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范干部的女儿，她没有一天不想逃 | 人间

原创堪安人间theLivings

“我妈老说正义，难道正义就要牺牲自己的亲人吗？”

配图 | 《别告诉她》剧照

2018年的腊八，刘阿姨走了，胰腺癌，从发病到辞世仅半年时间。看着传达室张贴的讣告，我一时有些恍惚，那个精瘦干练的小老太太，我仿佛昨天还看到过。

刘阿姨是母亲的同事，比较熟，但还远称不上朋友。那天晚上，母亲小口喝着腊八粥，突然莫名长舒一口气：“唉，今年总算能消停地过个年，不用再写表扬信，也不用再送锦旗了。”

这事说来话长。刘阿姨退休后仍在居委会继续发挥余热，每逢年前，必会将干休所院里的孤寡老人召集到一起吃顿饭，年三十还会挨家挨户送饺子，都是她自掏腰包。自打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进了受邀之列。可母亲不愿意去，说一大群同病相怜的人聚在一起，除了悲伤还有什么呢？即便如此，刘阿姨仍会提着米面粮油来我家慰问，干休所的老楼没有电梯，她一爬就是五楼，气喘吁吁地站在我家门前，高声叫道：“老陈，我来看你啦——”

每每此时，母亲总是一边无措地搓着手，一边连声感谢着：“哎呀，每年都让你破费，这么大岁数了，还跑来看我，真是辛苦。”可转身关上门，母亲又发起愁来：“唉，要是组织上来人探望也就算了，让人家又花钱又费力的算怎么回事呢？该回些什么礼好呢？”

刘阿姨是坚决不收礼的，哪怕是我们从老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土特产她也不收。这可让母亲犯了难，整宿都睡不着觉。最后，还是母亲的朋友出了个好主意：“不如写表扬信吧，既表达了感激之情，又宣扬了好人好事，老刘肯定高兴。”

自此，每当过完年，母亲便忙起来，洋洋洒洒写上一篇，再拄着拐杖亲自送到居委会主任的手里。再后来，母亲患上白内障，写字很是费劲，就改送锦旗了。锦旗是我在网上定制的，红底金字，写着“社区好干部，群众贴心人”。此举得到干休所老人们的一致赞许，纷纷效仿。一时间，居委会办公室的墙面上挂满了红彤彤的锦旗，刘阿姨也每年都被评为优秀社区干部，后来生病不能再继续工作了，仍当选了社区人大代表。

其实想想，刘阿姨这一生从来都不缺那些头衔。她在医院任护士长的时候，就年年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还荣立过两次个人三等功。医院候诊大厅的光荣榜上总能看到她的先进事迹。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勇斗歹徒，帮患者追回失窃的万元现金，再就是为一位受重伤的工人垫付巨额医药费。

就在临终前，刘阿姨的善举再次成就了一段佳话，在同事邻居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将干休所和居委会的领导们都叫了去，指了指一边的行李箱，里面是房本和三十几万现金，还有一份公证书。刘阿姨说：“这些是我的全部财产，还有我死后的抚恤金，都上交国家吧，公证我都做好了。另外，把我的遗体捐赠给医学院。”

捐赠遗产还算顺利，但捐赠遗体却闹出一场风波。刘阿姨唯一的女儿晓枫，死活不肯在捐赠书上签字，她披头散发地横在母亲的遗体前，任由大家伙苦口婆心地劝说，就是一言不发。最后实在逼急了，晓枫爬上窗台，撂下一句狠话：“捐赠可以，除非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事已至此，各方只得作罢。晓枫见状，匆忙办理了手续，当天就把母亲的遗体火化了。那个劲头就像是生怕夜长梦多似的。

我跟刘阿姨不过是见面打个招呼的泛泛之交，而跟晓枫的交情却深一些，我俩曾在同一所中学就读，我读初一的时候，她已上高一了。那时候为了上学方便，我跟母亲还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母亲拜托晓枫照顾我，所以我俩经常一起结伴上下学，逛逛书摊、音像店，或者跑去新疆村吃羊肉串。

后来因为种种变故，我极少再见到晓枫，记得上一次见面还是在2003年。而这次会面，则是在刘阿姨去世后的一个星期。

那天，我跟老公回母亲家送年货，刚进家门，便看见母亲正在和客人聊天，见我进来，母亲忙说：“小妹呀，晓枫来啦。”

一个穿着半旧毛衣的女人局促地站起身来，背有些驼，略带生涩地冲着我笑了笑，卑怯的眼神让我想起了街上流浪的小猫小狗。她是来向我租房子的——我有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那时想租出去。

刘阿姨的房子和钱已做了公证手续，上交国家。晓枫只能带着孩子搬出来，暂时安顿在朋友公司的小仓库里，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其实干休所是允许晓枫再住一段时间的，可晓枫犟，不愿再寄人篱下，即便那个人是她的亲生母亲，即便她已经不在了。最后，晓枫只拿了几万块的丧葬费，她说遗体怎么着也要火化吧，这钱她是可以要的。

母亲在一边说着：“晓枫的儿子今年高考，至多也就租一年，要不租金少要点儿？”最后我只收她每月500元的房租，比市面上便宜一大半。

送她出来，我随口问了句：“阿姨安葬在哪里？有时间我去祭拜下，毕竟我爸走后，阿姨没少帮我们家。”

“没有安葬，连骨灰我都没要，随便撒了。”

我一脸愕然：“这不太合适吧，与其这样，还不如当初随了她老人家的心愿，把遗体捐赠了呢。”

“哼，她活着我没办法，倒是死了才给我机会。”

“什么机会？”

“报复！”晓枫停住脚步，回过头幽幽地盯着我，“她想芳名永存，我偏不让她圆满。”

楼道里的感应灯忽明忽暗，望着晓枫倏然锋利的眼神，一阵寒意从我的脚面缓缓蔓延上来。

晓枫对刘阿姨的仇怨几乎从幼年就开始了。

她父亲也是我母亲的同事，曾是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文革后期因为某个著名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发配至大西北接受劳动改造——而举报者，竟是他的妻子刘阿姨。听我母亲讲，那时候晓枫还不到两岁，而刘阿姨又有五个多月的身孕，愣是为了和丈夫划清界限做了引产，又因术后感染不得不摘除了子宫。不过，刘阿姨却因举报有功而火线入了党。

听后，我不禁说了句：“没想到刘阿姨还有这段黑历史。”

“也不能这么讲。”母亲叹了口气，“历史环境不一样，评判黑白的标准也不一样。刘阿姨出身不好，一直没能入党，在人前抬不起头。其实按她的工作成绩，早该是党员了。唉，只是那个孩子太可惜了，都成形了呢，还是男胎。”

虽然母亲这样解释，我还是不太理解，一个女人举报自己的丈夫、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80年代初，晓枫的父亲平了反，刘阿姨曾带着晓枫去婆家探望，希望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复婚，结果连婆家的门都没进去。没多久，晓枫父亲就出国了，自此再无音讯。我曾试探地问过晓枫，她说她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模糊，家里父亲的照片都被母亲烧掉了，她既忘了父亲的长相，也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记不住也好，省得日思夜想。”说这话的时候，晓枫的眼神空空洞洞的。

待晓枫到了上学的年纪，刘阿姨因为忙于工作，一个人带她很是困难，就把她送到舅舅家照看。晓枫的舅舅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一直把晓枫当亲闺女养，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她，一次晓枫生病，刘阿姨还没怎么着，舅妈倒是急出了高血压。晓枫曾跟我感叹，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舅舅舅妈给予的。

有次，我正跟晓枫逛街边的书摊，碰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死死地盯着晓枫看了两眼，突然大声甩骂了一句：“忘恩负义的死狼崽子。”

晓枫站在原地垂着眼皮，一声不吭。我则有些气愤：“这女的神经病啊。”

“她是我舅妈。”

“舅妈？”我顿感诧异，“你不说你舅妈待你特好吗，她怎么平白无故地骂你呢？”

“也不算平白无故，我舅舅去年去世了，可以说是我害的。”

晓枫说，她舅舅当年在一所高校的印刷厂任车间主任，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绞尽脑汁地捞钱，舅舅的印刷厂除了印刷教材外，也接一些私活挣点外块。以前晓枫一放学就往舅舅的车间里钻，因为那里有好看的小说和画报，还经常趁舅舅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上一本，晚上躲在被窝里悄悄地看。

大概是因为不务正业，晓枫的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到小学三年级也没加入少年队，这让刘阿姨焦心不已。一个周末，刘阿姨把晓枫接回自己的宿舍，翻看她书包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山口百惠的自传。我没看过那本书，听晓枫讲，大概是描写了些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她和三浦友和的恋爱史什么的，现在看来，都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就算很露骨了。

晓枫被母亲扯着头发，一路连抽带踹地赶去了派出所，被逼着交代“罪行”。那时的她不过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哪经过这种阵仗，于是哭哭啼啼地就把她舅舅供了出来。刘阿姨当即给派出所民警总结出她哥哥的两大罪状：

“利用公家设备干私活，这算不算占公家便宜？算不算挖社会主义墙角？”

“传播淫秽书刊毒害祖国花朵，够不够上流氓罪？”

就这样，晓枫的舅舅被批捕了，一判就是5年，并处以2万元罚款。晓枫说她一直记得舅舅戴着手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塞进绿色的吉普车里的情形。舅妈牵着两个儿子追着警车跑了好远好远，最后实在追不上了，就瘫坐在路边嚎啕大哭。那哭声绵延而尖锐，梦魇般困扰了晓枫好多年。

舅舅被抓不久后，刘阿姨就跑到晓枫的学校，跟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详细汇报了晓枫的“进步思想”，什么勇于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呀，什么大义灭亲呀，一番长谈阔论之后，晓枫终于如愿加入了少先队。

晓枫说她只有在学校时才戴红领巾，一放学就立马塞进书包里。她的小表弟跟她在同一所小学，经常纠集一帮孩子追在晓枫身后喊：“叛徒甫志高，你是人民的大草包！”红领巾没有让晓枫感到丝毫的骄傲，而“甫志高”的外号却伴随了她的整个童年，就像横亘在头顶的乌云，怎么也挥之不去。

晓枫的舅舅出狱后，整个人都没了精神气儿，工作也丢了，还有两个半大小子要养活，更要承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就染上了酒瘾。朋友给他在一个家具厂找了份搬运工的体力活，他白天送货，晚上就泡在街边的小饭店里喝酒，久而久之，肝就坏掉了。

刘阿姨的日子也不那么舒心，听我母亲讲，她嫂子（晓枫的舅妈）一不顺心就打电话骂她，有时逢年过节就带着孩子来医院哭闹一番。慢慢地，这件事在医院里都传开了，再加上晓枫父亲那档子事，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有时几个人聊天，看见她过来，都不自觉地闭了嘴。刘阿姨虽是医院的先进模范，却真心没什么朋友。不过她对此倒也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所为都是出于正义。

“我妈老说‘正义’，难道‘正义’就要牺牲自己的亲人吗？”那天，晓枫跟我讲完这些事后，像是在问我，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她已经从我身边夺走两个亲人了。”

其实，晓枫舅舅的事情发生后，刘阿姨和娘家亲戚也没再来往了，晓枫也没刘阿姨以外的亲人了。

高中时期的晓枫，漂亮、文静，是校文学社的骨干，校刊上经常有她的小说、散文诗，很招男孩子喜欢。我曾经帮一个男生给她传递过情书。那个男生在我们学校也很有名，长得酷似齐秦，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每次歌咏比赛他都是钢琴伴奏，还会自己填词作曲。

小孩子对于传递情书的事总是很兴奋，当我神神秘秘地将情书交给晓枫时，她的反应却是惊恐。她带着我去校外的小卖部买了盒火柴，转身就把信给烧了，还让我赌咒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让我本来激动的小心情顿时凉了一半：“烧了多可惜呀，你不看看吗？”

“这东西留着太危险了，让我妈瞅见就麻烦了。”

晓枫的关注点好像并不在那封信上，而我看着那腾腾跳跃的火苗，甚至比晓枫还委屈。

不过，自那以后，晓枫还是有些变化的。以前她常带着我去逛书摊、音像店，而烧完情书后，她更多是让我陪她去逛服装摊。晓枫平时很朴素，除了一身宽大的校服，几乎没见她穿过别的衣服。刘阿姨曾评判过我的穿着：“学生就该有学生样儿，这牛仔裤有什么好看的，包着屁股，绷着大腿，女孩子穿上多不雅观呀！”据此，我估计有刘阿姨的严苛管教，晓枫就是喜欢也不敢言语。

那回晓枫看上一套套装，苹果绿的背带裤配上纯黑的T恤，再搭一双小白鞋，这样的装束即使放到现在也绝不过时。老板跟我围起布帘子，让晓枫试了试。换装后的晓枫，整个人立即鲜活起来，老板赞不绝口：“多少人试过这套衣服，就你穿着好看。”

可好看归好看，晓枫没钱，平时刘阿姨很少给她零花钱。这样的一套衣服左砍右砍下来得四十多块，在那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跟晓枫翻遍所有的衣兜，才凑了不到十元。其实，我自己存了好多压岁钱，但我没吱声。小女生都有自己的私心，我想晓枫买不起我可以买，这样就不会跟她撞衫了。

事实上，我后来确实买了，但穿上总感觉跟晓枫相去甚远。现在想起这事来，我仍感到一丝丝内疚——如果当初我借钱给晓枫，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呢？

又过了一阵，晓枫渐渐跟我疏远了，几次放学我去找她，她都以各种借口支开我，很是可疑。一天，同班的虫虫一脸坏笑地跟我说：“知道吗？刘晓枫跟陈思扬谈恋爱啦。”

陈思扬就是那个让我传递情书的男孩。我满腹狐疑，心说，晓枫不是把情书都烧了吗？虫虫见我不信，拉着我悄悄去了音乐教室，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瞧——陈思扬正弹着琴，晓枫站在他身后，俩人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很是亲密。

我感到既惊讶，又有一点点愤怒，什么暗度陈仓啦、什么重色轻友啦，这些词儿开始在我的脑子里乱蹿。就这样，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刚要进门，一个黑影从暗地里冒出来，吓我一大跳，定睛一看，竟是刘阿姨，赶紧慌里慌张地打了个招呼。

“晓枫呢？没跟你一起回来？”

“没有，最近她都不跟我一起走了。”此刻我的气还没消。

“那她去哪儿了，这几天她都回来得很晚，说什么文学社有活动？”

我刚想说点什么，突然瞥见刘阿姨铁青的脸，又想到晓枫曾跟我说的那些事，便一下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不知道，可能是吧，不是马上要校庆了嘛。”

刘阿姨低头沉默着，我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半晌，刘阿姨才抬头盯着我问：“晓枫从家里偷了五十块钱你知道吗？”

“啊？！”我惊讶地张大嘴巴，连忙摇头否认。

“以后你少跟晓枫来往，要是丢了什么东西，说不清。”

说完，刘阿姨扭身走了，我看着她略带倾斜的背影渐行渐远，心中涌起一股冰寒——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我远离她的小偷女儿吗？晓枫是小偷吗？

回到家，我把这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摇头叹息道：“真是的，哪有这么说自己闺女的？算了，不来往更好，你刘阿姨那个人啊，‘左’起来六亲不认的。”

六亲不认，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四个字，不禁替晓枫担心起来：这个貌似平静的夜晚，她将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呢？

我的担心一点都没错。第二天晓枫没找我一起上学，课间休息时，虫虫大呼小叫地跑进来：“快看看去吧，刘晓枫的妈打到学校来啦！”我一惊，连忙跑去高中部的教学楼。那里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拨开人群，看见刘阿姨正发疯似地把一件件已经剪得稀烂的衣服往晓枫的头上砸。

“你从家里偷钱就是为了买这些破烂货？打扮得花枝招展你给谁看啊？！”

“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是哪个小流氓勾引的你？还是你招蜂引蝶的想勾引别人？！”

我往地上一瞧，正是晓枫心心念已久的那套绿裤子黑T恤。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跑上去一把抱住刘阿姨的腰：“别打了阿姨，别打了。”

正乱作一团时，晓枫班主任连同两三个老师，还有教导处主任，都跑了过来，一边疏散学生，一边把刘阿姨拉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教导处主任还不忘回头叮嘱我：“你照顾点儿刘晓枫。”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在老师的督促下都进了教室，走廊里顷刻间安静了下来，就站着我跟晓枫两个人，相视无语。远远的，还能听见刘阿姨在声嘶力竭地哭诉：“我一个人拉扯她容易吗？我一个老党员，竟养出个小偷、女流氓！”“作为一个党员，我绝不能包庇她，学校就该重罚，防患于未然……”

我看了看身边的晓枫，凌乱的长发遮住脸颊，她抬起头，一边脸已经微微肿起来了，眼眶也是青的，几道鲜红的指掌印清晰可辨。晓枫没有哭，她的眼底一片灰蒙，却没有泪。

“你妈可真够狠的。”

“你没跟她提过陈思扬吧？”晓枫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伤。

“绝对没提，真的。”我发着誓。

“千万别说，我倒霉就算了，不要再连累无辜的人。”

至于晓枫到底跟没跟陈思扬谈恋爱，我终究没有问。不过那天，我看见陈思扬的身影在人群里一闪而逝。此后，他们两个人也形同陌路，好像从来不曾相识。

学校的老师还算开明，刘阿姨虽以“老党员”的身份一再要求，他们也没有给晓枫任何处分，只是按照刘阿姨的要求，每天在联络本上记录晓枫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那段时间，刘阿姨每天都接送晓枫上下学，她们娘俩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理谁。

高二第一个学期刚开学，刘阿姨突然给晓枫办了转学，把女儿转去了当时全市唯一一所封闭式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所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为教育挽救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学生开办的学校），虽然后来改了名字，但性质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真相后一片哗然，晓枫的老师们，还有医院的同事们都苦劝刘阿姨：“晓枫能考上全国重点中学多不容易，她文笔那么好，说不定以后能考上北大中文系呢。你给她转去那样一所学校，耽误孩子前程不说，让孩子以后怎么做人呢？”

可刘阿姨决心已定，理由似乎也很充分：

“我天天这么接送她，迟到早退的，还怎么工作？还怎么为人民服务？”

“今天她偷家里的，明天保不准就偷别人的，我不能为自己孩子的前程就把祸患留给国家留给人民。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母亲说，见她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同事们竟一时语塞。

晓枫看上去倒满不在乎。她离开学校那天，我特地去高中部送她，默默地看着她收拾课桌里的东西，心里一片怅然。她反倒笑了笑说：“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起码我可以不用天天看到她了。”晓枫起身望着窗外，操场上，足球队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比赛。

“我跟她，永远不见才好。”

大概在晓枫转学两个月后，一个周末的晚上，都半夜10点多了，我正准备睡觉，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母亲开门一瞧，刘阿姨正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身边跟着好几个人，有警察、老师，还有医院保卫处的马叔叔。

“小妹。”刘阿姨有气无力地直接找我问，“晓枫来找过你吗？”

“没有啊。”我瞪大眼睛，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马叔叔把我母亲叫了出去，轻声说着什么。一会儿，母亲回来，焦急地摇晃着我的肩膀：“小妹，可不许撒谎，真没看见晓枫？”

“真没有，她转学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那她以前跟你说过要去哪儿吗？”

“没有，她就说过……”我看了看刘阿姨，怯怯地说“她说，‘想要永远离开这个家’。”

刘阿姨终于哭出了声：“我到底哪儿对不起她？她的心太狠了。算了，我也不找了，她爱死不死，跟我没关系！”

事后母亲告诉我，这个周六，刘阿姨去学校接晓枫回家，娘俩照常坐上公交车。90年代的公交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充足，又赶上周末下班时间，车厢里异常拥挤。当车靠站时，刘阿姨一没看住，晓枫突然跳车就跑，等刘阿姨好不容易蹭下车，晓枫早跑没影儿了。

刘阿姨去学校求助，才知道晓枫跟几个同学一共借了三百块钱，书都放在学校里没有带，包里只有换洗衣服；回家又发现，晓枫刚办好没多久的身份证也不见了——这次出逃，晓枫早就预谋好了。

没人知道晓枫究竟去了哪儿。她转去新学校后，学习成绩还是很好，却没什么朋友，人也很是沉默。但警察从她的床铺底下搜出一份剪报，内容是当时严厉打击偷渡犯罪的纪实报道。难道晓枫是要准备去偷渡？即使有这样的判断，找起人来也不那么容易，那时没有监控，坐火车也不用查身份证，真可谓大海捞针。警方只得给几个边境城市发出协查通报，静等消息。

刘阿姨心绪平静后，似乎不那么悲伤了，看见我仍旧笑容满面地打招呼。她很少主动去问寻人的进展，大多是警方来找她。大家都说，“老刘的心可真够宽的”。

听母亲说，那段时间刘阿姨工作更努力了，几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医院里看她顶着那么大压力仍坚持工作，觉得实属不易，就给她上报申请了个人三等功，还在宣传栏上登了她的先进事迹。我去医院找母亲的时候看过，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句“化悲痛为力量”。当时我觉得刘阿姨挺伟大的，或许只有让工作填满时间，才能没空去悲伤吧。

后来还是听马叔叔说的，一次警方在城郊的树林里发现一具女尸，让刘阿姨去辨认。刘阿姨只看了一眼，就简单说了句：“是。”可马叔叔怎么看怎么不像，就劝说刘阿姨别盲目地下结论。谁知道刘阿姨来了句：“老马，我是真希望她死了。回来也是丢人现眼，我跟着她在院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哦。”

可晓枫还是回来了，两个多月后，她被云南警方遣返回了家。母亲说，晓枫是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上被发现的，当时她衣衫褴褛，到一个小饭店里应聘服务员，老板看她年纪小，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就报了警。警察核对身份证和协查通报才确定眼前的小姑娘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我本想去看看晓枫，但母亲不让，说不方便，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方便。但慢慢地，医院里开始流传，说有人见到晓枫，腰身似乎比以前粗了些，还有人看见刘阿姨带晓枫去了另一个区的妇产医院，说晓枫怕不是被坏男人骗怀孕又甩了，被她妈带去做了人流。我不知道这些话是真是假，但真的感到很惋惜，那个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女，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又过了些日子，我放学回家，看见晓枫拎着大包小包地站在医院门口，旁边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她看见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好意思，很欢快地冲我摆了摆手。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我问。

“我妈托人在广东那边的电子厂给我找了份工作。”

“你不上学了吗？你还不到十八呢。”

她摇了摇头：“我就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妈也嫌我碍眼，巴不得我走得远远的。”

她看我有些难过，又马上笑着拉过我的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

车来了，中年夫妇帮晓枫把行李一件件放上去，晓枫没有再看我，一转身上了车。

那时候我想，也许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她了。

2000年，我大学毕业，在一个金融机构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而父母退休后又跟刘阿姨分到一个干休所，我们时不时会遇见。刘阿姨那时已经在居委会任职，一天忙忙叨叨不得闲，不是组织大家伙儿为山区贫困儿童捐钱捐物，就是为待业青年四处找工作，人人都称赞她是“党的模范干部”、“知心好大姐”。

一次我碰到刘阿姨，犹犹豫豫地问了下晓枫怎么样了。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只淡淡地说了句：“谁知道，我跟她基本没联系。”

然而，晓枫终究还是回来了。

2001年的夏末，我在干休所门外的小超市居然碰到了晓枫。她完全变了模样，穿着红白条纹的蝙蝠袖衬衫和豹纹的紧身短裙，趿着双黑色塑料拖鞋，头发蓬乱，妆容浓重，近看竟有些狰狞。

还是她先认出我来：“是小妹吗？真是好久不见了，有快十年了吧？”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儿蹦蹦跳跳地从超市里跑出来，手里举着蛋卷冰激凌，嘴里大喊着：“妈妈——”

“你儿子？”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小男孩儿，他躲在晓枫的身后冲我吃吃地笑着。

晓枫没有马上答话，只是半嗔半笑地呵斥着：“大冷天非要吃冰激凌，小心一会儿闹肚子。”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呀？老公呢？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什么狗屁老公！”晓枫一脸愤然，“那个王八蛋骗我跟他去香港，结果去了才知道，他在那边早就有老婆孩子了。”

“那你回来是……”

“没办法，小敏要上学的呀。”

“那刘阿姨……”

“她不同意也得同意，要不是她当初那么对我，我能走到今天这步吗？我这辈子都毁在她手里了。”晓枫边说边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

后来晓枫告诉我，刘阿姨起先是坚决不同意她带着儿子回来的，直到晓枫以死相逼，才勉强点头，但给晓枫约法三章：一是她们娘儿俩的生活费、小孩儿的抚养费全部由晓枫承担；二是晓枫要每月交家里房租和一半的水电费；三是让晓枫娘儿俩绝对不能在干休所大院里做任何出格的事。

“你说她一个月那么多退休金，宁可捐给不认识的人，也不给她外孙花。”

我劝着晓枫：“阿姨可能开始不接受，但日子长了肯定会改变的，都说隔辈亲嘛。”

晓枫不置可否。

在那之后，晓枫在一个批发市场支了个服装摊，早出晚归，我俩几乎碰不着面。她儿子小敏送去幼儿园，刘阿姨负责接送，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一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就看见刘阿姨举着擀面杖追打着小敏。我上去一把抱住孩子：“刘阿姨，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点儿孩子可不禁打。”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刘阿姨气喘吁吁地抱怨着，“他这么一大点儿就学会偷啦！”

原来，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刘阿姨买了几盒月饼准备给干休所院里的孤寡老人送去，谁知小敏不明就里，回家就拆开一盒吃了起来。

听罢我真是哭笑不得：“阿姨，他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懂什么呀，他又不知道那月饼是您要去送人的，这怎么能叫偷呢？”

“主要是气人，那月饼都是按数买的，他拆了一盒还怎么送人？这么晚了，你让我去哪儿再买去？”说完，刘阿姨又抬起手冲小敏挥了挥，孩子吓得一下子蹿到了我身后。

正好那天我单位也发了两盒月饼，我连忙拿了一盒塞进刘阿姨手里：“阿姨，这本就是我送给晓枫的，要不您先拿去凑个数？”

百般推脱后，刘阿姨终于接了过去，带着小敏悻悻地走了。事后，刘阿姨专门给我母亲送来50元钱，让转交给我，就好像因为用了我的东西去送人她的功德就不圆满了似的，搞得我很是别扭。不过为了让她心里舒坦点儿，也为了让晓枫娘儿俩日子过得轻松些，我只能收了。

转眼就到了2003年，赶上北京闹“非典”，批发市场关了门，晓枫失业了，只能在家带孩子。我曾建议刘阿姨给晓枫找个工作，她却说：“怎能利用工作之便谋私利呢？”

那段时期，刘阿姨更忙碌了，每天带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每栋楼的楼道消毒，给各家分发防疫的中药包，有的孤寡老人熬药困难，她就亲自熬好送过去。有时候晓枫没事干，也会帮忙打扫卫生，跑腿给大家伙买生活用品，连小敏都会帮忙拎东西。大家都说刘阿姨家“门风正”，连小孩子都那么乐于助人——这是刘阿姨最喜欢听的话。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天我回家，远远地就看见晓枫拉着小敏在楼前，小敏哭成个泪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白色的浴巾，里面不知道裹着啥。我跑上前去，掀开浴巾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色鸳鸯眼的小猫咪，看上去也就两三个月大，后腿异常地弯曲着，嘴角还淌着血。

“怎么回事呀？”我抚摸着猫咪，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养猫，所以根本看不得猫咪这样痛苦。

“姥姥……”小敏哽咽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是我妈从楼上扔下来的，还当着孩子的面。”晓枫也掉泪了，“你看还有救吗？”

“腿好像断了，得去医院。”

我们立马打上车，去了十几公里外的一家宠物医院，好在猫咪只是右后腿骨折和唇裂，还有救，大家总算松了口气。

晓枫这才跟我讲起事情的经过——原来，“非典”时有谣言说，宠物猫狗可以传染，所以那段时间大量的猫狗都被主人遗弃了。刘阿姨往干休所大院里投放了老鼠药，很多流浪猫都消失了。鸳鸯眼儿是小敏偷偷捡回家的，但还是被刘阿姨发现了，她先是要拿锤子把小猫打死，奈何被小敏哭喊着死死护在怀里。见此招行不通，刘阿姨就骗小敏说要给猫咪找个好人家，小敏信了，就把猫递给她，谁知道刘阿姨接过去反手就从三楼把猫丢了下去。

“你说怎么办呢？”晓枫忧郁地看着儿子，“在这个家里生活，我真怕小敏以后会走我的老路。”

“要么出去租房子住？”

“哪有钱啊？都说人穷志短，这话真没错。”

晓枫又哭起来，我在一边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不停地给她递去纸巾。

过了好一会儿，晓枫猛然抬起头，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等‘非典’过去了，我还得走，南方生意还是好做的，这边要么看学历，要么就是工资太低。”

“那小敏怎么办？”

“唉，走一步看一步吧，先赚到钱再说，没钱干啥也不行。”

一个多月后，鸳鸯眼儿的病基本好利落了，我收养了它，取名贝贝，小敏会经常来家里看它。贝贝一直跟着我，活到十七岁。

2003年的秋天，晓枫去了海南，临走前她找到我，拜托我多照顾下小敏。可2006年我结婚了，搬出了父母的家，后来又随老公去外地工作生活了七八年，直到2015年因父亲病重才又回了北京。

这期间，我一直没再跟晓枫联系，只是听母亲说，她在外飘荡多年，做生意失败，又身无分文地回了家，之后她当了住家保姆，基本见不上几次面。小敏倒是很争气，一直上的都是重点学校，寒暑假还会去旁边的麦当劳打工赚学费。

刘阿姨依旧热心公益事业，跟晓枫的约法三章也一直都没变。直到她生病，晓枫把保姆的工作辞了，回家照顾她，还算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