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 第81集：王阳明心学（音频、视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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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作为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主线，描摹了中国境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场景。

唐太宗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不仅关乎历史观、知识面、谈吐气质，更关乎人生观、眼界和格局。

学习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悠悠三千年历史长卷中，读故事、鉴人物、品智慧，自然能得丰收。

《中国通史》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

全片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主线，描摹了中国境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场景。

它面向普罗大众，少了生涩的学术知识，多了娓娓道来的讲述和故事，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这部纪录片由央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还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影片质量可见一斑。

“视野阔达，语言通达，态度之平和如草庐闲话，叙史突兀奇绝处，又如九天揽月，直见星垂平野，月涌大江”。

用这段话来概括这部《中国通史》纪录片，最恰当不过了。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读史必读《中国通史》。

它如同满汉全席、饕餮盛宴，必能令人大饱眼福！

第八十一集：王阳明心学

余姚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

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

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二十八岁的王阳明考取进士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阳明洞

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静坐冥想，苦苦思索，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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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年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

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南昌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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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

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在景泰二年（公元1451）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十八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长，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讯、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它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起了极大的威胁。

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纪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它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

赵现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而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湮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持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宁波东面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地带，是实力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据学者考证，双屿岛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相关的历史印迹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岛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朝的官方文献，双屿港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乱。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略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犯以及昔日政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百姓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公元1381），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濒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和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海禁政策当时产生是有时代背景的，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责备。因为国家的安全问题，我们今天也都知道，比如现在的马六甲。这个海盗问题，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很大的危险隐患。

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双屿岛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地的变化，推动着双屿岛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的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和市场。在民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8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堪合，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循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和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岛。“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尚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有贸易港—双屿港。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当时双屿岛非常繁盛，船只大概有一千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人口也相当的多，而且成份比较复杂，语言各种各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双屿港繁盛自由的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子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岛。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纨还下令，用木石堵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四月七日双屿港被攻破到五月十日，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为的指挥官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纨，出身进士，属于铁腕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纨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纨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世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弹劾朱纨专权滥杀。不久，朱纨被革职，朱纨不愿意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福建，浙江沿海的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纨实行严格的禁倭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收到影响。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索多汗封号。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四月，年仅二十八岁的俺答汗，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因为贡市是一体的，他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后，向皇帝缴纳贡品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土默川平原

俺答汗所在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十万人，几乎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与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贡市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侵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拿到的却不是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彭勇（中国民族大学教授）：明朝是取代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政权的延续性，还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对于这样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一直视为最大的敌人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向塞北的蒙古政权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贡，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贡，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冠履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坐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允许通贡，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的请求通贡的使节石天爵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距离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十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和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关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能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原瓦刺诸部。他门时时刻刻觊觎着士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一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贡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

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强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给构，唯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一两白银。可以想像，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麻靡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是逼明朝就范。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八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蓟州，入北古口，围顺义，长驱直入，直逼北京。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意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予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俺等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之后，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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