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朋友圈”，还需要真实的街区生活吗？

口述｜小老虎

整理｜宋彦

疫情前，我搬来了上海。当时我有些厌倦了北京，但没到非离开不可的程度，我也不知道真走了，新的城市会带给我什么。上一次在上海常住还是2013年，也是因为感情。这是我第二次在上海“生活”。

晚上，永福路、复兴路和乌鲁木齐路的三条路口很热闹，有很多非常棒的音乐场所。有个叫Shelter的地下俱乐部，是个防空洞改建的，上面就一个小门脸，往下走能走到很深很深。那里常年有实验音乐、电子音乐的演出。Shelter不远处是JZ爵士上海，一幢木质老别墅，非常完美的声音环境和年代气息，以及很大的天台。不远处有时髦的Arkham，能蹦迪，也能当Live House，墙上涂满了荧光色的斑点，像深海里的鱼。一到晚上，那几个路口到处是土耳其烤肉、新疆烤馍，香烟小摊……喂饱那些饥肠辘辘的出来玩的年轻人。

当时我就觉得，站在这几个交叉口，上海的夜晚就是属于你的，你能同时找到三个不同的人群，三种不同的音乐，至少在那个夜晚你不会感到孤独。

我对人感兴趣。创作者都应该对人感兴趣，城市应该能够提供人与人相遇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书店、唱片店、咖啡馆、美术馆……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灵感孵化器，这些彼此独立又相互连结的空间能容得下住各种各样的人，很多遇见与精神的碰撞才会发生。

我没法只过互联网生活，虽然也喜欢用微博、微信，喜欢分享好天气和天上漂亮的云，但我还是没法失去日常生活，也不认为大多数人真的可以不在乎。

和人真实地相处，见面、吃饭、聊天、散步、走很远的路……对我来说，居住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是它能不能促成人与人的相遇。有些城市或空间系统能让这些相遇发生，甚至让它们变成奇遇，有些地方却一直无法提供让人与人真正走近的机会。

2013年那会儿，我在上海爱上了一个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意义就不同了。后来，我出了一张专辑，叫《海上的一位》，倒过来念就是“唯一的上海”。专辑记录的就是那半年我对上海的记忆，也是对一段感情的纪念。

专辑里的歌基本都和当时的生活场景或遇见的人有关。

当时的恋人喜欢骑车，我喜欢滑板。有一次，我们沿着苏州河走，她骑车，我滑滑板。我当时穿着件T恤，图案是一个和尚坐在瀑布下。我踩在滑板上，身体和脚下的滑板被护栏挡住，只有和尚的头露在护栏上，远看就像一个僧人在河边快速平行移动，特别超现实。后来，这画面就被写进了专辑的第一首歌《河上的和尚》。

《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剧照

上海到处都是便利店，一出家门就有，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一家。“从他的购买清单可以虚构他的生活。他会每天都出现，时间不固定。为他自己买食品，内衣裤、牛奶和啤酒，也给情人买红糖、巧克力、大枣、卫生巾和香烟……”“全家便利店”开门时的音乐让人听了特别亲切，后来我就把这声音采样，放在了《全家》那首歌的结尾。

城市里偶然的相遇会碰撞出一些小趣味。以前，淡水路有家寿司店，小小的。寿司师傅大概是江浙地区的，挺开朗，也挺憨厚，一笑露一口白牙。当时，我那段感情已经结束了，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上海。去吃饭时，那哥们儿突然和我闲聊起来。他说，自己也马上要离开了，要回老家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店。如果有机会到他家乡，我可以去店里坐坐。哥们儿给我递了一个名片，我一看，他叫汪机智。Sushi（寿司）在电脑上打出来就是苏轼，于是就有了《汪机智与苏轼》那首歌，也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

2019年，我搬来上海生活，曾经那个三岔路口上的音乐空间都搬走了。但我仍住在这徐汇区法租界一带，主要的活动空间也就是家附近两三公里以内，多数地方走着就能到。在超大型城市，这些家附近的空间常常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上海清晨排队买菜的人©小老虎

除了亲人、朋友、同事和陌生人，城市生活里还有一种重要的关系，或许可以称为熟人？楼下某个小餐厅的老板，给你缝扣子的师傅，一个咖啡师……你们可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朋友，但他们构成了你的日常生活社交，是你生活的小环境，更是城市人情味的重要一部分，是你独在异乡时能够轻而易举得到的安全感。

人是很奇怪的。在北京时不觉得留恋，搬来上海后，我却偶尔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尤其是在鼓楼的那段日子。

小老虎在胡同©小老虎

那是2009年到2012年，我住在鼓楼东大街。我租了一个平房，是大杂院当中一个单独的小院子。早上能光着屁股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对面房顶上有一个养鸽子的叔叔，偶尔撞见了还挺尴尬。他那些鸽子一飞就有鸽哨声，总能让人想起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拍的那些影视剧的片头。

那时，鼓楼东大街是北京独立音乐、小众文化的聚集地。在那儿居住，也是我确立自己身份和生活习惯的过程。比如说，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我对很多与音乐、与独立创作有关的小生态感兴趣，这条街上就聚集着很多这样的人。

我从家出来，走几步就到了祥子开的服装店。他收了很多旧衣服，发到云南，设计后找当地的农妇加工成时装，再在店里卖掉，带有慈善性质。再往前是个德国老外开的死飞自行车店，还有葡萄院英国菜，在那能遇到很多搞音乐的、搞电影的，还有在NGO组织工作的朋友。那里有很好吃的薄底披萨和英式烤土豆。有时，我会扔几张自己专辑的海报在店里。再往前走几步，有旧物交换的小店，类似国外的thrift shop。

贝斯手博譞开的皇后飞行员眼镜店，Joyside的贝斯刘昊的二手服装店，以前在音乐公司上班的郭诚开了独音唱片店……那时，我踩着个滑板，从这头走到那头，跟这个人打打招呼，去那家的店里坐坐。

后来，我有首歌就叫《皇后飞行员》，灵感就来自博譞的店，讲的是一个为皇后开飞机的飞行员的事儿。

愚公移山、Mao、Dada、Temple……这条街上也有很多Live House，那时看演出都是漫无目的的，而不是在网上查好了信息再买票。互联网繁荣之后，大家的喜好越来越细分，不同圈层的人就彼此遇不到了。当年，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的心态让我能听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那时的鼓楼东大街是个巨大的信息场，社交场，认识的随便聊两句，不认识的经朋友介绍就认识了，人与人就这样联结起来了。

有时我觉得，那时的自己就像叔叔家的那群鸽子，每天俯瞰着鼓楼的全貌。也像一只趴在大网上的蜘蛛，能感受到鼓楼这张蜘蛛网上每一个网点传来的震动。

小老虎回到童年的院子里，

除了墙上多了几个电话号码其他没有什么变化©小老虎

在北京，我最好的记忆都在从鼓楼东大街到东四那段路上。姥姥家住在东四，那里有很早的滑板店，隆福寺那有个地下广场，汇集了北京当时最丰富的街头文化。广场上贴的全是演出信息，一圈儿的店铺卖得都是Hiphop服装。一群剃着光头、穿着肥大牛仔裤、T恤的人坐在那打扑克。

FruitySpace的空间小小的，人挤着人。有时是正经演出，更多时候是奇怪的小演出，甚至大家带着书、本子，随便去读点什么、讨论点什么，或者干脆放个电影。这些事儿没什么逻辑，都是野蛮生长的，没有特定的规则和秩序，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怎么舒服怎么来。大环境的宽容和实体空间的友善让文化层层叠叠地逐渐形成生态。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聚到这儿来的，它就是自然生长成了那个样子，这是健康的城市文化生长方式。我偶尔会想，我们这群人如果到了七八十岁，大概也会想听摇滚乐、听爵士，想跳广场舞，我们还得自己找地方，不想被规划到某个大商场的四层平台上。

小老虎演出©小老虎

那段时间，我的音乐和鼓楼有关。2012年，我发行了专辑《Juliana》，专辑是和鼓楼的“勺子家”店铺一块儿做的。我们每天去各个酒吧捡啤酒瓶子。捡回来后，就在他们宝钞胡同的小院子里洗瓶子，把买来的沙子装进去。洗累了就喝会儿茶，看看月亮，弄到晚上，没准儿还能一起去看个演出。

后来，我的音乐就被装在了这些漂流瓶里。瓶子里有张纸，纸上有网址和下载码，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专辑。那张印着字儿的纸也属于鼓楼，那个年代流行纸钱包，不怕水、撕不坏。“勺子家”店里就有，我们就就地取材了。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在意线下生活里人与人的联结，后来的音乐、演出现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寻找和建立这种联结。

即兴说唱的魅力就在于猝不及防。猝不及防的相遇，猝不及防的灵感迸发和猝不及防的表达。所以，它一定是属于城市的。你无法想象，在德克萨斯州或者内蒙古大草原上诞生说唱。那些地方，连碰见个人都不容易。

街头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就像，我很早开始滑滑板，主要用作代步。但我喜欢这项运动，也能理解它。它与从前的集体式的篮球、足球、马球不是一样的逻辑，它标志着个人化运动时代的来临。它又是属于城市的、街头的，不依赖于任何专业的运动场所，也不依赖于大自然，纯粹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怎么用栏杆、楼梯设计路线，怎么在商场乘凉的地方，再加上一棵树，组成一段滑行轨迹，怎么手持摄影机拍摄出新奇的角度，然后怎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剪辑出酷炫的短片……那是一整套的审美。

洛杉矶的涂鸦OG Nuke©小老虎

无论是滑板、涂鸦还是说唱，这些街头文化都是基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成熟，用解构成熟、解构系统的反叛姿态去创造。它们都是属于当下的艺术，就拿说唱来说，我在纽约、上海转了一圈，记点笔记，回去酝酿、消化、理解后再创作，这跟当天、当场Freestyle，抓住那一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直接地交流，直接表达我们共同经历这一小段时空的感受。

今年，我在上海的黑石公寓做了几场演出。我做了点小设计，自己写了很绕口的一段话，类似于“人海也是海，不在也是在……”舞台中央有个T形台延伸到观众席，在寂静的黑暗中，我打开手电筒，走到任意观众身边，把纸条递给ta。手电筒照着纸条，观众念上面的字。念上七八遍之后，总会有有趣的事发生。有一次，有个姐们儿，一张嘴说的是四川话，那个瞬间我和观众都惊了，效果太好了。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我能看得出来，那些读纸条和上台Freestyle的观众很开心，有种宣泄情绪的快感。城市生活常常能滋生孤独感。我想，这种孤独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缺少现实生活中深入的交流与表达。深度的联结需要有人给你时间，有人跟你一起开心，有人体会你的痛苦。在现在的生活节奏里，这挺难实现的。

这些演出经历也告诉我，很多东西确实不该预设边界，时间、空间、年龄、职业……偶尔闯入个什么地方，也许生活就被打开了。但交流与表达是需要特定场域的，当你所处的环境足够放松、让人足够有安全感，这些深度联结才能产生。除了那些功能性的高耸的写字楼和逼仄的居所，城市也应该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域。

这也是我为什么开始做“说一切”项目的原因。疫情期间，我有段时间滞留在日本。我就通过Facetime，远程和人连线，听普通的网友、听众即兴说唱，每天连线三四个人，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和寂寞。

但这远远不够。去年七八月份，我从线上选出了四五个人，把他们叫到上海，网友终于“奔现”。我们一起度过了一天，去了我家附近的黑胶唱片店，总是聚集很多年轻人的公路商店。我们站在大街上喝啤酒，还去了现在已经被拆除的虬江路电子市场……中间经过一些过街天桥、小路、理发店，我们不停地即兴说唱——对着路边喝啤酒的人，早上买菜的叔叔阿姨，还有电子市场里修手表的大爷大妈。

我们没在娱乐场所、club里，或者任何刻板印象中符合说唱文化的场景即兴。我总觉得，这门艺术不该是这样的，它跟城市有密切关系，跟街头巷尾真实生活着的人有密切关系。它属于街头，也属于日常。

即兴不是一个音乐的概念，更不是简单的说唱，它完完全全是生活的概念，你得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个实验场，当成素材库。

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先拥有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