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鹤鹏：公众与科学界，彼此误会好多年 |科学人
讲述/贾鹤鹏
提问/游识猷
2011年，贾鹤鹏在普渡大学获得科学新闻桂冠人物。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贾鹤鹏觉得，自己转过了两个大弯。
先是用了十年，从文科生转到科学记者，先后曾任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英国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中国区域负责人，《科学》、《自然》杂志撰稿人。
2012年，他40岁，又放下这一切，去读科学传播博士。
从科学门外汉，到科学传播者，再到科学传播的研究者。他曾亲身感受过学界和公众之间的那条深壑——
科学界以为公众求知若渴，这是误会。
公众以为科学界沆瀣一气，这也是误会。
我是个文科生。
1994年，我从国际新闻系本科毕业。在老家内蒙古作了两年公务员，又考研究生离开了。1999年，我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西文化比较硕士。我还在《中国日报》当了很久的财经记者。
2001年，财经记者贾鹤鹏在日本东京参加第18届世界媒体大会。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之所以进入专业的科学新闻和科学传播，成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科学记者，是因为2002年在清华大学著名的公共政策学者薛澜教授引荐下，结识了“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创办人戴维·迪克森（David Dickson）。我在清华读硕士时常与薛老师等接触，他也涉猎国际科学传播的圈子（他是从科技政策切入的），就推荐了我。
很多人影响了我的科学观。但回想起来，影响最大的还是迪克森。他在创办SciDev.Net之前是Nature的新闻编辑，再早也曾为Science工作。
当时我在中国日报，先是报道政法，后来报道产业经济，做的科学报道主要是产业报道的副产品，且数量很少。客观地说，当时我最多算个科学活动记者，报的科学事件都是“科技部出了个什么什么政策”。据我所知，那时候大多数所谓科技记者都是这样的，即便报道科学成就，也从不需要看论文，因为报道的目的是宣传，不需要搞清楚这项科研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结识了迪克森，我才知道规范的或者专业的科学新闻是什么样子。需要读文献、需要找同行评议、需要判断科学家说话的可靠性、需要确定一项研究的真正意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科学记者，这些都必不可少。
而当时最直接的激励，其实是稿费。迪克森邀请我为SciDev.Net写稿，还为我引荐了很多Nature系列刊物的新闻编辑，Nature系列刊物一个单词一美元，非常有诱惑力。但是要求也很苛刻，比如《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强迫我大量学习，为一个具体报道苦读文献。
当时真是难呀，我是文科背景，咬着牙读论文。在这一过程中，迪克森给了我很大帮助，他非常严谨，改稿仔细。在我们的通信中，他还时常给一些方向性的指导。
而且随后我发现，因为替Nature系列刊物写稿，中国的科学家们都非常尊重我。可以说“名利双收”。就这么着，硬着头皮把读论文写报道的习惯养成了。
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人生总是要在关键的地方，结识一些关键的人，给自己提供关键的支持，才会做出影响终生的重大决定。迪克森就是这样的人。非常遗憾，他在2013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才66岁。
戴维·迪克森（1947-2013）。图片来源：www.scidev.net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迪克森。而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最初接触转基因报道。
2003年，我正在转型成为专业科学记者，此前我报道过不少科学议题，但都是以财经记者的角度报道科学产业，几乎不涉及科学本身。
这次不一样，我怀着此前做批评性报道积累下来的热情，准备报道转基因如何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
我联系上了中科院的朱祯研究员。
朱祯一点也不回避争议，他把所有争议（有些甚至是我没有想到的）都给我列举出来，并非常坦诚地一一解答，对这些争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一些可能的潜在威胁，他同样坦然作答。我得到的信息，比我预想的更新更全面。
那应该是我最早报道科学争议的经历，这次采访彻底改变了我对转基因的态度。但比起对转基因这个个案的态度改变，更大的收获是这次采访经历（以及随后采访黄季焜）让我理解了“循证报道”。
2007年，贾鹤鹏（左二）与三个中国棉农代表一起，探访菲律宾转基因农业作物种植情况。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自己也有一些老习惯，我更尊重专家研究者（相比官员和企业家）；更尊重文献（相比政府文件或其他媒体报道）。这些习惯，可能奠定了我面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态度。
这些年来，科学带给我的收获远大于麻烦。非要说麻烦的话，主要就是与周围人争论，特别是一些争议性的科学议题，比如转基因、比如地震预报。这些话题人们一般不谈，一旦谈起来往往带情绪，争论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我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科学记者后，个人的交往圈子也变化很大，与很多原先结识的批评性记者的接触变少了，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争议性科学总是无休止的争吵。
攻读博士当然是个大决策，是人生重要的转变。我最初其实没有想着系统学习科学传播理论。这是因为实践者的偏见吧，总觉得科学传播的技能是要靠实践来掌握。
当时让我做出这个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进入高校，让我一直在坚持的科学传播的公益事业有个依托的平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NGO很难（这一点，科学松鼠会的同仁应该深有体会）。也不能说没有学术追求，就是希望把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做个系统总结，解答很多实践中的困惑。
2012年5月，贾鹤鹏（后排右二）与其他MIT 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在项目结束时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但开始读博后，才发现美国的博士并不训练实践技能，甚至不特别关心实践，主要是发展理论。经过几年学习下来，现在才感觉有点把握理论结合实践了。
如今在美国，“科学传播”这个学科的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有最传统的、面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的科学普及；有源于科学社会学的、思考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批判性科学传播；还有传播学领域的、以科学议题为对象的效果传播研究。
此外，与科学传播同源的学科还包括风险传播、健康传播和环境传播，它们可以在一起笼统地称为大科技传播。
还有技术传播，研究互联网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影响，这一领域并不专门关注科学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所以也被笼统地归进科技传播。
上述的科学传播各个分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路线上有很大不同，既自成体系，又互相交融，彼此也不乏批判。比如说，批判性科学传播，对传统科普中的科学霸权或者科学家在传播中支配性地位有很多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但同时，这些对科普进行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者，很多与科学界保持了密切关系，与被其批判的科普工作者一起结成了专业科学传播的小圈子。
而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学者，虽然其默认前提是“不质疑科学信息，专注于探究公众接受科学信息的过程及效果”，但他们反而往往不在这个专业科学传播的圈子里。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2012年开始，美国科学院连续两年召开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其参加者主要是传统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
目前科学传播的各大传统正在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也可以说是在酝酿巨变。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从理论上推翻了科普的合法性，提倡公众参与科学模式，但在过去10年来，欧美各国普遍开展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并不成功，目前业内也在反思。最突出的问题是，科学传播者呼吁要让公众参与，但公众并不领情，参加各种活动很不踊跃。此外，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等方面，“公众参与科学”都存在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在传播效果研究这条路上，传播学者发现了大量与人类认知行为相关的传播规律，很多规律是基于心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前提——人类注意力有限。他们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在科学传播领域检验和发展这些规律。
我自己受到的影响，是充分认识到传播过程的复杂。但我也认为，这种复杂性不该成为科学传播学者和实践者推脱的理由。相反，在认识这种复杂性的基础上，我们更能理解科学传播的过程和障碍，更能通过可控的手段，推进科学传播的工作。
我的个人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理解中国的热点科学争议，这就包括转基因、反水电或者核电。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是把社会性、结构性因素与心理性因素结合起来，去理解和预测人们对争议科技的持续性态度。同时我还希望在不同的争议性科技之间进行对比。比如政府信任度，是否既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又决定对纳米技术的态度？我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国围绕科学传播的经验研究也在起步阶段，有大量内容、变量值得去发掘。在这方面学者有很大的机遇，而学者的研究也会为实践者提供很大的借鉴。
我现在特别愿意介绍科学传播的学科概况，因为我觉得目前存在很多误区，尤其是在国内。
比如说，最近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在2016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一期上发了一篇文章，将中国的科学传播划分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科普、探究传播技能的科技传播、以及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批判传统科普的科学传播。文章还说，中国语境中的科学传播，特指最后一种。
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审慎的，无助于科学传播在中国发展。
批判传统科普，颠覆科学界对信息发布的垄断，促进公众参与科学的进程——这些都有意义，批判性的科学传播也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分支，但它无法取代其他领域，尤其是不能取代科普实践。
其一，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并没有为科学传播提供足够多的具体解决方案，其提倡的“公众参与科学”，更多是从理论和道义层次，而非实践操作层次。在实践层面上，西方传播科学的主流仍然要依赖科学界，中国也不例外。
迪克森也说过，科学家需要与公众对话，但如果只专注于对话而忽视以坚实的证据为基础，就会带来危害。
其二，源于主流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研究，是科学传播实践里非常需要借鉴的。科学传播是个复杂的过程，既要把握科学传播的结构性因素（社会、阶层、制度、行业特性），也要了解和探究传播过程的效果。传播学研究这个学科，需要发展，不应被压制。但要是按照吴教授的划分，这些研究只是停留在技能层面，根本称不上科学传播。
其三，“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近来多遇严峻挑战。可见公众参与科学并不能包治一切。我们的学者对其寄予了太多的理想性情感，而忽略了公众是否愿意参与科学这一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把批判科普的国家主义作为科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对公众理解科学或科学发展的收益并不大。
此外，科学本身有求真，科学也有为政治服务的举措。一些批判性科学传播学者在批评科学主义时，对此又不加区分。结果就是在公众普遍对体制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很多公众拒绝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科学结论，比如疫苗接种，比如应对气候变化。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这些研究有必要。比如说，传统的缺失模式认为公众知识不足，所以需要被科普——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反对这个模式。经历十几年的实践和五年的理论学习与研究后，我自己也看到，传播知识并不能直接改善公众的科技态度。
如何解释这种现状，才是分歧所在。以科学文化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科学的霸权或科学主义，我认为这更多是因为人们的认知因素，情感、注意力、信任、收益感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知识只是其中一环。而且在科学传播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科学对象上，科学知识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转基因这样高度敏感的争议性话题，知识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因为情感和价值因素更主导人们的认知，但纳米领域，知识对态度的作用就更重要。同样是转基因，知识对于美国公众接受这种争议技术就是正相关，但对欧洲公众的很多研究则表明没有统计相关性。
基于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不认为只要强调公众参与的正当性，就注定可以提升科学传播的效果。近年来，各方面举办的有关转基因的对话不在少数，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对话没有弥合各方面的分歧。
但对纳米这样比较生疏的领域，知识可能就会发挥更大作用，因为第一，获取纳米知识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调动对其的注意力，第二，纳米领域本来没有太多争议，这样，获取纳米知识的过程也就会奠定人们对其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成为筛选更多知识的认知框架。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非知识的因素“干扰”人们对纳米技术的认知。
比如，在最近一项有关科学认知的试验中，受试者在第一次试验中分别阅读了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在一周后又参加了同时提供碳纳米管正面和负面信息的跟踪实验。在第一次实验中接受了碳纳米管有节能收益这一正面信息的人，在跟踪实验中往往认为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为有效内容，而并不认可负面信息。而在首次实验中接受了碳纳米管有健康风险这一负面信息的受试者，在跟踪实验中往往认为负面信息是正确的。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传播学者首先让受试者阅读了均衡的纳米技术的风险与收益的信息，然后让一组受试者接触包含很多脏话的网络留言，而另一组则接触正常的留言。结果，前一组受试者感知到的纳米技术的风险显著高于没有接触脏话的受试者。
还有一个实验，让两组没有相关背景的学生阅读实质内容相同的一段有关纳米技术风险与收益的表述，一组人读的内容有很多专业名词，另一组没有。结果，读专业名词的那一组学生感觉到的纳米风险性更高。
这些研究说明，在知识之外，各种“偶然”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特定技术的初始信念。初始信念一旦形成，人们就不一定会理性地充分评估科学知识。这些有关不太存在争议的纳米领域的科学传播研究，与有关人们对转基因态度的研究一样，说明人们的科技态度受到了复杂的心理、认知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众参与就可以解决的。
我同意吴国盛教授等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提出的一点，科学需要批判。这种批判首先是要认识到，科学知识，像任何知识一样，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科学家得出科学结论，并非仅仅依靠实验室的数据。实验室的数据经常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科学家之间、不同的实验室之间，需要对实验结果进行协商，以确定哪些是重要的数据，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不确定性，哪些是不值得重复的实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
再解释一下“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结论的达成、科学共识的形成，这些都是通过科学家作为社会人来完成的，都涉及了社会性活动，比如科学家之间的协商、比如科学团体之间的互相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其兴趣、利益都有可能影响到其研究选题、研究过程。社会现象包括腐败等，都可能在科学界得到体现。
相对于传统的神化科学、把科学当成不容质疑的真理的做法，揭示这一社会协商过程的研究、发现科研过程存在不确定性的研究，或者揭示科学传播是符合传播者机构利益的研究，这些都具有批判的色彩。
但发现科学的这些社会化建构的特征，并不意味着科学是虚构的，应该被拒绝。或者因此就认为科学不过就是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已，不值得专门追求。更不意味着，科学家因此就可以虚构研究结论。这些说法，没有看到科学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因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以“求真”为基本特征的存在。在这里，“求真”不是一种道德优越性，仅仅是一种职业特征。在这种特征的行业中，个体科学家的不当行为会受到抑制，除非这些个体科学家有更大的势力可以依赖，可以让他们有恃无恐地蔑视同行。
这种理论可能性，实际上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像前苏联李森科事件那种，借助政治力量，公然、持久扭曲科学结论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现代开放社会，研究中心多而分散，这种案例就更少了。再说，在科学缺乏独立性时，该批判的真是科学主义吗？我不这样认为。
比如，2005年时，中国对H5N1禽流感的官方结论是当时没有传染给人的证据，所以中国不是H5N1禽流感的传染源。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批科学家当时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指出2003年被怀疑死于非典的一位战士，经解剖发现是死于H5N1病毒。官方对此当然并不高兴，但也不能因此惩罚这些求真的科学家。因为社会在渐趋开放，信息流通难以阻挡。科学家的求真，推动了中国官方在公布疫情方面越来越透明。
由于科学界的求真、同行评议等特点，让社会建构并不等同于虚构，不等同于个体科学家的肆意妄为。这就让我们做科学传播时，可以相信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不需要认为科学界是一个串通起来做坏事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把握科学的社会建构性，我们能确保正确的科学得以发展，杜绝或至少是减少不当的社会因素卷入到科学中，让不当的科学难以发展。我觉得，这才是对科学建设性的批判。
研究让我们明白，科学传播的行为受制于很多结构性因素，比如社会因素和心理行为因素。
比如媒体求新求异求轰动这一结构性特征，注定与追求证据、严谨的科学表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仅仅靠把科学通俗化就可以解决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恰恰应该正视这种结构性矛盾，而得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大众媒体的科学文本，我们通常就没有必要呈现科学具有的条件性特征、没有必要体现高度的严谨，但同时，我们应该确保大众媒体文本不违反科学的基本事实。
从心理因素来讲，核心在于人类是否对科学知识给予足够的注意力，是否通过特定的认知渠道来筛选科学信息和形成科学态度。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维度，学者们已经发展了众多科学传播理论，在此我只强调一点——说科学知识并不是人们科学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不重要，而是说科学知识需要与注意力因素以及认知框架共同发挥作用。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科学家受邀给人们作科普，一些听众根本对此不感兴趣，但不得不参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没有调动注意力资源，就不会发挥作用。如果科学家讲的是争议性议题，比如转基因，听众对此很敌视，脑子里觉得科学家在说谎，那知识也没有发挥效果。
但对另外的没有先入为主的群体，比如小学生，科学家的科普讲座就可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积极运用科学知识来筛选信息的认知框架，这个时候，知识就起到了作用。
再多说几句转基因，转基因的确是最激烈的科学争议。围绕着中国的转基因传播和公众认知，我和合作学者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我的总结就是，转基因在中国成为持续的争议，与社会性因素和公众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开。
从社会性因素上讲，国际的转基因争端提供了机遇，主导转基因的农业部作为弱势部委无法主导舆论，转基因在中国被勾勒成政府信任、政府可信度这样的议题，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
从心理因素上讲，决定公众科技态度的最核心几个因素（变量）——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都在成为积极影响公众态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筛选判断信息的框架，都在影响着公众对已经成为热点争议的转基因议题的接纳或拒斥。
总之，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太乐观。但我不认为转基因就会成为中国公众科技态度的试金石。不接受转基因，并不表明公众就不够科学了，是其他比科学对他们更重要的因素主导了他们的判断。实际上，多年的科学传播实践经验和几年的理论学习，以及对美国转基因传播、应用的考察，让我倾向于认为，转基因的应用与否、应用的程度，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
我也注意到，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最近的报告再次确认了转基因的安全性。但如上所述，我不认为这些权威报告作为知识或信息，能完全扭转公众对转基因的担忧，原因就是上面说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心理认知机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究竟中国有多少家媒体会报道美国科学院最近的转基因报告？又有多少媒体会报道两次？报道了又有多少公众会注意到？这些都表明，知识并不是决定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唯一因素。
我得说，我是一个一线科学传播实践的逃兵，5年来一直在学术象牙塔中。再者，目前我国的科学传播经验研究才刚起步，可以提供的理论指导不是很多，我也需要大量依赖美欧的研究，这就导致了我的认识会有很大局限性。
在承认这两点不足的基础上，我认为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核心的是三点，一个是真正把科学与需要科学的人结合在一起。果壳和松鼠会的大量读者是喜欢科学的；大量外围读者也许不关心科学，但关心特定科学议题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且大量科学作者是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坚持，而且需要强调——成功的科学传播不一定能让不喜欢科学的人喜欢、让不关心科学的人关心、让与科学无关的人变得与科学有关，而是让喜欢科学的人更喜欢、关心科学的人更关心、与科学有关的人更加积极地利用科学。
第二点，很多人注意到，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通过很活泼的形式，让“科学动起来”。近年来官方科普也在越来越强调这一点。我当然不否认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这一成就。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因为活动的形式。我觉得这是因为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捕捉到社会对特定科学的特定需求，又提供了平台让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人（主要是科学作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包括艺术家）一展身手（实际上，提供这些产品的人同时也在协助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鉴别这些需求）。与此同时，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通过科学顾问等形式和谣言粉碎机等栏目树立了在相当程度上的权威性。很坦率地说，这两方面都是官方的科学传播机构不具备的。仅仅靠学习积极、生动、活泼的形式，是不够的。
第三点，作为果壳网的专栏作者，我能感受到这一平台的巨大互动能力和影响。但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和理论研究，我觉得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不是一个不同科学观点的交流平台，而是一个差异性观点的磨合平台。比如我文章的果壳网读者留言，很少有反对转基因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实，没有必要让自己承担弥补社会裂痕的职能。近十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基本上确认了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最初想象和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交流的工具。这一点对科学网络媒体也不例外。
上面这几点不像是给建议，更像是对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背书。但我想，科学研究（包括我从事的科学传播研究）并不一定要直接预测和指导人们未来的行为，特别是在缺乏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帮助人们理解现在的行为和肇因，并相应地优化这些行为，本身也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价值所在。“科学传播”这门科学，也包括在内。
（编辑、排版：Sol_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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