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常怀颖：夏商周考古前沿述评

2023年1月16日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东方考古论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为师生带来题为“夏商周考古前沿述评”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教授主持。

在讲座开始前，路国权教授首先对会议背景和主讲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向主讲人致欢迎辞。

常怀颖老师首先对夏商周考古的分期断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以此勉励与会同学，之后讲座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发：

常怀颖老师提出二里头近年的新收获中较为重大的突破是发现遗址具有多宫格街区布局的空间分割，这种布局，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就已经产生了雏形。结合瓦店、王城岗的发现，嵩山南麓大聚落已经出现以多重围垣，围垣内另有小围垣或环壕的小空间分割规划布局。二里头遗址的街区布局当与上述现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都邑布局的变革，也与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中心由淮河中上游转移到伊洛河流域的态势相吻合。二里头的街区式布局，在早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中也有所见，郑州商城书院街改造项目的新发现、偃师商城新功能区和水道、城门的发现，即是明证。晚商时期殷墟的道路系统、人工引水渠及周围的“四合院”聚落，说明街区布局已更加成熟。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城址的新发现与人工水利系统、不同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分布相结合，说明西周时期也存在类似的布局结构。在三代时期，不独一般居址，在手工业作坊中也存在类似的空间分割。此外，二里头新报告中提及遗址东缘长达500米，宽约10米的断续沟状堆积，也带来了二里头有无城的思考——大都之城未必都是墙，壕，同样重要。壕沟，特别是遗址外用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它如同高耸于地上的城垣，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排房建筑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广泛见于长江中游与淮河流域。夏商时期的宫室建筑主殿也多为连排式房屋构成，二者之间的关联引人深思。以二里头遗址为例，最早一批宫室建筑建于二期，以三号和五号基址为代表，都是前后多进院落的排房布局，五号建筑甚至可能没有围墙，各院落主殿均以窄墙间隔，呈多室排房布局。如刘绪和曹大志所指出的，在宫城修筑以前，宫城范围和类似五号宫室建筑可能以栅栏、篱笆作为围挡界格。这种宫室建筑主殿以窄长排房的结构，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所继承。但在殷墟阶段，则出现了较大变化，小屯宫庙区主殿开始不以窄长排房布局，且多以较规整的带天井院落的四合院为主。到了周代以后，宫室建筑的连排布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常怀颖指出，多间式连排宫殿布局带来的问题就是，此类多间连排房屋主殿的宫室建筑，是否存在中轴对称。结合既往郭明的研究，二里头至早商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显示，夏至早商时期不存在中轴对称。二里头遗址的多街区布局，也提示遗址本身或许也没有中轴对称。

新《二里头》公布的数据显示，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前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但新出版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调查报告》的结论，对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提出了新的疑问。在洛阳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所获样品的测年却显示，“伊洛地区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不应晚于1890cal.BC......显示二里头文化年代的总跨度比以前估计的(1750~1530cal.BC)要长”。对此，常怀颖指出，二里头一期在伊洛地区发展超过150年，自身的文化面貌是否还能细分?如果不能细分，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为何在不同期别的演变节奏不同?在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和嵩山南北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是否可以同步发展变化?这一时间范围已经涵盖了所谓“新砦期”或“新砦文化”的全部时间范围，且也涵盖了部分学者所划分的“新砦文化”的分布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新砦文化”概念内涵的认定，就更需慎重。常怀颖与张海、张莉的认识接近，认为这种过渡阶段不同区域的文化渐变或突变，不宜归并为大空间范围的同一支考古学文化。

贵族专属墓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多有发现。最高等级贵族墓葬墓地的选择与墓位的排列，是社会复杂化和制度化的关键内容。赵化成曾提出，中国早期的最高等级贵族的墓葬是由商周时期的“集中公墓制”发展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陵园制”。

常怀颖指出，石峁皇城台高等级墓葬的新发现，显示出北方地区石城类遗址有高等级墓葬成排分布于相对封闭空间的特征。如赵辉所提出的文明起源北方模式中，石城类遗址有相似的设计理念，皇城台的发现提示了在碧村、后城咀、后洼、八盘山、林遮峪等石城可能存在等级略低但结构布局相似的贵族墓地。而这种成排分布与专属独立空间的墓地布局，在二里头三号、五号宫殿建筑基址排房间的院落分布，可能与石峁的布局有近似的理念。都是早期“集中公墓”的独立空间分布表现。而在郑州商城书院街环壕间的墓地也应与之相关。新近在殷墟侯家庄王陵区发现的环壕，则更说明了晚商时期最高等级的人群——商王，即埋葬在带有独立围垣空间的“集中公墓”中。在西周，虽然诸侯国墓葬是否带有围垣或环壕这样的独立空间尚不清楚，但周公庙东一爪陵坡墓地的三面围垣，则说明这样的独立空间的集中公墓是自夏商时期一脉相承并持续发展的。

常怀颖认为，商周之际畿外带墓道大墓能跨两个王朝，本身就反应了商周之际地方经略和政治策略。从地理空间分布看，越向外围的族墓地分布在交通要冲的概率越高，是刻意选址拱卫都城的地方政治实体。

新近发现的济源柴庄，展示出晚商时期自殷墟向南沿太行山南麓至崤函故道的交通线上，即便在殷墟三四期，仍存在安阳的派驻机构。栾城周家庄、灵寿西木佛、闻喜酒务头的新发现显示，在安阳以北的太行山东和上党盆地内，是由空间分布密集的相对单纯独立的部族组成的聚落。以殷墟的贵族标准衡量，这些部族基本接受商系礼制，但首领等级不高，自主管理权力可能也不太大。太行山以西的上党盆地以西、以北地区，聚邑空间分布稀疏，时代越晚，孤岛式据点的贵族首领等级明显偏高。各部族整体上虽接受商系礼制，但有变化，体现出当地贵族首领的自主管理权较大。

泾河流域和陇山两侧类似旬邑西头、彭阳姚河塬这样的聚落，遗迹既往泾河流域周初的带腰坑墓葬，则显示出西周早期对殷遗民尤其是武装人群的迁移部署，属于周初怀柔政策、民族和解和分化统治政策的一部分，这些与殷遗民有关的人群共同体，往往在一两代人间衰落。周王朝可以允许这些迁徙部族存活，但不能大发展，对其习俗也不干涉，体现了周初的经略政策。

在讲座的最后，常怀颖老师以郑州商城书院街M2出土的扇贝形黄金泡的源流、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玉琮、高冠、尖顶胄所指示的三星堆文化中的西北、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渊源为例，就新媒体时代媒体公布资料所引发的社会公众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指出作为研究者，在媒体以及公众热闹的背后，更需要且必须冷静地思考其背后的学术问题，更不宜就某一发现过分拔高或强调其独立性，而应该在长时段和整体的文化互动背景下予以认知。

讲座结束后，常怀颖老师细致耐心地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路国权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高度评价了常怀颖老师的新思考和新成果，认为讲座例证充足，内容丰富，“宏观上大开大合，细节处入木三分”，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并代表全体参会师生对其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