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探·二》：“女王临朝”只是戏，明代历史上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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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不仅在京剧里是比较流行的传统剧目，秦腔、豫剧、河北梆子、川剧、汉剧、徽剧、粤剧等也都有此剧。剧名为《龙凤阁》、《保国图》、《忠保国》、《徐杨三奏》等不一，但剧情基本相同。即明朝穆宗皇帝死，太子年幼，其母李艳妃听政。妃父李良企图篡位，李妃受其蒙蔽，亦欲让国。定国公徐彦昭、兵部侍郎杨波上朝谏阻，李艳妃不听，逐徐、杨出朝。徐彦昭无计，至皇陵哭拜，杨波命诸子率兵至京防变。李良封锁皇宫，李艳妃悔悟，徐、杨二次进宫，李托以国事，共防政变。
《大·探·二》既是一整出戏，又各可独立演出，全剧以唱工为主，生、净、旦并重，流传多年而不衰，为训练和考验演员的重头戏。
先师陶君起先生在《京剧剧目初探》一书中，介绍此剧来自鼓词《香莲帕》。这部鼓词我没有见过，几番查找，仍无所获，只好根据正史和能够看到的其他史料，对《大·探·二》做一番考证，力求能把史与戏的异同，剧中人物的历史面目弄清楚，供京剧工作者和爱好者参考。
张君秋、谭富英、王泉奎之《二进宫》
明穆宗朱载坖死于隆庆六年(1572年)，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是为神宗。当时，神宗只有十岁（戏中尚在襁褓，与史不合，不能理政，由受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并无后妃听政事。）
明朝建国伊始，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后妃干政、外戚乱国的教训，于洪武元年(1368年)命翰林学士朱升修《女诫》，诏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明史·列传第一·后妃》)《女诫》编成后，制成铁牌立于宫中，传示子孙，“以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妃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 (《典故纪闻》)所以，终明之世，有宦官乱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有权臣用事（如严嵩、张居正），独无后妃、外戚干政。《大·探·二》中，李艳妃居然登殿理政，接见臣工，并称为“女王临朝”，那只是戏，历史上是绝对没有的事。
王又宸、尚小云、金少山之《二进宫》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1573一1582年)，也就是神宗十岁到二十岁的十年间，高仪病死，张居正排斥了高拱，不仅朝政独揽，就连皇帝读书、宫中日常生活等也事事干预，史载，有一次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的“勃”字，读成了“背”，竟被张居正厉声叱责，神宗吓得赶快改正。甚至慈圣太后（即戏中李艳妃)让和尚设戒坛做法事，张居正不同意也只好停办。
张居正官居首辅、太师，专横跋扈，一朝听命，党同伐异，顺昌逆亡，但他终究还是个有魄力、有办法、有才干的封建官吏。在他柄政期间，内政、外交都搞得不错，“镶地千里，荒外詟服”，“力筹官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重金，至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并未发生过政局不稳，有人谋篡的事。《大·探·二》和它的前身鼓词《香莲帕》完全是借个朝代，借些古人姓名杜撰出来的一出历史故事剧。
牟金铎、侯玉兰、赵金年之《二进宫》
李艳妃，在剧中被杨波、徐彦昭称为国太，她在唱词中又自称李艳妃，到底是后是妃，戏里是一笔糊涂账。
明穆宗的皇后姓陈，神宗即位上尊号仁圣皇太后。陈皇后多病，无子，也不住在大内的坤宁官，不管六宫之事。从《明史》“神宗在东官，每晨诣奉先殿，朝帝及生母毕，必至后所问安”的记载和《明史纪事本末》“（神宗）即自驾往迎仁圣过大内”的记载看，她好象住在西苑（今中南海）或者琼华岛（今北海公园)。
李艳妃则应是穆宗的李贵妃，史籍未载她的位号，但明宫妃嫔位号有定制，日贤、淑、庄、惠、顺、康、宁。不可能用艳这样寓贬意的字封皇储生母。她的儿子做了皇帝后，母以子贵，被封为慈圣皇太后，与仁圣皇太后两宫并尊，迁居乾清宫，照管小皇帝。
程砚秋、徐凌霄、王泊生之《二进宫》
《明史·列传第二·后妃二》记载：“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日，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张）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已御扎。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巧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
对自己的娘家，李贵妃不但没有以江山相让，而且是“家人尝有过，命中使出数之，而抵家人于法”(《明史》)，可见她不仅是一个精明、强干，识大体、有主见的女人，而且是一位既慈祥又严厉，教子有方的母亲，对于明朝江山社稷是有大功的。和戏里那个稀里糊涂，一点准主意也没有，娘家爹一通胡说八道，她居然就同意把江山借给他三年五载，发现上当，只会在宫里大哭的龙国太是完全不同的。
李贵妃笃信佛教，晚年在英华殿烧香礼佛，宝座刻九朵莲花，宫中人称九莲菩萨。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去世，谥号孝定皇太后。
徐彦昭不消说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后代了。
徐达是朱元璋同乡，二十二岁投朱部为将，战功第一，朱元璋称之为“布衣兄弟”。建国后，封右丞相，魏国公，五十四岁病死（有人说被朱元璋害死）于北平（今北京），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赠三世王爵。他的长女是燕王（明成祖）朱棣妃，后为皇后，所以又是皇亲。
徐达画像
徐达有四个儿子：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其中添福早卒，膺绪无闻，辉祖以长子袭爵，增寿任左都督。燕王发靖难军攻南京，与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徐辉祖引兵抵抗燕军，南京陷落后被燕王下狱，凭世券免死，徐增寿却为燕王做内应，被建文帝亲手杀死。
朱棣登极后，将徐辉祖削爵，他死后，朱棣命其长子徐钦为嗣袭原封爵，后又因事废为庶民，仁宗朱高炽继位后复爵，徐钦之子徐显宗、徐承宗及其后代，一直在南京任职，直至明亡，所以，徐延昭不可能是这一支派的。
徐增寿是成祖的功臣烈士，追封武阳侯，后又进封定国公。他的子孙倒是在北京皇帝身边，地位也很高，到了万历朝，已经是第五代孙徐文璧了。戏中的“定国王侯”徐彦昭应当便是徐文璧了吧？文璧在朝领后军府，加太师，数次代表皇帝到郊外祭天，权势地位都很显赫，和戏中只有尊荣却无实力的徐彦昭老千岁是不完全相同的。
《大·探·二》一剧，人物形象塑造得最好的要数那位兵部侍郎杨波，在这场反政变的斗争中，他的几副面孔都让观众看清楚了，既成了平国难、扶幼主的大忠臣、大功臣，又在功名、地位上大大地捞了一把，连子孙后代都沾了大光，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官僚的本质。
明朝万历年间并没有一个名叫杨波的兵部侍郎，有一个杨博，山西蒲州人，嘉靖八年中进士后，一直在边防与邻国作战，嘉靖三十五年，由兵部左侍郎擢升兵部尚书，十年后调任吏部尚书。隆庆元年，以吏部尚书兼理兵部事，万历六年，专任吏部，直至第二年病故。
《明史》中说杨博“魁梧斗硕，临事安闲有识量”，他不仅治兵有成绩，而且在朝廷的派别，权力斗争中表现正直，曾经不畏权势，据理力争，防止了张居正陷害高拱的冤狱发生，当时人称长者。
既使戏中的杨波的原型就是历史上的杨博，经过前辈剧作家的想象、加工，人物面貌和性格也已经很不一样了，不可等同看待。
戏中的国丈李良，虽由净行应工，却是个介于净、丑之间的角色，妄想从亲生女儿手中篡位，有野心，无人性，地道大奸臣。
历史上孝定李太后的父亲名叫李伟。字世奇，山西郭县人，穆宗时，官都督同知，神宗即位，封武清伯，又进武清侯。
《明史》载：“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外戚循理谨度，无取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又载明代外戚“其贤者多谨身奉法，谦谦有儒者风。而一二怙恩负乘之徒，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所以，这位李国丈不管是谨身守法的贤者也好，怙恩负乘之徒也好，都没有趁皇帝年幼，太后无能，而发动政变，篡位夺权的可能性。
不过，李家的篆富、在明末是非常有名的，崇祯时，内忧外患，国库空虚，首辅薛国观建议朝廷向外戚借钱以助军饷，崇祯帝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家。当时，袭侯爵的是李伟的曾孙李国瑞，这位侯爷舍命不舍财，和皇帝软磨硬泡，引起一场大纠纷。姚雪垠先生在他的小说《李自成》第二部中，对这场斗争有过非常细致、生动的描写。
《大·探·二》原来的演出在《二进宫》后面还有《斩李良》，现在很少看到有人这样演了，大都是《二进宫》唱完结束。
（《艺术研究辑刊》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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