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壁辉（川岛芳子）对戏剧界的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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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壁辉，即日伪时期众人皆知的“金司令”。其实，听说她在日伪军中，既无级别，也无薪金，本该是个穷光蛋；但她靠着日本军阀的支持，在北平势力很大，生活豪华。她占据着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三重大院子，俨然是个官邸，家里、有副官长、秘书、听差、使唤的老妈子侍候着，出门有专用汽车和随从，可谓派头十足。

　金壁辉在旧日北平可算得是个洋恶棍。日本的宪兵队和警察局她都可以支使，她打个电话就可叫来一个日本官佐为她服务。在北平的新闻界里，有个日本人办的《武德报》，后台老板是日本人山家少佐（名山家亨），人称“王二爷”。“王二爷”是当时北平报界的主宰，但“王二爷”又听金壁辉的操纵，金就成了北平舆论界的“太上皇”。

　对于戏剧界，金壁辉通过报界制造舆论，她说捧谁就捧谁，她想拆谁的台，谁就倒霉。据说，金壁辉之所以能维持其挥霍、豪华的生活，主要是靠对工商界、戏剧界的敲诈勒索。据我所知，在日伪时期，北平戏剧界只有两个人没有被金壁辉勒索，一个是金少山，因为他有了钱就撒手地花，平常总是靠抵押戏装过日子；另一个是泼辣的坤角梁雯娟。梁曾被金壁辉叫去当使唤丫头，后来因被欺负不过，打了金壁辉一马桶盖，逃走了，金对她也无可奈何。

　金壁辉对戏剧界的勒索，我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她的霸道。

　日伪时期，新艳秋在北平演出，一次因剧场发生了观众被打死的事故，新艳秋被宪兵队抓走。新托人请金壁辉帮忙说情，金打一个电话就把新放了出来。金就趁机对新艳秋进行讹诈，让新长期住在金家，由金加以保护，新艳秋唱戏由金壁辉收钱，并将新当成金家使女，终日给金管家务，照顾金打针、吃药、洗脚等等，累得新艳秋白天晚上睡不好觉。

　金壁辉知道新艳秋有件水獭皮大衣，价值三千元左右，便让新将大衣取来挂在金家的衣架上。金一出门就穿那件水獭皮大衣，成了她的财产，而新艳秋出门只好穿别的大衣。新艳秋在金家被使唤日久，想离开，便借故有欠债要还，去上海唱戏挣钱，金壁辉先不答应，后来允许了，但要求新艳秋找上海约她去唱戏的剧团先付一个月的薪金（数千元），交给“金司令”，才放了行，还约定，新以后每月挣的钱都交给“金司令”掌管。新艳秋去上海，在演出《红拂传》的剧场上，又发生了一个流氓头子被打死的事故。她连急带怕，病倒住院，当然也就无法再给金壁辉寄钱了。以后如何，不得而知。

　金壁辉对我个人的一次勒索，外面传说很多，但说法不一，我现在把真象说一说，也让世人看清这个恶霸的嘴脸。

　在日伪时期，金壁辉仗着日本侵华势力欺压戏剧界的事很多。她办寿，各剧团都要去给她唱堂会庆寿，每逢年节，戏剧界的名角都要去她家祝贺。平日，只要她来个电话，让谁去谁就得去，不论是清晨或深夜，你都得陪着她。去她家，有时她还在电话中让给带点东西（点名要一些东西），不能空手去。有时，到了晚十点多钟，她还派车来接，不去不行去了，碰到上房有客，不得见，副官长还不让走，让在配房等候。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戏剧界一些名角如金少山等都到“金司令”家“祝岁”，大家在一起推牌九，“金司令”坐庄。那时，金称我“小弟”，让我坐在她旁边帮她掌着钱包，点票子……打完了牌，大家都散了，各自回家过年。

　到了大年初五那天，我父亲过生日，我正给他在家做寿，忽然，外四区警察署来人把我和父亲一起抓走。外四区警察署署长马书田是为“金司令”办事的人。他们硬说我拿走了“金司令”一万块钱，要我承认。为了便于讹诈，他们将我父子分开关押，派人分头对我、对我父亲和我家里进行威逼劝说，不断施加压力他们说，再不承认就送日本宪兵队，到了那里更厉害，一个姓王的特务，逼我时还打了我几棍子，并向我勒索去一件狐狸腿皮袄。

　后来姓马的署长和金壁辉本人又去监狱里劝说我父亲，让赶快赔钱结案，还说“金司令”欠了债，等着这笔钱还帐。他们开始硬要我赔一万元，以后，说来说去，赔了八千元，加上零零碎碎送一些东西和马署长向我索去的两个金漱盂，还是等于赔了一万块钱。

　在旧社会，唱戏的一成了名，钱倒是挣得多，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地痞恶霸都打你的主意，简直应付不起，那种闲气就让人受不了。金壁辉这个依仗日本人作恶的大恶霸，在旧日的北平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日本帝国主义一垮台，“金司令”也完了蛋，说明一切腐朽、反动的势力，终归是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