，再把货品依次摆好。弄好这一切，她从“倒骑驴”上拿下一个小马扎，坐下，安静地看着面前的货品。她浑身轻松，像突然间卸下了一副重担一样。

万柳塘夜市离我家不近，我原本想打车回去，却忍不住一直走路，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丈夫问我干啥去了，我说去逛夜市了，“有个从前的朋友在那儿出夜市，去看一眼”。

“看到了吗？”丈夫问。

“看到了。”说完我又改口，“没看到。”

丈夫十分诧异地看着我，问到底看到没有？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到底看没看到呢？曾经那么正义的闫小霞，如今成了一个胡搅蛮缠的人。从前的她和现在的她是同一个人吗？是什么让她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谁该为她的命运负责？

我想了很久，还是又七拐八折地托人，找到了闫小霞家所在社区的书记。在我看来，闫小霞当年那种行为是见义勇为，而且派出所都有记录，案子也判了，那道伤疤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应该得到一点儿补偿。

社区书记姓李，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精明的中年女人，我说自己是谁谁介绍来的，她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问明来意后，李书记笑了，说自己认识闫小霞：“我跟她打过交道，真没想到她那道疤是那么来的。”

李书记告诉我，闫小霞的一个妹妹现在在“坐台”，另外一个可能在念书。她们一家住在一栋老楼里，楼上也是个低保户，因为楼上卫生间漏水，两家干过很多次仗了。派出所去过，居委会也出面协调过，可楼上那家人就不修卫生间。矛盾终于激化，最近一次，闫小霞往对方家门上泼了便溺物。

“其实也不是不修，那家也真没钱，孩子残疾，老太太还是个哑巴，生活来源就靠那点低保。”

我安静地坐着，心里五味杂陈。李书记问我：“你跟闫小霞是实在亲属（直系亲戚）？”

我摇摇头说不是。李主任便劝我不要多管闲事，说陈年往事无从考究，差点被偷钱包的女人也找不到，要认定程序更复杂，而且也给不了多少钱，“日子还得闫小霞一家一点一点慢慢熬”。

李书记说，闫小霞一家曾经享受过低保，但如今没有资格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没办法，闫小霞是个劳力，她一个妹妹工作了，她妈也没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闫小霞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她也没评残啊！再说，要照顾的人也实在太多了。”

最后，李书记说不好意思，这事儿不在她能力范围之内，“你实在想办，可以找找民政部门，想出手续、证明什么的，我可以帮帮忙”。

我道了谢，临走时放下些钱，请李书记居中调停，由居委会出面替那户哑老太太把卫生间给刨了，重新做防水，还特地嘱咐她：“千万别跟闫小霞提我。”

李书记说我真是个好人。

我心里说：那闫小霞是好人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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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胖子

还没活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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