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太宰治更极致的作家：为什么人必须堕落？

在某一方面极具天赋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薄弱乃至于白痴的程度，这是围绕天才最常见的叙事。早年的媒体，也很喜欢报道考入名校的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轶闻。在文学艺术方面，这种传说更是神乎其神，这个领域的天才人物往往和疯癫、不规律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世人也乐见艺术家都是疯子，似乎如果艺术家们都有着平淡的生平，过着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那么就连艺术本身都会被降格。

我读过最迷人的作家形象，是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照命》里写下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她可以写出一位作家最适当最迷人的形象。她用土星的徘徊与停滞形容本雅明性格中的特质，勾勒出他在哲学上的聪慧绝伦和生活中的笨拙两种对冲的色块，桑塔格还认为本雅明形容卡夫卡的话，也可以形容他自己——艺术家和殉难者，失败的纯洁和美丽。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内心世界毫无矛盾，全身心沉湎于温情的人际关系与一味的娱乐趣味中，我会完全没有书写欲。疑问和矛盾是写作的必需品，写作就是一面榨取着自身的痛苦，一面以此为乐，简直像电影《颐和园》里那句“和平中我寸步难行。”

痛苦、殉难，避世，这样的形象也多么符合世人对于一位作家的意淫，我小时候想做作家，也囿于最初对作家的想象，无外乎是觉得那是一些遗世独立之人。就是到了现在，旁人也会在我身上套上相关的种种想象，在日常中因为我的职业，而为我的不善言辞主动开脱。我也乐得做个不善言辞的人，省去许多学习说套话的苦恼。那些对作家的宣传语塑造了人们的认知，而我被人们的认知塑造着，成为了宣传语中描述的写作者。

天才和疯子的传说间，殉难和神圣间，世人对作家的想象蒙上一层青涩少年般的忧愁、怜悯乃至敬仰。这时再翻开一本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小说，恐怕真会有点哭笑不得。因为他会对你说，“文学本身就是低俗的工作。因为人类是低俗的生物，作家要专注面对这些人，当然很低俗。”（《我是谁》）他会说，不被理解并不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专利，所有人都一样。这种完全不给人情面、也不给自己情面的话语，想必读过《人间失格》的人会觉得熟悉，提出这种言论的日本作家坂口安吾，同为无赖派代表人物，在中国却并没有太宰治一般响亮的名声和接受度。

坂口安吾一生叛逆，中学时便在课桌上留下了惊世之语，“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上。”

这位反叛的作家人到中晚年时仍在落伍，与现实逆行。

日本战后仍在呼吁的“进步”，是把富豪向贫苦的车夫讲价视为节俭的美德，要求家破人亡的战争遗孀终生守贞，这种认识，重视浮于表面的“美德”，早已超过关心人本身。美德如果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真的还有正义可言吗？

因此坂口安吾提出了堕落论与颓废文学论，这种堕落和颓废并非字面所见的意思，而实际上是提倡人要恢复人的本性。他呼吁人必须堕落。“我并非是要把颓废本身视为文学的目的。我所探求的只是人与人性的必然生存方式，希望能够毫不自欺地生活，唯此而已。我憎恶那些“健全”现实中的假道德，为此必须不惮于脱离假道德并诚实地堕落，必须回归到人自身不加伪饰的欲求上去。人类有着诸多欲望，同时也渴望正义。”

这样的态度无愧于无赖之称，能够令人发笑，且可以笑得理直气壮。而与之相反的逞强和伪装、遮掩、金装的盔甲，假道德、伪道义，却往往无人敢笑。相比之下，作为无赖，纵使滑稽地过着人生，也称得上是壮烈。

也就是这样要求毫不自欺的生活的人，能够写出《玩具箱》这样的作品。在《玩具箱》中，坂口安吾写道：“很多诗人都在写一些非现实的诗或者是厌世的诗，其实他们的个性远比普通办事员更现实。正因文学即为人性，其本质即是如此，所以近代文学的文人之中不可能出现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骚人墨客’，他们的本性远比凡夫俗子更加庸俗而现实。”“他对人性理解得既深刻又正确，所以才能一方面像活在梦幻中，一方面却又拥有比一般人更现实的本性。”

这话在今天仍然可以算作惊人之语，能从一个作家口中说出来更是难得。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或许正是低俗者中的低俗者。最为流行的文学作品，往往总是接近一种手工艺品，包装大于内容，从对作家的包装和对本身的包装，加持着书页中一种精致美丽的呻吟。

所以我觉得坂口安吾就贵在没有这种修饰，他对于真实有一种观感惨烈的洁癖，《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庄吉是一个“无能的人，连赚钱的能力也没有，只会苦吟。他很穷，一直四处漂泊。”在生活中是一个无赖，不断地骚扰着女人，但他始终在精神世界中穿着艺术的外装，认为自己一直保持着心灵的高雅。

人们认为艺术家创作需要依靠的灵韵，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事物。私以为灵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它更接近表意识能够捕捉到的一种碎片，不能够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只是被遮蔽了这种能力。艺术家唯一的不同只是能看见被遮蔽的生活，能看见多少，创作的命数就有多少，这种眼光在《玩具箱》中，被称为鬼眼。这种鬼眼能够洞悉世情，但庄吉却选择闭上了他的鬼眼。

因为他虽然有鬼眼，但也同时有着传统日本文人的气质，“他明知小说只是商品，却又认为艺术应该高雅特殊、超凡脱俗，应该是特定人物的特权。”他将文学当成文人气质的玩具，虽然他能够洞悉世情，但却宁愿闭上这双鬼眼也要保持高雅，维持自己在创作世界的特权。

他的小说以自己为原型，却不肯写他自己纯粹的真身，他在小说中书写的是自己希望的生活，这种希望并不是变成百万富翁的无稽空想，而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有限度的发挥，他笔下的自己的化身，靠着小偷小摸或是借钱也过着非常快活的日子，然而他越写越理想，写到一个顶峰，同时也就跌至了谷底，因为现实中的他，有的只是各处赊账喝酒，各种未遂的艳情之事，越来越贫穷。

他在小说中对自己的本性视而不见，以至于现实和作品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

诚如小说中写道，“写作虽没有什么限度可言，现实中的人类却有其限度。到了‘这样写已经不行了’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

创作专业的学生，往往在校时总是被老师要求不要写离自身经验太远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种干脆的杜绝就不免有些偏执了，因为在写作的初期，想象异世界的乐趣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动力和燃料，是一种看不见但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坂口安吾也并不认为作品就不能够有强烈的幻想性，而是认为“无论幻想性多么强，作品的根底也必须有现实性。”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残雪写的本质上是非常现实的作品，她的作品得到的不理解，并非由于它与生活的距离，而还是由于读者眼光的被遮蔽。

所以作家其实大可以自由地去写，去幻想，只是不能脱离根底。但小说中的庄吉，他的悲剧在于，他所保持的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一种类似于对自我的装帧。而装帧总是包不住尖锐的残躯，只会被它的锐角戳破。虽则我所见的惊艳的文学作品，绝少来自自洽又统一的心境——在裂缝中迸裂出的癫狂与灵光，总是艳光四射，但那更接近于自焚式的艳光四射。坂口安吾认为这种矛盾和裂缝需要一种艺术上的转机，他必须破茧而出。正如残雪所说：“人性的自由，就是必须有一个机构、结构，把它死死地框在里面，任凭原始的力量在里面用力地冲，将它冲破之后还有更高的冲刺，这就叫自由。”

庄吉的最终命运，是上吊自杀。坂口安吾借小说中的叙事者“我”的口吻，为他下了最后的判词：“你看！你为什么忘了看呢？就是因为你忘了看，才会死得轻于鸿毛……枉费你拥有那么优秀的鬼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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