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抗拒新技术？NGO生计介入讨论之二

原创张婷婷食通社Foodthink

- 食通社说 -

本周二，食通社发表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黄亚军的文章《公益组织做生意？入坑之前需三思！》，读者反响十分热烈。有的伙伴在文章下认真留言，继续讨论；还有更加用心的读者在后台发私信给食通君，进一步交流心得。本篇则是我们收到的投稿。

食通君也没有想到，个别社区工作者的问题意识反思，竟然能够引起那么多业内业外朋友的共鸣。而关于社区工作的相关话题，我们也打算继续展开讨论，向业内、业外的有识之士发出约稿邀请，针对“社会组织介入生计需求”这个话题，继续进行深入而有反思的探讨。可以联系我们或投稿info@foodthink.cn，也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扫文末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读者群，一起交流想法。

由养蜂失败谈起：如何从“你让我做”变成“我想要做”？

食通社

作者

张婷婷

发展工作者，“发展共学”公众号和21天共读写作营发起人。2006年进入公益行业至今，希望通过行动研究，助力公益人和机构发展以呈现及提升其行动价值。

引子：从养蜂项目说起

机构A在西南某地开展社区项目。发现当地生态环境好，村民有养蜂传统，近年来蜂蜜市场价格也不错，稳定在每斤50元左右，供不应求，但产量有限。于是，机构支持村民成立了养蜂合作社，一方面，希望帮助村民改善养蜂条件，来提高蜂蜜产量，一方面，希望村民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规模销售，打出自己的品牌，以提升蜂蜜的销售单价。项目的想法不错，可落到实地呢？

村民的态度是：合作起来是好事，那你们去搞吧。

机构A给村民提供了现代蜂箱来替代传统蜂桶，但发现新蜂箱几乎被废弃不用——因为新蜂箱有养殖技术门槛，而给村民的技术支持却没跟上，导致蜜蜂难以适应新蜂箱。而且当地可采的花有限，即使蜜蜂增多了花源也不够，因为花是公共物品，谁家的蜜蜂都可以采，却没有村民愿意扩种。那合作社呢？则因为村民集体销售的动力不足而难以组织：因为蜂蜜供不应求，价格稳定，只要有就不愁销，村民没有通过合作社来销售的需求和动力。

事实上，在这个村里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并非A一家。有做生计发展的，有做教育的、有做环境保护的，也不乏或多或少具备参与式发展理念的机构和资深工作者参与其中。然是，却没有一家机构真正把这里的社区发展起来，把村民动员起来，甚至还有的机构和项目扰乱了社区原本的人际关系。

这类“社区实践”并非偶然事件，这样的故事还在以不同版本在各地上演。只是不同的机构名称换成了政府、企业、基金会或其它社会组织，实施的项目除了养蜂，还有养牛、种水果、修路、建活动中心、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或其它。

写下此文，意不在追责，只想分享一些思考和想法，以尝试回答社区项目为何失败，困境在哪，如何避免等，基于教训的学习才更深刻嘛。

社区项目为什么失败？

真实原因要比想象的复杂。在这里工作的机构和人大多也觉得委屈——这就是当地的需求呀，为什么推进不下去呢？村民的工作太难做了！不过，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陷入“项目”太深，过于关注项目成果和项目周期内的目标达成，而忽视了人的发展才是项目的终极目标，忽视了对社区文化、不同的人和关系的深入理解。因为社区工作的本质和目的，是推动人的变化和发展，让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潜能得到激发，成为自己和社区发展的主人，这样的变化和共同发展的结果，需建立在基于平等社区关系及人与人权力关系的改变上，是赋能的过程。项目，只是推动这个赋能过程发生的手段而已。

在这个赋能过程里，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和焦点始终围绕的是人和关系的变化，而不要着急“下评判”、“给建议”。不是以“我的理解或当地少部分人的想法”代替社区整体的需求来设计项目，而是去了解、重视更多当地不同人群——包括贫困人群、妇女、儿童、老人等的想法和意见。经过充分交流：你们想做什么，为什么想做这个，当地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以此来发现和激发集体行动的意愿，协助所有村民完成从“你让我做”到“我想要做”的意识转变。此时，项目干预才可能走向推动社区共同发展，村民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人。

当然，大家可以反驳：“项目设计是基于参与式调查和需求评估所得，项目方案也获得了村民的同意，充分尊重了村民意见。” 但若进一步追问：

我们如何做“参与式”调查的？
调查的内容是什么？
有多少人知晓并参与这个过程？
参与者中的意见都得到了表达吗？
决策的过程和质量怎么样？

回答完这些问题，还能反驳得如此坚定么？

知行合一为什么这么难？

从“知道”到“做到”隔着万重山。我们如何才能知行合一？

很多时候，即便社区工作者知道并口口声声的宣扬：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平等地参与表达和决策，项目才可能真的做好，赋权于人才可能真正实现，社区才可能持续地发展。但回到真实的情境下，要让“知道”落地，则需要彻底放下先入为主和想当然的想法、经验，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尊重当地人的知识，让不同的声音得以表达。我们是否愿意付出耐心、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不被项目目标和节奏所迫，深入了解当地，引导和协助当地人识别自己的资源，产生自主行动的意愿呢？

以上这些为什么难以做到？其原因究竟是外界资源所限，还是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清，对走进社区，真正地聆听缺乏耐心？或许我们在骨子里就压根不承认——人（无论疾病、性别、年龄、经济状况等）的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相信村民能够成为自己决策和发展的主体。

扪心自问，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和使命，难道不是基于对服务人群的相信，然后创造出一系列机会，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发现彼此的联结，产生集体行动的意愿，并在不断的实践反思中，提炼经验，做得更好么？促成集体行动不是一个通过快速调查、一次走访和讨论，依靠专家就能产生的过程，而是需要深入当地，去倾听、去陪伴，并在倾听，陪伴中做一个学习者，向当地人学习，学习并激发当地人的文化和智慧的过程。

破局：重视本土的智慧和文化价值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智慧，也有越来越多的社区机构，开始意识和重视到社区文化对社区发展的价值。比如贵州某社区发展机构B，在初入社区的头几年也走过许多弯路，尝试过各种切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最后发现让村民参与社区文化记录，比如社区农耕调查，才是最好的激活社区的方式，然后回到对社区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关注上来，他们认为：

“社区发展只有建基于社区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社区组织的价值，则是协助社区形成集体想象，发现社区中愿意做事的人，帮助他们认识到当前所做的事情与社区未来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以什么角度切入，其实不那么重要。”

当地的文化和智慧，是外来机构启发社区居民自觉行动的基础和关键。认识并有能力利用好这一点十分关键。以机构C在贵州流芳村推动生态农业项目为例，或许会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到识别和运用当地文化和智慧的价值。

机构C是国内最早一批推动生态农业的NGO，他们在流芳村的项目，最初是以技术为切入点，跟农业局合作，但做到后来做不下去了。农业局的技术专家把做不下去的原因归结为村民观念落后，说本来是教村民密植栽培的，但村民偏偏不听，要栽得很宽。机构向村民了解情况，为什么要把水稻种得很稀？原来村民种得稀是想在田里养鸭子。村民说，密种后水稻会收得多点，但鸭子和鱼就不能养了。对当地侗族人来说，鱼和鸭子在他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鸭子，是侗族人结婚必须要有的东西。男方去接亲，要送公鸭子，女方陪嫁要送母鸭子。侗寨的各种重要事务、仪式，都要用到鸭子。而鱼，则是当地人生老病死都离不开的，老人过世，孝子不能吃肉只能吃鱼，鱼也是村民互相赠送，促进关系连接的重要物品。

由此了解到，其实不是村民观念落后，而是有些外来的干预者，看不到村民的需求，看不到在生活改善的需求之外，他们还有对民俗和文化的坚持，这些内生的东西，有时候比钱更重要。而只有当外来人深度发掘和理解到村寨的文化，才可能采取一些符合当地愿望和条件的行动，才会真正搞活生计项目。比如稻米种植时，为什么外来品种推不动？是因为当地村民有留种的习惯，而且老品种跟符合当地人的口味。若硬推新品种，肯定会不受欢迎，并可能失败。基于对社区文化尊重和理解的干预，就会生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和效果。（此案例节选改变自《江山是主人是客》一文，首发在《比邻泥土香》上，更多细节和对当地文化的价值挖掘可自行查阅。）

那么，回到当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想：

首先，无论我们在社区开展什么项目活动，都不要只从一个点去看当地人的生活，只聚焦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要听到和了解更多村民的声音，从中激发更多社区成员对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拥有感。

其次，相信每个社区，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城市还是乡村，是大还是小，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态智慧。当我们深入了解了社区文化，那些真实的、深层次的、多元的需求才可能显现，并由此激发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产生持续的内生行动。

其三，如果可能，尽量放下项目的束缚，不要一开始就带着很强的目的进去，不让先入为主，阻碍我们对社区的认识和判断。

回到篇头养蜂这个事，或许我们放下项目套路，本着与社区建立连接，培育社区自主行动出发，去深入了解多一些，再多一些，会发现带着文化视角的新转机，也许能事半功倍。

然而，放下自身经验，尊重当地文化的价值，激发当地伙伴的潜能，这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实在有太多荆棘和阻碍，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持续修炼，最好结伴同行，且行且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