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全球经济进入“比烂时代”，看谁更烂熬不住，中国更需独善其身

核心观点：

1、全球经济未来的趋势还是低增长、高震荡，不排除发生经济大衰退。在这个过程各国可能会进入“比烂”的时代：明年大概率全球经济增速都是往下走的，但就看谁更烂，谁更熬不住。

2、通胀挥之不去，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节奏很难放缓，美国欧盟的加息会导致新兴市场追随加息，使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

3、美国明年GDP大概率会回落，但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衰退，相比之下欧洲经济更值得担忧，部分欧洲国家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

4、对南欧几国来说，债务危机是老问题，慢性病，而且体量较小，在欧盟乃至全球占比不大，去年中国体量又超过了欧盟，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影响较小，比较关注的实际上还是美国，以及德国、法国等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国家。

5、就过去而言，2020年以前中国的GDP增速几乎是美国的两倍，那时预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2020年以后中美的经济增速差距缩小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是2.5个百分点，美国是3.2个百分点。

6、目前来看，投资的拉动越来越弱了，更多还是要靠消费，还是要想方设法刺激内需，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7、在全球比烂的时代，你不能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速如何高，只要能比美国高两个百分点就有希望，外资就能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的活力。而在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变差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独善其身。

8月30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腾讯财经主持的线上直播中分析了全球高通胀、经济疲弱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作出了上述判断和分享。

以下是投资作业本（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付鹏：请李迅雷老师就当前大家最担心的滞胀风险及其成因，以及对于后市全球经济的展望进行分享。

李迅雷：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对下一阶段全球经济的看法，我的比较长期的逻辑是认为全球经济会步入高震荡、低增长的时代。

从二战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77年，在这段时间内人与自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三个大的变化导致目前整个社会经济和规模之间出现比较大的分化和结构性的扭曲。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为止全球人口持续扩张，从1945年的26亿到现在的接近80亿，加上人的寿命大幅延长，人类需要占有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繁衍与发展，其他生物的领地就缩小了。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过去50年内70%的生物被灭绝，大约有100万种生物正面临灭绝。

病毒要寻找一个载体或宿主，当很多生物灭绝之后，病毒寻找到的宿主就变成了人类。但人类对病毒的应对能力还是有限的：目前能够对于人类产生影响的病毒大约有30万种，但人类只征服了天花和牛瘟两种，我们日后还要习惯与病毒共处。

新冠病毒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阻断，由此引发了通胀、经济的下行甚至负增长，这是与经济直接相关的。

第二个与经济相关的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

过去70多年来，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已经解体，而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约1/10。中国在全球GDP的份额从60年前的3%提高到18%，而美国则从60年前的39%下降到了24%，二者从原来的互补关系逐渐变为竞争关系，导致贸易战、金融战等冲突不断，由此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引发了通胀。

第三点是在过去70多年和平期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分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也面临缩表，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以上三个方面都会促成经济增速的放缓和通胀的居高不下，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似乎化解不了。

过去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战争，解决后通过战后重建能使经济重新快速增长。但现在这样的循环很难继续了，原因是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局部战争依然还有，但是整体的战争很难持续，同时这样的局部战争又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病毒的传播也很难被阻断。

我们过去认为俄乌冲突是一场闪电战，现在可能变成持久战了。疫情的反复、地缘冲突的长期化使得原本已经比较脆弱的经济社会结构进一步走弱，我想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

从目前来看，美国的7月份CPI虽然降到了8.5%、似乎已经见顶，但是要大幅回落恐怕还是比较难的。

首先，虽然美国的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对CPI影响比较大的房租还在向上。美国的房地产比我们预期的要强，即使在严厉的加息缩表之下依然处于比较坚挺的状态，房地产库存处在历史低位，而房租相对于房价又有8-10个月的滞后，因此房租回落存在滞后性。

其次，由于美国的劳动力短缺短期内很难修复，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可能出现能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轮番上涨，使得通胀在短期内难以回落，可能还是会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震荡。

同样的道理，欧元区7月份HICP同比增长8.9%，已经连续14个月上升。由于欧洲在原油和天然气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更大，欧洲受到能源价格影响更大一些。

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的，煤炭又是中国的资产。

既然通胀挥之不去，估计美联储的加息还会持续，9月份即便到不了75个基点，50个基点应该还是有的，这样又会进一步压缩需求。

同时，美国欧盟的加息会导致新兴市场追随加息，使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

实际上，即使没有这样的高通胀，在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走弱的势头，只是疫情进一步加大了下行的斜率；俄乌冲突作为今年的一大黑天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低迷、震荡和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节奏很难放缓。最近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上行，也表明了大家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担忧。其他货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也加大了其他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变化。

那么，美国会不会出现衰退？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的GDP都出现了环比负增长，但是在经济货币政策如此严厉的情况下房价还是比较坚挺，说明相比于“滞胀”，“经济减速”更能反映美国经济的现状。明年美国的GDP大概率还是会回落，但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一定会出现衰退，因为其就业率、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等还是比较强的。

明年更值得担忧的是欧洲经济，部分欧洲国家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所谓的“欧猪五国”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南欧债务国一直都是欧洲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这些国家政治不稳，同时通胀又在延续、经济在往下走，那么今年欧洲经济面临衰退的可能性还会更大。

这一轮的美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出在供给侧上面，如果俄乌冲突和疫情能够结束，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得到化解，它更多是事件驱动的。与欧洲经济相比，我对美国经济相对乐观一些。

对全球经济而言，经济的下行势必会导致需求的回落。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起因在供给侧，欧美国家应对的办法是抑制需求使供需相对平衡。

如果整体经济都在往下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宗商品这一轮上升周期基本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会缓慢的回落。

当然，大宗商品包含的种类非常多，从整体而言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个别品种上是有涨有跌的。

回过头来一句话，全球经济未来的趋势还是低增长、高震荡，不排除发生经济大衰退。在这个过程各国可能会进入“比烂”的时代：明年大概率全球经济增速都是往下走的，但就看谁更烂，谁更熬不住。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里面也有好坏之分。中国还是要稳住咱们的步伐，致力于改革、调结构，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促进消费升级、扩大内需，以此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立于不败之地。

付鹏：2008年以后，欧洲跟美国在能源战略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俄乌危机爆发之后，真正的代价目前是欧洲在买单，它要为过去10年它走的能源的战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想问下李迅雷老师，当年金融危机后，首次暴露欧债危机时，金融市场由于未知性出现一定恐慌，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经济放缓，欧洲承受的压力更大，这个账欧洲买单更多，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金融市场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已知性的答案，而且欧洲有了前瞻性的解决思路，无非是它不可能彻底解决，但是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前面已经展现过了，那金融市场是不是不会对这个事情做很高的定价呢？

李迅雷：对南欧几国（当年欧债危机发生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老问题，是一个慢性病。但是，因为它的体量小，在欧盟乃至全球的占比都不大，所以大家的关注度不高。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体量都超过整个欧盟了，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会相对更小一些，我们比较关注的实际上还是美国，以及德国、法国等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那么整个全球局势也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美国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扛过去，全球经济也不至于惨不忍睹。

2008年次贷危机的核心是流动性问题。这一轮流动性方面应该还可以，各国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存在的，但表现方式可能会更温和一些。

但是，相比于2008年又过去了14年时间，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经济活力进一步降低，全球经济态势面临较大挑战。

付鹏：当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意愿明显下降，真正影响跨国企业选择的到底是成本效率因素还是其他的顾虑和考量？

李迅雷：中国民间应该还是充满活力的。中国与印度的人口差不多，但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是7.9亿，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只有4.7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尽管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中国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是非常强的。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制造业竞争力在短期内还是很难被替代的。

我前面讲到，外需的头部已经出现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扩内需。

我曾经专门算过中国的GDP要有多大的增速才能超过美国，大概算了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中国每年的GDP增速比美国高出两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可以在2035年超过美国。当然前提条件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6.7左右，不能大幅贬值。

第二个是中国每年的GDP增速比美国高出1.5个百分点，那么在2040年可以超过美国。

就过去而言，2020年以前中国的GDP增速几乎是美国的两倍，那时预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2020年以后中美的经济增速差距缩小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是2.5个百分点，美国是3.2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目前来看，投资的拉动越来越弱了，更多还是要靠消费，还是要想方设法刺激内需，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高震荡、低增长的时代，这是一个比烂的时代，你不能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速如何高，只要能比美国高两个百分点就有希望，外资就能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的活力。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努力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提高效率。

付鹏：我总结下，当前基本上廉价的资金时代、廉价的通胀时代结束了，全球化时代正发生逆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减弱，大国间的合作开始变成竞争关系。

这样的全球环境预期能持续多久？短期内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李迅雷：我可能会偏悲观一点。

造成全球这样的局势核心原因是，过去长期积存下来的问题一直没被很好地解决。

比如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提出要推进改革、再工业化，要缩小贫富差距，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推基建投资，拜登上台后又提出要对富人加税，但由于总统任期较短和利益难动的原因，很多事情已经固化了，这就意味着这些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更多是缓解，就相当于一个老年人你要根治他的病很很难了，能够维持现状都已经不错了。

而解决问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需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真诚相待，但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

在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变差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独善其身，按照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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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扩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