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9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报道:“最大规模文保腾退启动:西城区发布文保计划,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明年腾退。”
这条消息对于期待浏阳会馆早日整改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条重磅炸弹,因为此中深意,不光是一两处文物古迹得以保全,也不光是谭嗣同故居一处古建终迎新貌,这是一次对于晚清民国文化的整体归位,是一次为历史、为古建增温之举。
下面择其要领,来看看这则报道:
西城区按照文物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原则,编制并启动实施了北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文物腾退保护计划,计划到2020年完成47项直管公房类文物的腾退工作,带动社会单位管理使用的文物腾退保护,实现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的腾退亮相,力争对被认定为文物的全部会馆和名人故居实施保护。
浏阳会馆等14处文物明年腾退
西城区文化委主任孙劲松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将进行腾退,不少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都被居民当作“大杂院”居住,其中位于宣西北棚改项目中的沈家本故居,成功实践了协议腾退的工作路径,实现了完全腾退。在今后的文物腾退中,将继续延续这一工作路径:同时,西城区编制完成了《西城区“十三五”期间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且主题突出的一项文物保护计划。
该计划着力推进列为文物的名人故居、会馆腾退保护利用工作,实现一批重大历史建筑修缮亮相。重点是对存在安全隐患、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社会关注度高的47项直管公房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腾退保护,并以此带动、推动一批社会单位管理、处于不合理使用状态的不可移动文物腾退保护。
几乎与此同时,凤凰新闻发文《北京西城启动近30年最大规模文物腾退:涉一批名人故居》,内容依旧抄录如下:
北京核心区西城区,在“十三五”期间计划投资逾100亿元启动文物腾退工作,涉及谭嗣同曾居住的浏阳会馆、京剧名伶谭鑫培故居等。这是近30年来,北京启动的最大规模的文物腾退工作。
这是记者从19日进行的北京市西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的。作为北京核心区,西城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北京的“文物大区”之一。据西城规划分局局长倪锋介绍,“十三五”时期,将继续开展文物“解危、解放、解读”工程,推进列为文物的名人故居、会馆腾退保护利用工作,实现一批重大历史建筑修缮亮相。
“十三五”投资超100亿 力争完成47处直管公房腾退
据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主任孙劲松介绍,经过对全区文物资源和保护状况摸底调查,西城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181处,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182处。在363处不可移动文物中,45%的不可移动文物,即165处,作为“大杂院”用于居民居住,处于不合理使用中,存在安全隐患。
孙劲松说,“十三五”时期,将重点对47处直管公房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腾退保护。
据介绍,这47处文物腾退的总面积,将达到约5.38万平方米,区政府财政直接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腾退补偿安置等。直管公房是指由国家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直接经营管理的国有房产。
“这是近30年来北京最大规模的文物腾退。”孙劲松说,以往是依靠其他项目“被动腾退”,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文物保护意识愈发强烈,现在是主题性、成规模、有计划地“主动腾退”。他说,此次文物腾退将实现从“单点保护”到成规模、集中整体保护。
“文物不是私产,是社会的财富”,孙劲松说。
2017年将启动浏阳会馆等14处文物腾退
据孙劲松介绍,“十三五”期间直管公房文物腾退,主要集中在大栅栏、什刹海、阜景文化旅游街沿线、菜市口以南等区域,目前已经启动实施17处,明年将再启动14处腾退,涉及面积约1.1万平方米。
其中包括一批名人故居、会馆等。如浏阳会馆,亦称谭嗣同故居,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重要代表人物谭嗣同居住在此;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的故居,他是谭派艺术创始人;宜兴会馆,该地为清末顺天府尹周家楣故居等。
他强调,在保护与利用问题上,将多种渠道征求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的意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民非组织和居民、志愿者参与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在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前提、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以彰显文物历史价值为导向的前提下,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留住乡愁的公共空间。
宣武区,是晚清留给北京的最后记忆,更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留给北京的最后烙印。关乎戊戌维新的宣武故址,几乎多到无法统计,除了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梁启超故居新会会馆、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外,还有曾位于安徽会馆内的维新团体强学会、位于松筠庵内发生的“公车上书”事件,位于贾家胡同的夏曾佑故居,位于上斜街的徐致靖故居,位于储库营胡同的林旭故居,位于潘家胡同的黄遵宪故居、位于东河沿的杨深秀故居、位于西半壁街的大刀王五源顺镖局、士大夫经常参禅礼佛的长椿寺和聚会赏丁香花的法源寺,当然,还有位于菜市口大街和骡马市大街交汇处的原菜市口刑场。
宣武,承载了太多历史的记忆,宣武,见证了太多历史的真相,宣武,点燃了太多历史的余温。
2010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北京市宣武区行政区划,将其原有地域划入西城区范围,至此,宣武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宣武区虽成过往,但关于宣武的历史记忆却不会消散。晚清士绅云集之地的宣武城南,亦是谭嗣同生死之所在,他于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区烂缦胡同,并于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和参与入京变法时期居住于宣武区浏阳会馆,1898年9月28日他于宣武区菜市口殉难。三处地方均相隔百米之内。
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一条悠长狭窄的小巷;其东面的小巷为南半截胡同,写作《狂人日记》时期的鲁迅先生曾寓居于此;再并排往东的一条巷子是谭嗣同出生的烂缦胡同。曾经的北半截胡同已经被宽阔的菜市口大街取代,然而幸运的是,位于巷口的浏阳会馆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幸好还算完整。
1865年北京宣南古地图
2016年北京宣南百度地图
浏阳会馆为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由浏阳宾兴会所购在京官员谭继洵宅邸改建成馆。谭继洵为谭嗣同之父,官至清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受到株连而被罢官。
会馆分前后两进格局,第一进院的主体建筑是“莽苍苍斋”,第二进院的主体建筑是“怀旧雨轩”。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曾住在一进正房“莽苍苍斋”的北套间。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见证了这场伟大变革由发起到失败的全过程。
谭嗣同许多诗文、信札都在此地写成。他曾在莽苍苍斋自书门联:上联为“家无儋石”,下联为“气雄万夫”。后改上联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改下联为“于时处处,人亦有言”。
1865年,谭嗣同出生时,父亲谭继洵在京户部任职,故而他从小在宣武区浏阳会馆长大。他十二岁时母亲早逝,因受到父亲妾室卢氏的挑拨,故而早年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同母所生的二哥谭嗣襄是他最亲近和信任的亲人。在他的回忆文《城南思旧铭并叙》中曾记载,幼年时期,他与二哥经常在此地附近的龙泉寺、陶然亭、龙爪槐玩耍,还曾在《远遗堂集外文自叙》中记载,二哥曾在玩耍时偷偷躲藏起来捉弄于他,忽然看不到哥哥,于是他“嗷嗷以哭”。此事就发生在浏阳会馆门口的阶下。
1889年,谭嗣同二十四岁时,因科举考试,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浏阳会馆,可却在此时接到了二哥病逝于台湾的消息。伤心欲绝的他放弃考试,星夜驱车赶往上海迎接二哥灵柩。据他在《远遗堂集外文自叙》中记载,奔丧途中经过幼年同二哥一起玩耍的宣武故地,他哭得如同五六岁的孩子。
1893年,谭嗣同二十八岁时,在北京北游访学,亦曾宿于浏阳会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他其中一位好友龙绂瑞的回忆文《武溪杂谈录》中记载,那年他在龙家住了近两个月之久,二人“朝夕谈论,有如兄弟”。
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时,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浏阳会馆居住。这一年,他认识了他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梁启超和夏曾佑。据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中记载:“他(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除却和朋友“吵架”以外,他还常常邀请友人至会馆中聊天畅饮。这年三月的一个傍晚,他与夏曾佑、宋育仁、吴樵、汪大燮等聚饮于北半截胡同南口的北京“八大居”之一的广和居饭店,并在饭后邀请众人至浏阳会馆畅聊谈笑,据夏曾佑日记记载,“饭毕,共至复生寓,畅谈而别”。
1898年,谭嗣同三十三岁时,奉召进京担任四品军机章京并参与变法,这是他最后一次入住浏阳会馆。变法失败后,不愿出逃的他与梁启超在浏阳会馆“一抱而别”,并立下“程婴、杵臼、月照、西乡”之约。两天后的早上,他在病中被逮捕于会馆中的怀旧雨轩。几天后,他与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被斩于会馆不远处的菜市口刑场。当日,他的好友大刀王五、仆人刘凤池为他收尸,并停在会馆内。第二年运回浏阳并下葬。迄今,刘凤池的后人仍居于会馆的倒座房内。
1986年12月,浏阳会馆被宣武区政府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6月,浏阳会馆被公布为第八批北京市文保单位。
2016年12月,包括浏阳会馆在内的14处文物古建被宣布腾挪,改造为纪念馆。
我相信,这都是会载入史册的一笔。
多年前开始,谭嗣同的曾侄孙谭志宏先生就在为浏阳会馆腾挪之事奔走努力,他曾多次来到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协,与政协领导商洽浏阳会馆之事。言及到自己先祖嗣同公曾经故居的现状,他连说几次“不忍看,也不能看,对不起先人,也没法面对后人。”
浏阳会馆入口处
对于浏阳会馆的第一次记忆,是我大一时一位姐姐带我来的。凭借着几分建筑学测绘功底,我在残砖碎瓦和搭建棚户间绘出了浏阳会馆的原始布局平面图。浏阳会馆正门位于高台之上,距晚清时隔百年有余,却高出地平几乎1.2米以上。与之成对比的是不远处的南海会馆,却竟然低出地平1米左右。朋友曾与我笑谈这种高差的形成原因是“人品决定高度”,笑话归笑话,但不知道是否是我的错觉,每次看着会馆大门以及莽苍苍斋,都会有种较之其他建筑更为高大磊落之感。
曾在与另一位朋友同游浏阳会馆时被问及哪里有关于维新故址的纪念馆,我答到,现在暂时没有,有生之年不知是否能看到浏阳会馆变为纪念馆了。如今看来,终究是可以了。而浏阳会馆,也以它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即将成为北京关于晚清戊戌维新运动的第一个纪念地。
我曾想象过夏曾佑日记中,丙申年一月隆冬,他与梁启超、张元济同去动物园游玩的画面,也曾想象过二月早春,他与梁启超一同赴“长椿寺捡书”的画面;我曾想象过梁启超在安徽会馆中贴一世界地图然后便翘首期盼有人来观看的画面,也曾想象过谭梁在法源寺中谈禅赏花逗猫玩的画面;我曾想象过林旭穿过储库营胡同到上斜街径直走入宣武门的画面,也曾想象过他与郑孝胥朝夕相处一天见面三次犹嫌不够的画面;我曾想象过少年时期的谭嗣同与他的哥哥谭嗣襄在烂缦胡同中追逐打闹的画面,也曾想象过他背诵《清明》“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时哭到泣不成声的画面。
曾有位朋友说过,为我们献身的烈士,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最多不过是追忆罢了,但只要你还在努力对抗着遗忘,这就足够了。而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感谢宣南,让我对抗着遗忘,感谢宣南,留给我这样的画面,感谢宣南,燃起了历史的余温。感谢为浏阳会馆的腾挪工程而尽心竭力的谭志宏先生,一人之力,足可以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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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光有谭嗣同也不光有梁启超
还有晚清群学之众人
在等待你的到来