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济学

“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佛陀的崇高八正道的要求之一。因此很明显，必然有佛教经济学这门学问。

佛教国家经常声言它们期望始终忠于它们继承的遗产。缅甸说：“新缅甸看不出宗教准则同经济进步有任何矛盾，心灵健康同物质福利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然的盟友。”或者说：“我们能够使我们继承的宗教与精神准则同现代技术的利益成功地溶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们缅甸人负有神圣责任使我们的幻想与我们的行动都遵从我们的信仰。我们将永远这样作。”

这类国家全都一样，一贯以为它们能够按照现代经济学制定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它们邀请所谓先进国家的现代经济学专家作参谋，制定应遵行的政策，绘制宏伟的发展蓝图、五年计划或其他名义的规则。似乎无人想到，佛教的生活方式需要有佛教的经济学，就象现代实利主义生活方式孕育出现代经济学一样。

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专家一样，一般都患有形而上学的盲目症，以为自己的学科是绝对不移的真理，不存在任何先决条件。其中有些人甚至宣称经济规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不受“形而上学”或“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无需卷入方法论的争论。倒是让我们以某些基本原理为例，看一看用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与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时是怎样。

普遍认为人的劳动是财富的基本来源。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已经教养成将劳动或工作看作一种难以避免的灾祸。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它只是一项开支，即便不能通过例如自动化全部省免，也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无效用”；工作是牺牲个人的闲暇与舒适，工资是对这种牺牲的补偿。因此，从雇主的观点看，理想情况是不用雇工而获得产量，从雇工的观点看，理想情况是不用就业而取得收入。

这些态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当然都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果工作的理想是摆脱工作，那么，凡能“减少工作负担”的方法都是好的。除自动化外，最有效的方法是“劳动分工”，典例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称道的别针厂。在这个厂里，不是普通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自远古以来就实行了，而是把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分成细小部分，使最后产品快速度地完成，每个人只须起完全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作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技巧的四肢活动。

佛教徒的看法是劳动至少有三重功能：使人获得利用和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人通过与其他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克服自私自利；生产恰当生存所必需的商品与劳务。从这种看法所引出的推论是无穷尽的。如：以一种使人变得厌烦、愚蠢或神经不安的方式来组织劳动接近于一种犯罪行为；它意味着对商品的关心胜于对人的关心，它的欠缺同情足以造成伤害，而追随世俗生存最原始的一面达到了毁灭灵魂的程度。同样，争取悠闲以替代工作也会被认为完全误解了人生存的基本真义之一：工作与悠闲是一个生活过程的两个相辅部分，分割开来就不能不破坏劳动的喜悦与此悠闲的幸福。

所以，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必须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机械化：一种增进人的技巧与能力；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械奴隶，而人则处在必须服侍奴隶的地位。如何来区分这两种机械化呢？阿南大· 库马拉斯瓦米是一个拥有既能谈论现代西方又能谈论古老东方的知识的人，他说，“如果让工匠自己在机器与工具之间划一条精细的界线，他定能作到。织地毯机是一种工具，是将经线绷紧，让工匠用手在上面编织的装置；但动力织机却是一种机器，它之所以具有破坏文化的效果，在于它取代了实质上属于人做的一部分工作。因此很明显，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同时，人格主要是在劳动中形成。在享有人类尊严与自由的条件下正当进行的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得福，也使劳动者的产品得益。印度哲学家与经济学家J.C.库马拉帕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概括：

“如果正确理解与应用劳动的特征，那么，劳动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犹如食物与身体的关系。它孕育更高尚的人，并使他生气勃勃，激励他尽力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它将他的自由意志引导到正确方向上，陶冶他的动物本能，纳入进步途径。劳动为人提供了显示自身价值高低与发展个性的极好环境。”

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机会找到工作，他就会处于绝望境地，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收入，还因为他缺乏有规律地工作所提供的滋养与活跃因素。一个现代经济学家可能专从事高度复杂的计算，计算充分就业是否“合算”，或者计算推行一种非充分就业的经济办法来保证劳动力有更大的流动性、工资更稳定等等是否更“经济”。他衡量成就的基本尺度仅仅是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加尔布雷思教授在《富裕社会》一书中说，“假如商品的边际迫切性很小，那么雇用劳动力中最后1人或最后100万人的迫切性也很小。”还有，“如果……为了稳定起见——顺便提一句，这是并无过错的保守先辈的建议——我们能够承受某种程度的失业，那就是说我们能够作到向那些失业者提供商品，使他们保持习惯的生活水平。”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性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它意味着重点从劳动者转移到劳动的产品上，即从人转移到非人的事物上，是对恶势力的屈从。佛教经济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全民就业的计划，实际上它的基本目的是使每个需要出外谋生的人都有业可就：不是最大量地就业，也不是最大量地生产。大体来说，妇女不需要“出外”谋生，工厂或机关大规模雇用妇女被看成是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尤其是让幼小儿童的母亲到工厂里做工，而儿童们到处游荡，在佛教经济学家看来，就同雇用熟练工人当兵在现代经济学家眼光中一样，是很不经济的。

实利主义主要关心是商品，佛教徒主要关心的是“解脱”，但是佛教是“中道”，因而它一点也不反对现世的福利。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迷恋；不是享受舒适，而是渴望舒适。所以，佛教经济学的主旨是朴素和非暴力。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

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他习惯于按每年的消费量来衡量“生活水平”，历来认为一个消费较多的人比消费较少的人“境况优越些”。一个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极不合理：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例如，衣着的目的既是御寒和美观，那么，任务就应该是花费尽可能少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的，即每年耗费最少量的布匹，采用投入劳力最少的款式。劳力投入愈少，留给艺术创造的时间就愈多。比如说，将一块没有剪裁的衣料作成精巧的皱折，可以给人以美得多的感受时，却象现代化西方那样去追求复杂的裁制，那就很不经济了。极其愚蠢的作法是把衣料缝成易于很快磨损的样式，而最粗暴的作法是把它做成那种丑恶、庸俗乃至下流的服饰。关于衣着的上述看法同样适用于人类其他必需品。拥有商品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佛教经济学系统研究的是如何以最少的手段达到预定的目的。

反之，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与意图，生产因素——土地、劳力与资本——则作为手段。总之，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不难看出，维持一种寻求实现最佳消费方式的生活方式所需投入的力量，又能比不断追求最大消费量所需投入的力量小得多。因此，尽管例如缅甸这样一个国家节约劳力的机器使用量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几，而生活压力与紧张程度却远比美国小，这是不足为奇的。

简朴与非暴力显然密切相联。最佳生活方式是以较低的消费获得高度的满足，使人们的生活不感受巨大压力与紧张，并能履行佛教教义的第一戒律：“停止作恶；努力行善。”既然到处物质资源都有限，人们通过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显然不会象依赖大量使用资源的人们那样容易互相敌视。同样，生活在高度自给自足的本地社会里，也不会象依赖世界范围贸易系统生存的人们那样容易卷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所以，从佛教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用地方资源生产来满足地方需要，是最合理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依靠远地进口，从而也需要为输出给遥远的陌生人而生产，是非常不经济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理由小规模地进行这类生产。现代经济学家会承认，在居家与工作地点之间要耗用大量运输设施不意味着生活水平高，而意味着生活中的一件不幸；佛教经济学也同样会认为，用远处而不是近处的资料满足需要，意味着失败而不是成功。前者往往把国家运输系统运输的每人吨/英里数增长的统计作为经济发展的证据，而在后者（佛教经济学家）看来，这个统计象征消费方式已恶化到很不受欢迎的程度。

现代经济学家与佛教经济学家之间另一个显著判别出现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伯特兰德·钬·朱文诺刻划“西方人”的话可以说是对现代经济家公正的描绘：

“除人力外，一切东西他都不看成是支出；浪费多少矿物材料，他似乎不介意，尤其糟的是毁灭了多少活物也不介意。他似乎毫不了解人的生命是由许多不同生命形式构成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从属部分。世界从城市来进行统治，而城市中的人同人以外的一切生命形式都隔绝，因而不再产生从属于一个生态系统的感觉。这就导致对我们最终必须依赖的水与树木之类的东西恣意耗损。”

相反，佛陀的教义是告诫人们不仅要对所有有知觉的生物，而且十分强调要对树木采取非暴力的虔敬态度。每个佛门子弟都应当每隔几年栽一棵树，照料到根深蒂固为止，佛教经济学可以毫不费力地论证，普遍遵守这条规则就会带来真正的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而不用依赖任何外援。东南亚（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的经济衰落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任意作践树木的可耻行为造成。

现代经济学不区分再生与非再生原料，因为它的方法恰好是用货币价格使一切东西等值与量化。例如，可以选用的各种燃料如煤、石油、木材、水力，现代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唯一差别是等效单位量的相对成本。价格最低的自然而然是自己要选择的，不这样作就不合理、“不经济”。而从佛教徒的眼光看来，这样作当然不行；非再生燃料如煤与石油，再生燃料如木材与水力，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是绝不容忽视的。非再生物质只有在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使用，而且必须十分爱惜地使用，特别重视加以保护。毫不在乎或过度浪费是一种暴力行为，尽管在这个地球上未必能实现完全非暴力，但人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的全部行动中致力于非暴力的理想。

设或所有欧洲的艺术珍品都以善价卖给了美国人，现代欧洲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交易看成是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样，佛教经济家坚决认为，居民的生活建立在非再生燃料的基础上是寄生生活，靠的是资本而不是收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任何持久性，因而只能作为权宜之计。由于世界非再生燃料资源（煤、石油、天然气）分布极不均匀，而且数量肯定有限，所以不断增加开采量明显地是一种破坏自然的暴力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

甚至对于佛教国家中毫不关心传统的宗教与精神准则而渴望以最快速度掌握现代经济学实利主义的人们来说，仅仅上述事实就可能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一番。在他们还没有把佛教经济学看成是一种怀旧的梦想而加以摒弃以前，他们可能要考虑一下现代经济学所描绘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否会把他们引导到他们真正向往的佳境。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哈里森·布朗在他有胆识的著述《人类未来的挑战》中作了以下估计：

“由此可见，正如工业社会十分不稳定，有回复到农业生活的倾向一样，在它内部提供个人自由的条件也不稳定，不能避免出现产生僵化组织与集权控制的条件。的确，当我们分析可以预见到的各种威胁工业化文明生存的困难时，很难看出如何才能使实现稳定与保持个人自由两者并行不悖。”

即使不考虑这个长期观点，目前也存在下面的问题：当前所推行的现代化，不论其宗教与精神准则如何，是否真地在产生满意的效果。就广大群众来说，效果看来是灾难性的——农村经济崩溃，城乡失业趋势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最下层阶级人数扩大。

正是根据当前的经验与长期的展望，可以建议甚至那些认为经济发展比精神或宗教准则还重要的人研究佛教经济学。这并不是一个选择“现代的发展”还是选择“传统的停滞”的问题：而是寻求正确发展道路，寻求介于实利主义者的轻率与传统主义者的静止两者之间的“中道”；简言之，是找到“正命”的问题。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P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