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叫《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我老了,走不动了!》,很短,算上所有的标点符号,共一千字,差点儿要流泪。文章说的是作者到台湾旅游参观圆山忠烈祠(类似于大陆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遇到一个江苏来的老人,在里面寻找他父亲的牌位。老人说,他从出生就没见过父亲,后来据说在抗战中牺牲了,这个忠烈祠里祭祀着很多为抗战捐躯的将士孤魂,所以他就来找一找,看看能否找到。结果,还真的给找到了。老人情绪很激动,惊动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并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是迅速安排仪兵、花圈和祭品,让老人家祭祀父亲。老人家泣不成声,拿出水果,从江苏老家母亲坟头上带来的土,跪在爸爸的灵位前,说:“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我老了,走不动了!”
台湾对抗战英烈的纪念与恩恤如此用情,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循着这个引信,上网检索了一下,发现很多去过台湾的陆客对圆山忠烈祠都好评有佳。去年,还有一位热心台商赞助了九名大陆抗战老兵,带他们去忠烈祠祭拜。其中一位叫廖沛霖的老兵在现场情绪特别激动,对着蒋介石的雕像叩首痛哭,并说:“委员长委屈了。”后来,马英九得知了这个情况,还特意接见了九名老兵。但是,事情被公诸于网络后,却褒贬不一。很多人对廖沛霖在蒋介石雕像前说的话耿耿于怀,甚至把他骂成“汉奸”、“卖国贼”。
但廖沛霖真的是“汉奸”或“卖国贼”吗?我认为根本不是,而网路上的人之所以这样冤枉他,一是对于历史怀有盲目的偏见,二是体会不到这位老兵对于抗战和领袖的感情,他说“委员长委屈了”,也许并不是真的要替蒋介石鸣不平,而是在替自己鸣不平。
去年初秋的一个周末,我在旧书市上瞎溜达,看到地摊上一堆无人问津的字画,瞄了几眼,觉得还看得过去,就一枪打了回去。整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幅山水写意,四尺整张,画工一般,但内容却很有意思。巍峨的山脚下,绿树环绕,一处家园前,几个日本兵,放火的放火,杀人的杀人,还有一个在张牙舞爪的捉鸡。右上有两行题款:“勿忘血泪仇。忆抗日战争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进村寨,拖(施?)以抢杀烧三光政策,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画作于“乙酉年”,也就是2005年,而从另外一幅作品上的落款“丁亥年……时七十九岁”来看,作者生于1928年,画《勿忘血泪仇》图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我想,画中的情景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日军放火烧掉的房子就是他出生的村子,躲在母亲身后的那个孩子就是年少时的他,这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现在的电视上把日本人塑造的特别蠢,特别好对付,把我们塑造的好聪明好强大,好像不是日本侵略了我们,而是我们提刀跃马杀到了东京一样。殊不知,当年的抗战,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一寸山河一寸血”,并不是夸张的遣词,而是真情实况。当年的日本人,更不是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无能和愚蠢,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战斗力及最凶残的侵略者,他要来占领你的村庄,你十有八九跑不掉,很多平民,最后只能像《勿忘血泪仇》图中画的那样,被敌人残暴的杀害。
《勿忘血泪仇》图(局部)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靠的是什么?我不妨再讲几件事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山东等地相继沦陷,时年17岁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初级)中学的刘可牧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艰辛的流亡之路,他们济南出发,一路颠沛流离,最终抵达成都,历时三年多时间,行程七千里,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不胜枚举,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坚持用两只脚走到了大西南。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信念?用他们自己创作的流亡歌曲《七千里征途》来表达,就是:“七千里一个步伐/跋涉/在黑暗里,挣扎/向着自由/向着自由”。 (刘可牧:《七千里流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上海沦陷区生活的元泰五金店学徒颜滨(生于1923年),他心里也有着和流亡路上的刘可牧一样的信念:“我的心中早就有一个想法,向内地发展,尽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我们的国土就是敌人的大坟墓,残酷的敌人,你等着吧!有这样的一天,我就是杀你们的战士中的一个。”而当他暂时没有能力离开沦陷区时,他则不断地诫勉自己要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知识,“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翁”。(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虽然成都的刘可牧和上海的颜滨互不认识,后来也从无人生交集,但在抗战这件事情上,他们内心所思所想,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更多的青年都有和他们一样的想法,更有一些人,不仅内心想着要杀敌报国,还付诸到了实际行动中。安徽太和人焦佩珍就是其中之一。
焦佩珍(1914-?)
1914年,焦佩珍生于一个小货郎之家,父母及长兄在十来年内先后亡故,他只好与长嫂及侄儿相依为命。1931年县里征兵,他入伍成为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六一五团三营八连的一名新兵,后归属十三集团军卫立煌麾下,从1937年到1945年,焦佩珍一直处于抗日的最前线:
二十六年,七七事变队伍开到南口与日本作战七天,退到石家庄整理四五天后,又坐火车开山西新口,与日本作战,旅长郑廷珍阵亡。新旅长高增济本年十月又由新口开到河南洛阳练新兵,并担任城防。三十年,我们一个团过黄河归朱总司令指挥,与日本作战受伤后升准尉排长,在洛阳住医院。卅一年开芦世修理芦西公路,继升少尉排长。卅三年中原事变,队伍开洛阳三要寺作工。卅四年又开往西夏口与日本作战五个月,我们队伍又改编为暂编第四师二团三营八连,当中尉排长。
抗战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焦佩珍这样不怕牺牲的战士以及刘可牧、颜滨这样千千万万个坚信国家必胜的青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信念支撑起来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抑或最可爱的人。
遗憾地是,这只不过是我泪腺打开后的一厢情愿,真正在这件事情上说了算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以焦佩珍为例,有关他的个人档案,并没有以“抗日英雄”或“抗战老兵”这样的字眼来命名,而是被目为“对焦佩珍政治历史调查的报告”。
我很奇怪这样一个忠肝义胆的军人,有什么“政治历史”值得深入调查呢,而且最后还集结了厚厚的一本。详阅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在抗战结束后曾担任过国军运输连的中尉排长,内战爆发后,他所在的部队曾在山西与解放军作战,“结果两个营被解放了”。他的戎马生涯从此结束,但个人历史却从此说不清楚了。1949年后,他落户的陕西白河县多次对他进行审查,还勒令他写“悔过书”,前半生可圈可点的那些履历上,都被加上了一个字:“伪”。这意味着,他之前把脑壳挂在裤腰上跟日本人拼命的那些事情,一文不值。
1949年后,焦佩珍的历史身份由抗战军人变成了“伪匪军”
“伪”,这是我发掘整理民间档案几年以来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字,伪军官、伪官吏、伪教师、伪雇员、伪特务等等,不论你以前有过怎样辉煌的人生、业绩、荣誉,只要被这个字盯上了,便意味着你的人生得重新来过。“伪”就像唐僧攥在手里的那道魔咒,只要你有一点点不听话,不顺从,就让你生不如死。更重要的是,一个“伪”字,黑白二分,是非两界,切割了历史,不承认中国从清末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政治领袖、全体国民前赴后继接力而来的,只强化自己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有人说,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翻开中国史书,从周到清,我都找不到像现在这样书写历史的第二个胜利者。
我无从寻找焦佩珍在这份“历史调查报告”完结之后(1958年11月)的具体情况,他是否躲过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是否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身份认同,是否和健在的老兵一样得到过勋章与敬礼,我都不知道。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乃至当下,有过焦佩珍这样遭遇的抗战老兵却不在少数。有的人,戎马半生没有成为他们最大的荣光,却成了耻辱和污点。有的人,为了苟活人世,对自己的倥偬历史只字不提,甚至刻意隐瞒,怕的就是失去做人的尊严。抗战胜利都七十多年了,数代人花开花谢,政治的敌意却始终没有消解。
不说了,就此。赶快看吧,说不定不又要失踪了。(2017-7-7)图片来自《浴血抗战:江西抗战将士采访录与日军罪行调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