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先生身边的人（记许姬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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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梅兰芳的人，几乎都知道许姬传先生，他是梅的秘书，曾为梅先生整理过《舞台生活四十年》这本书，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引起人们注意的艺术家自传体的资料，先后重印了十几次，许姬传自称是梅兰芳身边的人，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梅边琐记》。

　我是在1982年9月24日第一次会晤许姬老，事先朱复同志为我作了介绍。那时他住在和平门内西旧帘子胡同梅家的客厅里。护国寺梅兰芳故居当时正在整理修复中，西旧帘子胡同那所房子原是梅家的客房。绍武、葆玥当时都住在这里。

　客厅中间墙上悬挂着大幅汤定之画的《双松图》，这是从上海马斯南路旧宅移到北京来的。墙的西面挂着梅氏夫妇半身便服像，还有一张梅氏戏装彩色像，这是梅先生蓄须明志时利用空闲时间自己为照片着了颜色。

　屋子东头有一张单人床，是许姬老的卧床，床头墙上挂了一张许姬老自书飘逸的“鹅”字条幅。屋的东南角有一张长桌，上面堆满了笔筒、书籍、纸卷等杂物，还有一个个大口袋，桌上放不下，就放在地上，口袋里盛放着许姬老搜集的资料，如稿件底稿、剪报、来往信件等等。

　客厅中间有一套旧沙发，他常常坐在东头那只深陷的沙发上会见客人。有时他就在沙发扶手上用一块垫板垫着写稿，沙发中间茶几上放着一支雕着白熊的烟灰缸，许姬老抽着烟，谈话中不时往烟灰缸中掸灰。他备有好茶，但持暖壶沏茶常常要客人自己动手，有时他的义妹邹慧兰（演员）在场时协助他做这些事。

　我第一次拜会许姬传时，他已82岁。自从那一次跨进梅家客厅以后，我就成为这里的常客，常常在这里和老人谈古说今，一得以了解半个世纪以来剧坛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以及我国文化传统方面的许多知识，受益匪浅。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后，起初我俩只是客气地聊着，后来愈谈愈亲热，等到我起身告辞时，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懂戏呀！”其实我不懂戏，只是因为编辑业务关系，认得了很多戏剧家，知道一些戏剧方面的事情，正是由于认识了许姬老这样的人，才使我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逐渐地懂得了一点戏。

　许姬传，浙江海宁人。父亲许冠英，当过直隶财政厅科长。曾祖父许珊林，曾任山东平度州知州。外祖父徐致靖，字子静，戊戌变法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他曾向光绪皇帝上书保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本人也拥护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起初他被判斩决，因为李鸿章委托荣禄到西太后面前力保，改判“绞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徐家不知道这个改判，六君子问斩那一天，家里的人还抬棺去菜市口刑场等着收尸，没想到囚车里没有他，才知道他幸免了。

　庚子事变，监狱中犯人都被释放，他回到杭州定居，自号“仅叟”，意思是刀下仅存之人。许姬传幼年随外祖父长大，由徐仅叟教他识字、作诗、唱昆曲。

　大舅父徐仁铸（研甫）任湖南学政，在湖南和谭嗣同等推行维新，二舅父徐仁镜（莹甫）任翰林院编修，也是个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二人俱被革职，永不叙用。许姬传还有两名堂舅，徐凌霄与徐一士，是徐致靖的弟弟徐致愉的儿子。徐凌霄即徐仁锦（云甫），是我国有名的报人和戏剧家。徐一士是名记者，以写掌故著称。

　许姬传有个弟弟许源来，曾与许姬传共同协助梅兰芳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堂弟许伯遒吹昆曲笛子最好，在上海曾被誉为“笛王”。堂兄许伯明为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担任沪军都督府军械局局长。许姬传生长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的家庭里，从小饱读诗书。外祖父教他读了《古文辞类纂》、《经义百家杂钞》，后来又读了《资治通鉴》、《读通鉴论》、《晋略》等书，还鼓励他看《红楼梦》和《水浒》。

　许姬老对我说，每当填写干部登记表时，他总为填写学历这一栏发愁，因为他连小学都没上过，可是他却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和戏剧家，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尤其他的童年生活，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激荡的风云中度过的，这就使他与我国近代史上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发生了联系，成为目前有数的熟悉戊戌变法历史的专家。

　许姬传写过《戊戌变法侧记》一文，曾收入《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许姬老有时点着烟与我娓娓说起他见到康有为与梁启超时的情景，因为这是他亲身经历，他谈起来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4年（民国3年）的春天，下午3点半钟，许姬传正在书房看书。仆人通报有位客人要见老太爷，拦也拦不住。许姬传急忙外出，看见客人已站在厅里，头戴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气派非凡。许姬传问客人尊姓大名，客人不答，先问许是徐致靖的何许人，许说：“外孙。”说着就请客人到客厅里坐下喝茶。等一会，徐致靖回来了，两人见面，都怔住了。客人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致靖也急忙跪下，两人抱头痛哭。这就是康有为。为了避人耳目，许姬传买了刀“尺白纸”，两人笔谈了一宵，畅谈戊戌变法离别之后两人的情况，写到天亮，一刀纸只剩下十几张，康有为叫许姬传帮忙把稿纸都焚毁了，焚毁时，还用铜尺拨动，眼看都烧成灰烬为止。

　徐致靖见过康有为之后，后来又见了梁启超，时间是在梁启超就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之后。当时他坐了四人大轿，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执手杖来见徐致靖。徐致靖正好外出未归。两人见而后梁启超也下了跪，徐致靖把他搀起，态度有点冷漠。梁启超问：“年伯大人住到杭州，一别十多年了，身体还硬朗吗？”徐致靖说：“虎口余生，等死而已。”梁启超问：“年伯没有回到宜兴原籍，看看亲友？”徐致靖说：“戊戌变法失败了，我们无面见江东父老。”说着情绪激动。

　梁启超感到很窘，就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说着他掏出一个扇面，请徐致靖写字留念，就起身告辞。徐致靖送客后回来说，刚才我这句话把梁启超脸都羞红了。他不能原谅梁启超在北洋政府就职，对待他和对待康有为的态度绝然不同。

　许姬老因为从小跟随外祖父，对徐致靖的晚年生活是了解的。康有为后来成为保皇党，鼓吹复辟，徐很不满意，曾写信对康说：“宣统这个孩子，我们对他毫无所知，害可跟着他胡闹？”梁启超后来和蔡锷等倒袁，袁世凯因复辟失败而死亡。徐致靖听说此讯后高兴地喝了酒，认为戊戌党人倒袁成功，报仇雪恨，吐了胸中冤气。

　徐致靖晚年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认为即使没有袁世凯告密，迟早也是要失败的，因为敌我两方力量悬殊太大，维新派没有看清当时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这个见解是很明智的。徐致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研究现代史者应该研究他，但看来研究的人不多。《辞海》中有他的条目，连卒年都写错了，写成卒于1900年（庚子年）。我因为听许姬老常说徐仅叟的事迹，发现了这个差错，特在《团结报》上撰文予以更正。许姬老很高兴，他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中为此写了一条注：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叶祖孚同志代为查出《辞海》、《中国近代史辞典》在徐致靖条所记他的卒年是1900年，都是错的。因为我生于1900年（庚子），从仅老读书10年，他是宣统复辟的第二年逝世的，应为民国7年（1918年），旧干支为“戊年”。仅老终年75岁，以上上推，应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而公,历为1844年也。希望《辞海》、《中国近代史辞典》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许姬传幼年随外祖父在杭州读书，学会了唱昆曲。他接触京剧，是在居住苏州阊门时，后来到上海才看到名演员的戏。他喜欢京剧，20年代他随父亲做官来到天津时，已跟陈彦衡等学会唱京戏。他常来北京，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吃小馆，北京的小饭馆便宜，一间门脸，里面四五张桌子，可以点些炒菜，花钱不多；二是听戏，听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的戏，像《摘缨会》等戏是很叫座的。那时满街都在唱“孤王酒醉桃花宫”、“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京戏堪称风靡一时。

　许姬传说：“我11岁学会了《长生殿 ·弹词》中‘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岐路遭穷败’这两句，直到20岁才懂得它的意义。可是京戏一听就懂，难怪京剧要流行起来了。”他就是在这时迷上京戏的。由这里也谈到了目前京剧不景气的情况，很多年轻人不爱听京剧，喜欢听音乐歌曲，这也是有道理的。许姬传说：“不过我们这些人还是爱看京剧，京剧要振兴，还是要靠自己，一样一出《玉堂春》，有卖五成座的，有卖七八成座的，有满堂的，有卖站票的，关键是人（演员），戏捧人，人捧戏，这里面大有讲究呀！”他和京剧结下的不解之缘，是他后来成为梅兰芳挚友的重要原因。

　1931年，许姬传来到梅兰芳的身边，成为梅兰芳的得力助手。他忠贞不二地为梅服务，使他大有长进。由于长期在梅身边工作，使他得以了解梅的艺术成就和高贵品质，并在晚年以撰述梅的事迹作为他的工作。

　许姬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很清晰地记得梅的事情。有一次我们找到一个梅的报告，未署年月日。他看了后说这是1960年上半年他为梅准备的发言稿，因故没有使用而搁置起来。当时梅先生已在演出《穆桂英挂帅》这出名剧，试演了9场，改了几遍，直到1960年下半年才正式演出。这个报告里提到《穆桂英挂帅》，正是《穆》剧处在试演阶段，没有正式演出之际。

　他顺便说了—件小事。梅先生在排演《穆》剧时，郑亦秋任导演，有一次梅要去参加一个半小时的会议，向郑请假，郑说：“您太客气了。”梅说：“您是导演，我听您的，我要带这个头。”这个例子很能说明梅兰芳先生遵守纪律，尊重别人。

　梅兰芳先生是和艺术大师谭鑫培同台演出，并受到这些前辈艺术家的熏陶与培养而成长起来的。许姬传深知这些事情。他和我讲了梅和谭鑫培同台演出的一个小故事。梅和谭常唱《汾河湾》。有一次唱着唱着，谭（饰薛仁贵）突然改了台词，对梅（饰柳迎春）说：“拿碗抄手来！”梅随机应变地回答：“什么叫抄手呀？”谭说：“抄手就是馄饨呀！”台下大乐。梅说：“我跟谭老板一起演戏，演几回，我就长进了，因为他对我像平常夫妻一样的说话，生活中的夫妻就是这样的。”到了谭的晚年，谭已年迈，梅则风华正茂，常演新戏，颇能叫座。有时两人对垒，谭演出的卖座率实不如梅，梅先生在世时，不许别人写文章时写这些情节，怕有损谭的威信。

　许姬老常和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梅先生游戒台寺，老远看见几个人簇拥一个老者过来，到了眼前才看出是老谭，他身穿黄坎肩，目光如电，见了梅说：“好小子，我到这儿，你也追到这儿来了！”意思是说在舞台上梅一直挤着他。梅连忙笑着说：“哪能呀！我是靠您栽培成长起来的。”这些故事都能说明梅对前辈的尊重以及谦虚待人的美德。

　大约1985年，书店里出售包天笑著的《钏影楼回忆录》正续两本，里边谈到了对梅的回忆。我告诉了许姬老，他很关注，特别问到对梅的评价加何，他很怕别人写书时亵渎了他所尊敬的梅先生。他让葆玥的儿子范梅强买了书来阅读，然后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谈到了此节，他对包天笑谈梅的写法未加评论，倒是对包轻描淡写地写他的凌霄舅舅，十分不满。

　有一个时期，社会上盛传梅兰芳早年和著名女演员刘喜奎谈过恋爱，两人所以未结婚，是因为刘喜奎怕婚后那些追逐刘的男人会加害于梅，所以拒绝了梅的爱情，说得煞有介事。许姬传于《文汇报》上撰文专门澄清此事，说明他忠于梅先生，终身不渝。我和许姬老交往10年，从未听过他对梅的微词，听到的都是赞扬钦佩之词，说许姬传是梅兰芳的挚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作为梅兰芳的挚友，梅有很多事要靠许来办。很多人托梅办事，也要请许来帮忙，许确实帮助梅以及京剧界的朋友办了不少好事。马连良自港返回内地即是一例。

　1941年日伪统治时期，马连良准备去东北进行营业演出，并为当地回民小学义演，当时去东北必须得到日伪“华北演艺协会”的同意，领取“护照”才能成行。这个协会要求马以“华北演艺使节团”名义为庆祝伪满10周年演出，马连良正在犹豫之际，日本军官找上门来，威胁马立刻登程。马连良先生被迫到了东北，主要还是进行了计划中的营业演出和为当地回民小学义演。

　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北平法院为马连良先生去东北演出一事进行传讯，马当时正在上海演出，接到通知书后立即返回北平。后来马到处奔走，到1947年夏天国民党政府法院才宣布免于起诉。1948年冬他因到香港作营业演出，就居住香港。解放后有关方面秘密派人动员马连良返回大陆。但马心存顾虑，怕人民政府追究此事，不敢回来。他写信给梅兰芳，问他能不能回来。他又写信给许姬传，问得更直接些，要求许替他察言观色，估计他回来后的吉凶。梅和许商量后，就在一次会议期间，把这两封信都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了信说，叫他回来吧，不要紧的。于是许像往常一样，替梅拟稿写信邀请马回来，于是马连良回到了久违了的祖国大陆，与祖国人民重新见面。

　许姬传的文章委婉清新，娓娓动人，看过《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人仿佛看见，梅和许幽室对坐，啜茗清谈，共话前朝往事。许姬老谈到写作时总要举出阿英的名字，认为阿英是他的老师，对他帮助很大。阿英曾告诉他，遇到一件事有几种说法时就要分析，哪种说法最接近实际，哪种就是比较可靠的。

　例如辛亥革命时，上海京剧艺人潘月樵等攻打某地援救陈其美一事，这时陈其美正吊在树上。吊了多少时间？有说两三天的，有说七八小时的，应该说后者比较可靠，因为如果吊在树上两三天的话，这人肯定活不了了。阿英劝许姬传写完文章自己动手改两三遍，这样别人才会在这基础上改动。阿英还说将来会有一天没有人来帮他改文章的，因为他写的都是陈年往事、戏剧资料，专业性很强，要看并能改动这样文章的人不会太多了，所以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现在许姬老已经年逾九旬，要找个能够帮他改文章的人，确实不多了。

　有一次许姬老和我谈起他帮助梅先生撰写《舞台生活四十年》经过的过程，竟讲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他说他堂舅徐一士曾和他讲过掌故的定义，掌故就是资料。在政治上发生大动荡的时候，有些重大事情往往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如果不讲，这件事就永远弄不清楚了。写文史资料就是要发现这种极少数掌握资料的人，让他们讲出事件真相。他写《舞台生活四十年》就专门找这种只有一个人知道的资料，找到这个人，设法请他讲出来，记下来，就行了。

　他说他帮梅先生撰写《舞台生活四十年》就像北京土话讲的“傻小子睡凉炕”，糊里糊涂干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件极繁重的工作。阿英曾问他，你写过长篇小说没有？这不是闹着玩的，报纸要连载这篇文章，每天都要登一段，你得攒一两万字才能发稿，不然编辑天天催，你连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梅先生以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但梅主张做这件工作，他动员许来协助，说不写太可惜了，将来会后悔的。要写当然就不能马马虎虎，要认真地写，因为人家以为你写的一定都是梅兰芳说的，不会有错，如果写错，白纸黑字，500年后也会有人叫倒好。

　要不写错怎么办？就要多核对，找老人问，梅兰芳自己说我不敢相信我自己，我一生经过的事太多，容易串起来，由这件事串到那件事，靠不住，事情的时间、地点绝对靠得住，细节就不敢说，因此要找些老人问问。许姬传在撰写《舞台生活四十年》时曾把姜妙香、尚和玉等请到家来询问，就这样，《舞台生活四十年》刚在报上发表时，还天天接到群众来信，指出某件事哪儿哪儿弄错了，当时许姬传弟弟许源来专管群众来信询问，梅兰芳要求他妥善保存信件，以便将来出书时好订正错误。经过多次再版，这本书现在看来差错不多了。

　许姬传还告诉我一个采访中有趣的故事。他说一些老艺人不能写，可是能说，你和他聊时，他讲得头头是道，长篇大论，一两个钟头不停，可你要一拿起笔来记录，他就不说了。小翠花（于连泉）就是这样。因此你要做好思想工作，和他们谈时要慢慢地问，别着急，引他把话说出来。

　清朝康熙皇帝喜欢音乐，他要调查两个即将失传的音调，派人到苏州去搜集，会唱这些音调的老艺人都已七八十岁，临行时康熙皇帝和派去的人交待了几句话，说得绝妙。他说：“慢慢问，别着急。问急了，他们就不说，实在弄不清楚，叫四阿哥去问好了。”四阿哥即雍正，意思是你们办不了事，我叫我儿子去问，儿子总能领会老子的意图。

　许姬老曾把这故事讲给梅先生听过。梅先生听了说：“这个皇帝很懂得艺人的心理，是个内行，你要问急了，他们就说不上来了。你随便和他们聊，他们可以说得非常具体。”这里说明了一个对采访工作普遍有用的道理。

　许姬传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年届耄耋，还很注意调查研究。中华书局编辑《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的同志说他“有八分写八分，有十分写十分”。他写《张学良·大“梅”字.＜宇宙锋＞》一文，为了证明“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正在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宇宙锋》，演到“金殿装疯”时卫士来耳语说北大营打起来了，张学良立刻起身退席，一霎时包厢里空了二三十个人，他曾找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副官朱海北亲自调查此事。这样就澄清了社会上谣传的张学良丧心病狂，“九一八”晚上还搂着影星胡蝶跳舞的流言。我们约他为《京剧谈往录续编》写《漫谈我所知道的孟小冬》一文，他查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又反复发信查询，中间数次更正错字，最后他给我来信：“孟稿，我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楚当年在北京的活动，现已脱稿，俟小儿誊清后即函告。”他为《京剧谈往录》一书所写《梅门弟子言慧珠》一文，事先写信给言少朋、俞振飞作了调查，交稿时他特意从沙发上移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对我说：“这里有我的得意之笔”，即指文章结束时他为言慧珠追悼会所写的挽联：“惊变埋玉，洛水神悲生死恨；还巢失凤，游园遥想牡丹亭。”这副挽联嵌用了言慧珠生前常演出的剧目，写得很好，已被中外十余家报纸辗转报道。

　许姬传有几个特长：诗、书法、文物鉴赏。这里一一加以叙述。

　许姬传自动得外祖父传授，学会了作诗，晚年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他的诗有不少是歌咏挚友梅兰芳的，如1986年10月他为梅兰芳纪念馆落成赋诗：

　此诗不但写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象更新的新气象，而且写出了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胸襟。最后一句“老笔犹堪柱下巡”，气派非常，写出了老人虽届暮年，犹勤奋笔耕的精神面貌。他曾为胡耀邦同志题写过这首诗。

　诗以言志，许姬传写诗不是无病呻吟，他还很注意联系实际，有所褒贬。我在历史学家谢兴尧先生处见他收藏的一册手抄本日记，题名《过隙驹日记》，作者郭春榆，清末任军机章京及侍郎。日记记1926年冬及1927年初3个月另10天的事情，内容大抵留恋旧朝，诋毁民国。谢兴尧先生将此册日记交黄君坦（郭春榆之婿）、张伯驹、许姬传传阅。张伯驹跋诗如下：

　许姬老的跋文及诗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扫作者文章中的悲观气氛。我为姬老这种精神所感动，因此特写了《<过隙驹日记＞及其跋》一文刊于《天津日报》上。我把报纸寄给许姬老后，引起了姬老很多感触，他特地给我写了封信：

　许姬老写得一手好“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体，凡是见过的人没有不叹服的。好多人见过他床头上悬挂的那张“鹅”字立轴，潇洒秀丽，这是他写完字后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徐邦达的赞扬而装裱悬挂起来的。10余年前有人愿出100元买它，姬老不肯。

　许姬传的好友朱家溍先生曾经评论过许的字，朱先生认为中国写“二王”体的只有沈尹默、白蕉等人。沈、白去世后，许姬传就可以独步中华了。朱家溍认为论功夫，许姬传不如沈尹默，可是沈尹默字写得匀，匀就不古了，许姬传字的功夫不如沈尹默，可是写得古，可上追宋元，像古人的字。现在沈尹默已经作古，论“二王”体，许姬传的字在国内就可以称绝了。朱家溍还反问一句：“如果说您不是这样，那么还有谁可以超过您呢？”沙孟海、王遽常字都写得很好，但和许不是一个路子。

　许姬传自己说，起初他临赵松雪的帖，后来改临米南宫、褚遂良、李北海的，觉得都不过瘾，就直接临“二王”了。所以他学晋书，可称无匹敌。我曾见过他临的王右军帖，飘逸中有苍老气，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味道。

　许姬传谈论书法有他自己的理论，如临帖他只临“二王”的，临宋人只临米南宫的，明清书法家的字他不临，因为明清以后的字不如前人。为什么明清书法家的字不如唐宋时代？许姬传认为这与写字的姿态有关。唐宋时代桌子矮小，略如茶几，写字时只能悬肘，练出了腕力，字才写得好。明清时代桌子高矮如同今天，写字时腕力差，写出字来也就相对差了。他认为日本人练字在茶几上练，就是为了练腕力，应该警惕他们在书法方面的进步。

　写字要临帖，可也应有自己的东西。他举言慧珠学梅兰芳的《洛神》为例，言慧珠唱《洛神》唱得很好，可是别人批评他缺点儿仙气，梅氏演洛神演的是曹子建《洛神赋》的洛神，气质好，有仙气。言慧珠演的洛神只是学梅兰芳的洛神，所以缺点儿仙气。演得好，也不过是临帖写字写得像而已，没有自己的东西。写字要临帖，但还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东西。

　写字讲究有“行气”，一幅字有意写得歪斜些，这样行气好。许姬传见过祝枝山的一张字，第一行写歪了，第二行就正过来了，反而更好看。他曾拿出上海一册书法篆刻作品集，指着许宝训的一幅字对我说，许是沈尹默的外孙，当时只有十余岁。可是写字已能运用行气，学宋朝人的写法，这是不易的，将来很有前途。

　许姬传说现在许多人乱写草书，草书是有章法的，不能随便多弯几个弯。要是乱写，写出来就不是这个字了，古话“匆匆不写草”，匆忙之间，写不好草字，现在有的人乱写草书，这是不对的。

　许姬传认为写字要避俗。字总有个俗不俗的问题。民国以后徐世昌的字写得好，不俗，但总有些馆阁体。清末书法家中，他推崇翁同龢，因为翁的字放得开，不俗。刘春霖的字就不行，不能免俗，写的是奏折上的字。他认为清末的书法家俗的多，成不了气候。当代书法家他推崇启功，就是因为启功练过小楷，写得不俗。南方的书法家，他认为沙孟海写得好。

　许姬传常常在写文章写累了的时候，再写字，作为一种休息。

　许姬传除了和我谈些书法理论外，有时也谈些写字的技巧。他说他握笔的方法是拨灯法。唐宋以来一直提倡用拨灯法握笔。用这种方法握笔旋转自由，有如用棍剔去灯芯一样。他边说边用手指正反拨弄着毛笔，笔果然在他手内灵活地转动着。他说握笔要“指实学虚”，如果用手掌紧抓住笔，笔调动不灵，那字就写不好了。拨灯法就是做到指实掌虚。“拨灯法”的“灯”。古书上有时写成“镫”字，应是灯字。至于“指实掌虚”，他认为是王（羲之）家的口诀。

　我曾数次亲眼看见他挥毫写字，用一枝新狼毫笔，蘸上一点墨潇洒地写开去，写完后把笔放在一个盛放湿海棉的茶杯内，轻轻地洗去墨。他说不能用冷水冲洗，不然泡开了笔，再用就不好写字了。他笑对我说：“这种善后工作很重要，不然笔保护不好。”看来他确实是个写字行家。

　书法家当然讲究用笔，笔有锋，才能写好字。许姬传也有几枝好笔。

　他告诉我九个善于制笔的个体劳动者，这些人的名字也许从没有上过经传。一个叫徐葆三，一个叫杨振华，解放前在上海制笔卖笔。他们专到书法家家中兜售他们所做的笔。卖笔时先要看看你写的字，然后递给你一枝笔，不是由你任意挑选的。这两个人脾气很大，你如果说一句他的笔不好，他拿起笔蹬脚就走，下次再也不卖给你了。许姬传说起这两个人，非常留恋，他买过他们的笔，交下了朋友。

　1949年北京解放，许姬传来到北京，需要找个卖笔者。朋友介绍他和许修直相识。许姬传是“海宁许”，许修直是“无锡许”，“海宁许”和“无锡许”从家谱上查，是一家人。许修直当时生活潦倒，卖笔为生。他有30几枝大小不等的笔，一古脑儿卖给了许姬传。姬老用了近40年。只剩3枝了。他给我看了看这剩下的3枝笔，上刻“双料净狼毫李鼎和精选”，许姬传说这30几枝笔卖给他时已是旧笔，保存到现在，大约有六七十年历史了。他舍不得用这仅剩下的三枝笔，但为我，开了一枝笔，在我递给他的一张清朝旧纸上写了“二王”体小楷。

　许姬传还记得北京琉璃厂有少老工人，湖州人，会修笔。你把笔交给他，他仔细端详一看，几天后再还给你，配上锋，修好了，比买枝新笔还好用。这位师傅没有徒弟，许姬传慨叹这些老艺人一旦故去，绝艺就失传了。

　许姬传和许修直交朋友，不光是买笔，两人还谈论砚台。文房四宝，书法家除了讲究笔，当然还应当研究砚台啰！许修直曾评论过许姬传的砚台，不过是些雕刻过的石头，他自己的砚台都是自然随形制成，有“青花”、“鱼脑”等珍贵品种，比许姬传的好。

　许修直不知道许姬传有30几方砚，最好的有4方，珍藏不轻易示人。他把书斋起名“四砚斋”，就是为了表示他藏有这四方宝贝砚台。

　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许姬老和我谈论起他珍藏的砚台，我斗胆地要求索看，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随手为我拿钥匙开柜取了出来，最大的7寸见方，最小的5寸见方，都用锦盒装着。这4方砚是：

　盒盖上画一枝梅花，疏影横斜，题句：“梅瘦似诗人”，下款“巢林居士”，图章是“汪近人”，即汪士慎，“扬州八怪”之一，是清乾隆时代名画家。砚底上雕刻的这枝梅花，刻者图章辨认不清。端砚习惯在砚底刻枝梅花，而把他天生的绿斑（通称“眼”）刻成花朵，这枝绿梅就活脱脱地呈现在你的面前了。砚台的边上刻四只鸳鸯，姿态各异。许姬老就为此砚起名“鸳鸯砚”。

　这是—方澄泥制砚，暗红色。砚底就其自然形状刻成一个荷叶，中心有4个小字：“叔和珍砚”，这是制砚人的名字。刘叔和，清初人。

　这是一方自然形状砚，砚底依其原状自然地刻成了兰形。许姬老在锦盒的锦缎上题字：

砚很薄，然而就在薄砚的窄边上有“吴门顾二娘制”的阳文刻印，不注意几乎看不出来。这方砚有“青花”、“鱼脑”。

　顾二娘是清康熙时制砚能手，她治的砚价值昂贵。我问许姬老为什么以董其昌的字画来换这方砚，他说：“董其昌的书画市面上很多，顾二娘砚则不多见，以画换砚，还是合算的。”

　汪春波是明嘉靖时人，砚盒也是明制菠萝漆盒，此砚是四方砚中最珍贵的一方。许姬老在锦盒里面的锦缎上有很长的题句，说明汪春波是个手艺人，会自制家具，烹调特佳，也能治砚，隐居山中。唐寅、祝枝山、文衡山等常去看望他，一去就住10余天。汪春波住深山48年，年近90坐化。

　我喜欢这四方砚中许姬老的题字，字极娟秀美丽。问姬老，他说是1946年前后题写的，现在写字比这苍老，但没有妩媚感。我想求得类似这样的墨宝，姬老说已不可得，原来存了一些，毁于10年浩劫中了。

　许姬老极爱这四方砚，随身带着，并命其书斋曰“四砚斋”，也叫“双如意馆”。他那“鹅”字条幅，下款即题签：“庚申夏日，潜老人书于双如意馆，时客京华已30年矣。”“双如意”即指的拥有四方砚。

　许姬老告诉我他这四方砚轻易不给人看，只给5个人看过，我是第五个。那4人是朱家溍、徐邦达、一个美国人、傅大卤。那个美国人是专门研究中国文物的，他看了四方砚，也指出汪春波砚最好，翘起大拇指说，他第一次看到明朝的菠萝盒，真叫绝活。

　已经说到许姬传收藏文物的特长，那就继续说他鉴赏文物这个特点吧！

　许姬传有很高的鉴别文物的能力。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到琉璃厂宝古斋欣赏字画，看见挂着一张署名博尔多画的画。店员不知道博尔多为何许人？因为和许熟谙，就向许请教。许告诉店员博尔多是石涛的好友，旗人。店员立刻收起这幅画，不卖了。解放前他在上海广东路古董市场还以廉价买进过一张华喦（新罗）的泼墨山水雨景精品，画一棵梧桐，上面题诗：“溪山衔猛雨，密点打疏桐。”

　这张画要是真迹，值1千多元，假的也值300元。许姬传看出是真迹，仅以100元买了进来。后来他在叶恭绰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以1500元售出。今年他在香港出版的《大成》杂志上看到了这幅画的照片。说明此画已经流落到了港地，不知属于谁手了。他还收藏很多珍贵书画，如南明马士英等的扇面，作家黄裳要他让出，姬老舍不得，但让给黄裳一张阮大铖的字。

　许姬传以他独特的家庭教养、社会联系，使他有机会看到很多珍贵书画，丰富了他的修养，成为一名文物鉴赏专家，年轻时候他在苏州看到一本册页是元朝黄鹤山樵画的，共12帧，画得极精。册页后页有方印：“吴门汤时新妆”，时新是家裱画铺的名字，汤时新即明朝著名的裱画师汤勤，俗称“汤裱褙”，京剧《一捧雪》中的角色。几百年过去了，茫茫人海中还能看到这位丑角亲手装裱的字画，你说该有多宝贵呢？当时许姬传想买下这本册页，因为价钱讲不妥，没有成交。蔡京是个奸臣，人们已经把他从宋朝四大书法家中剔去，易为蔡襄，蔡京的书法流传很少，但姬老见过。

　许姬传说，很多人都收藏书画，他就用不着着重收藏了。他偏重于收藏刻竹、砚台等珍品。他收藏的竹器中就有朱彝尊、毛奇龄等人收藏过的竹器。有一次我在和他闲谈时，他忽然想起叫他儿子拿过恽南田的笔搁来，这是书画家在挥毫时放笔用的竹具，有1尺长4寸宽，笔搁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成黄橙色，上有恽南田亲笔写了刻上的“南田戏笔”4个字。许姬传说他当初买这个笔搁时花了100元，为什么出重金买下这件文物呢？因为浑南田的书画很多，比较容易买到，而他自己使用过的笔搁只有这一个，所以当古玩商索价100元时，他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

　收藏文物当然会有石章，尤其书画家常常以石章的多少来显示他的财富。许姬传也有很多石章，石质不一定很好，但治印的人都是名手，如王福厂、顿立夫、陈巨来、许源来等。他管先后为我盖了印拓多方，可以看出确实不同非凡。如王福厂刻的“许氏姬传”，小篆体，纤细而刚强有力，近代很少有人刻到这样功力。

　许姬传说他不喜欢明清以来浙派、皖派的印章，印还是秦汉印好，他使用的印章都系秦汉印体，有几方满白印，刻得古意盎然，至于他现在使用的印泥，还是康熙年间留下来的。当然已经经过多次加工修饰，不然也就不好用了。

　许姬传晚年在天津出版的《中国书画报》上开辟了《燕赏斋谈艺录》专栏，每周写一篇短文，谈他鉴别书画以及收藏方面的体会。

　1986年8月26日，我为许姬传先生送书，临行时他托我为他邮筒投信。信封是中式信封，长8寸，宽3.5寸，信封上印了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寥寥数笔，颇能传神。信封的后面印“北京北芦草园梅缄”。我问姬老，和尚像是谁印的，姬老说是梅先生自己画的，梅氏不但擅画梅花，也能画佛像，这是他自制的信封，从信封上印“北芦草园”的字样来看，信封制成当在梅氏去美国访问演出之前，大约1930年。信封的左下角盖了方“阿兰那室”的小印，古朴典雅。姬老说此印当是姚茫父、陈师曾或陈半丁所镌，因为这些人都为梅氏治过印。这种信封梅氏共送了他4个。那天他为朱家溍先生寄信，用了1个，随手他又赠我一个，尚余两个。信封上盖印的“阿兰那室”4字作何讲，后来我写信询问过北京市佛教协会的修明法师，修明法师告我，“阿兰若”是梵文中“寂静”的意思。指比丘之住处，佛正打坐，正好配用此词。

　抗战时期梅氏息影沪滨，蓄须明志，靠卖画为生，当时曾送了一些扇面等画件给许姬传，许曾经给我看过一帧泥金扇面，画一枝梅花，淡雅素静，确是不凡。没有题字，只盖了两方印，一方“梅”字，一方“簪红别馆”。许姬老告诉我，“簪红别馆”这方印是梅氏和福芝芳夫人结婚时请人篆刻留念的，一般很少使用，这个典故只有他知道。

　许姬传于1988年搬出梅家客厅，搬到蒲黄榆新居居住。他有两个儿子，许国杭和许国耆。小儿子许国耆自四川调来北京工作，政府拨给新房，从此老人和儿子同住，得享天伦之乐。许姬传虽已年老，但行动潇洒，夏天穿湖色绸衣裤、拖鞋。冬天穿晴纶棉裤、羊毛衫，头戴顶绒线帽，手里有时抱只取暖的热水袋。他每餐食不多吃些红烧肉、熏鱼之类，主食只吃一两。他见人还是谈论戏剧、书法、文学。有一次他见了我，劝我读一下元稹的《连昌宫词》，说世人只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不知元稹有《连昌宫词》，写的都是同样内容，其实《连昌宫词》写得好，因为他批评了唐朝的政治。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外祖父看过程长庚、张二奎的戏，他则看过谭鑫培、余叔岩的戏。时下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老艺术家的事情。他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如他说谭鑫培演《奇冤报》：演到刘世昌服毒身亡时，先把帽子抛了出去，当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帽子上时，他已经飞快地从桌子内窜了出去，唱：“未曾开言泪满腮”。赢得满场彩。不过此时姬老已届90高龄，耳聋，已很少在报上发表作品，这只能说明他尚有雄心壮志，真要握笔成文，恐有一定困难了。

　他还写字，因为摔了一跤，伤两指，只能用三个指头握笔写字，还是写得很好。1990年夏季，我去看望他时，墙上挂了张他新近写的“天马行空”4个字，风采不减当年。底下盖了方白文小篆印：“许姬传年九十后作”。今年是姜妙香先生百年诞辰，戏剧界要出书纪念，他为书题词：“发扬姜派小生艺术”。

　1990年9月19日，国杭告诉我姬老已于9月12日午夜仙逝，终年91岁。病发及逝，为时甚短，属于“无疾而终”之类。9月20日举行与遗体告别仪式。从此文坛耆老，又弱—人，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