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孙冰岩：拜登亚洲行启动，幕后“棋手”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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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于1957年生于美国加州，本科毕业于加州圣迭戈分校，后来在牛津大学拿到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坎贝尔年轻时好学的个性、敏捷的思维与流利的口才曾给与他共事过的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拿到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后，作为民主党人的坎贝尔在他的民主党朋友介绍下，进入克林顿政府从事与国际问题相关的专业工作。

图为2010年美越建交1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左一）与坎贝尔（左三）

在克林顿政府工作期间，坎贝尔成为熟悉多种国际问题并在多个政府职位“混”过的“多面手”官员。

坎贝尔先是在国安会担任负责亚洲事务的国际问题专家，随后又以总统贸易顾问的身份，协助克林顿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随后又进入国防部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随后又被调往财政部担任白宫驻财政部专员，随后又被调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担任助手，最后还在海军部情报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坎贝尔是美国国安会历史上岗位背景最丰富的“多面手”。

复杂的早期工作履历为坎贝尔未来在美国政策界与政府界的广大影响力打下基础。如果没有在外交、经济、军事等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坎贝尔不可能在2007年创立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这个后来影响力很大的智库时，可以在美国政策界拉拢如此多的政府人员进入智库，坎贝尔也不可能在未来构建复杂的美国印太战略时，将政治、经济、军事、国内政治等多领域议题联合起来进行思考。

小布什上台后，作为民主党人的坎贝尔不得不离开政府，按照“旋转门”传统进入学术界。由于其丰富的政府履历与优秀的研究能力，坎贝尔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谋得教职。

2001年“9·11”后，坎贝尔也发表了相关的反恐研究，但他的研究在中东之外，也强调了南亚、中亚、东亚等区域等关键地位

在此期间，美国正将战略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与对中东国家的民主改造方面，而密切关注中国和印太局势的坎贝尔，则开始呼吁美国要对中国崛起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中国崛起对美国印太优势的挑战表现出担忧。然而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坎贝尔只是呼吁美国“跳出中东看印太”的诸多政策学者之一，他们的呼吁对当时执迷于中东地区的小布什政府没有任何影响。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坎贝尔敏锐意识到美国民众对小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厌倦，意识到聚焦中东的战略失败将使民主党人2008年重掌白宫。在判定他的好友希拉里极有可能冲击总统宝座的情况下，精于政治运作的坎贝尔拉拢曾在国防部、国务院的好友如弗洛努瓦（Michèle Flournoy）、纽兰（Victoria Nuland）等人，建立注重军事安全研究的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

新美国安全中心成立后，坎贝尔一方面拉拢了很多他的前国务院、国安会、国防部同事加入智库，希望提前为08年当选的民主党总统，甚至就是为希拉里总统，建立下届政府外交和防务方面的人才储备。与此同时，精于算计的坎贝尔也打算利用该智库与国防部、国务院的人脉关系，为美国军工企业的防务合同进行“影子游说”（shadow lobbying）并分得游说红利。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然而，2008年大选最终以奥巴马“斜刺里杀出”暂时打断希拉里总统梦的方式结束。作为奥巴马与希拉里在选择中达成政治交易的结果，希拉里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基于对坎贝尔的信任与赏识，希拉里上任后立刻任命他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欣然接受了，因为对于40岁刚出头的坎贝尔来说，在国务院担任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领导，可以说在印太政策领域属于权力很大的“技术官僚”了。

2009年11月18日坎贝尔与希拉里正在北京同中方官员共进工作早餐，此行中奥巴马总统访问东亚四国，包括中国

担任东亚事务助卿的坎贝尔从上任第一天起，就积极通过他的直系上司希拉里推动美国尽快提出“转向印太”（“Pivot”）战略。在坎贝尔看来，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执念已经使美国耗费太多战略资源，同时也给予中国在印太地区迅速扩展影响力的机会。

美国需要高调喊出“转向印太”，一方面是为了向美国国内民众明确，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不再是中东，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中国的印太影响力快速扩展的背景下，继续巩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基于此，坎贝尔和希拉里共同设计出一整套美国转向印太的政策体系。为唤起国内外社会对美国“转向印太”的关注，希拉里于2011年专门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阐述美国正式回归印太的著名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坎贝尔实际上是这篇文章主要观点的提出者。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参与设计和执行“转向印太”战略的坎贝尔可以说是得意的，也可以说是失意的。

让坎贝尔得意的地方在于，奥巴马政府至少在战略层面接受了“转向印太”的提法。在政策推进方面，奥巴马政府也部分执行了坎贝尔的一些构想。奥巴马政府加强在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通过频繁外交出访加强美日、美韩联盟关系，提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级别，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成功。

在具体议题的政策影响力方面，坎贝尔在2010年半岛危机以及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过程中引起国际关系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朝韩2010年炮战后，坎贝尔坚定支持其上司希拉里的主张，要求“乔治·华盛顿”航母开进中国黄海进行军事演习，以向中国“支持”朝鲜发出明确的施压信号。在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坎贝尔参与制定了美国“承认日本管辖权、不对主权归属站立场”的原则，明确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东亚事务方面，奥巴马政府大量采纳了坎贝尔的政策建议。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

让坎贝尔失意的地方在于，奥巴马政府在宣布“重返亚太”后，并没有彻底贯彻“印太优先”的战略原则，而是继续将外交重心放在中东这个“烂摊子”上面。在奥巴马的国安会中，中东问题专家依然占据大多数。“阿拉伯之春”、阿富汗战争、巴以问题、伊核问题依然是奥巴马政府关注的外交重点。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印太地区确实最重要，但似乎没有坎贝尔所想的那样紧急。而且，无论是坎贝尔还是他的领导希拉里，他们都不是像苏珊·赖斯、本·罗兹或萨曼萨·鲍尔那样的“奥巴马党人”（Obamians），他们不是奥巴马最亲近或最信任的人。在这样的白宫决策环境下，奥巴马所执行的“转向”距离坎贝尔心中的“转向印太”依然有差距，但坎贝尔对此却无能为力。

坎贝尔并非“奥巴马党人”

在奥巴马政府干了4年后，希拉里为准备2016年的总统选举而提前离开奥巴马政府。希拉里走后，“识趣”的坎贝尔也在2013年2月提交辞呈，为自己出走政府后如何经商赚钱想好门路，也为希拉里当选总统后自己未来的仕途想好门路。

美国媒体调查发现，坎贝尔在最新就任公职后仍然保留着亚洲集团众多有风险的政商利益关系

2015年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后，坎贝尔加入希拉里团队并全面投入竞选活动中。在特朗普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以坎贝尔为代表的民主党人政策专家自信地认为希拉里的胜利已是定局。美国媒体从2016年6月起就开始竞相预测希拉里总统的国务卿会是谁，坎贝尔则被看成是几乎已经确定了的国务卿人选。

2016年的坎贝尔似乎也相信，他就是下一届掌管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坎贝尔四处参加外交政策活动，宣扬希拉里政府的外交战略将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执行“转向印太”战略。也许是因为担心希拉里当总统以后无法全面彻底地执行他的“转向印太”构想，坎贝尔干脆在2016年写出一本书，详细阐述他当国务卿以后会如何执行亚太政策——《转向：美国亚洲国策的未来》。

图为坎贝尔著作《转向：美国亚洲国策的未来》（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在《转向》这本书中，坎贝尔首次以体系化的方式详细阐述“转向印太”的原因、战略目标与政策建议。其中，在涉及中国的论述中，坎贝尔的语言表述是相对温和的。

坎贝尔说，中美关系不是美苏关系，中美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美关系像全彩电影《绿野仙踪》，是多样和复杂的，不能一语贯之。

坎贝尔说，中美“合作是必要的，因为中美经济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实质上是相互依赖的”。

坎贝尔说，中美应在气候、核扩散、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

坎贝尔说，必须避免让中国感觉“转向印太”就是遏制中国。因此，美国在布局印太战略时必须增加与中国的交流对话，以增信释疑。

亚洲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坎贝尔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讲话

坎贝尔说，对华政策必须改变往届政府那样的“中国优先”（“China First”）思路，对华政策必须被放在美国的印太政策框架中考虑，要通过执行印太战略来塑造中国的行为和发展环境。（以上观点来自坎贝尔《转向》一书英文版第231页、245页——作者注）

形象地来讲，坎贝尔主张美国不应把中国看成是棋盘对面的“对弈者”，中国只是美国印太“棋盘”中影响力很大的“棋子”，美国这个唯一的“弈棋者”，可以通过调动其他“棋子”，来限制中国这颗“棋子”在印太“棋盘”的路径选择与活动范围，这就是坎贝尔的“印太战略”。

然而，坎贝尔在《转向》一书中提出的印太战略并未能付诸实施。特朗普以出乎意料的结果击败希拉里赢得2016年大选。没有当上国务卿的坎贝尔只能在《转向》卖了几个月后黯然淡出政界。

拜登于2019年宣布参选后，年过60的坎贝尔迅速拉拢其在政策界的专家朋友加入拜登团队，协助拜登制定竞选期间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攻击点。

对于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坎贝尔并不是完全反对的。坎贝尔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从中东收缩、加速转向印太的战略方向是对的，以“战略竞争”定位对华政策是正确的。

拜登和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取向有很大差别

但是，坎贝尔认为特朗普的政策终归还是“以中国为导向”的，即美国在印太地区只专注于和中国“对弈”，而不是通过塑造印太格局来规制中国。更何况，特朗普在与中国“对弈”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拉上美国的印太盟友，而且还恶化了联盟关系，这是最让坎贝尔“痛心疾首”的。

在特朗普时期，坎贝尔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政策观点也发生微妙变化。与2016年《转向》一书中的对华政策不同，坎贝尔不再提中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不承认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状态，不提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而只是说要在印太团结盟友与中国进行彻底竞争。

图为2021年3月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现场，右一为坎贝尔

拜登赢得大选后，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任命坎贝尔担任国安会负责印太事务的“政策协调人”（Coordinator）。坎贝尔的这个职位在美国国安会历史中首次出现，这个职位虽然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要低，但主管着国安会所有负责中国事务、台湾事务和其他印太事务的“主任”（director）们，在整个印太以及涉华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真正的技术领导作用。可以说，坎贝尔还是没有在拜登政府中谋到地位最高的外交职位，但在拜登政府笃定将印太作为美国战略重心的背景下，坎贝尔实际上是谋到了他最擅长、最感兴趣以及影响力最大的岗位。

图为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美国驻日本使馆召开记者会

拜登政府时期的坎贝尔终于可以大展身手，将他多年来已经体系化的印太战略全面彻底地付诸实施了。此时的拜登政府中到处都有他曾经共事过的朋友，他的好友兼同事沙利文、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纽兰以及劳拉·罗森博格（Laura Rosenberg）都在国务院、国防部或国安会担任负责印太政策的要职。

图为2019年一次研讨会上，坎贝尔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右一）相谈甚欢

美国主持的“全球民主峰会”邀请了约110个国家及地区领袖、公民社会组织等，但中国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坎贝尔

现在的坎贝尔，无论是从决策地位还是从政策影响力来看，都是处于“春风得意”时期的。美国媒体现在称他为“亚洲沙皇”（Asia Tsar），是名符其实的。

美国高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后，坎贝尔参与设计的整个印太战略框架已基本落地：联盟体系、军事部署、四边机制、民主峰会、疫苗外交以及与之交叉融合的印太经济框架。

拜登政府接下来要做的，不是设计或启动新的印太倡议或机制，而是对这些已启动的倡议机制进行政策落实。对于坎贝尔来说，与担任幕后的战略设计师相比，政策落实才是决定他是否会继续“得意”下去的关键。

以美国刚刚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为例，坎贝尔想要完美推进“印太经济框架”，需要克服许多他本人难以改变的阻力。

2022年以来，坎贝尔在印太区域推广印太经济框架颇为努力

首先，尽管坎贝尔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设计，但该框架的政策执行是由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负责的。在劳工标准和电子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坎贝尔大概率只能成为旁观者，毕竟国际贸易层面的议题还得由戴琪主导；而在芯片联盟、跨国基建合作与供应链安全领域，权力欲极强的雷蒙多自然也不会允许这个来自国安会的政策“协调人”插手商务部的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坎贝尔如果看到戴琪和雷蒙多在执行“印太经济框架”时出现违背“印太战略”原则的偏差，是否体会到自己无法直接干预二者政策落实的焦虑与无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右一）和贸易代表戴琪（右二）

左起：梅拉尼·哈特、伊利·拉特纳、伊丽莎白·罗森博格

同样在拜登政府中领导气候问题的克里，则主张美国在其他对华政策领域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以换取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更加积极的合作。

财政部长耶伦则对拜登政府不撤销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政策表示质疑。这些都反映出，在全面推进印太战略与确定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内部在印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具体权衡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与隐秘的杂音。这些分歧与杂音，绝非身为国安会印太政策“协调人”的坎贝尔所能把控和协调的。

就此而言，坎贝尔的“得意”也许只是暂时的。随着拜登政府全面开展对新印太战略的落实推进，他的失意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