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保险的硕士和他们的广州安家梦 | 人在城中

原创金十安人间theLivings

收录于合集

体育西路到了，这里人潮汹涌，从东南西北汇集，又四散开去，多停留一会儿都是罪过。出地铁站的扶梯又长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离开走远，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配图 |《那年，我们的夏天》剧照

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

2007年7月的一个傍晚，大雨刚歇。父亲拖着行李箱，我背着黑色背包，一前一后，走进了武昌火车站的潮湿溽热中。

彼时的我刚毕业，恰逢广州某保险公司扩招，在我们学校签了十几个硕士。武汉到广州的高铁尚未开通，只有11个小时的火车可搭乘，我就购买了晚上8点多的卧铺。

寻到车厢，同行的两个男生冠东和老范已经到了。老范学的是中文专业，冠东学的是保险，我则学金融。在校的时候，我们彼此不相识，是应聘通过后才互留了电话。他们都是独身上路，我还有父亲送行，仍带着没长大的稚气，让我略感窘迫。

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倒下箱子，往下铺底下塞，老范就弯腰把占地的箱子往里侧挪。塞好箱子，父亲又忧心忡忡地交代，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州火车站鱼龙混杂，让我出站时注意行李，不要跟同学走散了。

这时，冠东右臂一挥，豪气地说：“我们这多人，哪个敢靠近？”冠东是湖南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老乡，敢想敢闯敢干。少有年轻人会用这些词，但他昂头挺胸、气场自信，倒显得合宜。

老范也搓了搓手，说：“广州刚禁了摩，飞车抢劫是不可能了。”

父亲看出我们不以为意，又念叨了两句，就告辞了。

火车开动后，车厢走廊上的大灯灭掉了，壁上镶嵌的昏黄小夜灯亮了。我们和衣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

冠东说：“大多人一提保险公司，只知道保险代理人，为什么？因为代理人团队就过百万计。咱们一去就是后台，还是省公司，以一对多，难道还不是精英？这公司硕博比率也不高，我们去的正是时候。”

老范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冠东激动地拍床板，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说：“对！”

我斜躺着，看着黑暗的窗格。其中快速掠过的灯火，被遥遥地牵引成断断续续的直线。火车的轰鸣、同学的话语、同行者的呼吸，一起在我脑中轰鸣。这一晚，我兴奋得阖不上眼，好像即将被卷入某种庞大的叙事。

到达广州，我的第一感觉是不遑多让的热。新人们被安置在公司旗下的招待所休息。这个招待所位于荔湾老城区，在新旧夹杂的路段上。覆盖青苔的巷陌中，间或有高楼拔地而起，我抬头只看到深一块浅一块的天空。天空向前延伸，被高楼的玻璃幕墙截断；往后延伸，被城中村里的水泥屋顶挂住。

稍事休整，我们来到单位报到。这是一所世界500强的老牌保险公司，省公司下还有18个地市级分公司，这次一共招聘了百来号新人。公司专门为新人开了培训班，宣讲公司文化和业务。晨起、午间、课前、课中，培训老师都要带着我们跳操，音箱放着“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惜太匆匆”。一群人僵硬、局促地释放四肢，在桌椅间磕磕碰碰地踢脚扭臀。

培训老师嫌弃气氛不够热，说要练胆，要我们抛开羞羞答答的学生气，完成向职场人的身份转换。她让大家把桌椅都移到大厅的角落，再围成一圈，每个人单独站在中心舞一段。

轮到我时，热浪在我脸上涌动，我压抑往外逃的冲动，照抄前面人的动作，左右倒腾了两下脚。接着，老范试图以“闪现”的方式去中间走一圈，老师上前强压着他在中间多站了一会儿，臊得他满脸通红。冠东比我们强些，在中间打了一套军体拳，算小有特点。

当然，也有自在的人。有位女孩之前兼职过车展模特，她撩起衬衣，在胸下系了个结，露出小腰，轻盈地旋转。空气中荷尔蒙含量突然飙升，男生们使劲地鼓掌，老师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培训进行一周，同批来的一个女孩递交了辞呈。她是我们学校的法学硕士，人力资源想挽留这个人才，动员我去做工作。此前，我与女孩聊天没超过三句，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她，结果那女孩怏怏地挥手：“每天搁这儿可劲的躁，把我整烦了。”

两天后，她就消失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像水融入海，不留一丝痕迹。

没多久，公司改变了培训方式，安排新人们分区块去“扫楼”——就是找陌生人填写关于保险和保险产品认知的问卷。

有外出的机会，我们一开始还很雀跃，沿着地铁一号线，寻找白领集中的写字楼群。在上下班高峰期，在西门口、中华广场、体育西路这些路段，我们穿着新添置的白衬衫、黑西裤或黑窄裙，跟着衣着得体的人潮快速行进。昂首阔步间，好像我们已经成为都市精英、业界大牛了。

到了写字楼，冠东要我打头阵。他说女生看着没啥威胁，陌生人的接收度更高，他和老范在左右两侧接应。

就这么过了几天，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进写字楼时，要握住手机假装接听电话、行色匆匆地一晃而过，才可以避开门口保安的盘查；到达格子间密集的办公区域，要小心翼翼打量，尽量挑选看起来面善且四周没有同事的人询问；若被询问者直接拒绝，或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要立刻点头说“谢谢”。在我们之中，老范躬身的弧度尤其低，态度诚恳，绝不纠缠。

但意外就像避不开的狗屎，还是被我们踩着了。一次，我们仨正往办公室探头探脑，找寻合适的询问对象。突然，身后一阵骚动，有个高亢的女声喊道：“就他们。”

我扭头一看，一伙保安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我们仨扭身就跑，来不及按电梯，就推开厚重的消防门，拼命往下冲。不知道在盘旋的楼梯间里冲了多久，终于跑出了写字楼。

见后面没人追来，我瘫坐在花坛边，双脚打颤，感觉心脏要蹦出胸腔。老范的眼镜上全是雾，他取下眼镜，一边喘气一边在衣角处擦拭。恐怕他刚才已看不清路了，全凭着直觉和眼底的余光在冲。冠东出门前用发蜡固定的刘海此时也被蒸腾的汗气弄塌了，白衬衫黏黏地贴在他的背上。他把刘海胡弄到两边，呈“八”字形耷拉在额头上，又粗鲁地扇着问卷调查表，仰头痛骂。

但我耳边还盘旋着楼梯间里“哒哒哒”的脚步声，根本听不清他在骂什么。

几次惊魂落魄的被驱逐，褪去了我们对体面工作的幻想，终于明白自己只是精致巍峨的写字楼群中的不速之客。好在广州是“便利店之都”，每当扫楼空当或天气骤变之时，我们就会钻进一家连锁便利店休息。

一日，我们又狼狈地进了一家便利店，打了3杯冻柠檬红茶。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满面油光，妆肯定花了，但我懒得管，就趴在餐台上盯着饮料里的那些漂浮的冰块。

一旁的冠东说：“我们好歹也是名校硕士，公司招我们肯定不为了这几张破表吧！”他灵光一闪，提笔随机快速地勾选着问卷调查表。还说联络电话编几个，也可以留白，反正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也不是都会填电话，这样看着真实度更高。

舒适的冷气让人渐渐坐定，我也跟着填起来。老范慢慢地勾了两三张，就停了，他将一叠空白的问卷放回公文包，轻声地说：“我习惯动动。”

回程的地铁站里，冠东兴致勃勃地描画着地铁线路图，指着其中一点说：“知道吗？这就是大广州的CBD。”

我定睛瞅了瞅，是“珠江新城”。

冠东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在那里买一套房。”

当时，珠江新城2万元/平起跳的价格，对比我们的实习期每月3000多的收入，简直像是天文数字。老范不以为然，仰头说道：“人生处处好安家，命若江河我是沙。”

冠东摇摇头，手搭上了老范的肩：“不买房，哪能安家？”

后续的扫楼分组变得很随意。我有时和其他人出去逛几圈，问几张，到点问不完的，就自己填几张夹杂着。冠东逐渐脱离队伍，到点再来跟我们汇合——他又跑去看楼盘了。老范也会独行，甚至偶尔晚归，他坚称他上交的每一张表都是真实的。在大家懒洋洋的倦怠中，勤奋的老范就像人民内部滋生的叛徒，让人膈应。

其实早在公司面试时，老范在一众研究生当中就显得非常醒目了。首先他年纪最大，又有些少年白，显得成熟；其次，当时他抱着一摞报纸一样宽、5厘米厚的册子——这是他用发表的文章做的剪册，实在巨大，横过了他整个腿部，两侧搭在椅子扶手上；最后，他身旁还有个眉清目秀的少女陪着。

熟识后，老范告诉我们，那是他表妹，过来提前感受一下面试氛围。

培训进行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离开了。一个女生在不断被人拒绝的过程中，怀疑自己是否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于是痛下决心去考博；一个在培训之初积极活跃，表现得像活动组织者的男生，居然悄无声息地找到了新工作。

领导没想到，一场培训竟然让那么多高材生跑路，于是这场旨在培养大家对公司和保险业热爱的培训提前结束了。那些调查问卷被收回去后，也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

最后，人力资源部宣布新人们的岗位，基本与个人志愿一致——冠东去了团险业务部，老范是办公室的行政文秘岗，我去了业务管理部，倒是那个做过车模的女孩，她的专业是会计，但人力劝她去个险部做销售支持。

在动员会上，人力资源的老总以昂扬的姿态宣布：“5年内，你们就能看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冠东大着嗓门插话：“能买房吗？”

老总神秘一笑，用手指点了点他，好像颇欣赏他的大胆。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给我们举了几个身边的例子，说某同事买第二套房了，在进公司第三年。另外，老总强调：“有几个公司能解决你们的户口问题？不能落户的公司，怎么能帮你们在这里生根呢？”

这倒真是直击我的痛点。我此前也拿过一份央企的offer，还去北京实习了两个月，但带我的老师告诉我，去了也只能是编制外的，户口无法迁移。尽管我对那份工作很喜欢，但没有北京户口，也只是城市里的一叶浮萍罢了。权衡之下，我才来到广州。

正式入职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且乏味。下了班，我就待在宿舍空调房里懒得外出，由于宿舍离办公区很近，周末也常被叫去加班。空闲的时候，只偶尔和熟识的同事在附近有团购价的小馆子聚餐。

整个广州，好像又从一号线周边缩回到微小的一隅。

冠东开始忧心忡忡，他告诫我们：“情势不容乐观，没发现吗？顶头上司都和我们差不多大。”

我们的主管经理大多是本科毕业，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国企飞速发展，大规模对外招聘。此前这所老牌保险公司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他们工作三四年后，就做到了主管经理的位置。我们硕士毕业，像老范，在读研之前还在报社工作了一年，确实年龄相当。突然间，我们也醒悟到，虽然眼下的工作尚能处理妥当，但想要快速升职、涨薪，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当大伙迷惘又苟且的时候，某天，部门同事对我说：“你们一批进来的一个人，给老板写了举报信。”

我吓了一跳，问谁把领导举报了？那同事说，其实不算举报，就是揭发办公室的丑恶行为。说完，他忍俊不禁，好像这是前所未有的滑稽。

办公室的新人只有老范。我解释说，老范是一个性情平和、不喜争执的人。但又一细想，其实从调查问卷那件事就能看出，他是执拗的。

据说，老范去办公室后，带着高度近视的圈圈眼镜趴在办公桌前，一声不吭地干着领导交办的工作。但在老黄牛的外表下，他默默收集着办公室的丑恶现象，比如：浪费打印纸张、上班时串门闲聊、偷摸跑去银行办私事、偷接USB上外网、把单位的计算器和本子捎回家……此外，他还痛批办公室里拉帮结派的行为，慷慨激昂地写道：“其劣迹有如党争，损人心智，令气氛萎靡。”

这封邮件他发给了办公室主任，还一并抄送了总经理室成员。

我在聊天软件上问老范，老范只说：“笔似刀锋，需慎用。”看来，他已有悔意。冠东嬉皮笑脸地去找老范打听，但办公室主任已经提前找老范私下谈了话，老范就对外噤声了。

没多久，老范迅速搬离了公司的宿舍区，出去租房住了。平时只在社交圈外围游离的他，这下彻底隐身了——老范结婚了，新娘竟是陪同他面试的“表妹”。我们十分吃惊，顿感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他，内心并不简单。

冠东个子高、声音洪亮，即使带点湖南口音，但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似乎颇有趣味。于是，他们常邀请他去广州市分公司和珠三角地区主持产品宣讲会。

有时在大门口、电梯、过道中遇见冠东，他总夹在很拉风的一批人当中，我都来不及打招呼。有时他来我部门，部门经理还起身亲热地招呼他，让我去给他倒茶。

冠东风风火火地来，又风风火火地走，期间即使我递了茶，他也没用余光扫我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起“扫街”的友谊好像早就瓦解了。

可没想到，冠东的大喇喇的性格也让他触了礁。某日，在电梯里，一个同事拍着他肩膀大声称呼他为“东总”，喜欢开玩笑的他也以“某某总”回应。他俩摇头晃脑地胡吹乱侃，却不知电梯里真有个面生、但应该被尊称为“总”的人。

年终会议时，某领导公开批评了我们这批新人，说我们目无尊长，还喜欢搞小团体。大家顿时噤若寒蝉，之后连性格开朗的冠东也不敢再呼朋引伴了。

年底考核公布，我得了“良好”，可以拿全奖；老范被评为“优秀”，年终奖可以上涨20%，全公司只有10%的员工有此殊荣；而一时风头无限的冠东却只得了“合格”，什么都没捞着。

大家在饭堂吃饭，三五成群地坐着。往常总和老员工混在一起的冠东，久违地端着盘子过来，小声说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像之前那样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甚至懒得搭理他，他又自顾自地说：“交换条件！考核就是‘别再闹了’的奖励。”

年关将至，我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公司说临时有个会议安排，联系了附近的一个经济型酒店，要我们在两天之内从宿舍搬过去。

来广州这么久，大家的家当早已不是刚来时的一个箱子，只好大包小包一趟趟地往酒店挪。

这时，老范居然带着媳妇出现了，尽管其实这不关他啥事了，他们还是来帮我们搬家。冠东消息灵通，说公司让我们搬去酒店，其实是动了收回宿舍的念头。公司招聘时，曾口头承诺我们包1年住宿，但没有书面协议。要是1年缩减成半年，以后每个月要多1000左右的房租开支，等于年薪少了6、7千元。

大家聚在酒店里，忐忑不安地议论。这消息目前只是风声和猜测，慌张地抗议好像不合适，若是反应激烈点，恐怕工作丢了、数万元的年终奖也会泡汤。

老范却坚定地说：“不能等。如果已经过了领导，形成书面的意见，或者干脆把宿舍另作安排，再收回是很难的。如果还是意向，反而有空间。”

说完，他拿起酒店的铅笔，在信笺纸上划了个123：“简单点，把工资福利摆一摆，再算算房租开销。大家团结一致，声明立场——当然，结尾一定要感谢公司。”

阳光透过玻璃，在老范那张没甚表情、万年不变的脸上晃出光斑。他媳妇就在旁边坐着，仅仅是多了个人而已，但老范的气场由以往的落寞孤冷陡然变为稳重靠谱。

我们夸老范“既有才华又有侠骨”，让他主笔。老范也没推辞，说这是君子大义。

这场没有掀起的风波平息了。后来新人们又搬回宿舍，住满1年，大家才各自租房。如此一来，我们私下的来往就更少了。

进了公司大楼，电梯门一开，新上的人左右点头一圈，大家都一股脑地小幅度点头数次，也不说话，彼此都很沉默。我看着反射如镜面的电梯门，照出自己标准的嘴角上扬幅度，越来越像公司海报里客服模特的表情——僵硬且无趣。

招聘时，公司说的“同行业有竞争优势的年薪”落实后，是10万多，在当时的广州还算体面，但也普通。工作第二年，父亲给了我10万元，让我在单位附近买了一个单间。

本以为冠东会肯定我，他却批评道：“女的买房就很难嫁人了啊，独居女性也是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了。”

我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当我从单位的集体户口中迁出来、拿到我做户主的户口本时，我也不免俗气地感到，我算是真正在广州住下了。

工作第三年，冠东的家里也给他资助了50万，让他在番禺祈福新村购置了个三房一厅。到了周末时，他还是去参观珠江新城的新盘，感叹自己的好眼光——我们入司时，珠江新城还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像个半成品。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珠江新城成为了商务资源集中的经济引擎，房价在两年内翻了两倍有余。

他眼光没错，但更买不起了。

工作第三年年底，公司调整了部分人的岗位。

冠东换了部门。他说，保险公司三大营销渠道：“个险”、“团险”、“银保”，他都立志要晃一圈。而老范变化最大，得从省公司办公室去东莞分公司办公室。

离别送行，我们找了个晚上开业的走鬼档烧烤摊，聚坐在折叠桌前。肉串在火上滋滋作响，一根电线牵扯的灯泡在头顶上摇摇欲坠，昏黄的灯光投射出一丈光明，喧嚣散去后广州显得格外安稳和悦。

冠东揽着老范的肩膀说：“好事！要想提拔，就得先去下面走一遭。没点基层经验不行。”

老范笑得很淡然：“世事难料，福祸相依。但广州生活成本过高，可能就在东莞安家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感叹：“这是准备买房了么？”

“难道在城市安居的标准最终都难逃买房么？”冠东敲着桌子再次强调，“不买房要户口干嘛？没有家留在广州干嘛？清高如老范也脱不了俗。”

老范举起啤酒瓶，摇晃着，白色气泡涌出，顺着他的手臂淌下。他恍然念道：“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老范就是有才！”我也没听太明白，就着大家一起起哄拍掌鼓噪着。事后，冠东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范早就是领导心中的“刺头”了，所以也是这次基层锻炼的“重点动员”对象。

公司私下也动员过冠东去分公司，毕竟那里难得招到学历高点的人。可冠东很警醒，他觉得虽然提拔要基层经验，但自己在广州根基不稳，万一去了底下又腾挪不上来，就难办了。

于是，他拒绝了这个工作安排，一口咬定：“入司时签订的协议说了，工作地点是广州。”

在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像候鸟一般。家安在广州，长期在不同的分公司之间进行职位的跳动、升迁。平日里，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可能等到小孩出生、读小学、初中也未必能回广州上班。在系统内谈选择城市很奢侈，个人只能被动地跟着公司的需求走。

我内心很为这种不由自主怅然，但女生好像在职场的初选环节中就已经被筛掉了，连下分公司的机会都少有。我们那批入司时，硕士还算小比例，本科占大头。自我们之后的招聘，已是非名校硕士不招的局面了。

我开始负责报表，几乎所有的假期都在加班，也没有补休。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没什么可指责的。一天，财务和我对接报表的女生突然消失了。几日后，同事去她租的小房子敲门，发现她在，只是不想上班，也不想接电话。

后来，这个女生在医院诊断出“重度抑郁”，就辞了职。因为很突然，没有找下家，也没有太多存款，身为外地人的她很快就离开了广州。

她走后的某一天，在微信上联系我，说辞职以后她在老城区里乱晃，陆陆续续地退出了十几个工作群，才听到身边的鸟语花香、虫鸣风吼，仿佛整个天地都为她打开了。

说来也巧，老范离开广州之前也和媳妇去爬了白云山。从朋友圈的照片看到，小而连绵的山峰环绕着最高峰的魔星岭，下面是云雾缭绕的都市。山顶的风景开阔而壮美，等到阳光洒下，浸没万物，整个广州都金光闪闪、耀眼又平静。

广州很美，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体会。

这时候，冠东一边在销售部门间挪移，一边将空余时间投入相亲大业。除了单位工会联络的，连街道组织的联谊活动也去，他陆续见了银行、通讯、房地产等诸多行当的单身女青年，却始终没有成功。

保险公司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说起来是世界500强的金融机构，收入也不低于银行系统。但对方一听冠东是保险公司，就会想到四处求人的保险业务员，这使他在相亲市场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痛定思痛后，冠东得出结论：“大家都讲‘够晒威’，必须考公务员，还得赶在30岁之前。”

他确实是能调转过头就狠下功夫的人，连周末外出做培训宣讲都会偷偷溜回酒店房间，见缝插针地看书做题。两次尝试后，冠东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广州的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还和某三甲医院的女医生一见钟情，迅速领证结婚。

领导同事再说起冠东来，都赞不绝口，说他活成了同辈学习的典范。我感叹，原来在保险公司这种宣讲文化浮夸盛行的地方，也觉得公务员更好。

那时候，我的一篇赔付率分析报告在公司内部得了奖，也被总公司领导注意到了。经理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想过在公司的发展路线，还说我很适合管理岗位。我内心点燃了一丝升职的希望，冠东走后，我继续做着本职工作，被考核、被拣选，等待不知几时来到的升职。

可是在入司的第五年，就是当初培训时人力老总说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里，我生了场大病，成了失路之人。我不得不离开广州，被动地淡出了社交圈，回到湖北老家开始漫长又辗转的治疗。

但最离奇的还是老范。他到东莞后，只过了一年就突然离婚、辞职，接着便落发出家了。听旁人说，是因为分公司办公室人少、分工没那么细，总有些喝酒应酬的事，使老范疲于应对。

我猜这也不是全部原因，但即使老范在，他也不会多说自己的事，只会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我治疗结束后回到广州，顶头上司已是比我晚一两年入司的人了。被陌生、年轻、有激情的同事环绕，被当成平庸且落伍的前辈，我再次陷入真实的扁平生活。

以前的同事和领导都劝我注意身体，有人是发自真心的关爱，有人是带着自上而下的怜悯。当然，也有人劝我凡事不要在意，好像我生病之后性格也会出问题。

某日，我在地铁上偶遇冠东。尽管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没变，但早已没有了联系。他略胖了点，穿得比之前在保险公司里随意了许多，还是颇为热情。

他说，一次他出去旅游，在杭州某名刹好像看到了老范。他摇头晃脑地评价着：“如果是那个寺庙的话，去的难度恐怕不亚于考公了。”

体育西路到了，这里人潮汹涌，从东南西北汇集，又四散开去，多停留一会儿都是罪过。我跟冠东说“有空再聚”，就匆匆告别了。

出地铁站的扶梯又长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离开走远，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运营 | 梨梨实习 | 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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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十安

孤独的话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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