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剧观：“京戏是宫廷戏剧，缺乏真实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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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编者同志约我为他们刊物举办的《我与戏剧》笔谈栏写点什么，我答应下来后，提起笔来，又觉得有不知从何说起之难，感到茫然。
因为从现实说来，我长期索居市郊，加以年迈体衰，腿脚不便，因此，除公务外，绝少进市区，至于逛马路、进戏院，那早是记忆中的事物了。但我又厕身文教两界，戏剧作为文学的一种艺术样式，更不能说与我无关，何况我在年轻时学习文艺创作的那些时光，也尝试过写剧本、译剧本，更不用说读剧本了。至于看戏，那更是生活中的必要节目，传统京剧，各类地方戏，中外话剧，歌剧以至“革命样板戏”，也程度不同地接触过，它们帮助我从正面、负面以至侧面认识人生、历史、政治、社会、世情、民俗以至我自己这个人生角色。盖所谓“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也。所以还是有不少话好说，那就信笔地说下去，说到哪里就算哪里了。
我出生于山西南部的偏远山区。我那个小山村，民性淳厚、朴实，但又刁野、强悍，好武斗，不好文斗。那是个荒漠、贫穷、闭塞的世界。这种生活环境和民情风习，深深影响了我的生活性格和戏剧审美观念。
幼小时期，逢到村里或邻村迎神赛会时演社戏——即我们晋南的“蒲剧”，它也是中国古老剧种之一，我就喜欢看武戏，不喜欢看文戏。蒲剧很有地方特色，它的音乐、唱腔都高昂、悲凉，而又热情、豪迈，因此很适合演历代政治和社会悲剧，演喜剧、闹剧就有些装模作样，显得不那么真实可看了。
山西老戏台
从戏剧角色说，我喜欢武生、武旦，他们扮演的绿林好汉，行侠仗义，视死如归，讲信义，重然诺，在我看来，这是些英雄豪杰，人生楷模。但对他们扮演另一类角色，如做强盗受官府招安后（如由清朝公案小说《施公案》《彭公案改编的这类戏)以一个“大人”为依据，为皇上尽忠出力，甘供驱使，捉拿或破获他们原来的同类——不受招安的绿林好汉，如鲁迅先生所说“捉拿别的强盗”的为虎作伥，卖友求荣的行径，又感到不齿和愤慨。
对武丑，我也有好感。但多属于扮演上面说的那类绿林好汉的角色。对于文丑，那些摇小扇子的角色，无论他们陪大人或员外(即官僚或豪绅)饮酒赋诗，插科打浑，那种胁肩谄笑，拍马溜须，自轻自贱的帮闲行径，或是为官府或员外出谋划策，陷害善类和小民的阴险奸诈的帮凶嘴脸，我都感到十分厌恶和反感。
对于以忠孝节义这类封建伦理道德为立身行事宗旨的道貌岸然的须生和青衣，这类舞台上的正面人物形象，假正经角色，也使我厌恶反感；当然，须生也有演好戏的时候，即他们扮演那些历史上的重气节、明大义、轻生死、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光辉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角色，也使我心折赞叹。对于舞台上的男仆(“家人”“院子”)、丫环、使女，这类富贵人家的仆役，我可怜和同情他们，但又瞧不起他们的那股低眉顺眼的奴才相。这就是我少年时候的戏剧观，可惜年深月久，我不能举出具体的剧目和剧中人物来了。
我少年离乡后，进入城市当学生，多年在动荡的中国社会生活、飘荡，又多接触了许多剧种，比较起来，我喜欢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河北的梆子这些北方地方戏，因为它们和我那地方的蒲剧属于一个艺术系列，它们不仅有浓厚的民族风味，也各有其特有的地方色彩和艺术个性。
秦腔花旦杨翠喜
我不喜欢看京戏，认为它是宫廷戏剧，它虽然被雕琢得精细典雅，富丽堂皇，但缺乏真实的艺术生命力，那就是说，离真正的生活世界很有距离。
比较起来，我倒喜欢经过改造的、诞生在上海这个工商业现代化都市的海派京戏。认为它有开放性的艺术心胸和从生活真实出发的表演特色。因为它粗放，所以它有真实的艺术生命。
王芸芳
我多年旅居上海，对于流行的越剧则颇看不惯，不爱看，因为它的剧情大多以男女爱情，家庭纠纷为主，哭哭啼啼，婆婆妈妈，这些感情太细腻，为我这个禀性粗犷，又历经人生坎坷的性格所不能接受，正像我从少年时期看小说看不进《红楼梦》《西厢记》这类言情作品一样。
我倒喜欢看上海的独角戏和滑稽戏。因为它以上海这个复杂的市民世界为取材对象，是一种市民文化，它很能及时反映上海弄堂市民的复杂生活和感情世界，那种颇有特色的上海社会习俗和心态。
越剧十姐妹
关于话剧，我就不多说了。只提出一个具体事例，以见一斑：一九三五年唐槐秋先生领导的中国话剧旅行团在北平协和礼堂上演陈绵教授导演的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这是当时轰动北平的一件艺术界大事。观众大都是当时北平的上层社会人士，即所谓有教养的绅士淑女们，票价要大洋壹元，这在当时算是很贵的戏票了。
我哥哥是陈绵先生的学生。也替我买了一张票，我进去观赏了一番。虽然演员的阵容很整齐，都很有艺术素养，导演陈绵教授又是多年生活在法国的法国戏剧专家，但戏中主角玛格利特这个妓女的爱情悲剧却引不起我的感情震动。相比之下，一九三六年我在东京一桥堂看留日同学上演夏衍同志改编的老托尔斯泰的《复活》的演出，虽然演员都不是职业演员，但通过演出，对那个妓女玛斯洛娃却很同情和敬重，因为她在被迫沦落中，经过生活的严重打击，身陷囹圄后，在与同难的政治犯的相处中，终于认识了人生真谛，走上了追求真正人生价值的生活道路，这正像我在东京筑地小剧场看了日本新协剧团上演的高尔基的《夜店》后感到过瘾一样，剧中住在这店里的一个流氓说：“你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承认你是个大英雄！”现在说来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但这句台词却使我印象很深，不能忘却！
（《上海戏剧》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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