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及其胜利者的历史 | 云从龙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叫《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我老了，走不动了！》，很短，算上所有的标点符号，共一千字，差点儿要流泪。文章说的是作者到台湾旅游参观圆山忠烈祠（类似于大陆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遇到一个江苏来的老人，在里面寻找他父亲的牌位。老人说，他从出生就没见过父亲，后来据说在抗战中牺牲了，这个忠烈祠里祭祀着很多为抗战捐躯的将士孤魂，所以他就来找一找，看看能否找到。结果，还真的给找到了。老人情绪很激动，惊动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并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迅速安排仪兵、花圈和祭品，让老人家祭祀父亲。老人家泣不成声，拿出水果，从江苏老家母亲坟头上带来的土，跪在爸爸的灵位前，说：“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我老了，走不动了！”

台湾对抗战英烈的纪念与恩恤如此用情，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循着这个引信，上网检索了一下，发现很多去过台湾的陆客对圆山忠烈祠都好评有佳。去年，还有一位热心台商赞助了九名大陆抗战老兵，带他们去忠烈祠祭拜。其中一位叫廖沛霖的老兵在现场情绪特别激动，对着蒋介石的雕像叩首痛哭，并说：“委员长委屈了。”后来，马英九得知了这个情况，还特意接见了九名老兵。但是，事情被公诸于网络后，却褒贬不一。很多人对廖沛霖在蒋介石雕像前说的话耿耿于怀，甚至把他骂成“汉奸”、“卖国贼”。 

但廖沛霖真的是“汉奸”或“卖国贼”吗？我认为根本不是，而网路上的人之所以这样冤枉他，一是对于历史怀有盲目的偏见，二是体会不到这位老兵对于抗战和领袖的感情，他说“委员长委屈了”，也许并不是真的要替蒋介石鸣不平，而是在替自己鸣不平。 

去年初秋的一个周末，我在旧书市上瞎溜达，看到地摊上一堆无人问津的字画，瞄了几眼，觉得还看得过去，就一枪打了回去。整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幅山水写意，四尺整张，画工一般，但内容却很有意思。巍峨的山脚下，绿树环绕，一处家园前，几个日本兵，放火的放火，杀人的杀人，还有一个在张牙舞爪的捉鸡。右上有两行题款：“勿忘血泪仇。忆抗日战争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进村寨，拖（施？）以抢杀烧三光政策，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画作于“乙酉年”，也就是2005年，而从另外一幅作品上的落款“丁亥年……时七十九岁”来看，作者生于1928年，画《勿忘血泪仇》图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我想，画中的情景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日军放火烧掉的房子就是他出生的村子，躲在母亲身后的那个孩子就是年少时的他，这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现在的电视上把日本人塑造的特别蠢，特别好对付，把我们塑造的好聪明好强大，好像不是日本侵略了我们，而是我们提刀跃马杀到了东京一样。殊不知，当年的抗战，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一寸山河一寸血”，并不是夸张的遣词，而是真情实况。当年的日本人，更不是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无能和愚蠢，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战斗力及最凶残的侵略者，他要来占领你的村庄，你十有八九跑不掉，很多平民，最后只能像《勿忘血泪仇》图中画的那样，被敌人残暴的杀害。

《勿忘血泪仇》图（局部）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靠的是什么？我不妨再讲几件事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山东等地相继沦陷，时年17岁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初级）中学的刘可牧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艰辛的流亡之路，他们济南出发，一路颠沛流离，最终抵达成都，历时三年多时间，行程七千里，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不胜枚举，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坚持用两只脚走到了大西南。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信念？用他们自己创作的流亡歌曲《七千里征途》来表达，就是：“七千里一个步伐/跋涉/在黑暗里，挣扎/向着自由/向着自由”。 （刘可牧：《七千里流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上海沦陷区生活的元泰五金店学徒颜滨（生于1923年），他心里也有着和流亡路上的刘可牧一样的信念：“我的心中早就有一个想法，向内地发展，尽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我们的国土就是敌人的大坟墓，残酷的敌人，你等着吧！有这样的一天，我就是杀你们的战士中的一个。”而当他暂时没有能力离开沦陷区时，他则不断地诫勉自己要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知识，“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翁”。（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虽然成都的刘可牧和上海的颜滨互不认识，后来也从无人生交集，但在抗战这件事情上，他们内心所思所想，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更多的青年都有和他们一样的想法，更有一些人，不仅内心想着要杀敌报国，还付诸到了实际行动中。安徽太和人焦佩珍就是其中之一。

焦佩珍（1914-？）

1914年，焦佩珍生于一个小货郎之家，父母及长兄在十来年内先后亡故，他只好与长嫂及侄儿相依为命。1931年县里征兵，他入伍成为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六一五团三营八连的一名新兵，后归属十三集团军卫立煌麾下，从1937年到1945年，焦佩珍一直处于抗日的最前线： 

二十六年，七七事变队伍开到南口与日本作战七天，退到石家庄整理四五天后，又坐火车开山西新口，与日本作战，旅长郑廷珍阵亡。新旅长高增济本年十月又由新口开到河南洛阳练新兵，并担任城防。三十年，我们一个团过黄河归朱总司令指挥，与日本作战受伤后升准尉排长，在洛阳住医院。卅一年开芦世修理芦西公路，继升少尉排长。卅三年中原事变，队伍开洛阳三要寺作工。卅四年又开往西夏口与日本作战五个月，我们队伍又改编为暂编第四师二团三营八连，当中尉排长。 

抗战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焦佩珍这样不怕牺牲的战士以及刘可牧、颜滨这样千千万万个坚信国家必胜的青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信念支撑起来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抑或最可爱的人。 

遗憾地是，这只不过是我泪腺打开后的一厢情愿，真正在这件事情上说了算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以焦佩珍为例，有关他的个人档案，并没有以“抗日英雄”或“抗战老兵”这样的字眼来命名，而是被目为“对焦佩珍政治历史调查的报告”。

我很奇怪这样一个忠肝义胆的军人，有什么“政治历史”值得深入调查呢，而且最后还集结了厚厚的一本。详阅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在抗战结束后曾担任过国军运输连的中尉排长，内战爆发后，他所在的部队曾在山西与解放军作战，“结果两个营被解放了”。他的戎马生涯从此结束，但个人历史却从此说不清楚了。1949年后，他落户的陕西白河县多次对他进行审查，还勒令他写“悔过书”，前半生可圈可点的那些履历上，都被加上了一个字：“伪”。这意味着，他之前把脑壳挂在裤腰上跟日本人拼命的那些事情，一文不值。 

1949年后，焦佩珍的历史身份由抗战军人变成了“伪匪军”

“伪”，这是我发掘整理民间档案几年以来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字，伪军官、伪官吏、伪教师、伪雇员、伪特务等等，不论你以前有过怎样辉煌的人生、业绩、荣誉，只要被这个字盯上了，便意味着你的人生得重新来过。“伪”就像唐僧攥在手里的那道魔咒，只要你有一点点不听话，不顺从，就让你生不如死。更重要的是，一个“伪”字，黑白二分，是非两界，切割了历史，不承认中国从清末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政治领袖、全体国民前赴后继接力而来的，只强化自己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有人说，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翻开中国史书，从周到清，我都找不到像现在这样书写历史的第二个胜利者。 

我无从寻找焦佩珍在这份“历史调查报告”完结之后（1958年11月）的具体情况，他是否躲过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是否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身份认同，是否和健在的老兵一样得到过勋章与敬礼，我都不知道。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乃至当下，有过焦佩珍这样遭遇的抗战老兵却不在少数。有的人，戎马半生没有成为他们最大的荣光，却成了耻辱和污点。有的人，为了苟活人世，对自己的倥偬历史只字不提，甚至刻意隐瞒，怕的就是失去做人的尊严。抗战胜利都七十多年了，数代人花开花谢，政治的敌意却始终没有消解。 

不说了，就此。赶快看吧，说不定不又要失踪了。（2017-7-7）图片来自《浴血抗战：江西抗战将士采访录与日军罪行调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