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周年 | 媒体的灾难报道进步了吗？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数万同胞遇难，举国哀伤。
汶川地震后，中国媒体反映迅速，及时、透明公开信息，实现了媒体话语机制的大跨越。但是，媒体的报道也存在过于煽情、缺乏人文关怀、“灾难文艺腔”等问题。
灾难发生后，媒体应该如何报道和评论灾难？
今天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十个国家防灾减灾日，《传媒茶话会》为你盘点，十年来传统媒体地震主题报道的变化和创新，以及还存在哪些不足。
新闻报道要跑得过灾难，跑得赢谣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传播场域，从而推动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
一方面，新兴的媒介技术可以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缩小甚至避免信息时滞，于灾难报道而言，可以提高媒体和记者的响应能力，及时、迅速的公布灾情信息，让媒体的信息跑得过灾难的扩张速度。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场域的复杂性，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极易滋生灾难谣言和失实报道，这对媒体如何跑赢谣言和不实报道提出了考验。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7分钟后, 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 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25分钟后, 新华网再发快讯:“四川汶川发生7.6级地震 （后来地震级别被修复到了8.0级）。从汶川地震发生到第一条地震确认播报，新华网用了25分钟。
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县21时19分发生7.0级地震。在18分钟后的21时37分15秒，中国地震台网机器人自动编写稿件，仅用25秒出稿，540字并配发4张图片。
灾难发生后，都会伴随着谣言、假新闻、不实报道，它们钻了灾后产生的信息真空的空子不胫而走，干扰舆论，混淆视听。根据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观点，信息不确定性越大、模糊性越强，谣言的传播力就更强。地震中，媒体、政府聚焦于抗震救灾，无暇它顾，这给了谣言传播的可乘之机。
5.12地震后，诸如：“此次灾难是人为的” 、“当晚将发生大地震”、“一些官兵得了尸毒”、“母亲怀抱三个月大的幸存孩童并编好了手机短信”的谣言和假新闻借助网络发布、手机短信、人际口传等方式迅速扩散，引起了恐慌、猜疑情绪，公众被欺骗。
在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中，媒体长了汶川地震谣言肆虐的教训，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辟谣、科普。
国内20家媒体共发布71篇辟谣报道, 四川当地媒体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辟谣:九寨沟长海溃坝为谣言》《四川地震局:九寨沟地震与汶川地震无关》《直击九寨沟震后一夜》等报道直接辟谣。
在《看云就能预测地震?想多了!“地震云”根本不存在!》这篇报道中，当地媒体不仅辟谣, 还将“地震云”发展史进行科普, 对网友晒的“地震云”作出科学解释。
媒体的权威发布与信息的高度透明不仅降低了谣言的生长空间，还对网络谣言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
面对大灾，媒体记者要做“短跑健将”，要跑得快，越快越主动。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不仅使公众及时了解真相、规避谣言、避免恐慌, 使政府掌握实情, 组织救灾。
煽情报道少了，理性话语多了
煽情是艺术家的事情，新闻过分煽情是媒体不专业的表现。
2008年汶川地震，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汶川地震报道甚至成为我国媒体灾难报道的范本和行业标杆。但是存在的煽情报道不仅偏离了媒体及时、准确传递灾情信息和聚焦救灾、灾民这一主题，还引来了国际同行的批评和质疑。
灾难中的情感传播可以起到凝聚人心、众志成城的正面导向作用。但是5·12大地震后，有些媒体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不断推出大剂量的悲情要素，来锐化人们对灾难情绪的感知。
在某台的赈灾晚会上，被网友誉为“最坚强中国警察”的蒋敏被请到现场。某主持人先说了一段开场白:“在地震发生的头一天,5月11号是母亲节, 对蒋敏来说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了。在明知蒋敏因公未能回家的情况下, 这位主持人还继续追问她“回过家吗?亲人的遗体找到了吗?”这段颇具煽情、不顾当事人内心感受的采访, 引起了观众的普遍不满和不少网友的愤怒。
汶川地震后，很多的媒体都用了大段的文字篇幅甚至排比的句式进行抒情，呈现的灾情、救灾信息比较少。一些新闻评论也是运用诗化的语言进行情绪感染。
“你看,有那么多人顾不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战,救出更多的人: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
“14天以来,几乎每一个人,受灾的人,救灾的人,捐助灾区的人,祝福灾民的人,都呈现出有别平日的面貌。这新面貌,令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仿佛我们不曾了解自己、不曾了解同胞;仿佛我们不曾了解社会、不曾了解政府;仿佛我们不曾了解家乡,不曾了解祖国。”
在之后的地震报道中，媒体的煽情少了，理性声音多了。
在玉树地震中，《新京报》曾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理性的社论。
“汶川后, 这一次行动无需呼吁。从救援到哀悼, 对生命的尊重正在成为政府和公民的自觉。”
“救灾, 未必争这一时，在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当下,我们社会并不缺爱心，缺的是对爱心的组织和引导,在此问题上, 显然大有可为。”
鲁甸地震后，《人民日报》通过微博倡议：志愿者请勿盲目去灾区，请给救援先遣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呼吁理性的志愿者精神。
九寨沟地震后，新华社连发三问：九寨沟7级地震到底咋回事？向公众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如何看待震后的次生灾害、如何认识余震预警。将报道重点放在了答疑解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上，而非抒情。
地震发生后，媒体在表达灾难悲情、救灾感动、英雄歌颂等情感时，应该有所节制，明确媒体的主要职责是及时、真实的传播灾情信息，而不是煽情作秀。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媒体应该报道的。
尊重生命和尊严成为行业共识
人文关怀，不仅是记者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更是媒体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在灾难报道中，人文关怀就是对逝者生命的尊重、对生者精神的抚慰，避免二次伤害。
当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失去人文关怀时，血腥、惨绝人寰的照片会“跃然纸上”；“执着”发问伤者、救援人员就肆无忌惮；追问受害者家属的“好心”就会泛滥。
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不少电视媒体直接展示遇难者的遗体画面,未经任何处理。许多报纸将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照片刊登在显著位置,文字报道中还有对悲惨细节的描写。
某电视台记者拦下刚从废墟中抬出的极度虚弱伤员,不顾采访对象生命垂危,不断进行提问。
甚至还出现了隔着废墟采访压在下面的人的情况。当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时, 记者仍举着话筒, 提出“那是不是很绝望”之类的问题。
这些缺少人文关怀的做法成为后来传媒界集体反思的重要方面, “灾难报道要以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为前提”的理念成为行业共识。
2013年的芦山地震报道中,至少没有出现聚焦死者的镜头，尽可能少地运用冲击力过大的图片、视频，减少了对遇难者惨烈状况的呈现，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更加注重情绪的抚慰。
在2014年的鲁甸地震采访中，记者看见武警满是疲态后,立马收起话筒,向观众们说明,他们太累了,我们让他们休息吧，而不是穷追不舍，干扰救灾工作。
在对遭遇2017年九寨沟地震的灾后生活采访时，一位灾民谈到发生地震时的场景, 一时情绪失控, 记者立刻对灾民进行情绪抚慰，说现在已经安全了, 并询问住在帐篷里晚上冷吗，用水问题有没有解决，物资是否到位等。记者关切的是灾民的生活而非让其回忆灾难。
人文关怀不是宗教教义般的神圣清规，在灾难报道中，选择沉默、不妨碍、不伤害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它不仅是尊重生命、人权的体现，也可以起到纾解负面情绪，让颓废悲观的精神得以振奋的作用。
理性专业的灾难报道探索仍在路上
有学者呼吁，媒体应该有理性专业的灾难报道。汶川地震十年过去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求解媒体人虽已进行了十年的努力，但距交一份完美的答卷尚有距离。
利用新媒体、机器人写稿技术，灾难报道的时效上去了，但是有深度、解释性的地震报道仍很稀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杨继斌曾在新浪网主办的“专业与责任——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研讨会”上说，我们现在提供的不管是信息的需求还是情感的需求，产品都还是不足的，国外的灾难性报道，会看到大量的解释性报道，不管纸媒还是电视媒体，我们做的解释性报道几乎没有。
煽情少了，不代表灾难报道煽情化问题消失了。雅安芦山县地震发生后, 一些媒体的地震报道还延续着之前的抒情标题，汶川、玉树变成了雅安：“雅安不哭, 雅安挺住；芦山不哭, 中国坚强；雅安雄起，芦山不倒；雅安不要怕, 有我们与你同在……”
地震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芦山地震中，女记者在芦山地震现场问吃到热粥灾区群众：“大妈，马上吃上热稀饭了，开不开心呀？”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就断言地震的伤痛正在灾区人心中退去，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吃到热粥、泡面等食物。
及时、真实、理性的灾难报道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精神是一种考验，这有赖于媒体人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提升。但灾难报道中人文关怀的体察，也是更为重要的职业精神，需要记者个体道德修养的增进。
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得斯所言，“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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