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揣：皮黄（京剧）是怎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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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盛于清季乾嘉之季，人尽知之矣。泊道咸年间，所谓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入京，尚是以昆为重，所演各剧，虽有所谓乱弹者，以愚看来，亦断非今日名伶所演之《四郎探母》、《玉堂春》等戏也。吾国向未有系统之戏剧史，稽考十分困难，鄙人不敢闭户造车，然闭目细思再以揣度，得出下列各答案来，冀收抛砖引玉之功，倘有贤能之士、戏学奥邃者流，能弘而广之则幸甚矣。
张君秋之《玉堂春》
一、清中叶演剧之揣测
距清季已近二百年，即使四川人瑞李青云（民国十余年尚健在，吴孚威避难时与李翁曾合拍一照，据李自云伊己二百六十余龄，以采药为生。其岁数是否确实，虽无从稽考，唯川人多寿，今之古稀以上老人谈称伊等孩提时闻诸前辈云，李翁即皓然一老叟矣，足证李之二百龄洵不诬焉）再生，亦恐难述清，约之昆曲为主而无疑焉。
试阅清人笔记，或小说、稗史、诗词，只凡关于有戏剧之记载者，无一非昆曲词也。《红楼梦》固包罗万象之书，内中记“林黛玉梨香院听曲，芳官、龄官、藕官等学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触动芳心”云云，及薛宝钗论《山门》中“寄生草”漫拭英雄泪，相随处士家引起贾宝玉被讪笑”云云皆指昆曲。
在《红楼梦》中只要谈起戏剧来，均未提到“皮黄”两字，固然不能说《红楼梦》没载称过皮黄即可武断说彼时无有皮黄，唯可断定即使有，一亦断乎不如目下之盛行，二宁或有之，亦与今日之皮黄有差别也。
反之请阅遍近世之小说杂记等等，只凡有谈剧者，为有九十九皆皮黄也，事迹不离皮黄，梨园掌故、伶史以及一切的一切罔不皆然，是足可以反证者。秦腔发源据各方面调查似较皮黄为早，魏长生事迹散见先贤手记者甚多。清中叶秦腔虽有，要之乃盛行于一方，且是北方，在大都市中恐未若昆曲之盛乃意中之事。试看秦腔各剧，多激烈腔调，乐器随伴亦多强项音声（如梆子打起来震人耳鼓），（腔调以《拾万金》之〔哭相思〕而论，虽极端雅，也不如昆曲腔之柔靡），所演各戏之情节多节烈忠义，足以代表燕赵慷慨悲歌之风。《拾万金》李翠莲与刘全顶嘴舍儿女自缢，《杀庙铡美》秦香莲不为势屈，以较昆曲之才子佳人互相倾慕调笑，如《牡丹亭》杜丽娘、柳梦梅，《琴挑》之妙常、潘生，《西厢记》之张生、莺莺、红娘，不必加思索而可判别，一产自北、一出自南耳。
程砚秋、俞振飞之《琴挑》
京师首善之区，人文荟萃之所，况那时国家承平，万乘之尊先天下之乐而乐，所谓戏剧者，亦必当选上乘者以供帝王玩赏。易言之帝王寓目之戏剧，亦即当时盛行之戏剧，其他亦不过如今之河河腔、丝弦、老调、五人班、绍兴剧称之四乡土戏而已。
总之此时之戏剧，以昆曲为主脑，附带者为“杂剧”。杂剧者何也，亦可名之曰小调、小曲，《缀白裘》上称曰梆子腔吹腔亦属之，凡不是真正成本大套之昆曲戏统名之曰杂剧，因为那时候唱戏大半扮演全本戏，演全本《劝善金科》须尽四五天才能演完，以至《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概无分段截演之事。正戏（此不佞独撰名词）之外，为令观者换换脑筋起见，偶尔加上一二出小戏如《小过年》、《古董借妻》、《浪子踢毯》、《一两漆》之类（古时未必有此，不过借以形容耳），此类戏不用正角扮演，以滑稽为前提，故腔调务趋简单，此或吹腔之所由来欤？乱弹之名今尚有之，内行曰“昆乱不挡”，目下内行连皮黄亦归纳在乱弹之内，愚意“乱弹”二字亦必尔时之名词也，即指小调、小曲、杂剧而言，“合上正剧并杂剧，而成为清季中叶时代之主脑戏剧”乃鄙人所敢武断者也。
二、皮黄是否杂剧之一种
至于皮黄是否即那时杂剧中之一种，后来渐次进步，至清季末叶始夺得昆曲主脑地位？抑或自四大徽班入京才有皮黄，京人厌昆曲之温弱，渐渐移爱于新来者？皮黄，刻下似尚无此规定，不过以管见所及，以后说为是也。昆曲出自江苏，皮黄产于中国长江鄂皖湘一带（幼时曾与一湘籍某票友过从，某暇时歌《定军山》“黄罗宝帐传将令”一段，与皮黄什九相类，又唱《马嵬坡》一曲，内有“安禄山走草荒弃城逃走，离去了金銮殿凤阁龙楼”又极似西皮摇板），不佞妄以为此三者相毗连，各有各乡土戏，因性质相近（皮黄腔调本彼此类似），挑选优秀伶人，应召联袂来京，经京人之陶冶，帝王之提倡，渐次改成今日之局面或不诬也。
余叔岩之《定军山》
在六十年前西皮用弦随奏，二黄用笛，或唢呐伴奏，与昆曲等（昆曲多用笛，有时花脸用唢呐，《火判》、《通天犀》即是）。昆曲与二黄在舞台合奏甚为合宜，二黄与西皮合奏，所用之乐器不一，则不感不便。自贾君改用胡琴随二黄，废止笛子以后，于是二黄距昆曲渐远，而与西皮则成为不可分离者焉。
贾君者，乃戏剧史上一重要人物也，在皮黄未合流之先，一出戏或尽是西皮，或尽是二黄，降至今日新编之戏，几无一出非皮黄混合者（《四郎探母》尽西皮，《二进宫》尽二黄，愚断定其为老戏。《罗成叫关》，“黑夜里”一段，先用唢呐随唱二黄原板，至“十指连心疼煞了人”，改胡琴随唱西皮原板，此必为皮黄合流之滥觞也）。追溯皮黄来京之初，其腔调等等决无今日之复杂、精纯、悦耳，所以有此局面者，乃诸先彦——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卢台子、谭鑫培辈之功也。杂剧短小精悍易于学，皮黄压倒昆曲而不能废却杂剧，乃“适者生存”天演之公例也。余归结一句曰“皮黄的起源并非昆曲的附属品，杂剧先附属于昆曲，今则附属于皮黄”。
三、弋腔绝非高腔
日下韩世昌、白建桥等领衔之祥庆社及滞留天津已经改行之侯永奎、马祥麟在二十余年前均隶属于荣庆社旗帜之下，自名曰“昆弋社”，在报纸上亦称“昆弋社”，世人亦如此称呼云云。
在文字上虽如此，而形诸于口则曰“昆高腔”。昆高腔之名，盛行于直隶省南部、中部尤以安国县（古之祁州）、东鹿、高阳、雄县、蠡县、曲阳，博野、井陉等处为最著，乡村酬神演出《庆安澜》以答天庥，什有八九用昆高腔。昆腔高腔二种之中尤重高腔，乡绅耆儒嗜之成癖，每逢写戏，必先问高腔名手某某有否。已故之郭蓬莱（乳名达子，民七八年尚在京出演于天乐园，工黑净，兼老旦、丑，以《花子别妻》、《扣当》、《别古寄信》、《敬德钓鱼》、《幻化》、《东游》、《青石山》等戏名，初来时尚演后三出，嗣后知音者甚少，逐渐流演开场，因之湮没无闻）及未来京之花起凤、邢牛子，在冀中名震十数县间，有伊等便可多写二三十吊文（注：乡下有戏揽头即职司张罗各村演剧者，亦即戏牙子，每次大约为四天，名之曰写戏。写者，订合同之谓也）。当年名伶盖鲜单独唱昆者，学时亦必昆高兼习，能昆者必能高，能高者则未必都能昆。
韩世昌、白云生之《狮吼记·跪池》
三十年前有白永宽者工正生，《宁武关》、《倒铜旗》、《罗艺斩子》、《郑儋打子》，冠绝侪辈，昆高班尊之若神明，依若北京之谭叫天，有时亦演《回头岸》、《玉杯计》，曾经在天乐园偕韩世昌出演之白云亭、白茂斋、朱玉鳌，无一不昆高兼唱，即今之昆大王韩君青，亦曾唱过高腔小生之《投水》、《钓鱼》，反之王瑞长、李宝成、王玉山等皆以单纯高腔闻于世，此皆以往昆高班重高轻昆之佐证也。
然而胡为高腔传曰弋腔耶？此无他，以讹传讹人不细察故耳。弋腔，是否出自弋阳鄙人不敢武断，民十余曾往江西东部之广信府，路出弋阳，寄居三岩（县曰广丰，距弋阳百余里）。此地歌曲染靡，近乎杂曲中之小调然非昆腔，意者四大徽班（即南班北来之代表数名词）北来，搜集南省各处歌曲与名伶，择其重要者而命之名，内中昆腔及弋阳腔较著，即以昆弋二字包括“南剧”，以后逐渐同化、变更、归并，而成为近日之局面耶？
前文已再三申说，清末中叶所谓昆弋者，昆自不足论矣，弋即杂曲、小调、吹腔等短剧，盖昆腔与杂曲性质相近，乐器可用一堂，比较皮黄梆子两下锅容易多多焉。昆弋之名袭用日期甚久，在此时期内，忽然高腔出现加入在昆弋（即指杂曲）中演唱，因高腔渐占势力，遂取弋腔之名而代之，又将弋腔归并入昆腔以内。此说虽是不佞所妄揣，然此说乃不佞三十年来素主持之论，是否固不敢知，然自问尚有一部分之理由，亦曾广求同好者指教“究竟高腔出自何时？产自何地？”奈数十年来，尚无予以切实答复者，奈之何哉！？兹为明了起见特列表于后：
（甲）在高腔未兴之前，昆腔、弋腔、昆弋班；
（乙）在高腔已兴之后，昆腔、弋腔、高腔昆弋班（昆弋并在一起，高腔取弋阳之名而代之，从此弋阳并入昆腔之内，不复再有专名词焉）。
高腔非弋腔乃鄙人所武断之定义，所持之理由有二，试述于后，但须首先规定所谓弋腔者是否即俗传之弋阳腔，又此弋阳又是否即江西之弋阳县。苟俗传为真，则弋阳在中国中部偏南。南方之歌曲音多柔，戏剧情节多佳人才子调谑，近于滑稽。（甲）高腔无丝竹佐辅声腔高亢，绝不近南方歌曲，（乙）戏情大部为忠烈事迹，如关壮缪剧、尉迟敬德剧及《铁冠图》，慷慨悲歌，纯粹北方歌曲之代表品也。然则高腔之为物创于何时何地？下文再论，乃妄揣中之妄揣近乎痴人说梦矣。
四、高腔源流考
高腔决非弋阳腔已如上述。至于高腔产于何地，出在何时，迄未得到确切之证据，据敝人断定产地必是北方，时代必在清朝康乾间。前阅《清稗类钞》内载“国初最尚昆剧，嘉庆时独然，后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一曰高腔者，其于昆曲，仍其词句，变其音节耳，京师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凯旋，军士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皮黄腔，其声较之弋为高而急，词句鄙俚，无复弋腔之雅”。按《清稗类钞》一书是类书性质，内中文字由抄袭而来，此段文未详抄自何处？要之亦可引为佐证。
愚谓高腔产自北方，其理由：
一、秦腔发源于秦，昆曲产自苏，皮黄出于鄂湘间，均流行于北京已垂二三百年，虽经过若干名伶之改变，山乡土音渐淘汰而为京音，然偶然一时还须露出原土音来，如唱昆者仍离不开苏白，念字多带苏味，皮黄至今还有鄂音（“来”字读作“赖”之类），足见无论传流多少年仍离不开本源也。高腔始终重京音，已故名丑疤瘌四（张福元父）、张荣秀，一系新安县一系京东，台下说话不觉土音，一到台上完全音韵。又闻高腔老辈云，学高腔必须识字念京白（乡人称高腔伶人曰先生，至今不变）。
二、高腔戏盖少单独之戏，有高必有昆，戏词昆高相同，如《山门》、《拷红》（郭蓬莱唱过高《山门》，王瑞反串高《拷红》）。不但词一样，曲牌名亦然，《山门》依然是〔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拷红》仍是〔桂枝香〕。所演之剧，什有八九为忠烈慷慨戏情，关戏尤多，如《河梁会》、《挑袍赠马》（高腔红净独开一门径）。敬德戏亦多。尤对于清朝歌功颂德兼至，即上文所述之《请清兵》是也。戏剧代表民性，苏人温柔，昆曲男女调笑事居泰半；高腔乃燕赵之歌，盖无疑矣。究竟始于何时，则绝对在清中叶前，所谓是〔得胜歌〕者，此说颇为近理。清初大军，远征西北，当局深恐道途劳顿，制曲以代军歌，马上或整队前进时歌唱，如今日行军时之军歌，自然无须用乐器相伴随，其声调之激烈，极适于武夫脾味，事迹亦多鼓舞士气也。关公忠义、敬德远征都是武人楷模，用意颇深也。或谓昆曲词藻奥邃，虽文人亦不易解透，何以能风行于行伍间宁非异事？愚则答曰，斯时昆为正宗，如今之皮黄，词之难解与否固与歌者无关，高腔至今尤能招起安国等县乡人之兴趣，岂乡人尽能分明其词句耶！
由此上之种种悬揣，得来之结论：一、高腔非弋阳腔。二、昆曲盛行时，杂曲曾加杂其间，观众谓杂曲曰弋阳腔，总名曰昆弋班，究竟此杂曲是否即是真正之弋阳腔还待考，约之弋阳腔亦是小调之一种，与杂曲相近耳，借弋腔二字统括诸总杂曲，所为易于称呼也。三、在昆弋正兴之时，京人氏或贵胄用昆曲词句、牌子创出特别腔调来替代军歌，其音高亢，命名曰高腔，亦加杂于昆弋班中演唱，不便于昆弋班上再加上一字：昆高弋班，只得仍袭用原名，日久天长，人不细察，遂张冠李戴指高腔而曰弋腔。早年所谓之弋腔——杂曲无形中失掉本名，遂归并在昆曲以内矣。是以高腔为袭用昆曲词夺抢弋腔之名据为己有之一种歌曲也。四、昆曲用笛随，杂唱并用笛伴，极似一类歌曲，总名之曰昆曲似甚相近。高腔与昆腔腔调迥别，当昆高合并演唱之时，外间呼之曰“昆高班”，又因“昆弋班”之名由来已久，于是弋腔即高腔而无疑焉。
苏人嗜昆曲，陕晋人喜梆子腔，以味适口也。闻诸老辈皆曰某王爷好高腔，郭蓬莱在王爷府极受恩宠，大约世袭之好耳。则是高腔之创造者不但是北方人，再将范围缩而小之当是乾嘉时代常住北京之清室王公，乃鄙人妄揣中之妄揣也。
（《立言画刊》1941年第133、135、1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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