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而兴的这些城市，后来有着怎样的结局？
明万历年间的《歙（shè）志》有一个值得玩味的记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洲）、景德诸镇。”
这是当时安徽人（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眼中的地区发展排行榜，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分布在京杭大运河沿线。
漕运鼎盛时期，每年行驶在运河上的漕船，就有上万只之多，而漕船往往还夹带私货，兼做起贸易的营生。至于商船，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扬州钞关的过关商船，每天多达百只。船只停泊休养，自然也为沿岸城镇的兴起与兴旺，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兴也运河，衰也运河。1855年，大运河南北断航，沿岸的城镇猝不及防，叠加河患肆虐、时局动荡，以及工业时代汹汹而来的铁路，它们当走向何种结局？
民国文人郁达夫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而江南的苏松杭等地，却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千里大运河，城与城的命运，并非只有一种。
▲图为台儿庄古城的航拍图。自明代在微山湖东开凿韩庄运河后，沿线的台儿庄因处于山东、江苏交界地，得享地利，发展成重要的转运码头。漕运废止后，台儿庄运河仍保持了区域性通航运输功能。摄影／李琼
张家湾：终点的宿命
说到大运河的北端终点，相信没有人会有疑问——京城嘛。但要知道，在通往京城的通惠河开凿之前，大运河就已然在行船了。当时的终点又在哪？距京城60里的通州区张家湾。
张家湾镇，因元朝初年万户张瑄在此治河督运而得名。那时，经河运、海运而来的漕粮，经水路先抵达这里，而后再转陆路运往大都城。
也就是说，张家湾才是大运河最早的终点。即便是后来开凿通惠河，水路可直抵城中积水潭，南方的漕粮物资也依旧是在张家湾中转。因此，张家湾成为重要的转运站。
明代，因通惠河堵塞，修建紫禁城的物资，也在这里转运，著名的皇木厂、花板石厂、料砖厂，均云集在此，至今仍有迹可循。有明一代，通惠河始终没有完全畅通过，张家湾也因此幸运地保有地位。
嘉靖、隆庆两朝的大学士徐阶曾作《张家湾城记》一文，描述了张家湾的繁华盛景：“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陆行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
除了水陆之会，百物之所聚，张家湾还有另一重身份：客运站。明清时通惠河只驳运漕粮，不通商旅，所以无论是来京还是离京，官员、百姓都需要在张家湾停驻。
▲图为张家湾城南门外横跨萧太后运粮河的通运桥，摄影／张妙茵
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说：“出都门，半取水道，送行人，闲者别张家湾，忙者置酒此祠亭（大通桥东）。”
明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重修通惠河，将入河口从张家湾改到了通州旧城西北，但张家湾却并未因此被废弃，因为一百多年后的康熙《通州志》里，仍留下了张家湾与通州两地“牙税”的具体数据。
张家湾有牙行31种，超过通州三分之一，其中“抗（扛）脚行”“下水小车行”“行李小车行”，明显就是为装卸船上货物而衍生的产业。
遗憾的是，清嘉庆六年（1801年），一场大水袭来，毁掉了这个繁华的集镇。即便朝廷大力整修张家湾河道，但由于淤浅严重，也无法恢复如初。
嘉庆十三年（1808年），北上漕船改走张家湾以南的新河道，原本张家湾码头鳞次栉比的客店，再无富商巨贾光临。只有张家湾城门外的通运桥，跨立在萧太后运粮河上，望断运河，阅尽繁华。
▲通运桥上的石狮
临清：不可问的钞关
“（ ）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这是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他描述了运河边一座十分繁华的大都市——山东临清。旧时从张家湾南下大约10日的路程，便可抵达此地。
▲图是清代运河古地图中所描绘的临清形势（摄影／遗岕），城跨河口，傲然自立。
临清因为地处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与卫河（通往河南洛阳等地）两河交汇之带，坐享地利，在明代骤然崛起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堪称北方最耀眼的河道都市。
明代文学家李东阳曾路经临清，见城中盛景，提笔写道：“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所言并不夸张。
据学者许檀的《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统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临清有布匹店73家、典当行100余家、瓷器店20余家、旅馆数百家、书肆约24家。还有经营辽东来的山参、鹿茸的专门店，仅规模较大的就有13家。
彼时这里居住着来自山东、中原各地的众多商旅。尤为神奇的是，临清作为一个北方城市，来这里经营的徽商，却占了总数的十之八九，这与其他江北城市迥然不同。来自徽州的布商，将临清打造成了北方运河沿线最大的纺织贸易中心。
正所谓“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粮”，有如此众多的商业贸易，自然就少不了朝廷来设卡征税。
自明宣德四年（1429年）始，临清周边前后设置了大小分关及口岸22处。商船过此，都要“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给朝廷纳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临清钞关征税超过10万两，位居全国钞关之首。
▲临清运河钞关遗址
繁荣的商业社会环境，给明代小说的市井生活提供了背景，一代奇书《金瓶梅》即将临清作为故事发生地清河县的原型之一，书中屡屡提及临清的闸口：
“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韩道国从江南办货回来，一日，到临清闸上，正在船头上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
或许，那位神秘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真的与临清有什么不为今人所知的关联。
1774年，白莲教成员王伦起义，趁着临清守军松懈，仅花了一天就攻占临清城。
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临清城受到了不小的破坏。乾隆帝为此作《御制临清叹》，称“富庶甲齐郡”的临清，“一旦遭贼燹，遂致不可问”。
清末，临清再次成为战争的牺牲品。1853年太平军攻城，临清死难兵民8731名，妇女7641口。
民国《临清县志》载，这场临清建城以来的最大浩劫，留下了无法驱散的阴影。太平军撤退后，临清城内的庙宇、民居、衙署焚烧殆尽，荒草丛生，“百年间元气不复”。
两年后，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改道，运河受阻，漕运几乎停废。内忧外患的清廷，无力再维护大运河的畅通，百姓纷纷在失去管理的旧河道里开垦田地。
不过几年，临清段运河的水深，就只能淹没小腿。它不仅失去了连接京师与江南的能力，就连前往附近州县，都变得困难重重。
如今若要去临清找寻旧梦，难免会大失所望。现在的临清，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鲁北县级市，运河依旧在，却再也不是利玛窦见到的大都市了。
数百公里之外的一场水灾，却足以影响下游数百万人的生活、数十座城镇的兴衰。这就是运河，这就是运河的城。或许，只有江南可以幸免于难。
▲临清贡砖砖窑
江南市镇：花开彼岸天
历史上的江南，曾泛指长江以南，但在大运河视野中的江南，则是明清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市）、常州府、镇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合计七府一州。
宋元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后，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为京城输送漕粮的主要产粮区。江南运河如同一根丝线，将这些城市如珍珠般串连在一起。
江南地区本就天然河道纵横交错。早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国开修百尺渎（今苏州到海宁，进入钱塘江），便是江南运河的先声。
此外，又有江南运河向东西延伸的其他运河，如西起浙江湖州、东至苏州平望的頔塘运河，开通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
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将这些河道统一、整合，联结成紧密的有机体。七府一州下的江南市镇，得水道交通网之利，遂蓬勃发展。
苏州府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在明弘治年间仅有2市4镇，到了嘉靖年间骤增至10市4镇，前后不过半个世纪而已。杭州的市镇，也从明代43个发展到清代86个。
丝绸、棉布、毛笔、茶壶，乃至珠宝、玉器，大量商品通过运河销往北方。同时，北方的棉花等原材料也输入到江南。
但是，与前述城镇不同的是，在运河衰落之后，这些江南市镇所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北方那样剧烈。
这是因为，北方运河城市经济基础薄弱，严重依赖于漕运，城市资源也靠运河舶来。而江南市镇自成一体，漕运并非其经济的全部，并且当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后，被其辐射的周边，依然有经济增长的动力。
▲常州城旧地图
比如无锡。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沪宁（上海至南京）铁路动工，四年后全线通车。无锡地处中点，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它本是常州府的下辖县，但却一跃成为“苏锡常”的第二位，甚至超越常州。
说到常州，则令人唏嘘。快速发展的经济，虽然令其日新月异，但运河却因此更加落寞。
运河在常州穿城而过，白家桥、西仓桥（广济桥）、文亨桥和惠济桥，是老常州人念念不忘的运河四大古桥，宽阔的桥洞，曾经有无数漕船、商船驶过。但这些却已落后于铁路时代的需求。
▲1982年的广济桥，摄影/刘世昭
于是，它们纷纷为经济让步：自20世纪80年代始，建于1481年的白家桥拆除重建，单拱先扩为90多米长，再建则长达214余米。改建于同年的广济桥，被迁到了东坡公园。建于1548年的文亨桥，拆除后缩小比例移建。道光年间的惠济桥，已变为一堆石料，原址被钢筋混凝土的新桥取代。
因运河而生的城镇，就这样花开花落。
▲常州广济桥现状，摄影/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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